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开明版《郁达夫选集》梳考
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开明书店推出“新文学选集”丛书甲种本。丛书分两辑：逝去新文学家选集和健在新文学家选集（各十一种）。《郁达夫选集》是逝去新文学家选集的一种，这种编选凸显出郁达夫的新文学史价值。从新文学发展史来看，郁达夫也同步于这一过程。莫洛对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成就曾有过如下评价：
他不仅是创造社的重要作家，而且是创造社的开创者，领导者和支持者，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一样，他们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中代表创造社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郁达夫不仅是创造社的一位最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位最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曾经风靡全国，迷惑了无数的中国读者。……[1]
小说集《沉沦》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的文学创作，成仿吾曾认为“《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2]，《沉沦》亦受到周作人的推介[3]。但郁达夫备受争议，曾被当作“中国的颓废作家”[4]。因文学观念的差异，郁达夫后与创造社分道扬镳，被“左联”除名，但在鲁迅的晚年，郁达夫却是鲁迅的知己。抗战初期，郁达夫投身救国洪流，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后辗转至香港，为香港文学的繁荣做过贡献，最后流亡南洋，1945年8月29日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失踪[5]。
郁达夫失踪是战后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文学事件之一，1945年9月和1946年9月，郑伯奇、胡愈之、王任叔、陈翔鹤等都写过文章，追忆郁达夫并发起悼念[6]。从1947年起，北新书局开启出版《郁达夫全集》的工作。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郁达夫成为“新文学选集”丛书理所当然的选辑对象。但是，当面对《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时，我们却发现：这本书的编选并不那么简单。
一、健在创造社同仁与流亡期间挚友：刻意回避编选《郁达夫选集》？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为何是丁易，而不是郁达夫的生前友好，包括健在的创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或是与郁达夫一同流亡南洋的胡愈之、王任叔，或是熟悉郁达夫作品的李小峰、赵景深，抑或是其妻子（孙荃、王映霞）？
丛书的《编辑凡例》称：“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7]也就是说，“新文学选集”丛书在启动时，是有其考虑的：健在作家的选集，应由本人承担；逝去作家的选集，则由编委会约请专人负责。从后来陆续出版的情况看，除《叶圣陶选集》由金灿然代编、《赵树理选集》没有赵树理参与外[8]，健在作家选集的各册都由本人编选。逝去作家选集的编选工作却有点复杂：闻一多、朱自清的选集由李广田编选，“左联”的三位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的选集分别由丁玲、魏金枝和阿英编选，鲁彦、洪灵菲、蒋光慈的选集分别由周立波、孟超和黄药眠编选，鲁迅的选集由许广平编选，鲁迅著作编刊社亦做了协助工作。这十种选集的编选者，与逝者都有特殊关系：或者是妻子（丁玲、许广平），或者是学生（杨刚），或者是老友（魏金枝、阿英、周立波、孟超、黄药眠、李广田）。丁易成为《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显得很特殊，他与郁达夫并无生活交集，更谈不上亲密交往。为何丛书编委会选中丁易？照理说，创造社同仁中健在者并不少，不管是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田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还是郑伯奇（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在创造社早期，他们与郁达夫交集颇多，由他们中任意一人编选郁达夫的选集，都更为合适。看来，丁易的被选聘另有考量。这背后，与郁达夫同创造社的关系、郁达夫作品在此时的敏感度可能有关。
