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一山放出一山拦
作家要时时刻刻觉得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要时时刻刻有发自内心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也要时时刻刻让世界来了解我们身处的国家和社会。自我要从空中落到大地上，要和实实在在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在一起。
——陆天明
陆天明，1943年出生。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高纬度战栗》等，与小说同期创作的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播出后，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长篇小说《大雪无痕》获国家图书奖。
陆天明80岁了，住在北京近郊，原本每天早上起来会绕着小区跑步一圈，但今年春天一场病后，他体会到了岁月的不饶人。
住在医院里，他难得有了整段闲暇，躺在病床上，完整观看了大连马拉松比赛。这让他有了新发现：全马赛程是42.195公里。照理说中间分割线大约是21公里，但对马拉松运动员来说，却觉得跑到32公里“才是全马的一半”。此时是一个运动员体力和体感的分割点。太多的掉速，都出现在了最后的10公里。一旦渡过这个难关，运动员的感觉又会缓和许多。
由此他想到，“每位作家都有32公里处”——年轻时觉得精力充沛，写不完的素材，但要警惕瓶颈期，这是每位作家都会经历的。江郎才尽很正常，重新找到创作源泉更加重要。
在今年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中国作协新一期“作家活动周”上，陆天明作为文学前辈到来，在和新会员讲授“文学初心与传承”时分享了这段病中体悟。他的夫人带着便携式制氧机坐在席中，略带紧张地关注着“血氧饱和度最好时只有95”的陆天明不太稳定的气息。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个人第一部话剧剧本《扬帆万里》开始，陆天明与文字打交道已经超过50年，凭借“反腐四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而享誉文坛。
他的大儿子、著名导演陆川记得，父亲每天从早写到晚，晚饭后会早早睡下，半夜爬起来一直写到天亮。然后出去跑步，回来洗冷水澡。“从记事起到我研究生毕业在外面租房住开始独立生活，父亲一直保持着这种工作节奏和生活习惯。当然他也这么要求我。所以我有很长时间是冷水洗脸。我们家的春节只有一天，就是年三十晚上然后初一白天。几十年如此。”
就是在这种“对自己极度苛刻，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的状态下，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陆天明依旧笔耕不辍，新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沿途》。
为什么还要出发呢？因为路途还在那里。
这就是要坚持跑下去的意义。虽然肉体的衰老不可逆转，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写作者，一场关于精神的“全马”还在进行。
在北京的一个冬天，记者推开陆天明家的门。坐在客厅电脑前的陆天明，用他的背影明明白白诉说：32公里刚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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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刊：很喜欢您在今年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上的分享。尤其当时您引用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您用此告诫写作者注意创作道路上的坎，特别真诚。
陆天明：今年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的，是来自全国的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许多人在当地已经有了不少创作经验，大家一路走来，最后既然能相聚在北京，就是对过往人生的肯定，但千万别觉得从此以后的创作道路会是一片坦途。恰恰相反，此时大家是刚刚进入万山的圈子里。未来肯定要面对“一山放出一山拦”的困难，一定要有这种慎终如始的警惕。
我们不妨把话放在这里：且观十年后，这些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中，还有几个人在坚持写作？
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写了，去换赛道从事别的行业，这无可厚非。有的人却是想写而写不下去，这就是江郎才尽。但要我说，问题的关节点不是“才尽”，是“源尽”。因为有的人活着活着，就脱离了写作的“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源了。
周末周刊：您觉得“源”是什么？
陆天明：我从12岁开始写作，到1984年加入中国作协，我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值得说的，我只有一些心得希望和后辈作家分享，那就是：一定不能固守在作家圈子里，要打开生活的大门，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关注时代、关注人民。这些不是大道理，而是一个作家笔管里的墨水，是“源源不断”的源。
一个作家为自我写作固然可以成立，但你也要经常问一问，你的自我是什么？
如果你的自我只是一个“小我”，只包含了身边三五朋友，而不表现民众诉求和情感，那再怎么在写作技巧上翻花样，恐怕你很快会遇到创作的枯竭期。自我要从空中落到大地上，要和实实在在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在一起。
周末周刊：这也是您的经验之谈。
陆天明：1973年，我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完成了处女作话剧剧本——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剧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全家四口破格从新疆调至北京，我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
当时有领导希望我担任行政工作，我不能说不动心，多大的诱惑啊！但我回家犹豫了整整一个星期后，告诉领导，我还是想沉下心来好好写作，当一个专业作家，并与领导定下三年之约。
当时我想，担任行政岗位，固然也是为大家服务，但我可能会脱离一线生活，那样的话，我还能不能长期写作呢？
