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杭州话，孤独与积极修辞
小伢儿，老头儿，筷儿笃笃唱歌儿。
耍子儿，闹架儿，筒儿将军滴卤儿。
乡巴佬儿拍洋片儿，美国佬儿吃葱爆烩儿。
跷脚拐儿荡勒勒箍儿，马路边儿看姑娘儿。
格歇又到晚快边儿，爹娘抠不牢他个活(魂)灵儿。
这是从前的一首杭州童谣，小时候只是耳熟能详，不懂什么意思。六岁那年，家里从北方迁居杭州，我便跟着邻家孩子玩耍，跟他们学说杭州话，亟欲融入他们的世界。后来才觉出这歌谣的粗俗和发噱，其发噱效果概由反差修辞造成，如：小伢儿 / 老头儿，乡巴佬儿 / 美国佬儿，洋片儿(旧时洋烟附送的画片)/ 葱爆烩儿(杭城本地小吃)，又是种种乖张行为，皆反义相对。
“筒儿将军”原指畜在竹筒里的蟋蟀，这里是说平日邻里称霸的孩子，动辄跟人干架却弄得灰头土脸。杭语“滴卤儿”由乞丐舔食残汤剩羹而来，引申为出乖露丑。至于“跷脚拐儿”(瘸腿)云云，拿残疾人调侃，乃旧时陋习。所谓“荡勒勒箍儿”，即滚铁箍的儿童游戏(“荡”是行走、徜徉，指滚动铁箍时跟着一路小跑)。跛足者滚铁箍，是以夸张的顽劣想象拈出偷看女人的笑点，实是促狭。
这些杭州话，若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恐怕不能完全听懂看懂。“葱爆烩儿”读如“冲爆鬼儿”(“烩”，按说杭语不读“鬼”，但此处偏读讹音)，外地人听来或以为什么妖魔鬼怪。叠字“笃笃”，带象声的动词，拿筷子在桌面墩齐。“勒勒”是谐音字(读lēi)，即滚动，叠字形式是形容词＋动词的双重修饰，透出铁箍徜徉街头的快意。杭州话里不少语词没有可对应的汉字，如“格歇”指“这时候”“这会儿”，这类字词只能据音读写出。
外地人读到上边这首童谣，最明显的感觉是杭州话多用儿字缀，几乎每个词都缀以“儿”字。需要说明，这个“儿”字是单独的音节，跟北方话的儿化音不是一回事。儿化音与词尾是合字，书写中不用写出“儿”字，但录述杭语就必须单独写出，这是杭州人说话着意强调的一个音节。
作为杭语最明显的特征，儿字缀跟杭州周边各地方言毫无干系，倒是从北方中州音演化过来。这要追溯到九百年前的宋室南迁，金兵攻陷汴京之日，迁徙至杭州(临安)的不仅是朝廷和官府，还有大量逃离中原故土的士农工商，那些北方人口带来的儿化声腔，作为官话必然影响本地土著的口语。本来，儿化音是卷舌发生的音变，土著杭人分明觉出其中那个“儿”的音素正是官话特征，苦于学不像卷舌，生硬地将儿化的轻声念作音节分明的“儿”字。于是，许多名词乃至名词化的动词形容词纷纷带上了“儿”字，这里随手可以举出一大堆——
字儿、画儿、纸儿、票儿、牌儿、碟儿、杯儿、瓶儿、篮儿、袋儿、罐儿、桶儿、布儿、针儿、线儿、袜儿、领儿、帽儿、刀儿、叉儿、板儿、棍儿、竿儿、壳儿、笼儿、罩儿、盖儿、框儿、柄儿、球儿、兔儿、猫儿、虫儿、叶儿、草儿、饼儿、糕儿、凳儿、绳索儿、拐杖儿、大嫂儿、老头儿、新郎倌儿、马屁精儿……
这些，外地人不需解释都能看懂，但也有许多儿字缀是杭语特有的说法，如：
落儿(盒子，喻指笨人)、肚儿(猪肚，又转喻人的肠胃)、条儿(瘦高个儿)、条干儿(身材)、造话儿(指谎言)、眼镜儿(多指戴眼镜者)、三枪儿(三根尾须的雌蟋蟀不能打斗，贬指文弱男子)、须须儿(须状物)、孑孑儿(沉淀物)、屑屑儿(碎屑)、巧索儿(轻巧差事)、小鸡儿(如谓菜鸟)、叼嘴儿(结巴)、吹腮儿(聊大天)、寻事儿(寻衅滋事)、刺噱儿(一种小鞭炮，通常喻指惹不起的女人)、潮潮鸭儿(鸭儿，伢儿音转)、俩佬婆儿(夫妻俩)、蒙济眼儿(指近视者习惯性的眯缝眼)、西划船儿(专指西湖手划船)、消闲果儿(零食)、拷瓦爿儿(分摊费用)、刨黄瓜儿(敲竹杠)、打绿豆儿(尅扣过手钱物)……