按照文学社团的介绍文字，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中坚力量，郭沫若曾说到郁达夫对于创造社的意义[9]。按理说，郭沫若应是《郁达夫选集》的首选人。郁达夫失踪后，郭沫若深感痛心，“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并谈及郁达夫的惨：“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10]1946年《郁达夫全集》的编印工作启动，向蜀光向郭沫若建议重印《郁达夫全集》，并要其“来负搜罗刊行的责任”。郭沫若答应了向蜀光，“愿意虔诚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我决以我的全力促进并完成这件事情。当然我是需要大家来协力进行的。这不仅为的表彰达夫一个人，而是为中华民族保持良心与清明之气”。郭沫若认为郁达夫的文学成就不容忽视：“达夫在中国新文学里面的地位，很像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今译作‘屠格涅夫’），仅此已足永远不朽。”[11]1947年，郭沫若再次谈及郁达夫，并把郁达夫与鲁迅、闻一多并论：“鲁迅先生的韧，一多先生的刚，达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12]1949年1月，北新书局成立了由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郁飞六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着手编辑《郁达夫全集》，郭沫若领衔其事，连纸型都开始制版。推介广告提到这套全集，分为短篇小说集（第一卷）、中篇小说集（第二卷）、日记游记集（第三卷）、散文杂文集（第四卷）、文艺论文集（第五卷）、译文杂著集（第六卷）[13]，并附有陆丹林整理的郁达夫旧诗130多首、词6首[14]，但“遗憾的是，这部新的《郁达夫全集》已经打出校样，却终因形势发展太快而被迫搁浅”[15]。全国文代会期间，赵景深曾拜访郭沫若，希望他为《郁达夫全集》写序，也被郭沫若婉拒。[16]
此时，郭沫若对北新书局出版《郁达夫全集》的态度，与1946年声称的“决以我的全力促进并完成这件事情”[17]相比，已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18]。面对新的时代对文学的规训，郭沫若态度的转变可以理解，他意识到郁达夫的“黄色描写”对新社会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再助推全集出版，但对选集的出版仍持支持态度。《郁达夫选集》的封面题字，正是郭沫若完成的（逝去新文学家的选集书名，除《鲁迅选集》外全部由郭沫若题写）。不知在题写老友的选集时，郭沫若作何感想。但作为健在新文学家，在编选自己的选集时，郭沫若在《自序》中称：“自己来选自己的作品，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每篇东西在写出或发表的当时，都好像是得意之作，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看起来，可以说没有一篇是能够使自己满意的。”[19]这可视为那时他的心态脚注。
1959年10月17日，郭沫若为《郁达夫诗词钞》写序，再次肯定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郁达夫作为“倔强的战士”的价值，同时也指出其“短处”：“他尽管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但总觉得不够勇敢、不够坚定，他有时有点逃避的倾向……”但郭沫若从侧面肯定了郁达夫的短处：“短处是谁也难免的，达夫也颇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他却不是加以掩饰，文饰，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终是想更坚强、更勇敢一些，和恶势力搏斗。他是一位一片天真的人，有时甚至天真到对于敌人也不够警惕。”[20]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政治语境中，郁达夫的一生有他的复杂性。想来，其他健在的创造社同仁（成仿吾、郑伯奇等）与郭沫若的态度也有一定的相似处。
与郁达夫流亡期间交往密切的胡愈之、王任叔，在郁达夫失踪后亦分别撰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和《记郁达夫》，表达怀念。胡愈之、王任叔同郁达夫一起从新加坡流亡，直至战争结束，相交甚深。但他们也没有被丛书编委会选中，恐怕内中涉及他们对郁达夫的评价（也可能是他们推脱）。胡愈之、王任叔都是党员，相当了解郁达夫南洋期间的生活，但对郁达夫的生活行为却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微词，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待郁达夫作品编选的态度，或许这是他们回避的原因之一。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胡愈之给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写的报告书。报告中，胡愈之对郁达夫的遇难及其学术研究流露出复杂情感：“对于象达夫这样一个复杂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做一个正确的评价，应当是未来中国文学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我对达夫的死，就只不过有这一点点迷惘的感想而已。”