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目前学界对《非攻》的研究,观点相对来说差异不大,都认为鲁迅对墨子持正面褒扬的态度,且墨子这个人物身上也带有鲁迅本人的投射。较早如许寿裳所言,鲁迅在描写禹、墨时,“不知不觉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鲁迅生平真真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愧为中国的脊梁!”王瑶也强调墨家的实践精神,认为墨、禹这些真正“中国的脊梁”的重要特点就是“干”,而不是空谈,鲁迅自己也一向重视改革的行动和实践。高远东在儒道墨三家比较的框架中审视鲁迅与墨家的关系,提出鲁迅对墨家人物的描写更多是“一种寄托着主观理想价值的热烈肯定”。在墨家思想中“无疑贯穿着一条高扬人的主体意志力量的主线”,与鲁迅早期思想中对于“新神思宗”“尼采之超人”、摩罗诗人的神往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现实感受遥相呼应,凝结为一种对于“理想人格和现代伦理精神的崭新探讨”。海外学者张钊贻主张《非攻》的主题是反对侵略,表达了鲁迅实干抗战的主张,墨子身上“拥有的是长途跋涉后的坚毅、沉默与黑色”。孙郁在一篇近作里再次提出, 《非攻》不是解释墨学, “而是由墨子反观现实, 追慕一个英雄的存在”。这些观点彼此对话、 呼应, 构成了对《非攻》的主流阐释, 其合理性和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除了显在的“扬墨”主题之外, 小说是否还有其他隐含的思考? 在思想竞争的历史上, 墨家是失败者, 小说家是否触及以及又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

从虚构和想象说起

虚构和想象是历史小说的必需之物,缺少虚构,历史小说大概会变成断烂朝报的杂凑。所以鲁迅也强调,自己在写历史小说时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小说家显然是想通过虚构和想象给读者传递一些言外之意,否则读者大可去读史书。换言之,在《故事新编》里,史实并不属于鲁迅,想象和虚构的部分才属于鲁迅。他如何无中生有、编造细节,并将之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处理它与史实的关系,实在值得注意。

在《非攻》里,墨子是墨家精神的化身,在各次论辩中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的出场就意味着“正确”“真理”“难以质疑”,但这也使其形象成为墨家理念的符号,缺少了一些丰富和变化。如林非就认为墨子形象“清晰”,但这个写得相当清晰的人物形象“依旧显得缺乏一种动人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篇现实主义小说,“它缺乏应有的想象和虚构的工夫”。林非坦率地指出,《非攻》的改动、想象和虚构是很少的,主要是根据文献材料铺排而成,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多少做了一些“点染”而已,“基本情节显得过分地拘泥于原来的文献材料”。

其实不仅是林非,不少学者也都注意到,相对而言,《非攻》比较缺少小说应有的虚构与想象,但他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鲁迅之所以在《非攻》采用“纯写实”的笔法,“可能因为墨子本身就是个务实派,这种写法容易使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不用外加更多的枝叶”;有的认为鲁迅对墨子只予铺排,不加改动,完全遵循文献典籍的精神塑造,是因为鲁迅对墨子饱含敬意,“这说明鲁迅完全接受由禹和墨子代表的传统精神价值”。因为过于敬重墨子,所以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反而放不开手脚,被历史文献束缚住。孙郁也敏锐地注意到《非攻》“风格上与同时期别的作品比,‘油滑’渐少,显得有些雅正”,在写墨子这个人的时候,“笔墨颇多节制”——这其实也可看作对鲁迅笔法的委婉疑问。

事实上,《非攻》中的虚构和想象主要是体现在公输般这个人物上,而这个人物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注意,所以就给人留下了《非攻》缺乏想象和虚构、笔法拘谨、不够活泼的印象。《故事新编》除了主要人物如大禹、老子、眉间尺等之外,还有一些王瑶所说的“虚构的喜剧性的穿插人物”如小丙君,但公输般显然不是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他是仅次于墨子的二号男主角,分量很重,而且写得很鲜活,性格特征非常醒目。为了写好这个人物,鲁迅花费了不少虚构和想象的笔墨。但很奇怪,何以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个人物。笔者认为,如果认真分析这一人物以及鲁迅的写法,很可以发现一些新问题。

