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劫余首印前后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降的二十余年间，丁玲的命运可以用“不堪回首”形容。作为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核心成员和右派分子，这位女作家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十二载，“文革”中甚至一度身陷囹圄，获释后被打发到山西农村。等到河清海晏，她头顶的“右派”帽子终于摘除，但种种复杂的因素导致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仍然困居山西。直到一九七九年新年伊始，她才有机会返回北京一面治病，一面等待上级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一锤定音和重新分配工作。因为在京无寓所，有关方面最初是将她安排到文化部招待所暂住。
尽管尚待“揭盖子”，文坛和出版界的诸多人士都坚信这只是时间问题，纷纷提前公开欢迎丁玲“回归”。她是一月十二日抵达北京的，消息灵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居然四天之后便派人员拜访。她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内载有：“人民出版社来人索稿，我还摸不清底细，先婉拒之。谢明清来。”对这段话，有必要进行校正和注释：“人民出版社”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摸不清底细”或指来人为陌生人，或指他没有表达清楚来意;谢明清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便是前面提及的“来人”。
本次拜访虽无果，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未放弃，在数月后再度登门。这一回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组团前往，不仅依然有谢明清出马，为表达诚意，领衔的是总编辑韦君宜，另有杨桂欣和朱盛昌这两位编辑助阵。与丁玲一样，韦君宜也是一位有延安生活履历的女作家，二人素有往来。韦君宜一九八四年在出席联邦德国举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时，做了题为《我所认识的中国女作家》的发言，把丁玲列在新中国成立前投身于战争的女作家的首位，并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视作“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站住脚的”作品，对其推崇不已。不过，厚厚五大卷《韦君宜文集》内，并无涉及此行的文字，倒是同行的杨桂欣在《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一书内有绘声绘色的记录：
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的一天下午，刚上班，社领导韦君宜急匆匆地来到文艺理论编辑组,噼里啪啦地下达任务:“丁玲早就回到北京了，现在社里决定重印她的作品，计划先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本书的纸型早就被命令毁掉了，你们谁手头还有这本书，请拿出来供社里排版用。还有,《丁玲短篇小说选》以及她的文论和杂文的合集，这是你们理论组的任务。现在，马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去找丁玲。毛承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组组长），你看谁去好，快点定，立即走。”老毛把目光对准我:“你去吧，怎么样?”我什么都没有说，提起书包就跟着君宜下楼，还有两位同仁——朱盛昌和谢明清在楼道里等着呢。
这一年的丁玲日记，记至三月二十九日便戛然而止。查王增如、李向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当年四月份项下写有：“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谢明清来，商谈出版作品事宜。”这里，年谱漏记了另外两位来访者杨桂欣和朱盛昌的大名。对于杨桂欣是否参与过这次拜访，他本人的文字并非孤证，丁玲丈夫陈明作为现场人员同样是证人之一，这不仅因为陈明审核过《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书稿，而且他还在该书序言中回忆：“丁玲和我回北京以后，杨桂欣同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新文学论丛》，和社长韦君宜同志到友谊宾馆来约稿，开始和我们接触，……”年谱将本次会面的时间定格在四月底，应该较为准确。后来发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的落款为“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那么探访时间只能或者在“五一”之前，或者是“五一”期间。国际劳动节在当年也属于法定假日，按照杨桂欣文中的表述，探访那天是一个工作日。显而易见，杨桂欣将探访时间明确为一九七九年五月初，与实际情况存在细微出入。至于会面地点，正如陈明所言，不再为文化部招待所，改到西郊友谊宾馆——丁玲在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被有关方面安顿到这里暂住。接下来，《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述说了双方的交流内容：
韦君宜稍事寒暄便直奔主题，丁玲则先表谢忱，接着便告诉我们：“我刚回北京不久，山西一家出版社就派来一个年轻的编辑同志，说他们准备印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稿酬从优。我当即告诉这位青年：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这本书的版权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他们没有放弃这版权之前，我是不会随便答应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你们想做这件事，必须取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意。我不知道这位青年是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交涉。现在，你们决定重印，我和陈明马上写信通知山西方面，请他们放弃这个计划。”
丁玲当年一月至三月的日记相当完整，一日不漏，里面只字未提山西一家出版社来访之事。将她的日记朝前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项下赫然载有：“长治市文联副主席张怀二、长治文艺禹晓光、山西人民出版社王东满来。”其时，丁玲生活在长治，而丈夫陈明去往北京为她复出打前站。当月二十一日，她在致陈明信中云：“山西省人民出版社来了一个编辑，拉稿。我想把散文集给他们，何必一定只看定严文井。他们也问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以为也可以让地方出版。如果严不出版的话，再等几个月看看。”信中提到的严文井，正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另一位当事人王东满在《十年编书匠》（载《山西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七期）一文中，亦有相关表述：“为了组稿，在政治空气还未回暖的时候，我拜访过还在长治某农村下放劳动的作家丁玲，丁玲先生的开朗、坦率与健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山西人民出版社向丁玲约稿的时间并非一九七九年初，地点亦非北京，这要么是由于丁玲口述有误（考虑到时隔不久，可能性甚小），要么是杨桂欣的记忆出现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的孕育时间与事件发生年代相距二十余载，而且杨桂欣本人也在该书《小引》中袒露，“文革”爆发后，他便不再记日记，这本书“只能凭记忆写来”。
关于山西人民出版社约稿一事，《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还有“下回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杨桂欣赴山西公干，与业已担任专业作家的王东满重逢。回首旧事，杨桂欣称自己当时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会放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权，也就没有前往交涉。王东满说山西人民出版社只是想通过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给丁玲一点经济上的支持，然而，“丁玲同志作为老作家、老党员，职业道德多么高尚啊”!