[21]后记中，胡愈之透露出南洋文化界对郁达夫的负面评价：“郁达夫失踪以后，新加坡的一群附敌记者，落水文人，还要向他揶揄一番，不是骂他‘有文无行’，就是笑他‘家破人亡’。”胡愈之清楚知道，其中有些人就曾和郁达夫喝酒做诗、附庸风雅。但是，在战后的文化语境中，他们“讥笑达夫生活浪漫，甘心事敌”“想把‘死无对证’的郁达夫拖下水去，然后他们自己从水中钻出头来”[22]。尽管这些看法在国内非主流，但肯定会对评价郁达夫产生影响，有人当时就指出郁达夫的死，“更给了那些误解他或故怀恶意的人一种笔攻的机会”[23]。胡愈之的写作初衷，是对诽谤郁达夫和攻击流亡南洋文人进行的反驳[24]。后记中胡愈之称，“至于达夫的一生作正确的评价，则是国内文艺界的事了”[25]。胡愈之谈及郁达夫对日本人的观感，认为他常把民族和人性分开来，“他爱国，爱同胞，但也爱人类。他相信人性是善的，他可以说是为了这一信仰而牺牲的” 。但他接着又批驳说：“现在是民族问题，在民族问题上面日本人是从没有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26]胡愈之着重强调政治观点，“我们两人并无相同之处”[27]。郁达夫遇害两周年时，胡愈之再谈到郁达夫：“一个投降出卖的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一个诗人的被害，却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有些无耻之徒，甚至还要用鞭尸的手段，来骗取美金的津贴，下流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说。”[28]他针对的正是南洋文化界对郁达夫之死的诋毁。这说明，郁达夫遇害后有负面评价声音，胡愈之懂得这是复杂的政治文化所致。王任叔对郁达夫南洋期间的思想有明确判断：“达夫是感情上热爱祖国，思想上却接近于日本的，因此他个人有和日本人和解的可能。”他声称：“愿中国智识分子中间，永远不再有达夫；新的世代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了。”[29]王任叔也意识到，郁达夫内心对存有汉奸嫌疑是有隐忧的[30]。作为见证人，王任叔保持必要的警惕也含有组织纪律的站位。
需指出的是，战后文艺界复员期间，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展开了对附逆文人的追查，除众所周知的周作人、张爱玲外，叶灵凤、戴望舒也深陷其中。叶灵凤因滞留香港，并没有受到冲击。戴望舒复员期间想回国，必然面对这一敏感的政治议题[31]。作为资深左翼文人，王任叔对此很清楚。可以断定，他写的那篇文章，已牵涉到他复杂的内心感情：从私人角度来看，郁达夫毕竟有恩于他，但从政治高度来看，他对郁达夫的战时行为却需持保留的态度。
不管是郭沫若等健在创造社同仁，还是胡愈之和王任叔，他们都试着在时代文化语境与政治间寻找制衡。尽管学界对郁达夫有较高的文学评价，但郁达夫潜在的政治危险却必须极力回避[32]。显然，《郁达夫选集》的编选与政治间存在着敏感地带，其作品选集的分寸把握是有难度的。另有一部分郁达夫生前好友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进程始终保持游离关系，如赵景深、陈翔鹤、李小峰等，他们不可能受到丛书编委会的认可。至于郁达夫的亲属（孙荃及其子女、王映霞及其子女），考虑到家庭的复杂性，丛书编委会也不会贸然选聘谁担任编选工作。聘请与郁达夫没有任何交集的文学史家来担此重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这样，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叶丁易，成为了丛书编委会看中的最佳人选[33]。
二、《郁达夫选集•序》解读：郁达夫的政治及文史评价
作为编选者，丁易的身份很特殊。他既不是郁达夫生前知友或学生，也不是郁达夫的亲人。丁易对郁达夫的创作及为人，也没有其他编选者的那种了解，更谈不上“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34]。或许，这正显示出《郁达夫选集•序》的“特殊性”，丁易是以文学史家的审视眼光[35]对待编选工作的，他在编选过程中可以撇开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关系，回避了因熟悉而带来的情感因素[36]，这正好回应了1946年胡愈之提出的“观点”（郁达夫的评价“是国内文艺界的事”）。
种种迹象表明，丛书编委会聘请丁易，是基于他已有的新文学史治史理念。接受编选工作后，在篇目编订过程中，丁易按照编委会的要求1950年8月10日完成序言。这说明，“新文学选集”丛书从1950年1月酝酿编选后[37]的七个月，也即八月初，丁易即已大体上完成了编选工作。序言是对编选工作的总结，《人民文学》第2卷第6期刊载时题名为《郁达夫选集序》。此序收入《郁达夫选集》时，只删了最后一条注释。序言文字可以在国家级文学刊物披露，成为新文学史课程的参考资料[38]，这证明丁易的编选工作是编委会认可的。
