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导演：没上过班，怎么拍好职场
2023年12月29日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是一部好笑又扎心的喜剧——
大鹏饰演的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白客饰演的人事经理马杰被裹挟在“错调”事件中，为保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变“金领”，胡建林因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职场众生相……
《年会不能停！》海报
豆瓣短评中，高挂着点赞数最高的一条短评戏谑调侃道，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两位网剧大佬突然合作这件事”，这个梗指的是电影的两位主演，堪称“互联网喜剧”鼻祖式的人物大鹏和白客，而影片中其他演员，包括庄达菲、王迅、孙艺洲、李乃文、童漠男、肉食动物、欧阳奋强、王皓、孔连顺、鄂靖文等，集合了各类喜剧平台流派。从卡司的配置上，就有一种和片名“年会”气质莫名契合的匹配感。
而从编剧到导演，董润年要做的，不只是一台喜剧人“大联欢”的年会。
董润年是天津人，从小在相声的环境里耳濡目染，20年前担任古装情景剧《清明酒家》的编剧，从而开启了他的编剧生涯。翻看他的履历，早年多部情景喜剧到后来和宁浩导演合作《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等电影，董润年自入行以来，一直与观众的笑点为伍。
《年会不能停！》的项目开始写作于2017年，当时互联网大厂风头正盛，脱口秀行业欣欣向荣， “打工人”的自嘲称谓还没有流行于网络，赚到大钱的公司在年会上挥金如土的新闻屡见不鲜，各种喜剧节目里吐槽老板和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段子总是最受欢迎。
董润年想着，职场虽然是个新鲜洋气的概念，但“上班”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么。这个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却因为过于寻常，反而在电影创作中被忽略了。于是他运用编剧擅长的编织功力，将各色人物织进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里，整体结构上的层层递进，让整个故事带着某种古典的戏剧感，荒诞又现实的职场笑料和社会潜规则，让许多包袱都抖出讽刺的辛辣味道。而从工人到“打工人”的称谓转变上，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和人心变换。
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原本作为脑洞的裁员设定一下变得更扎心，荒诞的笑料里掺进更浓厚的现实主义意味，这让董润年自己也感叹“万万没想到”。
12月30日，电影在上海路演，同晚豆瓣开出8.0的高分，影院里的观众笑到拍手。导演董润年松了一口气，觉得“踏实了”，“听到现场观众的笑声，比任何成绩都更能鼓舞我。”
电影上映前，董润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谈到一个“没上过班”的创作者对职场的观察，以及一个从小爱琢磨怎么逗人笑的喜剧人对今天这个时代的观察和思考。
董润年
对话
“上班”是最主流的生活方式
澎湃新闻：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创作缘起和灵感来源，你是如何看待职场这个环境和现状的？
董润年：最早想做这个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发现身边有一些在职场的年轻人朋友，开始喜欢吐槽职场、吐槽自己的工作，包括那个时候开始《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之类的这种喜剧形式也兴起了，加上在互联网上的观察，觉得吐槽职场和领导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和很热衷的话题。
就着这个话题做研究调研，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咱们用了很洋气的词叫职场，以前就是叫上班。从我们父母这一代到现在的00后，上班的人其实是这个社会最中流砥柱的存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主流人群和他们的主流故事，为什么有一些剧在表现这部分生活，但是电影很少有表现这个层面生活？我就想做一个职场方面的喜剧。
澎湃新闻：怎么会想到用年会的角度来切入职场？
董润年：这个主题也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年会，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班里总会办一些新年联欢会，大家放下师生的差别，显得特别的温暖和温馨。
还会想起来，小时候看的春晚，尤其最早1980年代那时候，有点简陋，但大家围坐在那，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去演个节目的记忆特别美好。反而后来随着技术越来越完善，晚会越来越盛大，年味和大家聚在一起的这种温馨却少了。
我们和做企业的很多朋友交流，企业的年会也有这个情况。以前企业还发展得没那么大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等级差别，在一起欢乐就挺好。随着企业越发展越大，反而越来越变味了，很多人提前一个月就得为年会做准备，排练各种东西，最后好像是上台给领导汇报。
