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谱系中，《呐喊》被认为是划时代的根源性作品。严家炎对《呐喊》《彷徨》的定位表述具代表性：“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然而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五四时代，又是很可理解的。”[1]这个判断很有意思，首先，《呐喊》《彷徨》和 “五四时代”这个标签密切的结合起来，尽管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它们出版之时，作为运动的五四已倏忽而过；其次，“小说”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其计量的不以理论、作家、篇目、流派、潮流等为单位，而是鲁迅的两本文集。就鲁迅《呐喊》而言，既尊重其作为新文学起点的象征意义，又需要将其出现还原为具体的历史过程，以理解其作为起点的特殊性因何而来，就显得颇为必要。在前研究中，对《呐喊》媒介意义的讨论多集中于版本考证与文本校勘方面[2]，而本文将从《呐喊》的出版所联系的理念、人事、资本、技术及最终在纸面上的成果与效力开始谈起。换而言之，本文将讨论《呐喊》的出版过程，注意参与此书刊行的多方人士其时对新文学媒介塑造及生产方式的探索，以及通过《呐喊》等出版，新文学者面对与解决的新问题。

一、未实现的可能性：未付印的《呐喊》与上海书业

《呐喊》初版本由新潮社出版，这是既成事实。然而，此前已有不少书局通过中间人向鲁迅及他其时的合作伙伴周作人致意，争取鲁迅作品的集成出版权。周氏兄弟为何不将《呐喊》交予这些成熟的上海书商出版？这未实现的可能性背后的意味值得我们注目。

最初建议《呐喊》结集的人是陈独秀。1920年9月，陈独秀寄周作人信中认为“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建议“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3]。其时周氏兄弟的文学工作重心本在翻译：1920年当年，8月周作人辑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经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在群益书社重制中。他们仍延续着日本留学时《域外小说集》的生产路径，带着“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4]的希冀，一册一册的翻译。小说创作并不在这个持久的生产序列中，只能算在各报章杂志敲敲边鼓，偶一为之。而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重视，不在其翻译之下。其后，《呐喊》虽不经陈独秀之手而成就，但小说的创作可以作为自己文学工作之一部分持续经营，可以说是陈独秀给鲁迅的启发。

《呐喊》无缘经陈独秀介绍结集付印，源于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等上海小书商合作间的裂隙。1920年5月以来，陈独秀和群益书社间由《新青年》的出版定价问题延伸造成的矛盾不断，同年9月，陈独秀自创“新青年社”独立出版《新青年》，从此和群益分道扬镳[5]。群益书社和周氏兄弟的合作本来算得上顺畅，重制《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提出不一次性出卖版权等条件，因为陈独秀的担保，书社均“照原议”[6]接受。而缺少了陈独秀作为推荐者，鲁迅和沪上书商并不熟识，也就不再合作。而“新青年社”虽为陈独秀自创，但专注出版《新青年》杂志之外，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为目的，更近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媒介，亦无意于文艺之类[7]。此外，和陈独秀关系最密切的上海小书局是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其时能以《新潮》杂志、《尝试集》、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等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缘于老板汪孟邹同乡的陈独秀、胡适前后指点，书局并无自己的新品味[8]。不经陈、胡介绍，亚东图书馆其时难以发掘鲁迅的文学出版潜力。

1902年群益书社成立，1907年把经营中心放在上海；1904年汪孟邹创办科学图书馆，1913年经陈独秀提点更名亚东图书馆迁往上海。可以说，它们属于晚清以来上海四马路已成集聚规模的众多新式书局中的普通两家：以传播新学为出版目标，以机器印刷代替旧版刻，但规模不大，仍继承了中国坊刻传统的家族经营组织，在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外做小生意。这些小书局偶因和新文化人的关系突然崛起，但其主持者对新文化并无特别好尚与理解，不过追逐潮流而已，其与新文化生产的联系基于个人关系，没有宗旨认同，并不稳固。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等脱钩，没有这层中介关系，鲁迅对这种类型的书局也并不满意，《呐喊》出版延宕，实属必然。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上海新式小书局难以成为新文化、新文学持续生产的组织者。

