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67年2月18日晚，奥本海默在睡梦中溘然长逝，那一年他62岁。他的妻子姬蒂说：“他死得很可怜。他先是变得像个小孩，然后又成了一个婴儿……”；

1977年1月19日下午，奥本海默的次女托妮在父亲建造于鹰巢湾的海滩小屋上吊自杀，时年32岁。美国联邦调查局重新翻出了对奥本海默曾经的指控，未能让托妮获得在联合国工作的安全许可，自那以后（1969年），“她似乎就再也没能重新站起来”；

1979年夏，历史学家马丁·J.舍温从“马背”上开始对奥本海默的生平进行研究——骑马数小时到达“佩罗卡连特”的“奥本海默牧场”，同奥本海默的儿子彼得聊天，直到《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一书正式出版，共耗时25年；

2006年，《奥本海默传》获美国普利策奖（传记类）；

2021年10月6日，《奥本海默传》的作者之一马丁·J.舍温因癌症逝世;

2022年12月16日，拜登政府推翻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奥本海默撤销安全许可的决定;

2023年夏，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上映。

因为导演诺兰的名气，他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受到了广泛关注，曾经影响二战进程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这背后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又从历史的尘埃中被“带回了”当下，被回忆、被讨论。诺兰的电影聚焦于奥本海默的生平经历，之后的讨论也多集中于奥本海默、科学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美国历史等话题。据日本红十字会推断，发生在广岛和长崎的未经警示的突然爆炸造成了25万人死亡，15万人受伤。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书中谈到这次核爆的受难者：“不喜欢谈论他们的遭遇……对未来的命运都感到失望无助，每天苟延残喘。”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他的人生悲剧也自此开始，“原子弹之父”这个身份永远与他捆绑在一起了。虽然他并没有为制造原子弹公开道歉或者忏悔过，但据《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的作者之一凯·伯德的讲述，“他的内心肯定也是备受煎熬”，从奥本海默妻子姬蒂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她担心自己的丈夫会因为深度抑郁而自杀”。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想到奥本海默会成为“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主管，他的好友、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说，“他对仪器设备一窍不通”。当格罗夫斯向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提名奥本海默时，遭到了强烈反对。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作为实验室主管候选人有三个不足之处：没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在领导众多诺奖得主时难以服众；没有行政管理经验；政治背景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最终奥本海默那“自负的野心”打动了格罗夫斯，格罗夫斯认为这一点让奥本海默能成为一个可靠的甚至容他摆布的合作伙伴。

让奥本海默更没想到的是，原子弹研制成功9年后，自己要接受调查和面对听证会。其实他明明可以直接走开，就像爱因斯坦建议他的那样，但他并没有。其实，在奥本海默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后，他的老朋友哈罗德·彻尼就对他说，“是时候放弃政治生涯回归物理学了”，但奥本海默觉得骑虎难下。旁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能看出奥本海默彼时在政治上的幼稚，唯独他自己很执拗。面对听证会的结果是，他的安全许可并没有被恢复，听证会记录被泄露给媒体，他又受到了公开的羞辱。伯德说，在奥本海默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他一直因此处于受伤的状态，每年都有三四个月退隐至圣约翰岛的海滩小屋。

或许奥本海默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命运，而他的命运又是美国历史进程的写照。他的听证会撞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顶峰时期，但他和刘易斯·斯特劳斯的个人恩怨是主要的导火索。这与他一直以来面对权势以及同好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有关，就像他曾经因为在学术讨论会中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而遭到抗议。

最后是喉癌夺走了奥本海默的生命。放射治疗失败，他只得在62岁就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十年之后，奥本海默的爱女托妮在父亲建造的小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伯德说，“托妮的死让这个悲伤的故事更加悲伤了”。

“奥本海默悲剧”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科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变化。《奥本海默传》是这样总结的：“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正当地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随着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科学家们知道，未来，他们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专家为国家服务。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来观察到的，奥本海默受难意味着战后‘科学家的救世主身份’已经终结……这次审判成为科学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美国科学家应该如何为国家服务这一问题上，最狭隘短视的主张大获全胜。”

奥本海默的人生其实比电影呈现得还要丰富，而且着实让人羡慕，尤其是人生的前半段。奥本海默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母亲埃拉是一位有所成就的画家，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爱好历史和艺术。他的父母收藏了大量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梵高、毕加索、塞尚的画作都在他们的收藏之列。1931年奥本海默搬进位于伯克利山的公寓时，他把父亲送他的一件毕加索的小幅版画挂在墙上，那时他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共进晚餐，“如果大家聊够了物理学，谈话可能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或者奥本海默会提议看电影”。家庭教育的氛围让他获得了艺术和人文修养，殷实的家境让他从未因为生计发愁，相反还让他收获了一定的人气，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众人皆知的怪癖——一旦有人喜欢上他的东西，他就觉得必须送给对方，他不理解他迷恋的德国女生夏洛特·里芬斯塔尔为什么会关注自己的行李箱，但最终还是把这个箱子送给了这位女生。