从文献构成来看，序言仅使用了这样几条参考资料：《论郁达夫》（郭沫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胡愈之）、《忏馀集》（郁达夫）和《闲情日记》（郁达夫）。除去郁达夫的作品集，真正用以参考的文献只有三种。从文献来源看，丁易明显以左翼的鲁迅、郭沫若、胡愈之对郁达夫的评价为立足点。公开文献与遮蔽文献的背后，我们看到序言写作时，丁易潜在的理论资源与话语立场的处理方式。要知道，郁达夫毕竟是上世纪20年代就已闻名的新文学家，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很多，如周作人、沈从文、邵洵美、韩侍桁、曾虚白、杜衡、赵景深、刘大杰、苏雪林等人，但这些评论文字在序言中都没有呈现。对郁达夫进行政治定位，摆在了丁易序言撰写的首要位置。文献来源上，丁易保证了其论述的左翼姿态与色彩，剔除了左翼的杂质，更屏蔽了非左翼话语的空间。
如何定位郁达夫，丁易费了不少的心思。他先从郁达夫的死说起，认定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并结合时代变迁与政治环境，假设了郁达夫如果没有死会进入的生活图景：
达夫先生如果还活着，凭着他那挚爱祖国的热情，眼看到今天祖国以英勇的姿态大踏步地向富强的道路上迈进，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改善起来，他一定会像今天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毫不吝惜地来改造自己，跟自己进行强烈的自我斗争，把自己变得更坚强更结实，无条件地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39]
诚然，丁易以想象展望郁达夫的生活图景，具有20世纪50年代的特色，但这依然让人们看到：丁易对郁达夫文学思想的理解、生活道路的认识，与历史现场是有距离的。1927年退出创造社后，郁达夫与左翼文学、与国民政府保持着游离关系，没有真正融进去（入职福建省政府是鉴于他与陈诚的私人关系）。他对左翼文艺的看法及其所作所为，导致最终被“左联”除名；他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使他坚守着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他与共产党进行的政治斗争始终保持着距离。陈改玲指出，“新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建议来自胡愈之[40]，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丛书建构与编选时吸纳《郁达夫选集》进入名单，很可能受到胡愈之的实际推动，但他却又回避具体编务，可见其态度的复杂。可以看出，胡愈之希望《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能够冷静、客观，这是文学史家应有的历史态度。
丁易对郁达夫的政治定位侧重在两点，一是“爱国主义”，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序言中的“诗人气质的郁达夫，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41]，统领着序言的基调：爱国主义者本身是模糊的。如果追问，郁达夫爱的是什么国？难道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与50年代的国没有区别？丁易运用爱国主义表述有其好处，郁达夫的一生都可用它宽泛地概括之。具体针对郁达夫生平细节（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抗战）时，丁易都站在政治的高度对郁达夫进行了批评。
对于新文化运动初期郁达夫的创作，丁易说：“可惜得很，达夫先生看出了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却不知道如何消灭这黑暗；希望中国富强，却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就使他堕入了更苦闷的境地。”[42]在丁易看来，郁达夫的生活行为、思想追求“却让自己更走向荆棘丛中，那就是更感伤更颓废下去。感伤颓废得简直有些近乎自我麻醉，自己戕害自己”[43]。也就是说，新文学阵营分裂的过程中，郁达夫是十足的落伍者。结合共产党成立后的社会状况，丁易严厉批评郁达夫的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这种消极的自戕式的反抗，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44]。
针对大革命时期，丁易认为郁达夫“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这导致郁达夫大革命行动的负面评价，丁易这样概括道：“一九二六年，他高兴地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不久又回到上海去编辑《洪水》，都显得很积极，但这积极却是没有深固的基础的，由于他的思想上的不彻底，一遇挫折，便又萎缩下去”，对革命产生了“动摇”[45]，带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革命前兴奋，遇到挫折就思想幻灭。