陈独秀之外，胡适也在促成周氏兄弟文学工作成果的结集出版，胡适中意的对象为商务印书馆。1921年8月30日，胡适给周作人的信件云：“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9]这里提到的“商务”，即商务印书馆，胡适在替商务向周氏兄弟说项——希望他们把近两年的小说译稿交商务出版单行本，放在商务的“世界丛书”里。彼时胡适正应商务印书馆邀请，到上海考察。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中国最大新式出版商的商务反应迟缓，对新学杂志《新青年》《新潮》起初不甚看好，未能延揽旗下，而自身编译风格虽谋求变化，但求稳胜过求变，其传播新知的文化资本已有受到动摇的迹象，故而急切延揽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人之一胡适，希望胡适代高梦旦领导编译所，改良机构。胡适虽然拒绝到商务任职，但举荐了王云五，又呈上改革计划[10]，他给周作人的这封信，正是这引新文化风气导入商务印书馆的行动一部分。

鲁迅并未同意将自己的创作集放在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中。1921年9月4日，鲁迅代收胡适的这封建议信后，给仍在香山养病的周作人写信，谈到自己的看法：“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11]这明了的回答中可见，鲁迅对翻译和创作品的结集考虑颇有区别：译作可以给商务印书馆，已有的存货不够，甚至可以再特别为商务翻译，而创作则不愿归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同是自己作品，为何如此泾渭分明？可从鲁迅认为调性不合的“世界丛书”开始找线索。张元济在1920年的股东报告书称：“现拟编译‘世界丛书’，并在北京设立审查委员会，请定北京大学校校长蔡孑民及大学教员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诸君担任审查之事，业经登报征求译稿。”[12]同年“世界丛书”开始陆续印行。和商务已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与《北京大学月刊》一样，“世界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经校长蔡元培引接，试图从作为中心的北京大学靠近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从出版结果来看，选入的标准最重翻译，而各种译书中又最重社会科学方面。在这样的以丛书出版为外来知识仓库引介的建设工程中，“文学”和“创作”属边缘的边缘，鲁迅不愿以创作加入也属应然。至于翻译作品，周氏兄弟仍接受胡适邀请，1922、1923年间在“世界丛书”中出版译作《现代小说译丛》及《现代日本小说集》。

“世界丛书”外，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更专注于新文艺主题的出版，与周氏兄弟关系也更为密切，却也未被鲁迅视作《呐喊》的归宿。所谓文学研究会，本就是郑振铎几人因《人道》杂志出版不利，为方便同书局接洽，出版新文学杂志而设立，得到商务印书馆支持后，文学研究会的目标快速实现，掌握了《小说月报》编辑外,又创立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3]。周作人作为文学研究会初始成员，不断为之输出内容。鲁迅亦将自己的译稿《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交予研究会以支持，1922年7月，二者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印行。不过，需要辨别的是，周氏兄弟鼎力支持的对象是文学研究会，而非商务印书馆。晚清民初，周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曾有不少接触，对书局卖过译稿，鲁迅也应考过馆内编辑，而印象不算太好：一为书局对作者稿酬太精细，一为书局对职员傲慢，因此“鲁迅对大书店向来有些反感”[14]。新文化运动以来，作者通过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似乎可能改善过往的合作关系。而问题在于，相对于实际的生产机构商务印书馆来说，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文学研究会只是一个虚体。《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本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职员，而文研会中奔走最力者郑振铎于1921年大学毕业后，也被吸纳入书局编译所内工作，文学研究会逐渐被完全卷入商务印书馆的书籍生产链条中。这种书局与社团间从合作到容纳关系的变化，在《小说世界》事件中表露无疑：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刊行《小说世界》杂志，以发表被《小说月报》裁汰、反对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而文学研究会并无力抵抗这个决策。鲁迅对此事发表通信，讽刺其为“旧文化小说”和“新文艺”并存的“中庸”奇观[15]。而他对于经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中的问题，也相当明了。

