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
2023年最后一个月，作家魏思孝两次来青岛，一次是好友郑在欢小说集《雪春秋》签售会，一次是自己的第5部长篇小说《沈颖与陈子凯》分享会。
对于魏思孝来说，来青岛是故地重游。2009年，他在青岛与郑在欢第一次相遇，他的小说里也会出现嫩江路等青岛街道。2023年，魏思孝在小说界迅速升起，他所在的淄博也在2023年爆红，意外让他代言这座城市——12月20日，魏思孝代表淄博领取了《新周刊》“202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城市”奖。
“85后”罕有乡村题材作家，魏思孝为文坛所珍视的是他一直身处农村生活现场，同时谙熟现代小说的技法，面对个中荒诞和误解又能保持动态的清醒。近年来，魏思孝的创作进入高产期，自2019年起相继推出《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三部乡村题材小说，为文学贡献了鲁中地区“辛留村”角色群像。他的长篇小说《王能好》入围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为汉语文学贡献了一个多话、狡黠、孤独、精神胜利的村民形象。新作《沈颖与陈子凯》把视线转向城市生活，在一个“雇凶杀人”的故事里，两个人面对爱情无处安放只好拿起来当凶器。
魏思孝的生活细节正在被高频次的访谈详细展开：他名字的由来、母亲“老许”的乡村生活、小说发表后向故事原型支付“版权费”……编辑说，获得文学奖之后，也有朋友向魏思孝借钱了。魏思孝对话题不设防——奇特的是，越是敞开，越是加深了他的神秘感和写作的自由维度。乍一看，他的创作之路没有秘诀：在乡村里坚持十几年，离要写的人很近，在清贫里跟他们一起熬下去，保持一种在上升通道里的下坠潜意识。写作者知道魏思孝是对的，写作者绕开了之后，还是觉得魏思孝是对的。
法学教授罗翔这么评价《王能好》：“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了一个放大的闰土，一个放大的阿Q，进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文学让人严肃地看见自己，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的“不及物”，会传导至一个个“王能好”身上，变得“及物”、形而下，暴露出带有体温的真实。正如魏思孝屡次引用的丹尼尔·约翰逊所言：“在写作中，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
身边人
记者：您为什么对乡村故事、乡村题材感兴趣？乡村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
魏思孝：就小说人物来说，我觉得农村生活当中有非常不体面的一面。不体面之外，农村人的生存有非常多的艰辛和心酸，每张脸都饱受生活的煎熬，皱褶、黝黑，这是几十年劳作的结果，是生活中各种不如意的碾压。城市生活中体面人脸上看不到这些内容，乡村生活中一张张脸非常有文学性，你特别想知道这张脸背后的家族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恰好我在村庄里，通过个人方式，多多少少知道这张脸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
不是说城市生活中的每张脸不值得被记录——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不如意。只是说以我现在的状态，更适合乡村这种书写。乡村作为熟人社会有固定的运行规则，生活交集更加密切，描写一个人的话会延伸出整个家族。我还没找到适合的方式去书写城市，城市生活关系比较松散，大家靠工作维系或者靠朋友关系维系，这种维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事之间还可能有竞争关系，朋友过几年换一拨。我拿不准如何书写当下城市，不是城市不值得，而是我的生活经验对乡村有更多的表达和挖掘空间。
记者：在乡村生活中，您是一位作家，同时又是儿子、发小、同学等多重身份，维持这些身份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
魏思孝：我和母亲之间就是非常简单的农村母子相处方式。我写作这个身份在母亲看来没有什么特殊，只不过其他人是打工进工厂赚钱生活，我是靠写字赚钱养家。我们从不讨论文学，她也不看书，不看朋友圈。我说：“我书里写了你，你不看看？”她说：“我才不看，你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她在农村习惯了，不愿意去城市生活。我每周都回到村里看看她，也没有什么正常的沟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她不认为重要，有时候你状态不好，她觉得你有吃有喝就行了，什么状态好不好、有什么情绪不重要。她身上有中国农民既朴素又坚韧的生命力，她没有考虑那么多，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我的小说发小看了，没有太多的表示。亲朋好友不读小说，也不会谈论这些问题。他们确实是疏于阅读，没有那么多的表达欲。我的小说和原型人物没有直接的接触，即使他们读了之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反馈。
记者：您好像从生活中储存了特别多的细节，从抓取细节到把细节写入小说里，这其中是个什么过程？
魏思孝：作家这个职业很特殊，你看他每天写或者不写，每天的生活就是积累素材，不能说他不工作。至于人生经历什么时候能转化成小说，这个时间不好把控。可能昨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文学性，你今天就写出来了；也可能10年前的事情10年后突然想起来，会放入小说中，很难有个确定的标准。