杭语的儿字缀很多是代替普通话或北方话词尾的“子”字，如：票子、凳子、杯子、棍子……这些都可与儿字缀互换使用。但汉语子字缀太强大，杭语也有不能用“儿”字替换的子字缀。如“梳子”不作“梳儿”，“棋子”不作“棋儿”，“骗子”不作“骗儿”，“脑子”不作“脑儿”。语言规则从习惯中形成，好像没什么道理。
严格说来，儿字缀的用法不唯杭语独有，普通话里也有“花儿”“鸟儿”“鱼儿”“马儿”这样的说法。不过，那都通常见于书面语或戏文歌曲，比较文艺腔(缀入“儿”字犹似古代散曲或戏文的衬字)。
处理本身不带尾缀的双音节名词，杭语自有变通。如“马桶”不说“马桶儿”，也不简称“马儿”，倒是称作“马子”。又如，“玩耍”，杭语不作“耍儿”，作“耍子”，又作“耍子儿”——这种尾缀系“子”和“儿”的叠加，也是一绝。
汉语语词另一种常见尾缀就是“头”，杭语中也大量存在。如，石头、榔头、花头、噱头、户头(带蔑意，多用于人物品行归类)、嘟嘟头(物件顶端凸起部分)、夜到头(即夜间)、乡下头、省里头(指省里的部门)、萧山夯啷头(指萧山那地方，“夯啷”系摹拟当地口音)……奇怪的是，头字缀无一能用儿字缀替换。
儿字缀起于南宋偏安，有书可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城市井吃食，儿字缀的有“鹌鹑餶飿儿”“市罗角儿”“旋炙豝儿”“脏驼儿”“破核儿”“蜜枣儿”“饧角儿”“薤花茄儿”“辣瓜儿”“鸡头篮儿”“诸色角儿”等十余种。又，“高宗幸张俊府第”一节，进奉御筵的果盘、香料和酒菜，其中“儿”字为尾缀的名目更有二十四种之多(文繁不录)。但之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写汴京食物，尾缀多为“子”者，缀“儿”的很少，只是“水晶角儿”“辣瓜儿”“餶飿儿”少数几种(《梦华录》乃作者晚岁在杭回忆旧京事物，其少数儿字缀名目或带有杭语痕迹)。可见，南迁之后词缀变化明显。
之后，《水浒传》亦有不少带有杭语特点的用词，作者施耐庵曾有在杭生活经历。小说开篇洪太尉上山遇虎，心头“七上八落”，分明是杭州话。为什么不是“七上八下”？杭语“落”字读来豁亮，而“下”字向后颚送气有吞音感觉，所以作为动词的“下”多以“落”字代替，下雨下雪都说“落雨”“落雪”。值得注意，小说中亦多有儿字缀用词。如，王教头挑了“担儿”私走延安府，史进“帽儿”下裹了头巾，鲁达挥动“醋钵儿”大小的拳头，杨志卖刀插了“草标儿”，黄泥冈遇到七辆“江州车儿”，郓哥提了一篮“梨儿”去茶坊，武松扮行者摘了“毡笠儿”，潘巧云趁老公不在家掇一个“香桌儿”出来……
梁山一百零八人的绰号，子字缀和儿字缀都有。前者六人，分别是锦豹子杨林、神算子蒋敬、铁扇子宋清、铁叫子乐和、金钱豹子汤隆和菜园子张青(按，燕青曰“浪子”不能视为子字缀)；后者二人，即船火儿张横、鬼脸儿杜兴，这两个“儿”字绰号正是吾杭特色。
“儿”字不仅泛滥尾缀，杭语还有“儿”字夹在词语中间的用法。《武林旧事》提到一种叫做“茧儿羹”的吃食，不知何物，现在杭州家常食谱中没有这种东西，但这种嵌入“儿”字的命名方式却保留下来。如以下各例：
颗儿糖、棒儿糖、筒儿面、片儿川(一种面食)、拷儿鲞(一种小鱼干)、门儿布(做鞋衬的褙子)、挖儿思(鬼点子)、贱儿饭(吃白食)、瓢儿菜、芡儿粉、踏儿哥(三轮车夫)、豆儿鬼(个矮的小孩)、扒儿手、盖儿头、哥儿们、杭儿风、锅儿缸灶(厨具统称)……
这种嵌入“儿”字的说法北方话里也有，北京人说“兔儿爷”“巴儿狗”，说“嗝儿屁”，亦如出一辙。北京还有一条巷子叫“帽儿胡同”。为什么不是“帽子胡同”？可“裤子胡同”怎么不叫“裤儿胡同”？这些都说不清楚。但总的来说，别处方言中这样的词例并不多。