我觉得这种变化挺有意思的，也代表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变化。于是从这几个角度，我们特别想做一个以年会为载体的一个职场，喜剧年会是个引子，是一个切入点，从这个切入点进来看怎么讲一个帮打工人的故事。
澎湃新闻：影片里设置了工厂和“大厂”这么两个非常有时代标志性的职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的观察里“打工人”在时代中的位置和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董润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从2017年开始写到2022年，拍摄的时候还在改，其实写了5年。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电影里这个“大厂”也不是互联网大厂，整个公司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职级上的标识。
工厂的设定是在胡建林的人物逐渐在演化的过程中，跟我们主题表达相关的时候，最早第一稿里边主人公更接近马杰这个角色，后来中间有一稿里边他更接近庄科长那个角色，直到后来改着改着，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工人。
我觉得他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时代变化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20年前我的父母辈，进一个国营的大企业是很多人的选择和命运，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的一种主流。现在好像互联网大厂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向往，这是时代本身变化的象征。
澎湃新闻：上班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国人生活方式，但是好像职场剧作为一个很大的门类，电影就不太涉及到。你自己作为编剧从业这么多年，会觉得是为什么相关题材很少被涉及？
董润年：我觉得因为职场的空间比较大，而且职场这件事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宽广的命题。
我自己的感受里，我跟有些同事的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比我跟家人相处时间要长。我是这种北漂的人，我一年见不到我妈一次，但是我天天能见到这些同事。
它是一种非常宽广的一个生活方式和一个生活的层面的话，电影确实它的篇幅有限，从哪个维度上去展现，从哪个切入点去展现，这可能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毕竟可能影视创作者他本身上班的少，很多人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就算上过班，可能现在也不再上班了，这种第一手的经验还是稍微少一点，也给创作肯定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澎湃新闻：之前大家爱吐槽职场剧，就经常会说到因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几乎都不用“上班”，这方面你如何去弥补？
董润年：我一直做编剧和导演的工作，也在上班，我自己也有工作室，也有公司，也经常每天要到单位里边去工作，去开会，也有这种体感，虽然不是个大公司，但是也有这种体感。
当然我们为了做这个项目，这几年确实做了非常多的采访和调研。了解了很多的打工人的状态，包括工厂的，互联网大厂，一些事业单位。我们都做了一些采访，一个是得到了很多素材很多故事，也得到了很多人物的感受，最后帮助我们提炼出现在的这些事儿和这些人。
澎湃新闻：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是刚好赶上还是就是从当下这个时点有感而发？
董润年：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裁员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但当时没有预料到，它上映的时候，现在裁员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在普遍担心和讨论的事。
在2017年写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父母那一代算是国企的职工，在96年97年98年左右这段时间，也经历过下岗的危机阴影。
上班是大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大家唯一的支撑自己生活的这种方式，失去工作是每个上班的人心头的一块石头。只不过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定能找到一个下家，不愿受委屈。希望这个电影看完了让大家能够得到一点安慰和力量吧。
喜剧人的“年会”
从严肃的创作方式出发
澎湃新闻：这次的演员选择很有意思，“屌丝男士”“王大锤”都是初代打工人网红，让他俩联手整顿职场是故意的吗？包括里面还有来自《爱情公寓》、脱口秀这些都很具有代表性的喜剧人，想要在电影里达成一个喜剧人大联欢的效果吗？
董润年：演员的选择很有意思，各种不同的平台，各种年龄段，有代表性的各种喜剧人全都集结在一起了，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演员的思路。