记者：作家体验与读者体验不一样，可能作为作者您更喜欢《余事勿取》，而读者更喜欢《王能好》。您怎么看待“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对同一本书的不同评价？
魏思孝：我的5部长篇小说里，最早的《不明物》和《我们为什么无聊》都是青春期的小说，在文学上是不合格的。真正进入长篇写作是通过《余事勿取》和《王能好》。从作品上，我的写作能力在提高。但是，具体到写作中，我完全没有越写越顺手的情况，还是能感受到困难。毕竟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没有轻松可言，每天的写作还是自我怀疑的状态，想把脑海中最好的东西写出来很困难。
作家不可能重复自己，肯定希望下一部小说有创新。不管写了多少年，我总是觉得进入下一次写作时照样很困难，不存在熟能生巧。书法家形成书写风格后，可以同一个笔法写很多个条幅。可是，小说不可能批量生产，就可复制性来说，小说有困境在里面。
记者：“魏思孝”可以复制吗？
魏思孝：我以前觉得可以复制，无非就是写作，况且我也没什么成就可言，不算难事。身边年轻的写作者找我，我就说“你坚持写就行，熬几年就熬出来了”。但过了几年，我发现我的建议也害人。有的人坚持不下去，或者坚持了几年受不了清贫状态，从事其他行业去了。我现在觉得我不算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子，这当然不是说，自己有多“成功”，而是有机缘巧合的地方。不是所有人能像我这样这么多年没工作，在一年只靠稿费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搬回到农村去，让妻子孩子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其他人能否坚持到写作曙光的到来，我也差点没坚持下去，总是在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一些获奖、出书等外界的鼓励。某一项事业的幸存者都是少数，都是建立在半途而废的人身上。
笔下人
记者：《王能好》让人掩卷不能忘怀，他跟父母兄弟不亲，跟异性和乡邻不亲，跟城市和家乡不亲，反倒和火车上偶遇的人一见如故。有评论家说“王能好”是另一个阿Q，您怎么看“王能好”这样一个又普通又特殊的角色？
魏思孝：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能好”能成为一个符号式的文学人物。而对他的描述，也是基于这一点去刻画的。
记者：您的乡村书写集中于“辛留村”里的诸多人物，这和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书写有对应吗？
魏思孝：其实这几年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断背山》原著小说作者安妮·普鲁。我这几年反复看的一本书是她写的《手风琴罪案》（一台绿色手风琴的前后8位主人先后死于非命的故事），她写的是美国移民史，其中有法裔、德裔、墨西哥裔和非洲裔的移民故事，几个族群祖辈如何移民美国，如何扎根、繁衍，她笔下的城市化进程跟中国当下有相似之处。普鲁这位女作家在写作技巧方面、语言方面有特别可取的地方，如何描述细节、如何取舍人物，最打动我的就是她文学性的手法，特别受用。
记者：作家在某段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您怎么完成取舍？
魏思孝：其实我是有阅读障碍的，不是什么小说都能看下去，要看自己的口味。像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不进去就不看了。我能看进去的喜欢的作家会反复读，偶尔翻到一页，读下去，寻找文字的状态。一个作家是写作者而不是搞批评研究的，不是所有作家都需要读，读你喜欢的就可以。
记者：您和作家郑在欢是好朋友，他的笔法特别简洁，而您的小说细节丰富，差异性其实很大。
魏思孝：我和他青年时期就认识，有共通的审美和品位。我们都喜欢韩东、曹寇、刘震云等作家。一个作家有了固定审美之后，在后续写作中会结合生活和审美体验进行表达。作者都是从模仿开始，渐渐找到表达方式，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和郑在欢第一次是在青岛相遇。2009年，我们参加了空中网的网络写作比赛，我们俩都是获奖者，获奖后就成为网友。郑在欢当时用手机写小说，他不会调整文字格式，我去网吧帮他调整，他觉得我比较靠谱，就从北京来青岛找我玩。我们当时是第一次网友见面，记得一起爬了信号山，不会拍照，照片拍出来都是虚的。
记者：评论家赵坤评价您特别“自律”，同时又习惯于“自我矮化”。这两个评价您认可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魏思孝：作为朋友，她熟悉我平时在做些什么，没有人要求，但自己每天有固定的写作份额要完成，且一直笔耕不辍。大概晚上八九点钟，我对着电脑酝酿一个多小时，差不多11点开始写作，写到一两点钟，一天能写一两千字就算不错了。这是我对她描述的自己的生活，当然，她不知道我每天还有大量的时间在无所事事。
至于“自我矮化”，我只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不避讳自嘲。或许作为评论家，她看到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内作家太多了，而她又并不觉得他们有多好吧。嗯，赵老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评论家。
自己人