按照惯例，韦君宜还约请丁玲为新印本写篇序言，后者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迅速交稿。在这篇长达三千余言的序言中，作者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第二自然段的收尾又重复道：“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接下来，她俯仰岁月，笔下生风，回顾该小说的创作背景以及出版、获奖、翻译情况，强调作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成果，并有一大段引发诸多争议的话：“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文中的“那年”，指的是小说的创作年份即一九四五年。
脱稿不久，丁玲将序言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姜德明，被后者安排在七月十八日《战地》副刊发表。这也是她沉寂二十余年后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一，更是她在这家规格最高的党报上刊载的首篇稿件，引起广泛关注。不久，丁玲从前的秘书张凤珠来访，说：“这是你露面的文章，大家都很注意，一种认为你没有讲真话，第二种是不理解，我属于第二种，你经历了几十年磨难，现在还像苏联小说里的红军战士在战场上为斯大林冲锋，我不理解。”丁玲批评对方道：“蒋祖慧（丁玲女儿）这么说，我骂了她一顿，没想到你经过了二十多年，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上述文字，引自张凤珠二〇〇〇年八月三日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丁玲研究通讯》第十五期。
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及宣传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五月十日晚，该书责任编辑谢明清给丁玲打来电话，就采用何种版本、封面设计的思路以及是否出版精装本等事项征求意见。一个月后，新华社发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本终获印行。该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初印，后又多次加印；一九五二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三月间，作者赴大连疗养，对小说进行全面修改，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再版，被称作“人文修改本”，也被叫作“大连修改本”，曾两度加印。根据丁玲的意见，本次重印以“大连修改本”为母本。重印本与一九五五年版本比较，正文未作任何修改，但将竖排改横排，繁体改简体，另抽去《写在前面》，加入《重印前言》（较之《人民日报》初刊本略作修订），并更新了封面，正文页码由三百一十四页精减为三百零四页。应该说，这已经不是一种新印本，完全可以算作新版本。其平装本印量达五万册；精装本印量为一千册。后来，一些地方出版社纷纷租用该版本纸型加印。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量便至少有三十余万册，然而经历多次运动，坊间及公私藏家手中几近绝迹，因此投入市场便成为抢手货。至于丁玲，自己的代表作时隔二十余年能够再度行世，当然喜上眉梢，何况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从国家级出版机构这个层面官宣她重新出山。这位作家在收到谢明清送来的十五本样书后，又自掏腰包购买一百册，签赠亲朋。也正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于国家级出版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稿费标准，无法像某些地方出版社那样“从优”，只能向她支付印数稿酬，有限得很。要知道，直到一九七九年秋末，她的工资仍未恢复到行政七级，每月只有八十元生活费。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意借给她一笔钱，加上亲友的借款，才得以在北京安家。
重印本的读者群确实庞大，但亦有细心人如丁玲女儿和张凤珠一般心生疑窦。一九八〇年夏，丁玲隐入庐山疗养，杨桂欣恰好也上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围绕书中序言，他转达了自己一位同学对涉及毛泽东的几段文字的质疑，丁玲的回复是：“你那位同学根本没有理解我那样写的意思！我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真情实感。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的。我当时就是那种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一贯相信读者，他们会读懂我所写的本意。”
白发苍苍的丁玲，依然是往昔那个敢说敢做敢当的率性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