新文化运动后，商务印书馆不断趋新，出版种种新文化、新文学产品。但其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因此，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学社团及其中个体间的合作更趋近于大规模生产实体对虚体的小规模知识共同体的包纳关系：商务印书馆以馆内编译所为知识生产中心，所内各部门各司其职，负责不同内容的生产[16]，“文学研究会”不过被视作编译所的一个从外包到逐渐收归其中的部门而已。而在这种包纳关系中，鲁迅多次表达不满，称书局对作者“不届”（不周到、不讲理）[17]，换句话说，作者认为自己与生产机构间不过源于契约，为资本雇佣，并不能基于理念的认同与尊重，也就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第一本创作集的出版不断延宕，症结在于其时的上海书业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新文化人对媒介生产机构的需求。晚清以来上海生发的印刷资本业帮助新文化运动在纸面迅速成功，并基于其自有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迅速收编新文化作为沪上书局新学知识仓库中的品类之一。对于这种新文化的被包纳关系，《新青年》同人反应不同。如胡适更倾向于继续保持与成熟出版商的合作。他赞赏商务印书馆承办《努力周报》，能“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18]，在向周氏兄弟介绍商务的好处时，胡适认为把书稿交给这个成熟书局，“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19]。而周氏兄弟作出了另一种的选择。寻找更适合“新文学”的生产方式，是新文学此时内生的问题，而《呐喊》出版的延宕和达成，提供了问题的一种回答。

二、寻找“自己的园地”：周氏兄弟与新潮社的合作计划

19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名为《新潮社的最近》的一篇宣告：其时趋于消亡的新潮社决定“重振精神再办出版的事业”，并做出预告：“《文艺丛书》是最近的计划，其稿件之已经预备就绪者有六种，即：（1）《春水》（冰心女士诗集）（2）《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3）《呐喊》（鲁迅短篇小说集）（4）《我的华鬘》（周作人译外国诗歌小品集）（5）《纺轮故事》（CF女士译法国孟代童话集）（6）《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20]”鲁迅小说集定名《呐喊》出版，最早就在这个公告中被宣布。

除具体的丛书预告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潮社“再办出版的事业”的决定。新潮社本为出版《新潮》杂志设立，出版乃其本行：1918年底，21个北京大学文科、法科学生为发表批评、介绍西学，攒成一月刊定名《新潮》，社员均以撰稿人身份加入。而另一方面，新潮社员“受同样教育……所觉悟的差不多一样，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新潮社又是一个新兴的知识共同体，即“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的“知识上的联合” [21]。

《新潮》是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刊物，影响遍及全国，但其时社员们对刊物的责任，主要在写文章和编辑，而不涉及印刷、发行、分售种种将文章化为铅字之后的事情。北京大学校方从社团创始即承担了出版责任：1918年秋新潮社开始筹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答应出版资金由学校负担，根据其时顾颉刚给徐彦之的信看，“每期仍由校津贴百四十元”，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布置印刷、发行等事[22]。五四运动一朝风起，新潮社骨干多进入暴风眼的核心，《新潮》停刊近半年，1919年10月终于复刊出版，而此时的《新潮》随着五四运动的光耀声名盛极，一册3000份初印供不应求，更多人来信要求重版第一卷，上海亚东图书馆此前代销南方地区的《新潮》，借此要求代为印刷发行，新潮社同意了亚东重版，而《新潮》借亚东销售网更广泛行销全国。北大出版部仍承担杂志初版印制。杂志之外，1920年新潮社又经北大出版部出版《新潮丛书》4种。由此可见，在新潮社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其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紧密依附于印刷媒介，而这种依附又是不及物的，对新潮社员来说，媒介的物质与资本属性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1920年8月，随着社员逐渐毕业，成员四散，新潮社对办杂志的兴趣日减，社团宣布更名新潮学会，“做一种永久文化上的团体”[23]。新潮社实则已抛弃出版与知识共同体的结合模式，转型为同学会，只留下招牌而已。