杭州人说话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用叠字。相叠两字作动词或形容词，抑或动词＋形容词，表示状态或程度。例如：
好好较、轻轻较、慢慢较、滥滥湿、墨墨黑、血血红、雪雪白、蜡蜡黄、塌塌落(衣冠不整)、迨迨落(下垂)、翘翘起、咪咪小(言小)、屑屑碎、实实硬、笔笔直、滚滚壮、收收拢、搣搣紧(拧紧)、门门账(理所当然)、搞搞儿、荡荡儿、追追儿……
这类词头重叠的词语别处也有，如“蒙蒙亮”“吼吼叫”“嘎嘎响”。不过，杭语的叠字有自己的特点，一是适用面广，二是其用法带有更多的语法手段。另外，还有词根重叠一式，后边的叠字大抵作为补语的意思。如：
木佬佬(言多)、圆滚滚、方笃笃(四四方方)、黄哈哈(颜色泛黄)、松扑扑(蓬松状)、甜丝丝、暗绰绰(光线昏暗)、滑唧唧(滑腻)、大模模(浑然貌)、委瘪瘪(委顿状)、牵撒撒(发嗲)、欸咕咕(发呆)、凶巴巴、晕淘淘、麻酥酥、洋唞唞(炫耀的神态)、糙啦啦、贼兮兮、嗲兮兮、拆空兮兮(徒劳一场)、贼头狗脑兮兮(轻佻样)……
词尾叠缀“兮兮”即“类似××样子”的意思，带贬义。此语并非杭州话独有，吴语区如上海话也有这种用法，甚至可能原本就采自沪语。但杭语“兮兮”使用更广泛，好像什么负面的东西都能以“兮兮”概乎言之。如谓某人粗野，称之“土匪兮兮”；花钱不值，感到“肉痛兮兮”；贬斥嘴馋者，谓之“馋痨病兮兮”；不苟言笑者，便是“撒污面孔兮兮”……
词根重叠另一种形式是宾语前置，似乎将主词作为动词修饰，如“笑话儿讲讲”“弄幅画儿挂挂”“每天老酒扳扳”“下半日茶室里坐坐”“西湖边儿荡荡”“回去伢儿带带”……这种叠字往往给人一种闲适的松弛感。可以作想，若是归置到动宾结构，效果完全两样。
当年衣冠南渡，大词人李清照困踬之中曾寄居杭州。这易安居士最懂音调声韵，操练杭语大抵不难。其名篇《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叠字句，难说不是受杭州话影响。
吴语区方言有宾语前置的习惯，也是杭州话的另一重要特点。北方人说“吃过饭了”，杭州人说“饭吃过了”；北方人说“他去了一趟柬埔寨”，杭州人说“柬埔寨他去过一趟”……汉语的动宾结构是将作为对象的主词摆在后边说，杭州人说话却喜欢直奔主题。现在常见“卡脖子”之说，这是北方话典型的动宾结构，换作杭州话就是“头颈揿牢”(脖子，杭语称“头颈”)，但这种宾词前置俨然凸显动作的当下时态。
前举“吃过饭了”，如果要换个句式，又作“我吃过了”，北方话可省略宾语。到了杭州人嘴里就是“吃过了(嘚)”，连主语都省去了。在第一人称语境中，杭州话总是习惯性省略主语的“我”。即便是第三人称，也往往物先于人，对象先于主语。杭语注重对象，注重事物，注重语气和情态描述，相对忽略主体的存在。杭语中不经意的自我摒除，也许是一个可做讨论的话题。
杭语的宾语前置还有使用介词的形式，如同普通话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但有趣的是，杭州人嘴里“把”和“被”几乎同音，均读如“拨”(è，音短促)，说话“拨”来“拨”去的，主动还是被动，你自己去揣摩。譬如，“我拨他灌醉了”，别人听来不知是“我把他灌醉了”还是“我被他灌醉了”。又如，“那人拨他给骗了”，是说某人把另一人给骗了，听上去又像是“那人被他给骗了”。语音含混，语义模糊，模棱两可的魔幻现实主义。
毫无疑问，方言的差异性首先体现于口音，可惜这种知觉很难从语音和声韵层面进行阐述。但不难觉出，杭语发音有些粘滞和含混，而吴语区许多方言则更显生脆、亢直，这个界限很明显。另则，杭语声韵有不少独特的古音，还保留了一些入声字，因而在语言交流中很容易让人辨识它那种独特的声腔，“儿”来“儿”去就是最明显的标识。