公输般就是公输子,又称公输盘,又被认为是鲁班。史书对于此人有所记载,但多记其事或论辩,很简略,我们很难从中知道他的性格气质。对这一类人,若据实书写,很容易写得死板凝滞。但在小说里,这个人物是很生动的,而且性格立体而统一,有着浮雕般的触感。小说开始,墨子代表正义,对公输般有着负面判断:“他总是依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在墨子看来,公输般先是挑动楚国和越人之间的战争,后又怂恿楚王攻宋,是个颇具野心、惹是生非之人,所以说“我去按他一下罢”。这句话是鲁迅虚构的,也很有意思。它说明公输般虽然嚣张,但仍然是可“按”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利用言辞去说服、压制的。这就为后文墨子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小说里公输般的门丁很势利,但轮到公输般出场时,并不令人讨厌:

“阿呀! 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输般吃了一惊,大叫起来,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阶下去。门丁也吃了一惊,赶紧跑在他前面,开了门。墨子和公输般,便在院子里见了面。

“果然是你。”公输般高兴的说,一面让他进到堂屋去。“你一向好么?还是忙?”

“是的。总是这样……”

得知墨子到来,公输般不仅没有拒见或躲避,反而“大叫起来”,跑到阶下去,要亲自去开门迎接墨子,而且见到了墨子,更高兴地说:“果然是你”,这显然说明他们之间关系比较融洽。而且作者也用极精炼的笔墨,写出了公输般喜形于色的直爽性格。接着又写道,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他,想托公输般去杀掉这个人。面对墨子的试探,公输般一下子便“不高兴了”,再试探一下,就真的“忍不住发怒了”,沉了脸,冷冷拒绝墨子的要求,把情绪直接表现在客人面前,这也说明公输般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喜转怒,但他的性格是一致的:喜怒形于色,不会掩饰自己,也没有太深的城府。一旦他被墨子说服,就承认“先生说得很对的”,也没什么面子顾虑,一定要抬杠,而是爽快地承认错误。墨子提议他歇手,他怅怅地说“这可不成”。鲁迅在这里为什么要用“怅怅”这个词?怅怅的意思是失意的、失落的、不快的样子。公输般之所以感到“怅怅”,正是因为已经向楚王提议过攻宋,虽然现在知道已错,但攻宋已经成为楚王的决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难以挽回,所以才感到遗憾和失落,这就表明,他其实是真心觉得自己错了,知道自己错而很难挽回,所以才感到怅怅,这也说明刚才他的“先生说得对”是真心话,并不是违心之词。所以,当墨子要亲自去说服楚王的时候,公输般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公输般知道拗不过,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王;一面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来,诚恳的说道:

不过这要请先生换一下。因为这里是和俺家乡不同,什么都讲阔绰的。还是换一换便当……”

“可以可以,”墨子也诚恳的说。“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只因为实在没有工夫换……”

这一段也是鲁迅虚构的,史书中没有。那么,公输般为什么要让墨子换一身衣服和鞋子呢?是不是郢的风气是讲阔绰,所以公输般也腐化了,讲究华服美食?要注意“换一换便当”这几个字——因为墨子要去见楚王,目的是说服楚王改变决策,那么就要随俗变通,就要争取给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所以公输般才建议墨子换衣服。可见,公输般是真心想让墨子去说服楚王的,他的建议是为了帮助墨子,获得游说的最佳效果。否则,他大可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就让墨子穿着破衣烂衫、像个乞丐般去见楚王。墨子显然也是明白公输般的用意,所以也就不拘泥于墨家“节用”的理念,很听话地换上衣服。事实上,如果墨子游说楚王失败,楚王继续采纳公输般的军事计划,对公输般维持自己的地位其实是更有利的。可见,在被墨子说服之后,公输般确实是实心实意想帮助墨子,并非两面三刀之辈。

走笔至此,肯定会有人说,既然你说公输般是想帮墨子,那下文他为什么还要杀墨子呢?这其实就涉及如何解读塑造公输般形象最重要的一段情节了:

楚王和侍臣虽然莫明其妙,但看见公输般首先放下木片,脸上露出扫兴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两面,全都失败了。

楚王也觉得有些扫兴。

“我知道怎么赢你的,”停了一会,公输般讪讪的说。“但是我不说。”

“我也知道你怎么赢我的,”墨子却镇静的说。“但是我不说。”

这一段情节并非出于鲁迅的虚构,而是见于《墨子》,原文如下: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从字面上看,经过兵棋推演,公输般失败了,他十分扫兴,并在言语中一度威胁要杀害墨子。但是他说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理解?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有杀掉墨子以取胜的念头,这种想法不靠真正的实力,反而是靠盘外招,确实令人不齿。这也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常以“狡黠”来形容公输般甚至指其为阴险小人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公输般真下决心要杀掉墨子,他会向墨子暗示自己的意图吗?而且请注意,鲁迅是用“讪讪的”来形容公输般说话的表情。讪讪的,意思是不好意思的、难为情的,那么,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会为自己的阴谋而感到难为情吗?他那讪讪的样子,不正好出卖了他的内心吗?他的话不像是阴险的谋划,更像是失败者无计可施之后,情急之下夺口而出的掩饰尴尬、挽回颜面的遁词。可以试想,墨子虽然是北方的贤者,但在楚国不过是一个孤立无援、乞丐似的人,如果公输般不说,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公输般是楚国的权臣,如果他真正想杀墨子,应该易如反掌,在他的府邸就可以结果墨子的性命,还用得着像孩子赌气似的一争口舌之快吗?这不正好说明公输般并不是一个真正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小人?就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他在楚王面前一败涂地,颜面尽失,所以一时被失败冲昏了头脑,想通过耍无赖的方式获得精神胜利,但他这种冲动的、意气用事的言行,却恰恰表明他并非真正的阴谋家。

不仅如此,按照今人的研究,这个情节可能是墨子门徒所添加的,因为它只在《墨子》中有记载,在《吕氏春秋》《战国策》《尸子》等同样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故事的史籍中并没有这一情节。如果确实如此,可以想见,墨子门徒增加这个情节,目的可能是想突出公输般的阴险以及墨子在智勇方面都更胜一筹,但没有想到反而使连圈套都不会设的公输般显得有几分稚拙憨直。我相信,鲁迅保留了这一情节,并不是因为《墨子》比《吕氏春秋》等文献更可信,而是因为这个情节更能够体现公输般的性格,更能够依据这个情节对这个人物进行想象和虚构,从而写活这个人物。这个性格不是“狡黠”“阴险”,而是爽直、坦然、无心机,甚至有几分幼稚。这也使得小说对公输般的描写,从头到尾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而不是忽而“诚恳”,忽而又“狡黠”,忽而要借给墨子衣服,忽而又要设计杀他。

我们看小说的结尾,公输般的性格和行为依然率直可爱,他虽然输给了墨子,但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不仅要留墨子吃饭,还劝他在自己府邸留宿一晚: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般道。“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

“那可也是的,”公输般高兴的说。“我没有见你的时候,想取宋;一见你,即使白送我宋国,如果不义,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国了。”墨子也高兴的说。“你如果一味行义,我还要送你天下哩!”?

当主客谈笑之间,午餐也摆好了,有鱼,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鱼,只吃了一点肉。公输般独自喝着酒,看见客人不大动刀匕,过意不去,只好劝他吃辣椒:

“请呀请呀!”?他指着辣椒酱和大饼,恳切的说,“你尝尝,这还不坏。大葱可不及我们那里的肥……”

从对话来看,不仅两人的思想交流是坦诚的,没有伪饰,直来直去,从待客之道也可以看出公输般的诚意:既然墨子不沾酒、鱼,那么就劝他多吃一些辣椒和大饼;客人不饮酒,自己本不会喝,兴之所至,反而喝到有几分酒意,这哪里像是一个蓄意要谋害墨子的阴谋家?在公输般略有醉意后,他更加高兴起来,又和墨子讨论起义有无钩拒的问题来,结果还是被墨子驳倒:

“但是,老乡,你一行义,可真几乎把我的饭碗敲碎了!”眪公输般碰了一个钉子之后,改口说,但也大约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实是不会喝酒的。

“但也比敲碎宋国的所有饭碗好。”

“可是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老乡,你等一等,我请你看一点玩意儿。”

他说着就跳起来,跑进后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会,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木头和竹片做成的喜鹊,交给墨子,口里说道:

“只要一开,可以飞三天。这倒还可以说是极巧的。”

“可是还不及木匠的做车轮,”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说。“他削三寸的木头,就可以载重五十石。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

“哦,我忘记了,”公输般又碰了一个钉子,这才醒过来。“早该知道这正是你的话。”

……

送他出了大门之后,回进屋里来,想了一想,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

公输般对墨子尊敬有加,予以盛情款待。但请注意,他在墨子这里,其实是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沉重打击。公输般的每个观点都被墨子不留情面地驳倒,公输般的饭碗——楚国“军事装备总设计师”——也几乎被墨子敲掉了,他在楚王那里的地位,肯定是大大下降。连他自己最得意的独家发明——制造精巧的木鹊——也被墨子否定了。换言之,公输般在墨子那里碰了无数的钉子,作为一个发明家的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都被墨子否定了。但即使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打击,他也并没有怀恨在心,没有发出“既生公输般何生墨子”的悲叹,而是“想了一想,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墨子的教训。在简短的篇幅内,鲁迅写出了一个性格鲜明活泼的公输般。同行是冤家,他是墨子的对手、政敌,但并非大奸大恶之辈,更像是墨子的一个有缺点的老朋友。他心地坦诚、直爽诚恳、热情开朗、少有伪饰,能够接受墨子的劝导,知错就改。相对于满口大道理的墨子,公输般更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鲁迅本来是为了烘托墨子而设置公输般这个人物,但他对公输般的虚构和想象,无意中反而使这个人物生动、活跃起来,甚至掩盖了墨子的光芒。他的存在不仅是对略显单调刻板的墨子形象的调剂与补充,也使小说的整体气氛变得不那么滞涩。

再来看看另一个配角楚王。以往的研究要么认为楚王是庸碌的,要么认为他是昏庸的,总之也是一个反面人物。实则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个楚王与公输般一样,既谈不上庸碌,也并不昏庸,反而很有人的气息。他与公输般的性格有相似之处,都比较爽直而容易接近——他一听公输般介绍墨子,就立刻接见,用不着费力,说明他有向善之心而无帝王的架子,愿意接近圣贤。他能够与墨子平等讨论,一旦被墨子说服,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强词夺理、仗势欺人。他虽然看不懂墨子和公输般之间的沙盘推演,但对于其结果也能坦然接受,在己方失败后,除了“也觉得有些扫兴”,并没有恼羞成怒,对公输般杀掉墨子的馊主意也没什么兴趣,反而是被墨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周全的防御准备所感动,爽快地放弃了自己筹划已久的战争计划。他很能听取别人正确的建议,因此与其说他“昏庸”,不如说他很明智。

由此,《非攻》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以往被认为是反面人物的公输般和楚王,其实可算是“我本善良”。在这些配角身上,小说家投入了较多的虚构与想象,目的并非对他们进行严厉辛辣的批判,相反,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化和理想化的处理,这也是小说呈现出《故事新编》里少见的暖色调的主要原因。那么,鲁迅为何会这样写,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理性人”假设

墨子称“义”为“天下之良宝也”曾说“万事莫贵于义”,“大义,天下之大器也”,所以“义”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具有本源、核心的地位。在《非攻》里,墨子也是用“行义”的理念来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非攻》理解为一个“义”得到了宣扬和实现的故事——经过墨子的游说,公输般与楚王改变自己的决策,保证了公共利益,也初步践行了“义”。这样的主题和情节必然会对人物的特点有所规定和要求。换言之,公输般和楚王的人物设定必须符合墨家的“义”对接受者的要求,能够保证“止楚攻宋”故事得以成立。