以新文艺丛书出版重启社团的计划主要来自于新潮社后期成员孙伏园。和同辈多决定在学校谋生不同，孙伏园1921年毕业后将在《晨报》的兼职转为专职。同年10月，《晨报》第七版改扩为四版单张《晨报副镌》，由孙伏园负责编辑。以北京学界为主要稿源，孙伏园增加数个文艺专栏，一时之间，《晨报副镌》成为了北京新文学作品发表的最重要舞台。虽然为《晨报副镌》辛勤奔走，孙伏园却另有心系，1922年3月15日，在给周作人信中，孙伏园问询：“豫才先生有功夫整理《呐喊》否”，并提到《呐喊》属于一个出版计划：“我们无论如何总要出他几本，就算一个钱也没有，且在晨报社里印了冒一冒险吧。等着《呐喊》《我的华鬘》《繁星》的出来的人很多了。”[24]这里的“我们”即为孙伏园、周作人所属的新潮社，结合信中计划和1923年的实际出版物看，“新潮社文艺丛书”稿源基本来自孙伏园编辑《晨报副镌》的刊稿整理[25]，可以说，先有《晨报副镌》“文艺栏”的成功，才导向了新潮社出版“文艺书”的转型。

对正在寻找“自己的园地”的周氏兄弟来说，新潮社的重启计划来得恰如其时。周作人1920年5月加入新潮社，并担任主任编辑，在一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团中，周作人以老师身份加入，会社中人希望他在学生辈逐渐毕业后吸纳新血，支撑新潮社。不过，周作人起初对新潮社活动并不积极。除了把自己辑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交给新潮社出版，并不参与日常细务。而对于“新潮丛书”及《新潮》杂志的组稿，周作人基本不介入，原因似乎既与他的个性有关，又在于丛书和杂志的来稿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译介，不在他的兴趣领域之内。可以说，文艺丛书出版计划前，周作人虽然入社，只算得上一个比较密切的客座。鲁迅并非新潮社社员，但从新潮社创立开始即有所关注，并颇为认同：《新潮》登场，鲁迅看重其作为学生刊物的新鲜有力，更注意到新潮社在小说、新诗等文学创作的尝试，并有所期待，曾予以《明天》一篇稿件支持；此外，鲁迅和新潮社社员保持着密切的师友关系，鲁迅北大兼职讲课之余，会在红楼内新潮社小坐；新潮社出品后，多会直送鲁迅或托周作人分送鲁迅[26]。《新青年》同人解体以后，周氏兄弟与文学研究会合作，在《晨报副刊》密集发表文章，不断在写作之外，寻求对新文学生产更多的把控可能。正如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开辟“自己的园地”专栏时的宣言：“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27]周氏兄弟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理念不变，但自我写作之外，又提出“园地”的要求，那么，种花人的视野已放在香花之外，意在寻找可靠的栅栏。在如此需求之中，与此前已引为同道的新潮社的合作可谓水到渠成。

1922年《呐喊》及其所属“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版计划是新文化运动后，几方扭结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内原纠缠一起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等几个线头，最早以混合面目为世人所知。运动退潮后，“新文艺”以报章为媒介，从集合中特立出来，承接了文学革命的资源。在新文化运动中居于客员位置的周氏兄弟，在这次转型中以新文学为主体再度展开写作，同时寻求“自己的园地”。而新潮社与上海书业关系颇浅，又基于此前对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依赖，学生社员对媒介的物质与资本属性基本不曾理解，这种空白造成了新潮社的搁浅，但也产生了转型并轻装上阵的前提：新兴的知识共同体也许能在及物的与媒介磨合中产生属于自我的出版模式与文艺产品，这也正是周氏兄弟决定与新潮社合作最看重的前提。

孙伏园以周氏兄弟辛亥以来的学生、新潮社员、《晨报副刊》编辑的三重身份，将多方意愿整合，则“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现，已呼之欲出。

三、新产品、新社团、新市场：《呐喊》在北京的出版与销行

1923年8月，鲁迅《呐喊》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三种出版。周氏兄弟与新潮社的合作如何进行？《呐喊》出版是否符合预期？在实践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新文艺自生的出版模式？又造成怎样的影响？以上问题是本节追溯观察起点。

“新潮社文艺丛书”版权页除著者外，均署“编者 周作人”，编者在组织中起何种作用？根据周作人回忆，各单行本“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28]，从其中《春水》留下的手稿看，这个回忆是可靠的，周作人并不干预作者的文本选择和做过多订正[29]，充分尊重作者的自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冰心并非新潮社员，这套文艺丛书的稿源实际已经突破了新潮社的范畴，而基于周氏兄弟对新文艺品味的筛选。