写完剧本，再去排演员，我们看都有谁可能来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喜剧演员就大家认知中的也就那么几位，翻来翻去可请的就那么几位，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创新一点，从演员配置上，我们去大胆地找一些观众不熟悉的，崭露头角的新人，因为前几年中国的喜剧一直发展得很好。
大鹏和白客，在喜剧这个领域，他们是互联网喜剧的鼻祖人物，最早的互联网短剧就是他们引领的，但是他们在进入电影行业以后，这两年都演了很多严肃的人物和作品，在喜剧上面演得并不是很多。
当时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两个人竟然没有合作过，我总觉得这两人合作可能会有很有意思的火花，然后跟他们俩分别聊的时候，提如果是你跟白客在一起，或者你跟大鹏在一起，你们配合你觉得会怎样？他们俩就都很有兴趣欣然接受。他们俩一直互相也是惺惺相惜的，一直也很想合作，之前没有机会。
除了他们俩之外，像孙艺洲、王迅都是喜剧方面的，也是很资深的演员。刚好这几年脱口秀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种sketch形式，也推出了很多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喜剧人。我们就跟他们去接洽，希望能把不同风格的不同流派的这些喜剧的人都弄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观众其实永远追求的是新的东西，就是你给观众看新的东西，当然这可能有些实验会失败，但是我觉着整体这种创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最后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大概集结了20个左右不同流派的，不同平台出来的喜剧人。
澎湃新闻：作为导演需要调和大家的喜剧风格吗？
董润年：他们是之前完全也没合作过，刚开始弄起来的时候想法很美好，但我们每个人也都心里有点毛，包括演员自己也在说一开始有点不适应。
你看大鹏是东北喜剧的代表，他是赵本山的徒弟，表演方式是比较传统的，白客是那种带着无厘头的“冷笑话”的方式。“喜剧大赛”的这些人，他们更偏舞台的表演方式，脱口秀的童漠男、肉食动物这些演员，他们都是第一次“触电”，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演过电影。
怎么能让这些人在一个维度上，不显得跳、不显得乱，当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是跟这些演员在沟通角色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喜剧的一个方向。
演员们也都很认真，不是按自己习惯的套路来。比如白客跟我聊了很久，关于他的这个人物，他认知里边，这个人物不应该去演喜剧，这个人物应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物，所有的台词反应都应该是按正常人物的方式来演绎。
王迅在进组之前给我写了一个万字的人物小传，就是关于庄科长这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的构成，整个的来源，以及人生的经历和目的都写出来了。我看完了也很受打动，也很受启发，他完全是从一个严肃的创作角度，这个人物本身到底应该怎么样。
跟他们聊这些以后，我们逐渐找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喜剧是一个结构喜剧，不是靠喜剧化的表演和台词来营造喜剧氛围的。得出这个结论以后就好办了，所有的人都不要夸张地去演，不要去在肢体上有太多的过分的这些东西。
喜剧产生是因为这些人的戏剧目的，互相之间的冲突和身份和意识上的错位，包括和观众之间的信息差。观众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表演上，大家统一在一个写实的现实主义的表演氛围上，最后我觉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确实是可能像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肉食动物，他们刚开始演的时候有一些技术上的弱点，比如他对机位不了解，可能演着他脸就背过去拍不到了，但这些很好克服，稍微调整一下就行。
澎湃新闻：拍摄时这群人在一起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产生特别的火花，现场会不会有很多的现挂即兴的东西是碰撞出来的？
董润年：比如观众反馈里面大家就挺喜欢一点，马杰第一次接胡建林，在楼底下说，“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今后您就是我下属了”，弯腰一握手特别谦卑鞠躬。
我们剧本里边有这些台词，但是我们并没有写明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台词，这两个人在当场握手的那场戏，借鉴了大家在酒桌上有时候互相碰杯的那种姿态。台词都是没有修改的，但是整个的表演上，他们在现场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来。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大的情节上现场都没有什么改变，表演的细节，演员们增添了很多的光彩。
澎湃新闻：如何平衡电影的娱乐性和讽刺性？好像现在有些喜剧人也不太敢“冒犯观众”了，或者对现实讽刺得过于真实了会觉得“不安全”。
董润年：这确实难度挺大，我们在开始创作时也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东西能说吗，这个东西是不是将来会有点问题什么的，但是后来在这过程中，带着这种想法，你很多东西就没法创作没法写了。