一般认为,墨家的思想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均持此说。换言之,墨子是把道德要求、伦理规范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墨子很明白,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劝说世人“行义”的,所以采用了“以利言义”的论证策略。《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墨家的义就是利,利人利己,就是行义;做对自己不利、对他人不利的事,就是不义,“在墨家思想中,利与义是一致的,重利就是贵义”。这里的“利”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其一,墨子本身追求兼爱,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墨子所说的“义”主要是指“天下之利”,如“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另一方面,墨子也讲自我之利,也就是个体也要获得最大的利益,避免损失;但这种自利的方法不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而是对等互报的兼爱,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所以墨子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从长远看,自己行义,天下得利,而自己也从中受益。事实上,在小说里墨子也是用这种论点来说服对方的:他用发动战争会失败、利益受到损失来说服楚王(这是小说里游说楚王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也就是令楚王认识到自己利益将受到的损害),用行义将得到天下来说服公输般。因此,墨子之所以能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关键不在道德说教,而在于晓以利害,让他们明白侵略将带来真切的损失,和平将带来实在的红利。

这种论证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公输般和楚王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简单地说,“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就是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的抽象,这一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收益。换言之,“理性人”就是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理性优化选择。小生产劳动者是墨家思想的社会基础,对于墨子来说,“人是一种理性的计算者,除非他或她的精神混乱”,“理性人”假设自然就成为墨家学说的论证基础。公输般和楚王就是这样能够权衡利弊的“理性人”。无论是利害原则还是道德原则,他们都可以凭借理性进行认识和判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他们甚至和墨子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如“义不杀人”“义不偷盗”“不亏人自利”等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性假定,墨子才可能去通过论辩说服他们。

不仅如此,墨子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用“趋利避害”来说服公输般和楚王,而是使他们理解并接受墨家的“义道”。墨子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此从长远来看,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统一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应当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亦然。而且墨家认为“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利益的实现存在于主体的道德化过程中，主体一旦实现了道德化,就会追求他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如墨子说的“一味的行义”,不但会拥有巧,“连天下也是你的”。因此,只要楚王(或公输般)行义,自然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保证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庶几接近一种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开明式自利”社会模式。当然,由于这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更多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只存在于远景之中,所以才需要更多的理性来克服私欲本能的抵触。

因此,我们可以将止楚攻宋的情节结构视为一个理想化的假设模型,其前提是统治者是高度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无论公输般还是楚王,他们身份不同、作用有别,但终归是理性的,都可以通过以自利为基础的计算,做出最优化的选择。所以,墨子才能通过语言的游说而非暴力来实现止楚攻宋的目的。

这样一种论证模式,必然要求将墨子游说的对象——公输般和楚王——从现实环境中抽离出来,并加以理想化,使之成为《故事新编》中少见的依据理性而行动的“特殊统治者”形象。小说的虚构与想象皆服务于此。公输般和楚王因此就需要具备基本的同理心、自利的本性、能分辨价值大小并做出优化选择的理性认知能力,从而能够与墨子沟通,一经墨子点拨,就能顿悟而改过自新,成为墨家思想的合格接受者。如此,智慧的教导者墨子和“特殊统治者”公输般、楚王,就构成了“理性人”三人组,完成了一个类似于圣贤点化信众的故事,为小说抹上了一笔在《故事新编》中并不协调的乐观主义的亮色。

墨者的危机

然而,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虚构与想象的处理及其效果,其实是有损于小说的思想深度的——如果墨家学说和“理性人假设”都能够普遍成立,按照墨子说服公输般和楚王的难易程度,一个没有战争的“黄金世界”早就应该实现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认为鲁迅之所以将“止楚攻宋”这一本该极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理性人说服理性人”的理想化、极简化的模型,并非因为其叙事才能在晚年有所衰退,而是因为他在潜意识当中,试图通过这一模型过于光滑顺畅的运行,来暴露墨家思想的某些内在缺陷。

