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就是一名战士” 郑苏伊：也谈我的父亲臧克家
2023年11月21日，我读了《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刊载的署名为郭衍莹的文章《诗人臧克家的三年上海时光》（以下简称“郭文”）。作为臧克家的女儿，读后心情很是复杂。实际上，我的父亲臧克家是从192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就为反抗军阀黑暗统治大声疾呼，为广大穷苦百姓的悲惨命运鸣不平，是书写“人生永久性真理”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抛家舍业奔向前线的战地诗人，是敢于揭露和鞭挞反动政权，向他们掷出匕首和投枪的政治讽刺诗人。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我简略地回顾一下父亲的生平经历，使读者了解一个真正的臧克家。
高唱战歌赴疆场
1905年父亲臧克家出生于山东诸城。1926年因对军阀黑暗统治强烈不满和对光明热烈向往，他毅然中断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业，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在军校接受了恽代英等共产党员教官的革命教育。1927年5月他参加了讨伐叛军夏斗寅的战役。
1930年父亲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以一篇“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的《杂感》，见知于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给了他这篇作文98分，虽然因高中学业中断数学考了零分，父亲仍被国立青岛大学破格录取。从此他向恩师闻一多学习新诗创作。
1933年父亲自费印行了第一本新诗集《烙印》。茅盾先生曾评论说：“《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语言写出了平凡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比郭文中说父亲1946年“才生平第一次正式被尊称为‘诗人’”，整整早了十三年。
郭文中一再说，我父亲“抗战八年”“低沉”，“在大后方一直比较沉闷，没有机会发表作品。”这是对读者的误导。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就在诗中告诉国人：“五千年的光荣，/还有民族的存，亡，/即刻要自己来决定。/好了，战神已在候着你，/去创造一个更新的生命。”1937年抗战军兴，父亲又在诗中发出誓言：“我没有拜伦的彩笔，/我没有裴多菲的喉咙，/为了民族解放的战争，/我却有着同样的热情。/我甘愿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
1938年，父亲出版了第一本抗战诗集《从军行》。打开诗集封面，几行醒目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诗人们啊！/请放开你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的诗句将哑然无声！”这本诗集当时在读者中很有影响。
半个多世纪后，一位父亲当年的战友前来家中看望他，两位老人紧紧拥抱。与此同时，那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激动地背诵着几十年前《从军行》中《兵车向前方开》一诗里的诗句，一字不差：“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当时在场的我不禁湿了眼眶。这就是抗战诗歌永久的魅力啊！
1938年4月，我军在台儿庄重创日军，父亲受邀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位将军一同乘车前往硝烟未散的台儿庄前线，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进台儿庄城进行实地勘察。他先后采访了池峰城、孙连仲、张华堂等台儿庄大战的指挥员，听他们和他们手下的处长、参谋长讲述台儿庄战斗的经历，战况之惨烈、敌寇之残暴、将士之英勇，每每令父亲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在英雄事迹的感召下，父亲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仅用了7日便写出了5万多字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并由生活书店以最快的速度于5月初出版。这是当时第一本最及时、快速、真实反映台儿庄大捷的长篇战地通讯报告集。
随后，父亲组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辗转鄂豫皖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号召民众特别是青年走上对敌斗争第一线。当日寇组织“笔部队”为日军罪恶的侵华战争高唱赞歌时，父亲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与姚雪垠等组织“文化人从军部队”，前往随枣战役前线。父亲深入173师阵地最前沿进行战地采访，并创作了《走向火线》等多篇诗歌和《随枣行》等通讯报道。父亲曾说：我的生命是从炮弹缝里漏下来的，敌人的机关枪也不曾使我战栗！
1939年夏，父亲和姚雪垠又组成“笔部队”，前往敌人的大后方安徽进行抗战宣传和采访，创作了《淮上三千里》等通讯报道和诗歌。
抗战八年间，父亲共创作了《从军行》等诗集13本，《津浦北线血战记》等战地通讯报道集2本，《我的诗生活》等散文集2本。
2012年，《津浦北线血战记》被三联书店收入庆祝建店80周年“三联经典文库”重新出版 。2021年，《从军行》被作家出版社收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再次面世。
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为抗战文化做出积极贡献的臧克家！
向着“黑暗的‘黑心’”刺去