在“新潮社文艺丛书”出版前，新潮社也曾组织过“新潮丛书”5种，对比两种丛书的变化，一是主题由复合的“新思潮”宣传到单纯的“新文艺”集合，另一点则是书籍形制改革。前者基于师生两辈的共识，后者则源于周氏兄弟的经验传递。所谓新的书籍形制，即接续周氏兄弟留日时期对《域外小说集》的经营轨迹，采取毛边本，以一整套精美与个性化的装帧与版式设计取代其时书业市场中铅印书同质化的样式，将19世纪后期以来欧美、日本文坛通过考究装帧，追求文学书籍视觉表达效果的潮流带入了中国新文学的生产之中。为了保证最佳印制效果，新潮社李小峰等首次真正和北京各印厂打交道，终于决定使用最精良的机械印刷物质与技术，投入更多成本打造视觉表达更好的文学产品，令先锋的文本内容得以搭配更高级的媒介形式[30]。就内容与形制两方面，《呐喊》及其所属的丛书为读书界提供了全新的文学产品。而在新潮社这样的同人合作模式中，如此贯彻作者、编者意志的书才更可能出现。

新潮社售卖《呐喊》及其所属的文艺丛书，刻意避开了上海书业的领地，而在北京另辟市场，形成自为的生产循环，由此开始从学生社团转化为出版发行机构。五四运动后，新潮社出版物本有代卖处38处，可达国内16个市县[31]，然而这样的辐射能力主要依赖于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等代售书商的销售渠道。新潮社重启后，有意摆脱固有渠道依赖，收缩为在北京一地快速周转的小本生意：不设难以催促回款的外省分售处，而集中北京市场，李小峰等社员在北大出版部、各大学门房、各市场书摊亲自接洽合作，不能保证持续购买的外地读者只能来信函购。因此，在资本方面能达到现金流的快速运转：新潮社与本地各经销处每月或每周结算现款，同时自己设立门市，随时结算，对外埠仅接受读者、书商现金来信函购或书商至京现金批发。新潮社印书资金不再向学校赊借，转为社内自筹：盘点存书，在学校纪念会上卖书获得现金；为出版《呐喊》，又从鲁迅处借来“印资二百”[32]。宣传方面，在《晨报副刊》页缝作“新潮社文艺丛书”广告，因孙伏园编辑副刊，不要版面费，广告在1923年6月至9月间连续刊登。提高运转速度，不再如原计划印完一本再印下一本，而同时开印丛书内多个单行本，又出售预约，快速收集印刷费。印量方面，每单行本印1000册，达到出版一版能回收成本的最低规模。发行方面，将版权页变更，不再以“北京大学出版部”为“发行者”，标明“发行者”为“新潮社”[33]。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生产循环中，新潮社既保持着其作为小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黏性，又能够凭借其对目标读者的精准把握，将资金快速回收与再生产。换而言之，选择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为市场，新潮社才有机会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迅速转化，凭借极少资本而成功转型为新的出版机构。

在北京市场中，《呐喊》及其所属的新潮社出版品看似不惜工本，实则获利颇丰。以1923年8月、12月出版的《呐喊》第一、二版为例。据鲁迅日记记载，1923年5月鲁迅借出200元为印费，1924年1月11日收到《呐喊》版权费260元。根据李小峰所述，文艺丛书版权费为售价的20%至25%，《呐喊》标价7角，则两版《呐喊》的2000本[34]在四个月内售出至少1485本，至多1857本。新潮社作为发行方，在各代售点实行标价八至九折收款[35]，对读者独立购买以全价收款，因不知各处销售比例，即全以八五折论，以作者最高版权收入比计算，以1924年1月鲁迅收到版权费为止，4个月间，两版《呐喊》售出收入至少达883.575元，减去作者版权费与印费（二版印费因使用原纸型[36]，印费减半记），出版方新潮社收入323.575元，盈利率至少达37%，收益很高。张元济1921年日记中曾计算过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的利润，出版两千本可以收回成本，两千以上才能获利[37]。和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巨型书商对比，新潮社的自印自销风险小而获利丰，新文学书的出版对于如此转型中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实在是一门适宜的生意。而对鲁迅来说，伴随盈利而来的是与转型后新潮社合作的信任建立，及对自己的新文学事业以此模式展开的切实的希冀。