郁达夫抗战前期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进入政治部第三厅，参加台儿庄前线劳军，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要职务（常务理事兼出版部主任，《抗战文艺》编委），1939年后远赴南洋，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但对于这些，丁易评价并不高：“达夫先生对抗战工作虽然积极，但是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对抗战认识是有些模糊的。”[46]他引用胡愈之的郁达夫论，政治上对郁达夫的思想倾向进行批评。而遵从这一思维惯性，关于郁达夫新加坡的生活情况，丁易根本不触及郁达夫为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做日文翻译的经历，让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与政治语境中，回避了滑向“事敌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见，序言中丁易采取左翼的政治立场，对郁达夫的思想加以批评，但他不得不回到《编选凡例》的主旨上。所以，丁易说到：“他在中国新文艺上的贡献和功绩仍是不可磨灭的，他是‘五四’以后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我们要了解中国新文艺史，他总是一个必须研究的作家。”[47]按照他所作序言的精神内核来看，尽管郁达夫是“必须研究”的作家，但必须在辩证批评的视野下展开。在篇目的入选和具体作品的评价上，丁易均呈现出这种倾向。
三、篇目编选：作家的自我建构与文学史家的有限修改
回到《郁达夫选集》的篇目上，我们捕捉其由选目建构的郁达夫文学史形象，或许可看到编选的真实一面。如果说序言是丁易编选《郁达夫选集》的总纲，那么篇目的选择则表达了其具体策略，体现了史家眼光如何与总纲形成呼应。丁易序言中提到，他曾涉猎过郁达夫的多种著作：
《达夫全集》八册——《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忏馀集》（本集没有标明是全集，但就编排的体例和年月来看，应该是全集之八）。中篇小说两册——《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另外还有《沉沦》一册，《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达夫代表作》一册，《达夫自选集》一册，这些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已见于全集之中。……此外便是五册散文和日记：《达夫散文集》，《屐痕处处》，《闲书》，《日记九种》，《达夫日记集》。[48]
尽管翻阅郁达夫著作多达20种，最后却只有8篇小说、6篇散记（含理论文章1篇）入选。《郁达夫选集》268页，厚度仅仅超过《殷夫选集》（132页）、《赵树理选集》（150页）、《洪灵菲选集》（185页）、《许地山选集》（201页）和《柔石选集》（219页），排在“新文学选集”丛书第十七位。要知道，从创作生涯的时长来衡量，不管是殷夫、洪灵菲、柔石，还是许地山、赵树理，他们都没有郁达夫长。凸显一位新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可以用厚度来表达[49]，但郁达夫却没有应达到的厚度，篇目似也不见高明。
为了真正看清《郁达夫选集》篇目编选的细节，这里把1951年7月前出版的“郁达夫选集”性质的十种书籍篇目整理如下：
这十种选集性质的书籍均有其代表性，分别在三、四十年代产生过影响，侧面反映了彼时郁达夫在新文学作家中的地位。第一种《达夫代表作》，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合编，是目前最早雏形的“郁达夫选集”，选入小说10篇、散记（散文）5篇。以三位编者当时的文艺思想来看，它是一部带有左翼色彩的“选集”。1930年1月，改订版改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收录篇目仍旧沿用合编篇目。不过在改订版扉页上，郁达夫专门写了一段题词：“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52]既是郁达夫亲自编订的书，加入这段话必然有他的考虑。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郁达夫十分感慨，对十年前的《沉沦》风波并没有真正释怀。当然，他也没有让《沉沦》进入选本。这表达了郁达夫的坚守，他压根就没有把《沉沦》当作自己的代表作。篇目上郁达夫沿用1928年版，说明他对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的编辑行为是认同的。第二种为郁达夫亲自编订的自选集，选入小说11篇，散记2篇。可见，自选集和1928年版《达夫代表作》体现出郁达夫对选集范围的认可。综合这两种选本，可以大致确定郁氏代表作的选辑范围：1933年以前的小说，总计有14篇是郁达夫喜欢的，重合的有7篇小说（《采石矶》《离散之前》《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烟影》《过去》《微雪的早晨》），不重合的也有7篇，包括《银灰色的死》《还乡记》《还乡后记》《小春天气》《二诗人》《迟桂花》《在寒风里》。