早在武汉军校时，父亲就已认清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真面目，从未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一致抗战，父亲参加了第五战区的文化宣传工作。但在国民党军队待的时间越久，父亲就越发对国民党上层集团的贪污腐化感到深恶痛绝。1939年夏他到大后方采访，看到有些商人和地方官员、军队上层勾结贩卖日货，大发国难财，气愤不已，写诗文进行揭露和抨击。
1942年，父亲因主编的《大地文丛》刊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国民党迫害，被迫辗转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了上海。
在大后方国统区，父亲目之所及，都是国民党高官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过着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糜烂生活；军警特务多如牛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穷苦百姓生活无着，困苦难当。这些黑暗的事实将父亲“刺”起来了！从1945年在重庆开始，到1946年到上海，直至1948年年底受国民党追捕潜往香港，父亲又一次以笔作枪，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向着“黑暗的‘黑心’”刺去。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面旗子吗？/用到，把它高举着，/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木偶吗？/你挑着它，牵着它，/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父亲的政治讽刺诗，尖锐犀利，直指要害。他说：“讽刺不是耍聪明，也不是说漂亮话，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坚决、尖锐、厉害，这样情形下产生的诗，才有力。力，从诗人传给诗，从诗传给群众。”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伪“国大”，制定了伪《宪法》，父亲写了《谢谢了，“国大代表”们！》对“开了那么多天”“才花了八十多亿”制定了“百年大法”的伪“国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对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父亲用《内战英雄赞》《枪筒子还在发烧》进行了辛辣的抨击；看了上海报纸刊登“前日一天风雪，昨夜八百童尸”的新闻，父亲怒不可遏，写下了《生命的零度》，为这些幼小生命在“光明的”“温暖的”“豪华的”大都市被一夜北风夺去生命而痛心疾首，指斥对人民生命极端漠视的统治阶级“良心都是生了锈的”！
父亲的政治讽刺诗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对此，父亲写了《你们》一诗，宣示了自己与反动政权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的决心：“你们宣传说，我不再写诗了，/对不起，我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失望，/我被你们的话鼓励了，/我的诗兴猛烈得像火！/ ……我要把我的诗句当成刀子/去剖开你们的胸膛；/我要用我的诗句/去叫醒，去串联起/一颗一颗的心，/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站在一条线上，/向你们复仇！复仇！”
父亲晚年曾说过：“其实我就是一名战士。”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作为女儿，我想说，无论在民族解放的战场还是在与反动政权的斗争中，我的父亲臧克家都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最前线，他是一名当之无愧的永远的战士！
父亲的两年半“上海时光”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父亲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半时光。在上海期间，他主要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做编辑工作，先在《侨声报》主编副刊《星河》《学诗》，后来《侨声报》倒闭，好友白寿彝又雪中送炭，将自己主编的《文讯》月刊转交父亲主编。
说是主编，但父亲既要约稿，又当编辑、校对、编务，虽然一人干几人的事，他却将手中的报刊当做左翼文化的阵地，全身心投入。父亲编辑报刊有便利条件，因为他在文艺界朋友众多，所以约稿很方便。父亲邀请了许多名家为自己的报刊写稿，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冯雪峰……几十位作家的稿件为他编辑的报刊增色不少。
父亲的住处离郭沫若、茅盾先生的住处很近，他经常前往拜访、约稿。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之时，父亲同这些左翼作家前辈、朋友相濡以沫，互传消息。同时，父亲与党组织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叶以群、蒋天佐、陈白尘先后是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人，负责传送消息，通知参加活动。
友人曹辛之在上海创办了星群出版公司，父亲全力支持，并在曹辛之的倡议下，创办了《诗创造》丛刊，在上面发表诗作的有许多著名诗人，戴望舒、袁水拍、戈宝权、王辛笛……青年诗人更是不可胜数。父亲还主编了一套《创造诗丛》，收录了12名青年诗人的诗集，父亲为他们一一写了序言，这12人中许多后来成为著名诗人。
父亲在上海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文学创作。为了宣泄心中对反动政权倒行逆施的怒火，也为了养家糊口，父亲笔不停挥，拼命写作。除了创作政治讽刺诗，他散文、杂文、小说多管齐下，两年多时间，父亲出版了诗集《生命的零度》《冬天》，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小说集《挂红》《拥抱》。