浙江各地方言错杂，杭州话跟杭城周边余杭、萧山、富阳、临安(如今都已划入杭州市区)等地方言几乎隔绝，口音和用词都相去甚远。余杭人一般虽能听懂杭州话，说起来完全不像。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时代，杭州人跟富阳人临安人交谈相当困难，碰到萧山人更是鸡同鸭讲。尽管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促使了语言的互相影响和渗透，但终究改变不了杭州话本身的内卷性质。
确实，这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孤岛。如果要从地图上标识这块方言区域，其覆盖面很小，仅限于杭州旧城区及周边地带。旧时城墙之内的杭州大概也就二三十平方公里，城墙和城门清末民初就拆了，留下一串带“门”字的地名：武林门、钱塘门、清波门、望江门、候潮门……从前杭州人把城墙称作“戗篱笆”(听着像是“枪篱笆”)，这也是惯用比喻的说法。“戗篱笆”就是以前江南常见的竹篱笆。“戗”是逆反之义，指编扎篱笆的竹片一正一反的穿插。这里的人们有一套自嘲坐井观天的说辞，即谓“孵在戗篱笆里厢”如何如何。孵，音转读ū，引申为安闲的守候。自得其乐过小日子，想象着老母鸡抱窝的岁月静好。
像“戗”这类文言词语，杭州人口语中一直有所保留。前举《水浒传》潘巧云“掇一个香桌儿出来”，这个“掇”(duó)字指双手端出，也是杭州话保存的古语动词(如南宋杨万里诗“自掇胡床负太阳”)。又如，从前提及某人家境富裕，杭语多谓之“戤富”。据《词源》释义，“戤”有倚靠的意思。“戤富”，就是有可以倚靠的经济条件(沪语“戤伊牌头”是同样用法)，犹如现在人所称“家里有矿”。相比之下，现在的语言就显得粗豪直白。
从大面上说，浙江各地方言跟吴语区别处一样，具有用语质朴，趋向简约甚至木讷的特点，杭州话底色亦如此。相对北方人长于喻物说事，杭州话则言简意赅，所取语料并不显得丰富，却也不失其风趣之处。譬如，过去杭州人挖苦那种不着边际的扯皮，有个说法叫做“商量卖鼓楼”(杭州鼓楼建于五代吴越国，“文革”时拆除，现已重建)，如此简单，机譬，一语道破“假大空”的实质，也是南方语言惯有的冷幽默。
然而，跟吴语区别处不同的是，杭州话自有一套意蕴十足的辞格和言语方式，用它相对谫陋的语汇进行绘声绘色的言诉，包括以各种变声和讹音竭力作语态渲染，其夸张地使用儿字缀儿字嵌和叠字则是以弥补词语本身的单薄。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将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前者以明白质实为要，后者追求生动形象。囿于“戗篱笆”里边的杭州话不求闻达，却是非常注重“积极修辞”，对许多常见事物之命名，尽量采用比喻或借喻的修辞手段。
譬如，“胳膊肘”这个词，杭州话一概称之“阳伞柄儿”，以伞之开阖形诸肘部关节，取名在其伸缩之义。又如说到基本工资(刨除津贴、奖金的月薪)，杭州人形象地称之“赤膊工资”。有些名词即使不能作比喻性修饰，也硬要带入某种补语成分。如，“丈人”“阿公”这类间接称谓，多作“丈人老头”“阿公老头”。还有许多物件也是。窗帘，总是称作“窗帘布儿”；拖鞋总是称作“拖鞋爿儿”。有趣的是，“拖鞋爿儿”曾一度成为轻型卡车的代称。
进入现代社会，方言乡音大多已是无可逆转的衰落，杭州话亦不例外。现在杭州常住人口中能说杭州话的人已是少数。尤其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杭州人很少能操杭语。