有人说，读书人要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一个写作者必须要关注窗外的一切，才能从无话想说变得有话要说，才能有持续的写作冲动。作家要时时刻刻觉得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要时时刻刻有发自内心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也要时时刻刻让世界来了解我们身处的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伟大的艰难的变化。
周末周刊：一个写作者必须要关注窗外的一切。
陆天明：对，因为窗外有真实的生活，有风声雨声。有诗云：“帘外淡烟无墨画，林间疏雨有声诗。”敏锐的观察者观察没有生命力的烟雾，能看到画面和意境；有心的思考者倾听无意义的雨声，能听出诗意和节律——这就是作家应该做的事：保持自由的心灵和纯真的创作，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完成“无墨画”和“有声诗”。
老老实实拿作品说话，老老实实去推开最实在的大门——其他的大门都是虚的，用作品去推开的世界的大门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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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刊：今年，您的《沿途》出版了，这也是您计划中“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么形容：“第一部《幸存者》中的那些有志青年走出西北荒原、莽莽农场，人生地图徐徐展开，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旋涡里，在愈加广阔的天地中，他们化身萤火，手持微光，砥砺前行，悲喜沉浮。而他们本身也恰似一块块拼图，际遇交错咬合之间拼凑出一首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让我们得以看清当代中国的来路。”应该说，这些青年身上，也有您人生经历的烙印吧？
陆天明：不只是烙印，是我全部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积淀，我试图描绘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艰难玉成的历程。
我总结自己：写过知青题材，写过反腐题材，写过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在艺术形式上，搞过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创作。但我一直有个无法摆脱的心愿，那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
周末周刊：《沿途》中的主人公谢平、向少文、李爽等，基本上和您是同龄人，满腔热忱地来到内陆边疆，投身到时代的大潮中。当年，您是怎么从上海到新疆去的？
陆天明：我的父亲是江苏人，原本在上海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抗战时他去大后方，1943年在云南生下了我。我小时候原先住在上海的四川北路。1953年，我父亲去世，家境也越来越拮据。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全靠在工厂医务室当医生的妈妈抚养。在搬了几次家后，就住到了镇宁路附近，位置大约在今天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的北面。虽然现在那个区域周边有不少较为高档的社区，但当时我家所在的弄堂，解放前就是在一条龙须沟一样的臭水沟边上，我还记得它的名字叫“永源浜”。
我们当时一家五口住在13平方米的房间里。睡觉的时候，我只能睡在桌子下面，实在是艰难。
我响应号召去农村，一方面是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觉得应该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才14岁，偷偷改了户口本里的自己的年龄，谎报自己16岁，注销了上海户口，去安徽农村当农民。后来我在当地山区里当小学老师时，也才十五六岁。当时，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我病倒了，吐血，为了就医，这才又回到上海，担任街道团委的工作。
那几年里，祖国号召城市青年去支援新疆建设，我动员大家去新疆，自己也主动请缨，坐了五天五夜的硬座，到了乌鲁木齐。我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青年班班长、武装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
周末周刊：如今回头看着两次“上山下乡”，觉得是冲动吗？
陆天明：我花费5年写第一部《幸存者》，又花费6年写《沿途》，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与不幸都源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旋涡中。
就像《沿途》的封面写的那样，“当代读者眼里的理想主义，写作者亲历过的现实主义”。对我们这样与共和国同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当时秉承这样的理想主义去做事，不是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的现实信条。在我们年轻时，真的不是我特别先进，不是个别人这样热血沸腾，而是许多年轻人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生活。
日后回望这些赤忱、冒险乃至困惑、蹉跎，如何总结？起码，我们度过了一段完全不考虑私利私欲的青春。
每一代人都不能逾越时代给予的生活轨道。而我们这代人当时追求崇高，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
周末周刊：您的妹妹陆星儿生前也是上海非常知名的女作家。一个家里出了两个作家，非常了不起。在你们少年时代，会互相鼓励对方看书写作吗？
陆天明：实话说，小时候这样的交流很少。上海图书馆就是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我离开上海后，她也去了北大荒插队，我们在通信里才开始谈论文学。
周末周刊：离开边陲的苦寒，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了吗？
陆天明：从新疆刚调到北京来后，其实我的工资骤降。我和我爱人加起来，月收入70多块钱，除去房租、水电费用后，还要交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托育费，最后几乎都剩不了什么钱。当时我们一个礼拜才开一次油锅，炒一次菜，平时就吃咸菜。到了过年时，还要组织上补助，靠5元钱全家过了一个年。我们把小儿子托付在一户邻居家，他们也没有零食给孩子吃，有时会让他含着一根烟屁股玩。
到北京的日子其实物质上不富裕。我太太由于营养不良，刚到北京时，几乎每个月都会因为低血糖昏过去一次。我每次一接到她办公室的电话，就心惊胆战，知道一定是她又晕倒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毕竟我们回到城市生活了。我很笨拙地回到书桌前，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来不及写完要写的那些东西。