散记代表作的范围，大体依郁达夫的认定入选5篇，包括《海上通信》《一个人在途上》《病闲日记》《钓台的春昼》和《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第三至九种选本带有唐人选唐诗的味道，其中三、五、六、八这四种选本，是当时的文艺丛书之一种（现代作家选集、当代创作文库、现代文艺选辑、现代创作文库），书前的序言，不但对郁达夫有简介，而且兼有文学批评功能。郁达夫能够进入这四种丛书，体现出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地位。第五种《达夫代表作选》，1946年曾以《达夫杰作选》为名出版（盗印本，出版社标明为上海全球书店，仅为代表作选之下部，以散文为主），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小说为主，收录11篇；下册以散记为主，收录18篇。第四、七两种选集较特殊，是选本中或者以一种文体建构起来的选本，或者收录郁达夫古体诗的选本，但在选本学上反而被学界忽略。第十种为梅林（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务部秘书）的编选本，列为“现代作家文丛”。“新文学选集”丛书推出前，“现代作家文丛”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被认为是“滥选滥编的所谓某某作家选集”[53]。这十种选集性质的书籍中，对丁易影响最大的是《达夫代表作》和《达夫自选集》，这大体确定了《郁达夫选集》的编选体例。
《郁达夫选集》由小说和散记两辑组成。除《郁达夫文选》《郁达夫杰作选》收录的文章体例有差异外，1949年以前的“选集”都由小说、散文两种文体组成。丁易沿用这一编选通例，以两辑来组成篇目。第一辑小说入选8篇，分别为《沉沦》《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迟桂花》《东梓关》《出奔》；第二辑散记入选6篇，分别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海上通信》《一个人在途上》《病闲日记》《钓台的春昼》《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与郁达夫理想的14篇代表小说相比，丁易只保留5篇（《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迟桂花》），新增3篇（《沉沦》《东梓关》《出奔》），删掉9篇（《离散之前》《烟影》《微雪的早晨》《银灰色的死》《还乡记》《还乡后记》《小春天气》《二诗人》《在寒风里》）。与郁达夫理想的5篇代表散记（文）相比，丁易悉数保留，只新增1篇理论文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从篇目编选的细节处可看出，丁易只在小说篇目上有限度地修改了郁达夫的代表作。此处，我们就针对丁易新增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加以分析。
《沉沦》《东梓关》《出奔》的入选，是有其根据的。丁易不仅在序言中对《沉沦》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也有相似评价[54]。《沉沦》作为郁达夫的小说代表作，丁易是认可的。《东梓关》尽管写的是一个名叫徐竹园的封建名士，但郁达夫“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同情还是一贯存在的，他写出了乡村农民的诚朴和忠实”，“该算是一点进步意识”[55]。《出奔》则在题材上显示出郁达夫的进步，“把题材扩张到社会的各方面，企图来表现一个时代了”，“显出了他的思想更向前一步的跃进”。丁易欣赏《出奔》“十分细致地刻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削行为，也描绘出地主阶级本身的贪鄙自私刻薄残忍的性格，并且分析了地主在革命过程中怎样钻空子混进革命阵营来破坏革命，前后一贯地流露出作者对地主阶级仇视憎恶的心情”[56]，认为它“算是比较具有进步意义的一篇作品”[57]。郁达夫的创作生涯中，尽管《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重要的小说，文中涉及工人群众的革命描写，成功塑造出革命者形象冯世芬，但“色情描绘过多，所以没有入选”[58]，对此，丁易都有特别地交代。
关于散文，丁易认可郁达夫的选目。但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他还是批评了郁达夫的散文，认为“前期多半是解剖自己，发抒苦闷”，“后期则都是抒情的纪游小品，虽然对现实的苦闷也偶尔透露在字里行间，但终究是悠游闲适的风趣占了上风，战斗的意义是一点也没有的了”[59]。增加理论文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其实是有所指的，它被认为是和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相匹配的重要理论文章（创造社早期的理论代表作）。该文写于1923年5月19日，按丁易的说法，此时共产党已成立，“郁达夫却也不能不受这思想的影响”[60]。郁达夫不仅在理论上思考，提出“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61]的口号，体现出其理论探索，且具体落实到创作中，《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多少带有点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有意地去写工人和劳动者，表达了劳动人民的那种真诚淳朴的高贵品质，并且对资本家压迫劳工表示了高度的憎恨”[62]。丁易虽然对这种题材的创作有肯定，但批评也不少，最重要的是郁达夫并没有指明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道路，“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63]。