在上海，父亲还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大会，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并参拜鲁迅墓地，给工人和大学生们演讲诗歌，写信支持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许多进步的社会活动。
父亲写政治讽刺诗、办左翼报刊“骂娘”，深深刺痛了反动当局，他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曾一周五易其居，1948年年底由陈白尘代表党组织安排他潜往香港。
父亲与诗歌《有的人》
1949年3月，在党组织安排下，我父母从香港回到了北平。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我父亲去参观了阜成门内的鲁迅故居。在那里，他回顾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回想起自己在重庆和上海参加鲁迅纪念活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参观鲁迅墓地又被特务跟踪的情景，心潮难平。回到家中，他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了诗歌《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郭文说《有的人》被“一些知情的学者（包括臧的密友李士钊）认为”，“明显”“受刘王立明女士”在1946年12月5日纪念武训大会上发言的“启发而作”，但作者自己却“从没有公开表态”，而刘王女士“为人豁达大度，没有计较此事”。
事实上，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父亲十分悲痛，11月4日他写下了悼诗《喇叭的喉咙——吊鲁迅先生》。诗中的结语是：“死的是肉体，/你的精神已向大众心底去投生！”
1946年4月，叶挺、王若飞等同志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在悼诗《假若——悼王、秦、叶、黄诸先生》中写道：“假若死了的不是你们，/而是另外的几个人，/他们活着，要别人死，/他们死了，别人倒可以好好地活。”
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均早于郭文中提到的刘王女士大会发言的时间。而《有的人》的创作时间，是在刘王女士发言的三年以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死犹生”是成语，其渊源据查出自晋代，我想不应是刘王女士的独创和专利吧？
鲁迅先生是父亲极为崇敬的文学先驱，父亲写诗赞颂他虽死犹生，还用得着别人去“启发”吗？
其他谬误之处
郭文中还有其他谬误之处，仅举几例。
郭文中说，父亲为了“避”武训的“嫌”，对在上海武训学校“任教”的经历“避而不谈”，以至于成为“诗人历史上的一段空白”。
这所上海武训学校，过去我从未听父亲讲起过，也未在父亲的任何文章中见到过，查了许多资料，才在《田仲济文集》第四卷一篇文章中查到了对它的描述：“在上海那一阶段，李士钊曾借西门路山东会馆的一间房子办武训补习学校，就是一个夜校，他办了两个班，一个教育新闻班，一个文学班，他自任校长，叫我做文学班主任，以后他又找了姚雪垠去讲新文学史，为了让姚雪垠任文学班主任，叫我任教务主任。文学班每周只上两个晚上的课，由教师自己决定讲的内容，无论是班主任或是教务主任都只是个空名义，是为了摆个样子，号召学生，是都没有工作内容的。学校从来没开过一次会，就是想开也开不起来，请的人能够去讲课已经很好了。”
父亲与李士钊是同乡，以他古道热肠的性格，李士钊请他去“讲课”，他肯定不会推辞，所以很可能拨冗到武训补习学校做过几次诗歌讲座。郭先生自己也在《我所亲历的民国时期平民教育》一文中写过，武训学校“多数教师是兼职的，有的只是挂个名或来校举办讲座”。这种讲座活动在父亲一生中不计其数，如果想在“传记、自传和年谱中”一一寻到，那父亲的“历史的空白”就太多了。谈及我父母住学校宿舍，更是天方夜谭，这夜校连教室都是“借”了“一间房子”，何谈给“讲课人”“每人一个小院”？父亲到上海先借住在张自忠将军的弟弟张亮忱家，几天后搬到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宿舍。季羡林叔叔就是在这宿舍的榻榻米上与父亲共度1946年中秋，他的文章《痛悼克家》可以为证。
至于郭文中提到的父亲的“恩师”，加入民盟的“介绍人”刘王立明女士，我这个为父亲做了二十年助手的女儿，帮他编辑了近千万字作品，看过他亲笔写的无数回忆录、自传，甚至特殊时期写的涉及几百位“社会关系”的“交代材料”，从未见过关于这位女士一个字的描述，也从未听父亲提起过她。父亲加入民盟，介绍人是他的好朋友、当时在民盟任职的两位男士，这在他的履历表和自传中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位刘王立明女士对于我父亲来说，只能说是当时一位受尊敬的妇女运动领袖。而“据说”在某次聚会中父亲为她“潸然泪下”，认为自己“愧对恩师”，更是无稽之谈。
郭文中还写道：“晚年臧老师曾对李士钊说，最使他感动的校歌是陶行知为武训学校写的《武训颂》，因为它感情真挚，朴素无华，他已把它收集在《臧克家全集》中。”一般读者读了，除了会产生“《臧克家全集》为何要收入陶行知作品”的疑问外，一定会信以为真。殊不知李士钊1991年就已去世，而《臧克家全集》2000年才开始编辑。
郭文中说我父亲多次去聊城武训故居参观，上世纪90年代还参加过武训纪念堂落成典礼，并当场赋诗一首，而这首诗“成为诗人最后的绝唱”。而父亲一生只路过聊城一次，从未参观过武训故居，只在临清教书时参观过武训小学。对于武训，父亲是尊敬的，正因如此，他1986年在京应邀为武训纪念堂落成赋诗《武训》。父亲晚年多病，自1986年后从未出过京。至于“最后的绝唱”，这结论下得未免过于草率，我父亲在2001年96岁高龄时还在写诗撰文，正应和了他自己的那句诗：“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感谢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使我能正确地还原当年的事实真相。历史书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道听途说地拼凑，应以严谨的事实根据为基础。如果觉得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用“据说”“认为”“解读”来作定论，那是极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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