首先,在小说中墨子能够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就在于公输般和楚王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有着可靠的、能够通过成本收益计算进行最优选择的理性思维,能够认同墨子对利益关系的分析,这是墨子论述的方法论基础。但“理性人”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它将人抽象为理性(自利的个人经济动机)的执行者,而忽视了情感、直觉、精神、道德和其他动机的影响。所以“理性人”(经济人)概念被亚当·斯密提出之后,就一直备受争议。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就认为,人的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所以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行为往往偏离理性;“理性人”假设是苛刻的，人不可能如“理性人”那样具有完全的信息与完全的计算分析能力;人也并非追求偏好最大而只是要求“满意”的结果。由于人是环境中的人,“理性人”的行为无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受其阶级、财产、地位、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时刻甚至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左右。这些理性之外的因素,使得“理性人”不可能获得完成决策所需的完全和完美信息,不可能具有穷尽所有备选方案的能力,也无法对备选方案后果做出全面的评价和判断。墨家思想关于“义”的论述是逻辑自洽的,但它的弱点在于以“理性人”作为假设前提。墨家政治哲学论述的出发点,是欲赏畏罚、趋利避害的人性假定,是假设君王、大臣和百姓都具有理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常常是矛盾、冲突乃至不可调和的,道德、情感、价值观也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因此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靠不住的。楚王能够被墨子说服,相信侵略将带来更大损失,这只是孤立的经验事实。《铸剑》中的大王,极端自私、喜怒无常、胶戾乖剌、滥杀无辜,和眉间尺、黑衣人就并不共享道德前提,更谈不到理性决断。墨家对这样的君王,不要说以口舌来说服是幻想,连“诛之”也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更多时候是无可奈何,而“义”更无从实现。

在典籍记载中,墨子除止楚攻宋外,还曾止齐攻鲁、止鲁阳文君攻郑,但都没能阻止战争,墨子的学生胜绰也曾跟随齐将项子牛三次侵略鲁国,被墨子指责为“禄胜义也”。因此,尽管墨子有圣贤之声望,辩才过人,掌握了先进的实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但他成功地止楚攻宋,其实是极小概率事件。事实上,由于墨子对战争利害的计算依赖过于理想化的约束条件(如非正义的动机、军事装备的差距、职业化的墨家防御者等),绝大多数统治者都不会因为墨子的劝说而放弃战争。就像史华慈所说,墨家衰亡的可能的更为关键的原因,是“这场运动未能成功地使得它的预期听众对其确信无疑”。原因就在于,对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来说,“要说服他们相信终止侵略性战争对于所有的人都会产生长期的利益,可能就像以此为理由来说服20世纪的政府一样困难。对他们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获得当下的利益”。所以墨子才会感慨圣王之道被后世子孙抛弃,义的难以实行。止楚攻宋的成功以孤例的形式存在,非但不能增强墨子学说的说服力,反而证明墨子／墨家思想对现实生活中决策者实际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其次,墨家政治哲学以“义”为核心,一方面讲“义,利也”,另一方面讲“义者,政也。”按照孙诒让的解释,“政”与“正”互通,“言义者所以正治人也”。所以“义”也是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在墨家学说中“天为义”、义自天出,“义”不是源自人心内在的道德要求,而是外在约束,是“天”要求人来“行义”——“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上帝之外,又有鬼神,其能“赏善罚暴”,与上帝同。所以墨家讲“义”很少诉诸人的内在良知,而是诉诸人的自利之心,靠上天、鬼神以及君主的赏罚来推行,这也可称之为“后果主义”。这一点《墨子》的《天志》《明鬼》《尚同》等篇表现得十分清楚。在《非攻》中,墨子也是如此来说服公输般。墨子反对公输般攻宋,但当公输般说自己要“行义”时,墨子则高兴地宣布,公输般不但可以得到宋国,而且还将得到天下,这显然是“天”对行义的犒赏。在墨子这里,天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是价值的超越性源头,以赏罚的形式干预人类社会的事务,至于天是否确实存在,对此无法追问。天代表最高的全知、全善,在墨子看来是自明的,在墨家之外看起来却是不确定的,也是无法证明的。就像唐君毅所说:“墨子之论,乃先设定天与鬼神存在,而信其存在之论也。”事实上,《墨子·天志》中所举上帝赏罚的例子,都是三代圣王或暴君,并没有现实的案例,而且论证也很简单。墨子称公输般行义将得到天下,更像是开善意的空头支票。所以冯友兰认为:“墨子以此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意志之如何;其论证之理论,可谓浅陋。”在现实中,这种来自于天、鬼的赏罚要么不存在,要么正与墨子的判断相反。战国初期的事实是,侵略者不但不受惩罚,反而获利,行仁义者屡受挫折,无路可走。一旦现实是“赏恶罚善”,损不足以奉有余,墨家的行义之论就很难再得到人们的信任。正如史华慈所说,墨家“不能即刻证明天和鬼神会带来当下的奖赏与惩罚……就可能导致那些上层阶级的听众对他的特殊宗教训示无动于衷”。章太炎也认为,墨家之所以尊天佑鬼,是因为认为其能“福善祸淫”,“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而以“后果主义”来立论的墨家学说,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也暴露了其论述的致命弱点。

