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健吾笔名刘西渭，大体而言，在创作上，他以“李健吾”名世，而在评论上则以“刘西渭”著称，如《咀华集》《咀华二集》。徐逎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又见“川针”“沈仪”“成己”“东方青”“丁一万”“石习之”等，这些均偶一用之，并未在文坛留下大的印象。近期笔者在整理戏剧史料时，发现李健吾还用过笔名“范云”。

“范云”出现在《艳阳天》的演出广告和海报上。1944年7月11日的《申报》首次登出兰心大戏院上演《艳阳天》的广告，“高乘喜剧”“满园春色关不住，痴男怨女缠不清”等语十足吸人眼球，观众自当万分期待。广告介绍该剧由“范云”编剧，方君逸导演，方君逸即前两年将巴金的《家》搬上舞台的吴天，已为观众所熟知，而“范云”则是第一次出现，此人是谁无人得知。广告左侧附有“上海联艺剧社紧要启事”：

本剧社正在上演之《武则天》原定演至十三日为止，不期前夜散戏前演员白沉中暑晕倒，今天起暂停轮演，购票诸君请自票间退款。在此数天中，充裕排练下期高乘喜剧《艳阳天》，是剧由范云先生根据法国名著《费嘉乐的结婚》改编，方君逸先生导演，全体优秀演员演出，笑料丰富，妙趣横生，现定七月十四日（星期五）夜场献演，幸希注意。（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此“启事”重要信息有二：一是《武则天》因故暂停演出，二是由《费嘉乐的结婚》改编的《艳阳天》将于7月14日晚上演。《艳阳天》果然大获成功，演出效果甚佳，从7月14日至9月14日共演了58天（中间曾停演5天），盛况空前。在《艳阳天》演出期间，印有“范云”这个陌生名字的广告几乎天天占据《申报》的一角。“范云”到底为何许人也，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时有记者寒风，就《艳阳天》的演出，采访过导演方君逸，方作于是说：

最初我早就有意改编此剧。坊间有二种译本，一为文化生活社出版、吴达元译的《费加乐的结婚》，一为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出版、柳木森译的《斐迦洛的结婚》，当时柳译本序中也曾提到我，那时，的确我有此意上演此剧，后来终因人事蹉跎没有结果，这一次“联艺”本来要排《新婚第一夜》，后因暑期演喜剧较好故，所以又想起此剧，原来我预备自己改编，终因时间急促，因此，同范云先生商讨改编《费加洛的结婚》的大纲，而由范云先生独力完成，不过在排练中曾略有增删。

采访者即以为“范云”是方君逸的化名，“听说范云先生就是你，是吗？ 有人说是你写的？”方君逸很快否定了这一猜测，“不！ 不！ 范云先生的确另有其人……”（寒风《访方君逸·谈艳阳天的演出》，《影剧界》1944年第3期）“范云”的身份自然瞒不过戏剧圈内人士，当时的剧评家麦耶在《谈青春 艳阳天 荒岛英雄》（《杂志》1944年第13卷第5期）一文中说：“《青春》是李健吾编剧，费穆导演，《艳阳天》是范云——多谢他，与《青春》同时，使我们又多看到了一部新演的好戏——编剧，方君逸导演……”在“范云”后煞有介事地用双破折号来补充解释，表明作者对此心照不宣。进而又指出“范云先生据说是研究法国戏剧的改编名家。《艳阳天》足以证明他的盛誉可靠。”沦陷时期上海研究法国戏剧的改编名家并不多，麦耶在这里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披露“范云”的真实身份。

1946年8月15日，李健吾的《好事近》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在“改编者附志”中有这么一段话：

吴天兄要我为他改编这出戏，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初夜权——贵族享受奴仆的新婚特权——这个重要的反对的目标就不得不由于风俗的异同而抽掉。同时还有审判，那简直是难于移动。最后，抵不过吴天兄的殷切的情意，我在原文泡了一昼夜，算是泡出了这个不成形的东西。

人们这时候才知道，李健吾的这个《好事近》就是前两年的《艳照天》。剧作演出时和剧本发表时的题名不一致在当时剧坛司空见惯，事实上，该剧本来拟名《花好月圆》，后因观众来信上演时改名《艳阳天》，改编者在正式发表后定名《好事近》。在日本人的监控下活动，戏剧家们当然有所顾忌，于是吴天就用了笔名“方君逸”，而李健吾则化名“范云”（后来，因《金小玉》的上演，李健吾果真被日本宪兵盯上并被捕）。至此，“范云”谜团才得以解开。

南朝时曾有个名叫范云的诗人，李健吾这一笔名似乎与此人无甚关联。“范云”源出于何处？ 在《艳阳天》演出前后，李健吾另外还改编过数部法国剧作，其中以《金小玉》《云彩霞》影响最大。《金小玉》的男主角为“范永立”，《云彩霞》的女主角为“云彩霞”，“范云”疑是取自这两个人物的姓氏。“范云”仅在《艳阳天》演出时用过，后来《好事近》在刊物上连载、发行单行本时，署名都是李健吾，因此，这个笔名也就再没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