《呐喊》出版故事背后，是一次新文学人自为的生产方式的探索。新文化运动借助上海书业的媒介迅速风靡，而其成果被迅速收编，成为晚清以来中国印刷资本业知识生产中的品类之一。《新青年》同人分散后，周氏兄弟从新文化运动的多重主题中清理线头，继续文学革命。为了避免文学成为均质的现代知识商品，他们选择搁置与既有书业的合作，与新潮社共同探索另起的文学生产之路。《呐喊》及其所属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版，既延续着周氏兄弟晚清时期对文学媒介形式的设计，又在新潮社青年奔走于北京印厂书摊之时，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小型知识共同体的转型。而新潮社以北京为市场，借助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在地的生产循环。

后五四时代的开初，经周氏兄弟晚清经验与新潮社学生五四经验的合流，新文学者在上海书业以外，以北京为中心，开始造成媒介的位移：新的文学产品、新的出版机构及新的文学市场在北京出现，提供新文学专属的媒介形式和生产环流。而发生不久的新文学亦经此得以再造：避开为印刷资本业迅速收编的风险，将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及物的联结于媒介。新文学者暂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产方式，亦找到了此后不断革命的基础。

注释：

[1]严家炎.严家炎论小说[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56.

[2]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8):126-136.

[3]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12.

[4]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5]齐鹏飞.《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决裂及独立办刊再梳理[N].光明日报,2022-05-10(07).

[6]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251.

[7]王华 田子渝.新青年社历史之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5(10):64-70.

[8]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9-84.

[9]胡适.胡适致周作人.回望周作人 [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0.

[10]张元济.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85-796.胡适.胡适日记 [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99-140。

[11]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7.

[12]张元济.张元济论出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3.

[13]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J].小说月报,1921(2):11-1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 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70.

[14]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11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8.

[15]鲁迅.鲁迅全集 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7-138.

[16]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6-56.

[17]鲁迅.鲁迅全集 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2、403.

[18]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3-484.

[19]胡适.胡适致周作人.回望周作人 [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0.

[20]新潮社的最近[N].北京大学日刊,1922-12-27.

[2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1919(10):209-215.

[22]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1919(10):209-215.顾颉刚.顾颉刚全集39[M].北京：中华书局,2011：265-266.

[23]孟寿椿：本社纪事[J].新潮,1920(6):216-217.

[24]孙伏园：孙伏园致周作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A].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5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67.

[25]孙伏园1922年信中计划与1923年“新潮社文艺丛书”实际出版物共5种，均为先刊载于《晨报副镌》后结集出版：冰心小诗集《春水》于1922年3月21日至6月30日连载；《桃色的云》1922年5月15日到6月25日之间连载；《我的华鬘》实际上未出版，计划中作为“周作人译外国诗歌小品集”，其时这些文章亦多刊载于晨副；孙伏园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未出版，但孙伏园的译文也多在自编副刊登出。关于《呐喊》，孙伏园早在《阿Q正传》连载于《晨报副刊》之时，就有敦促鲁迅结集的计划，在1922年1月1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他谈到：“《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他尽管宽心地写去，在他集子中成为唯一的长短篇。”

[26]鲁迅.鲁迅全集 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9. 鲁迅.鲁迅全集 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3.新潮社：新潮社致周作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A].鲁迅研究资料 第5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67.

[27]仲密：自己的园地[N].晨报副刊,1922-01-20(07).

[28]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12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90.

[29]中里见敬.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6):163-178.

[30]何旻.机械复制时代的媒介拟古：周氏兄弟与新文学毛边本的塑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5):26-39.

[31]新潮代卖处[J].新潮,1919(10):117.

[32]鲁迅.鲁迅全集 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0.

[33]关于新潮社生产循环方式的变化，参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一文中的回忆，“新潮丛书”、“新潮社文艺丛书”中各书版权页等信息，1923年6月至9月《晨报副刊》刊“新潮社文艺丛书”广告等。

[34]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8):126-136.

[35]李小峰 等.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38-240.

[36]唐弢.晦庵书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1.

[3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 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99.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五四时期北京新文学出版文化研究（1920-1936）”(编号：21WXC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