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份学籍档案
左图：姚云的在校证明书，开具日期为一九四九年一月。右图：姚云的肄业证明书，开具日期为一九四九年七月。均选自金宇澄《回望》
姚云的《学生学籍表》和《旧生近况调查表》，均复旦档案馆藏
电视连续剧《繁花》热播前几天，校档案馆同事陈启明跟我说起，她查到了一份复旦学籍档案，是姚云的《学生学籍表》。姚云是《繁花》作者金宇澄先生的母亲，1945年至1949年入读复旦中文系。“她是浙江慈溪人，跟我是同乡哎！”启明欣喜地说道。
我立刻想起，前几年读金宇澄的《回望》一书，曾留意过他写母亲的若干章节。于是，连忙问启明要来档案编号，直奔档案室。姚云的学籍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尘封已久，虽然纸张脆黄、字迹湮漫，但70年前那个转折时代个人成长与复旦变迁的细节，却跃然纸上，值得细品。
打开档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姚云的《国民身份证》，这应该是她在读复旦期间申领的。这身份证，看上去有点像“集体户口卡”：身份证“住址”为“新市区12保25甲1户”，当年“新市区”位于上海市东北角（今江湾五角场一带），区境含复旦大学；身份证“户长”名字是“章益”，章益先生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据金宇澄在《回望》中援引母亲的口述（以下引文均出自《回望》），姚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不知为什么，在这张身份证上，其出生年份却填着“民国18年”（1929年），时间相差两年。
姚云一家早年住在提篮桥，父亲姚廉卿在那里开过一家“廉记老宝凤”银楼。1938年初，姚家迁往沪西大自鸣钟，地址为劳勃生路（今长寿路）308号，另一门牌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177号，“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重开‘廉记老宝凤’”。因此，在档案里，姚云的通讯地址一直写“小沙渡路1177号”；其“家长”一栏，“服务机构”写的是“老宝凤”。
1945年秋，姚云从上海建承中学毕业，有两位同学拉她去报考圣约翰大学，“我虽然英文差，没信心，也勉强去考了，结果三人都没有被录取（此校英文要求很高）。九月十五日，考私立复旦大学，我与顾雅珍、吴凤英三人同往，我投考中国文学系，十八日考其他科目，二十日揭晓。我和吴凤英被录取了”。档案里的《复旦大学新生报名存根》显示，姚云于当年9月15日到复旦应考，报名号数为20，报考院系是文学院中文系。《报名存根》还列出了她的考试成绩，在“取”或“不取”一栏里，划去了“不取”两字，表明她已被录取。
姚云提到的“私立复旦大学”，指的是当年位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上的“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简称“沪校”），而不是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简称“渝校”，1942年1月挂牌“国立”）。1937年9月复旦被迫西迁后，李登辉老校长在上海坚持办学，于1938年2月创办了沪校，学校性质为“私立”。“私立复旦在赫德路近新闸路一幢大洋房里，门前空地甚小。有好几个系，教室内外人挤人，各系教室交换上课。”可见，1945年秋姚云入学时，是在赫德路上课的。从《报名存根》来看，其“抬头”为“复旦大学”，说明当年沪校是可以用复旦大学的名义对外招生的。
在《报名存根》左上方，有用红笔注明的姚云学号：14788。这个学号也出现在姚云的《国立复旦大学学程证》上。《学程证》上的注册日期为1946年2月28日，“抬头”却写“国立复旦大学”。这表明，至少从1946年2月起，渝校的章益校长已与他的恩师、沪校校长李登辉达成了共识：沪、渝两校合并，对外统称为“国立复旦大学”；渝校承认沪校学制、学籍，两校师生一视同仁。从校史上看，其时渝校师生正开始陆续复员返沪。9月，合并后的“国立复旦大学”在江湾开学。
《学程证》是姚云在沪校读大一时的上课记录，上有系主任的签名“应”。“应”是应功九的缩写。据姚云回忆，她在沪校时，“中文系主任应功九和文学院长应成一是兄弟俩”。她还说，“开课第一天上英文，老师是顾仲彝。周予同先生教中国通史”。顾仲彝先生是著名戏剧家，时任沪校外文系主任；周予同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沪校教授。在档案里，自大二开始（1946年9月起），姚云的《学程证》就被《国立复旦大学上课证》替代了。其时两校已合并，《上课证》大概是渝校的课程记录方式。在《上课证》上，姚云的学号前多了一个S，变成了S14788——据我所知，S是两校合并后沪校生的学号代码，Y则是渝校生的学号代码。1946年以后的档案，姚云的学号就变成了“S14788”。
