清代京城冬季流行消寒会
消寒会，又叫“销寒会”“暖冬会”，是指在数九寒天时，文人雅士云集并轮流做东摆设酒席，吟诗作对，休闲取乐以度过漫长寒冬的宴会。
消寒会始于唐代，在北京城里流行起来还是在清代，宣南文化的兴盛带动了消寒会习俗的发展。
当然，消寒会的主题随着参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宣南士人雅集主要是饮酒赋诗，写字作画；官僚阶层举办的消寒会，因参与之人多是达官显贵，所以集会也带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当然更有一些以祭祀黄庭坚、苏轼等为由头的消寒雅集，以此来传承先辈的文化记忆。
文人雅士钟情消寒会
据考证，消寒会的由来始自唐代。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文学家王仁裕在其著作《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有一位名叫王元宝的富人，每到冬季下大雪的时候，他总是吩咐奴仆把府门前一直到巷子口的长长道路上的雪都扫净，他本人则耐着寒冷恭立巷口，亲自礼迎来宾，宴会间大家共享美酒和以烤肉为主味的佳肴，这种聚会被称为“暖冬会”。另据《太平广记》中记载，王元宝本是一介布衣，因为富有经商头脑，后变成富可敌国的商人。王元宝到底有多富？他所拥有的绢比终南山上的树还要多。
王元宝性情慷慨，喜欢结交士大夫文人群体，总是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在唐代，文人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成为朝廷高官，王元宝也就自然的在官僚体系里建立了人脉。与王元宝相似的另一位大商人邹凤炽，也为了结交朝士而大摆宴席，同样谦恭逢迎。由此可见，唐代消寒会主要是流行在商人和士大夫阶层的社交活动。
后来，消寒会作为闲情雅致的聚会，延续了下来，并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们的习俗。到了宋代，消寒会就已经在江南盛行。南宋时期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文学家范成大，在《严子文以诗见寄次韵》一诗中便有“笙歌暖寒会，当任主人为”的诗句。
范成大是平江府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在江南举办的消寒会已经开始出现奏乐歌唱等形式，这个场景也被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
到了清代，消寒会也不只是士大夫之间的聚会，已经走进官宦人家。康熙年间进士查慎行在北京学习、工作了将近30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收录在《人海记》中。其中记载了这样的场景：“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宫中始烧暖炕、设围炉，旧谓之‘开炉节’。”“开炉节”这天有个节目就是“消寒会”，据高鹗续写的《红楼梦》九十二回，“宝玉道：‘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要办消寒会，齐打伙儿上下喝酒说笑。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这会子没有信儿，明儿可是去不去呢？’”
当然，清代时，文人雅士仍旧是消寒会的中坚力量。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燕京杂记》记载，也是阴历十一月前后，士大夫们九个人聚在一起，每逢九日聚会，取“九九消寒”之意。这个“九日”分“明九”和“暗九”，明九就是九个人，暗九指的是九的倍数，十八、二十七等。大家聚在一起饮酒赋诗，“继以射，继以书画。”主人会预备宣纸若干，来者自备笔墨，现场作画，“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其画即署主人款。写毕张于四壁，群饮以赏之”。也就是说，到了清代，消寒会中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除了饮酒食肉、歌咏诗赋，也有了围炉啖茶、水墨丹青。
寿苏会是消寒会的重要主题
寿苏会是文人雅士为苏轼诞辰纪念日举办的聚会，始于清康熙年间。由于苏轼生日为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正是寒冬之时，于是寿苏会就成了消寒会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纪念苏轼？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苏轼是为数不多的有准确生卒年月记录的先贤，其生日记录在康熙朝《御定月令辑要》中；其二，苏轼一生坎坷，仕途受挫的官僚文人通过寿苏会，除了表达自己对苏轼的认同和崇敬，也颇有些聊以自慰的心态。
寿苏会和其他的消寒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固定的日期和主题：围绕苏轼进行唱和题咏、挥毫泼墨，同时要展出苏轼的墨迹、书籍，也有临摹苏轼的书法画作以及苏轼喜欢的食物。
食物不难准备，都是苏轼爱吃的：猪肉、蜜酒、黄鸡等。值得说的是这个“笋脯”。苏轼曾给友人孟亨之写信，描述了自己吃斋的一天，“今日斋素，食麦饭笋脯有余味，意谓不减刍豢。”
清代内阁学士翁方纲，主持过非常多次的寿苏会。因为苏轼对笋脯青睐有加，于是翁方纲每逢寿苏会上，都将笋脯奉于苏轼的像前。
寿苏会上，挂的苏轼像一般为后世名士所画，他们会把自己心中苏东坡的形象以笔墨绘之，最常挂的是《东坡笠屐图》。翁方纲所举办的寿苏会上偶尔也挂朱鹤年画的《东坡先生像》。据记载，翁方纲主持的第一次寿苏会上，展示的是摹清初四大画家之一王原祁的《苏斋图》、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所作《苏斋拜坡公生日图》以及清初帖学四大家之一何绰等人书写的苏斋字。后来，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时，花60金购得《蒿阳帖》，也称《天际乌云帖》。虽然此帖被诟病并非苏轼真迹，但翁氏却对此帖爱不释手，他专为此帖所作的题跋就有35则。