记者：2022年，《王能好》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个奖项对于年轻作家非常重要，您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魏思孝：这是我第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这个奖。我很看重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它是一个专业奖，我和评委完全不认识，也完全没有交集。入围之后，《王能好》被更多人读到，有利于这本书的传播。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对挖掘当下年轻人的创作很有价值，行内人都渴望得到它的认可，但是奖项有一定的随机性。可能这一届评委更喜欢现实题材小说，换一届评委对另外的题材感兴趣。《王能好》的确是依托这个奖项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这足以说明这个奖项的影响力，以及我这个小说还算不错。
读者和写作者面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从写作者的身份来说，你觉得这个作家特别好、特别有启发，但是，恰恰他没有获得特别大的成功，没有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可。作为写作者，我们追求对文学的探索和理解，虽然渴望拥有读者群体，但不能强求。
记者：2023年文学界比较轰动的一件事，就是班宇、陈春成等年轻作家在武汉考取事业编制。您怎么看这件事？
魏思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几年，无论是作家进入体制还是大学生毕业考编，实际上是时代的气息和氛围。我觉得不能用“追求生活的稳定”来严格要求作家，衡量作家只有一个标准：不管在体制内或者体制外，重要的是你能否写出更好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在体制内有利于自己的创作，那你就进去。如果你觉得在体制外会写出好的作品，那你就出去。作家以作品为重，寻求匹配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反观“50后”“60后”的资深作家，他们大部分有稳定的体制内收入，像余华、莫言等作家，外界不会给予苛刻非议，同样也没必要对年轻作家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那么多的要求。
记者：记得您先后谈过王小波等作家对您的影响。在您的访谈里可以看到大量小说家的名字，可以谈一下写作上的师承吗？
魏思孝：可以分享一下对我来说重要的阅读节点。2005年，在学校的盗版书摊上，我看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2006年，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到由杨黎编著的《灿烂》——有关第三代诗人的生活。2008年，我接触到乌青创办的果皮论坛，里面有关于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以及乌青做的《海岛》等电子书。2010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2011年，乌青的《有一天》和曹寇的诗集。2016年，丹尼斯·约翰逊的《火车梦》。2018年，在理查德·福特编辑的《蓝领、白领、无领》这本书里读到了安妮·普鲁的《工作史》，由此认识到她，开始读她其余的书。
记者：看到您代表淄博领取了《新周刊》的“202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城市”奖。您对淄博这个城市、对山东作家这个属性怎么看？
魏思孝：我身上最重的山东属性就是安土重迁，没有在外面闯荡的欲望，还是想在淄博离着家乡和亲人近一点，比较恋家。说实在的，我对淄博的自豪感也是今年才有的。面对外来游客，当地人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善意，令我常有动容。至于其他方面，因亲友在这里，我当然是无法割舍的，而且没有因“好”“坏”而特殊对待，他们是鲜活的，即便是有缺陷和不足，也令我深感亲切。至于山东作家这个群体，我从来没有如此局限地看待一个作家群体，而且也很难仅从地域上对作家粗略划分。文学是关乎整个人类的。不论是横向，同时代的比较，还是纵向的，从历史的脉络上去梳理，都欠妥。
记者：批评家的凝视让您不安吗？
魏思孝：每次接受采访都是表达想法的机会。有些问题让我深入思考、梳理想法，每次采访都是发声的机会。一个作品出来后就不属于作者，批评家和读者有着自己的解读，可谓由作品衍生出来的作品。写作者被越多的人讨论，就越有在场感和存在感，毕竟我还没有达到塞林格这种隐士的境界。
记者：您的新作《土广寸木》即将出版，先睹为快的评论家一片叫好。您能介绍一下这本新书吗？新年出新书，您有没有新的愿景？
魏思孝：这部新长篇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写一些场景，比如乡村酒局、老年人的生活、一个固定地点的变迁、春节村里发放福利等等，写乡村生活的众生相；下半部分偏向非虚构内容，从我和我母亲的生活入手，写了她一年四季的乡村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土广寸木》计划2024年春天出版，要说我的新年愿景就是早日写完手头的新长篇。生活有些部分不在掌控之内，也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当下社会靠写作维生的压力很大，不知道我的小说会有什么反响，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作为自由写作者，生存的焦虑还是一直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