电视与现代科技带来的传播手段改变了一切，杭州话本身也在改变。随着许多旧词语的消亡，过去泛滥的儿字缀和儿字嵌已大为减少。当然，普通话带来的新词语一般不会产生杭式变格，时政名词和科技术语亦从未有过杭语特有的叠字。如：国家、机关、群众、革命、运动、会议、代表、文件、汽车、电话、电视、家用电器、电脑、现代化、互联网、奥运会、改革开放、人工智能……所有现代社会被大量使用的新词新话都只能照直读来。总的说来，杭州话依然沉浸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日常记忆中，它很难与时俱进。
普通话作为汉语标准音，经由几代人大力推广，已是一统天下。如今汉语方言尚能守住自家地盘的大概只剩下粤语等不多的几种了。地道的京片子已少见，上海话则愈益透出怀旧意味。如果说京腔沪腔还具有某种辐射力，而迭代萧瑟的杭州话仿佛成了一种活化石。
相比其他方言，作为语言孤岛的杭州话一贯弱势。跟所有南方方言一样，因为跟汉字系统存在严重脱节，始终不能作为文学书写的语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汉语的丰富性终究源于现实生活，而日常生活作为民间叙事往往首先进入各种方言，这是汉语的源头活水。从前吴语区产生过用苏州话书写的《海上花列传》，当下也有带有大量沪语的优秀作品《繁花》，这都是方言对汉语文学的出色贡献。杭语有过自己的文学叙事吗？可惜没有。
其实，很早以前的杭州话并不这么落寞，借助宋元说话素材创作的《水浒传》就载录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杭语词汇。惜乎施耐庵这样的作家太少，从杭语中产生的戏曲和曲艺亦早已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城市已经失语很久。
杭州做过南宋都城，之后也是通都大邑，历来有称杭州话是“官话”。真是委屈，实际上是千年孤独。比起广东话、潮汕话、闽南话、温州话、东北话、四川话、陕西话、河南话、山东话、上海话、苏州话、天津话甚至唐山话，它是如此羸弱，几乎不为人知。
跟外地人交流，杭语多少显得有些卑怯，往往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趋附姿态。跟上海人交谈不免随上海腔，跟北方人在一起就说普通话(卷舌就免了)，甚至遇到近旁的萧山人绍兴人也学对方口音搭腔。在各种方言中，杭州话相对容易听懂，学说起来却很难。所以，在杭生活的外地人也都不学杭州话，就连相声、小品和影视剧也从来不拿杭州话说事或逗哏。
徜徉老城区巷头巷脑，耳边偶尔刮到几句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让人惊喜不已。小时候总觉这种腔调太土，现在难得一遇，大有“戗篱笆”之内的亲切感。方言的气息带有一种灵性，那东西不能归结为某个语言成分，杂然无形地裹着语义内核，以其独特的声腔，惯用的词缀，还有看似无意义的附加成分，让你领悟那些不能进入文字书写的意思。
就家庭和出生地而言，笔者自非杭籍，却与这座城市前后相守半个世纪，杭州话成了自己唯一谙熟的口语，只是现在很少有机会再行操练。写作这篇文章时，沉浸在早年熟稔的声腔中，恍惚又从现代书面语的“机械复制”王国走入语言的原生聚落，冥冥中想到本雅明所谓“灵韵”(Aura)之说，觉得真是有必要重新感受语言的某种原生状态及其本体价值。
方言处境，需要理解，需要同情。杭州话，努力自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