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参与者。这里更重要的关键词是“参与者”。中国这几十年的变革，其剧烈程度，改变了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决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模样，也必将在以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影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模样。同时，也会对世界产生相应的影响。作为当代作家，怎么可以袖手旁观？我们不仅有责任以文学的方式去记录自己和十几亿人在这场变动中所发生的情感变化、经历的人生艰难、产生的种种幸福感和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不是还应该踔厉奋进，参与到这场新的变革中去？在这场剧烈而又伟大的变革中，作家不能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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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刊：您的大儿子、知名导演陆川在写您的文章中写过这么一段：“大约是初中的时候，我突然在生死这个问题上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扰。有一天我在他写作之余，请教他：‘爸爸，你想过吗？每个人终有一天是要死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劲松，在那个阳台上，他种满了花花草草。我问完问题，他就站在那堆花草中间，沉默着。随后他说：因为知道每个人都有死去的那一天，所以他才拼命地写。”“父亲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似乎一直在主动地自我放逐，将自己如同一尊铸铁，一块顽石，一方古墨般封禁在书斋中书桌前，几十年如一日踞坐笔耕。”
陆天明：会有这种紧迫感。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写得多么多么好，但我很自豪我一直一直在写。我觉得持续的写作本身，就是态度。坐在桌前写作，并非一种受苦，如果是受苦，我就坚持不下来。写作是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
周末周刊：有人说，比未成名作家更难的，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因为前者遇到的是寂寂无闻的压力，后者遇到的是接踵而至的压力和诱惑，不断迷惑人远离创作的初心。
陆天明：我刚成名的时候，有企业家邀请我为他写传记，给我看了他漂亮的大别墅，告诉我可以长期免费住在那里创作。后来请我吃饭的时候，他挥手叫了几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起来作陪。
我当时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他把我们看成什么？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吗？一个能放在房间里炫耀的装饰品吗？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可以被出钱购买的吗？一个人的心灵和尊严是可以被出钱购买的吗？我拒绝了。其实当时我在北京居住条件并不好，一家五口（我母亲来京看我们了）只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
物质上的困苦是拦住人的一山，特殊的时代是拦住人的一山，金钱和消费主义的诱惑难道不也是拦住人的一山？
我和国内一些年龄相仿的文学爱好者一样，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生涯”。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就要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要学会独立思考。从自己心中涌出的文字才能构筑起真正的文学殿堂。
作家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心灵。这个自我的心灵，绝对不能被驯服，也不可以被购买，必须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有能看到、辨别和最终冲出“一山放出一山拦”的能力。
周末周刊：《沿途》刚刚面世，现在您已经开始动笔写三部曲的第三部了？
陆天明：我今年已经80岁了，即使能有幸写完这三部曲，后边要走的路仍很漫长。我将默记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这句话——“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力图让它一直灼烧着我那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始终守望某种理念的心。
我的小说主人公谢平有个笔名叫半度人。我想，我们的“度”、我们的“人的变”还在“途中”，可能还很难说我们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我完善。我们还在探索与调整、自我革新与自我扬弃。我无法准确地定义人的这种自我进化的阶段性，所以就称之为“半度人”。
谢平他们目前还是“半度人”。他们还会在“半度人”这种处境中活上一阵子。好在，他们没有，也不想停下自我完善的努力。也许人生的真正乐趣还就在与自己的“半度”相知、相交、相伴、相克、相斗之中，搞懂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才能“较好”地活着。
32公里是全马的“半程”，我也在跑过我的半程。我希望读者能在这些文字中感受到，面对历史和未来，我在用写作奉献着自己的那一片真诚和真心。
我能坦诚地说，有时候，人活着总是戴着面具的。有的人是一副，有的人是两副，还有的人是三副面具。但是如果有的人只有一副面孔，不戴面具，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作为写作者，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能为了歌颂而歌颂，不能为了金钱去写作，也不要为了跟风而写作。
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用我自己的脑袋去想，用我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然后坚定地做人，坚定地写下去。
周末周刊：坚定地。
陆天明：对，坚定地保持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