结束语
“新文学选集”丛书还推出过乙种本，1952年7月就出版13种[64]。迟至1952年12月，鲁迅、茅盾、曹禺、洪深、鲁彦、洪灵菲、许地山、蒋光慈八位新文学家的选集都出版乙种本。有些乙种本还推出再版本，包括鲁迅、闻一多、朱自清、胡也频、柔石、殷夫、赵树理、郭沫若、丁玲、张天翼、叶圣陶、巴金、艾青和老舍[65]共14位新文学家的选集。相对于甲种本，不管装帧还是开本，乙种本都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定价，开明书店对乙种本做了微调。以《鲁迅选集》为例，甲种本定价51000元，乙种本降至37000元，真正响应《编辑凡例》中预期的“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66]。丛书强调其服务对象是青年读者，从经济上给予实惠成为开明书店的经营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选集》确实例外，它没有出版乙种本。需要注意的是，1952年12月前，郁达夫早已被认定为“烈士”。开明书店关于《郁达夫选集》乙种本的推行，显然有更深的担忧。郁达夫迟至1952年才被定为烈士，说明在那段时间里，关于烈士身份的认定可能有争议（相关档案文献至今没有披露）。郁达夫是和他的胞兄郁曼陀一起被定为“抗日烈士”的。“抗日烈士”与“新文学选集”丛书所列举的革命烈士、特别是“左联五烈士”相比，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涉及对于革命的深层理解。“左联五烈士”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同构关系，他们的鲜血熔铸在革命历程中，郁达夫和这样的革命有距离。与郁达夫交往密切的郭沫若等健在的创造社同仁、胡愈之、王任叔等，在这样特殊的语境中选择尽量不参与郁达夫选本的编选，原因或许正在此。更何况，从1951年11月开始，文艺界整风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规避与新的革命运动相抵牾的话语和复杂的人事关系，是每个文艺工作者必须要遵守的准则。
另外，“新文学选集”丛书的乙种本，明显秉承了开明书店文学普及（政治）与商业盈利（经济）的共赢追求，一旦意识到追求的任意一端可能滑向危险并与政治产生龃龉，它会果断加以处理。《郁达夫选集》的乙种本，极有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未能出版的。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0SK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莫洛：《陨落的星辰》，第80页，上海人间书屋1949年版。
[2]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3]“《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仲密：《沉沦》，《晨报副镌》1922年3月26日，第1版。
[4]匡亚明：《达夫印象记》，贺玉波编：《郁达夫论》，第12页，光华书局1932年版。
[5][29]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第234页，第2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6]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版；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1-3期；王任叔：《记郁达夫》，《人世间》第2卷第1期，第2、3期合刊。
[7][66]“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
[8]袁洪权：《开明版<赵树理选集>梳考》，《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9][10]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9月30日。
[11][17]郭沫若：《编印郁达夫全集——答向蜀光先生》，《人物杂志》第5-6期合刊，1947年12月10日。
[12]郭沫若：《再谈郁达夫》，《文讯月刊》第7卷第5期，1947年11月15日,。
[13][16][28]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第270-271页，第273页，第56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陆丹林：《达夫遗诗编后记》，《新闻报》1949年1月15日，第7版。