写作的过程中，包括后来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就不管了，前提说我只要觉得我们相信我做的讽刺这件事，或者我们提到的现象它是真实可信的，只要在现实逻辑中它真实存在的，不是我编造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讽刺。
我不是凭空地在攻击某一种人，而是我在根据现实的情况把它推到一个极致的情境下去展现它，我觉着观众只要有同样的感同身受，就能够理解。
我觉得喜剧创作是跟观众连接最紧密的艺术形态之一，但是有时候创作也是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挑衅或者对抗，但前提是真诚的，不是为了形成话题或者为了一个噱头去挑战。
把人放在极端的环境下
去考察人性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编剧，你的创作灵感通常来自哪里？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
董润年：其实还挺多的，拿《年会不能停！》来说，创作灵感既有一部分来源于我看过的一个社会新闻。比如在望京那边某一个大厂的大楼里，做卫生大扫除的时候，发现一个流浪汉偷偷住在里边已经一个月了，没有人发现他。他就在一个安静的工具间，把自己锁在里边，等晚上别人下班了，他就偷偷溜出来，到茶水间找吃的，他知道哪个办公室晚上没有加班的人，就在那睡觉。
这个新闻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认知中再严密的一个管理体系，当你足够聪明足够狡猾的时候，都有机会在里边找到缝隙生存下来。包括我们电影也受了一些传统相声的影响，像刘宝瑞先生的《连升三级》，也在我们这里边有所体现。
具体的灵感来源有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某一个刺激，某一个突发事件，整体上我创作的习惯，还是希望把人放在一些极端极致的环境和压力之下，去考察他的人性，去进行一个“思想实验”。
像《被光抓走的人》，是在极端的科幻的前提下，想象如果相爱的人都消失了，都被抓走了，我们留下的这些人怎么面对身边的“爱人”，怎么面对身边的其他人。《年会不能停！》的想法就是在极端裁员的情况下，一个完全不懂大厂规则这一套的人，错误地调进来以后，其他周围的人到底会对他如何反应，这些聪明人可能会“自作聪明”，可能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都是开始创作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一个实验命题，后面所有的情节和人物的编制都是在这样的前提设定下完成的。
澎湃新闻：很多创作者对短视频或者比较肤浅的娱乐会比较抵触，但你好像是个愿意拥抱这些的人，谈谈这部分对你创作的影响？
董润年：我确实涉猎比较广，喜欢的范围也很宽，非常喜欢看喜剧，《屌丝男士》《万万没想到》都爆火的时候，我全看过。我是天津人，从小听相声长大的，我记得天津的电台每天下午从3:00开始一直放到晚上，就是一直在唱歌放相声。
后来我自己做编剧也是最早从写情景喜剧开始入行的，自己写的几个电影，也都是有很多喜剧的成分，到现在我对所有的跟喜剧相关的东西都比较关心，都会看，包括现在很多短视频、喜剧的这些段子，有些我可能未必会喜欢，也未必将来要把它融到我的创作里面，但是至少我想知道就是观众他为什么会笑，我始终好奇那个把大家逗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还挺重要的。
澎湃新闻：从集结的这么多喜剧人也能看到某种“喜剧的沿革”历程，现在网络上的搞笑短视频也很多，作为一个一直在研究喜剧的人，你觉得大众的笑点有变化吗？
董润年：确实是有变化的。如果让现在的我再听若干年以前的相声，很多传统段子它的笑点并没有那么密集，它是经过大量的铺垫，比如马三立先生的很多东西，前面有5分钟左右的铺垫，最后才让你笑一次。但是现在短视频的阶段，如果开场5秒10秒钟你没有笑，人就已经划走了，大家的笑点的耐受性是越来越高的，确实越来越难逗现在的观众笑了。
但是观众也有同样一点，如果我们能够从结构上让观众接受前面的铺垫，就能产生让观众笑的持久度，很多包袱都能呼应着前面的铺垫响，真正发自内心的这种快乐，也会更强烈。
所以我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决定想做这种结构喜剧，本身我也是编剧出身，对叙事性，对这种戏剧的结构性是很重视的。像我很喜欢的那些经典时期的喜剧大师，1930年代刘别谦，1960年代比利·怀尔德，都不是靠一两个段子台词，而是真正靠整体叙事上的这些技术，让观众能够久久地去沉浸在他的笑点里边，甚至是能让观众提前预判到我接下来要笑了，这种喜剧我是更喜欢的，当然也更难，我是希望喜剧创作上自己能够走这条路。
澎湃新闻：电影里有句台词大鹏说“鸡汤不好吗？多补啊”，你觉得《年会不能停！》算是一部“打工人爽片”吗？
董润年：我们创作过程中倒没有想到爽片不爽片，但是我个人会觉得，纵观世界影坛，这些年有很多很多电影，不管它形式是怎么样，像《寄生虫》《出租车司机》，会发现是整个世界的一种思潮，或者说一种发展下的必然，是大家都在关注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这是一个现在从普通观众到创作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既然大家这么关心这事，感同身受，一定是现实中大家有这种体感，有很多不公正的东西让人们感到压抑了。
我们这个故事从创作初期开始，根本上也是想探讨一个公平的问题，就是一个普通人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勇气去争取一个公正的待遇。好像当它跟现实如果真的是吻合到了、争取到了，那最后的结果好像就会有点爽，因为生活里公平和公正确实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