若要没有苏轼的真迹和后世临摹的画像，寿苏会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找人借。1816年，翁方纲门生梁章钜想办一场寿苏会，于是找向翁氏借《东坡笠屐图》及东坡墨迹《偃松屏赞》，为此翁氏还做了一首诗《兰卿借苏斋笠展像并偃松屏赞卷集同人作坡公生日求赋诗》，大意是：可怜我这年老多病已经无力举办寿苏会，劳烦他（梁章钜）办一场。翁方纲还对梁章钜说，我办了这么多年的寿苏会，希望能将这些与会者的诗文整理成书。但这个愿望终没有实现。
“消寒诗社”影响多位士子
嘉庆九年（1804），在京城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的陶澍发起组建了“消寒诗社”，初名“消寒纪”。因诗社常在宣武门外一带活动，后来改为“宣南诗社”。
诗社自冬至开始，“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初始成员多来自陶澍嘉庆七年会试的同年（科举考试同科中试者），大多也供职于翰林院。后来因陶澍回乡丁忧，诗社停办了几年。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才由翰林院编修董国华再次组建。
早在雍正时，皇帝曾撰写《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公党”“私党”之分，严禁士人结社。碍于朝廷“严禁聚会”的禁令，“消寒诗社”的人数一直维持在九人左右，规模有限。但随着嘉庆年间，禁令的慢慢放开和士风的转变，士人交游趋于活跃，诗社逐渐蔚然成风。
据胡承珙《求是堂文集》中的记载，消寒诗社并非都是诗酒应酬，他们时而谈古论今，时而传承经世之学。在消寒诗社的成员中，陶澍、梁章钜、李彦章等人都是经世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后来举人出身的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也应邀参加。他们关心国计民生，每逢雅集必少不了作些哀叹民生疾苦的诗词，这也为他们走上经世致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消寒诗社存在20多年，并无固定会所，或在成员家中，或在万柳堂、崇效寺等地。后来由于诗社的老成员几乎全部到外地任职，消寒诗社也于道光六年（1826）停止活动。诗社虽停止，但成员之间早已成为终身挚友，比如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三人几乎同时获得外任，并且在任上表现突出，这与他们在消寒诗社长期互相切磋，砥砺志行分不开。
清代官员也办消寒会
清代官员举办的消寒会，难免会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王文韶日记》中记载，光绪六年（1880）十月初十日，在孙家鼐、翁同龢、王文韶等五人的聚会上，翁提议此后举办“消寒之约”，然后轮流做东。但由于几位与会人事务繁忙，翁同龢提议的“消寒之约”仅仅持续五次。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十二月朔（1880年12月31日），赴孙子授（孙诒经）消寒集，在颂阁（徐郙）处。燮臣（孙家鼐）、夔石（王文韶）、子腾（张家骧）、绍彭（广寿），主客七人。”此为第一次消寒会。第二次是光绪七年正月十七日，由绍彭做东，薇研（童华）到但子授未到；第三次是正月二十日，夔石做东；第四次是二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做东；第五次是三月初二日，燮臣做东。
参与的这些人中，孙诒经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徐郙任太子詹事；王文韶任兵部左侍郎，并在军机处上学习行走；张家骧、孙家鼐、翁同龢、童华为光绪帝师；广寿总管内务府大臣。四人为帝师，四位官居要职，而且翁同龢、张家骧、孙诒经、徐郙四人曾经在同治帝去世当天被招进西暖阁商议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之事，可见他们全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因而他们的消寒会带着一些政治同盟的意味。
据记载，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事件发生，孙家鼐与翁同龢、潘祖荫、孙诒经、童华、殷谱经、徐颂阁、张家骧等九人联衔上折，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进行改约谈判。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处国土。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圈子在政坛上的影响力。
除了翁同龢，叶赫那拉·那桐、邹嘉来等人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消寒会的情况。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九日，那桐开始了戊戌年的消寒会，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三日，共举办九次消寒会。邹嘉来的《仪若日记》记载，他从光绪十三年（1887）至光绪十七年举办过二十余场消寒会。那时，邹嘉来还只是吏部的一名小差役，没有这么多应酬和政治目的，参与消寒会的人也相对年轻，他们的活动就丰富一些，除了饮酒，偶尔也去“冰嬉”。冰嬉是清代流行的众多冰上活动的统称，包括滑冰、冰上蹴鞠、射箭等。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去隆福寺西鸿雪草堂照相——照相在光绪年间可是个新生事物。另外，清朝也有旗人组建的诗社，同样举办消寒会，但形式和内容并无太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