[15]陈子善：《<郁达夫全集>种种》，《识小录》，第133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8]小报曾报道郭沫若将整理郁氏书简，拟出版一部纪念册。鱼藏：《郁达夫纪念会》，《飞报》1949年6月18日，第2版。
[19]郭沫若：《自序》，《郭沫若选集》，第1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20]郭沫若：《望远镜中看故人》，《光明日报》1962年8月4日，第4版。
[21][22][25][26][27]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第31页，第35-36页，第36页，第33页，第31页，香港咫尺书屋1946年版。
[23]静闻：《忆达夫先生》，《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7期。
[24]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3期。
[29][30]王任叔：《记郁达夫》，《人世间》第2卷第2、3期合刊。
[31]赵稀方：《戴望舒的“附敌”问题》，《大公报》2018年9月4日，第B8版。
[32]建国前郭沫若最后一次公开表达对郁达夫好感，是1949年6月中旬的郁达夫纪念会座谈。鱼藏：《郁达夫纪念会》，《飞报》1949年6月18日，第2版。
[33]此处也许有人会质疑，编委会为何不请王瑶担任编选工作。问题很简单，《朱自清选集》和《闻一多选集》的编选都没选择王瑶，可见编委会是另有其考虑的。
[34]《出版说明》，《郁达夫选集》，第4页，开明出版社2016年版。
[35]陈改玲指出，丁易“是五十年代研究新文学史的专家，曾在《新建设》《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新文学史的研究文章，在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新文学史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第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6]《胡也频选集》编选就涉及丁玲的个人情感及对部分事实的选择性叙述。袁洪权：《开明版<胡也频选集>序言的“隐秘事实”》，《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2期。
[37]蔡楚生1950年1月30日日记，最早透露出“新文学选集”丛书（“五四文艺丛书”）编选。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3卷，第33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38]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4卷4期。
[39[41[42][43][44][45][46][47][48][55][56][58][61][63]丁易：《序》，《郁达夫选集》，第7页，第1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11页，第13页，第19页，第19-20页，第20页，第16页，第18页，第18页，第11页，第18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40]陈改玲认为，“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开明书店股东胡愈之，萌发了编选‘新文学选集’的念头”。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第25页。
[49]鲁迅、郭沫若的选集有厚度和册数参照。《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两册。
[50]1930年1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新版，以春野书店版为底本，删去郁达夫原序和钱杏邨的《后序》，增加《改版自序》，所收作品完全相同。
[51]其下部散文部分1946年以《达夫杰作选》由上海全球书店出版，此为盗版本。
[52]郁达夫：《达夫代表作》，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
[53]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8月20日，第4版。
[54]经过核对，笔者发现序言文字直接进入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之郁达夫章节。
[57][59][60][6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47页，第247页，第246页，第246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64]包括柔石、郭沫若、丁玲、叶圣陶、巴金、艾青、张天翼、老舍、闻一多、赵树理、朱自清、胡也频、殷夫的选集。《新文学选集》广告，《语文学习》1952年第7期。
[65]此处统计基于对孔夫子旧书网的新文学选集各册之版权页信息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