再次,墨家学说不仅与现实相乖离,而且与民众也处于疏离的状态。从墨家自己的论述来看,君王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王公大人”一词在《墨子》中是高频词,所以对于墨子来说,义政的主体是“王公大人”而非普通民众,墨子游说的对象也主要是上层统治者。在墨子设想的金字塔式政治秩序中,百姓只需要效法天子、接受教化即可。史华慈就敏锐地指出,墨子的宗教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特别强调政治秩序的调节性功能,所以对群众基本上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墨家虽然形成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教团组织,但与后世的某些“造反者宗教”(religion of rebellion)不同,从未产生过任何千禧年王国的吸引力。在《非攻》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应对楚国的战争威胁,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弟子(墨家团体),游说的目标则是公输般和楚王(王公大人),与宋国民众并没有发生任何交集,而且在观察宋国民众时,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视角:

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

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竟并不觉得特别……

看到曹公子在用“民气论”蛊惑民众,墨子也并没有兴趣去和曹公子辩论,唤醒民众。他要做的只是深入楚国,单枪匹马去说服敌人,获得和平。等到游说成功,他所期待的也是“明年再来,拿我的书请楚王看一看”,着眼点还是在君王。墨子这样做,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其个人的“非攻”行动获得了成功,但他没能影响到任何一个普通人,宋国社会现状依旧、民众依旧: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欲尽人力以救世乱”,置生死于不顾,以身犯险，能令王公诸侯心折,却与民众孤绝隔膜,亦可谓吊诡至极。在这里,无处容身而淋了一身雨的墨子,正是鲁迅为墨家(乃至一切战士)命运所造的象征。

余 论

据郜元宝的考证,《非攻》原题《扶危》,现题是鲁迅在《故事新编》送交出版之时,在手稿上改定的。更改的原因则是“非攻”涵盖了“兼爱”“非攻”“以战止战”等思想,比单纯的“扶危济急”要更为丰富。但联系上文,鲁迅更改小说的题目,或许还有另外的原因。从小说的主题来看,鲁迅既认可和弘扬墨子精神,塑造了一个“宗教式献身”的墨子形象,又借助墨子的“神迹”暗示出墨家思想内在、致命的局限性。他浓墨重彩地表现墨子的实践,又草蛇灰线地展示出墨子的这种实践与民众是多么疏离。这种为民众而不属于民众、为民众而脱离民众的局限性,恰恰与鲁迅对“战士／庸众”的思考相叠印,而后者可谓是鲁迅文学的“元问题”。如果将《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与《非攻》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一贯的,那就是战士与庸众(环境)的对抗是永恒的,战士永远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因之,“扶危”便具有了三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字面意义上的“扶助危难”,其二是引申意义上的“启蒙民众”,其三是更深一层的反思,即如果把“危”不仅视为国家,更视为民众,那么扶“危”是否可能?是否会面临“危无可扶”“危不可扶”乃至危机四伏的困境?换言之,在鲁迅处,“扶危”本身是极具张力的思想命题,但如直接定为标题,过于直白,反而容易误导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一、二层内涵,不如以“非攻”绕开“扶”与“被扶”的问题,于不动声色中,静待有心人寻绎其微言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