两校合并后，中文系主任由陈子展先生担任。因此，《上课证》上的系主任签名已改为“陈子展”。陈子展来自渝校，姚云称他“很和善”。《上课证》似乎比《学程证》记录得更详细，不仅罗列了在江湾上课的课程，还记有任课老师的名字。据姚云回忆，“教授有李青崖、方令孺、周予同、周谷城、赵景深先生等，侧重《昭明文选》、音韵学、训诂学、哲学和中国文学史”，上课“很自由，愿意住就住，不住就回家，走读有校车，只要读满学分，没人管你”。《上课证》反映了中文系部分课程内容：有李青崖《文选及习作》《戏剧小说选》《声韵学》、方令孺《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周谷城《世界通史》和赵景深《曲选》等，也有赵宋庆《诗选》、汪旭初《文字学》、蒋天枢《诗经》、陈子展《文心雕龙》、应功九《词选》和章靳以《文学论》等。在忆述中，姚云特别提到了章靳以先生：“教授与学生有些距离，亲近随和的是章靳以先生，他讲‘文学论’，态度和蔼耐心，我经常请教他。”从《上课证》上可以看出：姚云“退选”过几门课程，但章靳以的《文学论》，是她“加选”的。
1948年，物价飞涨，经济急剧下滑，“蒋经国来沪‘打老虎’，规定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必须兑换成金圆券，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因此引发全上海银楼关门停业”，姚云父亲的“老宝凤”也关店了。11月17日，忧心如焚的姚廉卿突发心脏病去世。姚云说：“那年他六十五岁，母亲五十岁，我二十一岁。我一直握着他的手，整整一夜守在他的身边……”档案里，有一张姚云的《国立复旦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春季旧生近况调查表》，填写日期似在1949年初，在“父母存殁”一栏里，写着“父殁母存”四字；在“家长”一栏里，写着姚云母亲的名字：姚汪良贞。
1949年上半年，姚云在复旦读大四。此时，“形势动荡，上课很不正常，有时只因为老师请假，学生只能回来。到了四月初，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复旦，责令学校紧急疏散，强制师生们当天三时必须撤离学校。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请申怀琪陪我到校，想把铺盖搬回家，谁知校内已看不到人，宿舍一片狼藉，我的两条被子、床单、垫褥和枕头不翼而飞……”据校史记载，这个月（4月）的26日，为了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派宪兵包围复旦，搜捕爱国师生。当天上午，周谷城先生在家中被捕，后被章益校长保释……在这前后，复旦风声鹤唳，校园里充满了肃杀之气。
5月下旬，上海迎来了解放。5月25日，姚云在日记里写道：
炮声响了一夜，天还没有大亮，就被唤醒起来，窗外、店门前都坐满了士兵。家人七嘴八舌说是国民党的败兵，心里挺紧张，倒是妈看出来，他们的军帽和军服不同，颜色也不同。正说着，楼下敲门，妈下去开，我们在门旁，知道是人民解放军，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的心欢喜得呆了，是感动，引起无数思绪，终于到了这么一天了。
上海解放后，姚云决定投身革命，报名参加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期训练班”。“此时我已决定不再继续复旦的学业，到校开了肄业证书”。《回望》一书收入了姚云的两份《证明书》影印件，一份是《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证明书》，另一份是《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肄业证明书》。姚云说的“肄业证书”，指的就是后者：“查学生姚云……在本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四年级第贰学期肄业，兹因证明学历，特此证明。”
这两份《证明书》，虽然都钤有“国立复旦大学关防”印章，却有鲜明的时代震荡特点：1949年1月开具的《在校证明书》，是格式化的印刷文本，姓名、籍贯等内容都用毛笔填入，盖章署名者是“校长章益”；而1949年7月开具的《肄业证明书》，则是油印手刻的，盖章署名者除了“校长章益”外，还有“军事代表李正文”。李正文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6月20日刚刚担任接管复旦的上海市军管会代表。两年半以后（1952年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复旦大学首任党委书记。
不过，上述两份《证明书》，我在档案里均未找到存根。我把这一遗憾告诉了启明。启明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把复旦收藏的档案与金宇澄先生保存的资料合二为一，做成一本档案小册子，那就“珠联璧合”了……好主意！我听了以后，连连叫好。
写于2024年1月2日
附记：
本文写好后，笔者将此文发给金宇澄先生，请他审阅。他回复说：“挺好的，我转老妈看一下，有无修订增补……”没过多久，金宇澄就发来了姚云老人的补充意见——
我读了觉得写得很详细、周到，有些事我已忘记或简写，在此补充三点：
1.在教授中有一名蔡尚思的。
2.陪我去校取住宿的被子等物的申怀琪是我高中同学。
3.去学校拿证书时，陈魁荣同学让我填写参加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证书，入了团，让我继续读书，做团的工作。
2024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