奥本海默是我们这个时代渴望的全才，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奥本海默对理论物理学研究着迷，但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人文作品。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深深吸引着14岁的奥本海默，高中时他就读过柏拉图和荷马的希腊语原著，以及凯撒、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拉丁语著作。大学里他和朋友一起写诗，有时还用法语，也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短篇小说。他从头到尾读完了长达3000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火车上用三天时间从头到尾读完《资本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充满神秘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内容与他不安的灵魂曾产生共鸣”。开始教学生涯之后，他广泛的阅读兴趣也令旁人印象深刻，他的学生说：“奥本海默几乎读了所有新出版的小说和诗歌。”奥本海默到莱顿大学六周就可以用荷兰语演讲，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会意大利语，用来读但丁的作品，他还兴奋地学习梵语，并很快就能阅读《薄伽梵歌》。《奥本海默传》引用了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事情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只有那些真正困难的事情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后来这广泛的兴趣还体现在他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所做的谋划——他无法抗拒这个把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结合起来的机会，聘请了自己年轻时着迷的艾略特，还有以赛亚·柏林、汤因比等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让他们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一同“寄居”在这家“学术旅店”。

奥本海默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本海默传》做出了如此解释：“奥本海默致力于前沿的物理学研究，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当然不缺能力，但他没有恰当的策略，时机也不对。最后，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的是那些取得具体成就的科学家。”但奥本海默幸运地赶上了量子力学发展的第二波浪潮，在1926-1929年间发表了16篇论文。他是第一个掌握连续波函数性质的物理学家。“当今的物理学家一致认为，奥本海默最令人惊叹的、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完成的关于中子星的研究，天文学家直到1967年才第一次观测到这种天体。”

《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中译本正文一共有713页，但即使全部读完，好像也感觉并没有了解到奥本海默的全部。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谦逊又傲慢，自省又自大，而且很少与人袒露心迹。伯德说，作为传记作者，他们只是提供了供读者拼图的证据。诺兰的“拼图”在伯德看来已经非常成功了，算是好莱坞的一个奇迹，伯德本来担心好莱坞产业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故事。这本传记出版近20年了，同他们谈电影改编的人也有好几拨儿，有的剧本被伯德和舍温指出有100多处错误，有的因为剧本平平而放弃了，还有的虽然剧本有趣，但最终未能找到愿意拍摄的工作室。一直没放弃改编版权的是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专业的商人，他对这本传记非常感兴趣，并力推给诺兰，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电影。

关于奥本海默更多的解读，看看《奥本海默传》的作者之一凯·伯德是如何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的。

凯·伯德

澎湃新闻：这本传记原本的书名里有“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把奥本海默比喻成普罗米修斯是否恰当？有人认为奥本海默和普罗米修斯并不一样，普罗米修斯不会像奥本海默那样有那么多反思。

伯德：“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是个不错的书名，因为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他因此受到了惩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奥本海默身上，他给人类带来了“核弹之火”，但九年后他也遭受到了“报应”。不过你说的对，普罗米修斯不会进行自我反思，他毕竟是神。而奥本海默实际上是深度自省的，他毕竟是凡人，他有自大的一面，但也会缺乏安全感。他知道自己非常聪明，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原子弹之父”的身份也有深刻反思。他从来没有公开道歉过，从未说过后悔制造原子弹。但很显然这件事也给他带来了痛苦，想到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都将和原子弹捆绑在一起，他也很煎熬。

《奥本海默传》

澎湃新闻：您的著作有造神或者树立偶像的意味吗？如果没有曼哈顿计划和后来的听证会，虽然奥本海默非常优秀，但并不能说是当时物理学家里唯一优秀的一位。

伯德：我们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将奥本海默偶像化。当我和马丁·J.舍温着手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更广阔的视角。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很崇拜奥本海默，但同时他又是个复杂和神秘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理解他为何要那样做，他有时是易怒的、令人困惑的。他身上有很多谜团，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展现的奥本海默尽量接近真实的他。

我们也写到了他的缺点。他有的时候特别骄傲自大，还很粗鲁，尤其对当权者，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等，但他对普通人又会很温和且富有耐心。他对学生都非常好，和其他教授不同，他会同学生合写文章，一起署名，包括那篇关于“黑洞”的文章。这些都是不寻常的事情，表明他的确心肠好。但他有时候也挺难搞的。他在生命中邂逅的女性也是非常复杂的。他和姬蒂结婚，姬蒂是个强势的女人，受过高等教育，也很难搞（有酗酒问题）。我们在这本书中对他的这段婚姻也是有所批判的。所以我们写他好的一面，也写不好的一面。传记不能完全是“英雄崇拜式”的描述。

澎湃新闻：您的传记从一开始就是要试图暗示奥本海默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是吗？他不怕死，追求卓越，傲慢，总想要胜人一筹，让他最终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制造原子弹、接受听证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对核武器扩张。

伯德：青年时期的奥本海默集聪慧、野心和不安全感于一身，所以他22岁的时候在英国剑桥经历过严重的精神危机。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有事情发生，而且很重要。我们在这本书中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这表明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是脆弱的，也会自我怀疑和困惑。我认为展现传主的人性和弱点也是传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性格是否决定了他的命运。我们在传记中展示了他的人生和事情的发生经过，但并不是说这样的人生注定就会如此。成为“原子弹之父”是他自己的选择，至于原因，可能因为他在政治上偏向左翼，他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很紧密，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非常担忧。他在德国学习物理，所以他很清楚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完全有能力造出原子弹，他担心他们正在快马加鞭超过美国。如果希特勒手里有原子弹，那就是大麻烦了。但二战结束之后，他又担心美国对于核武器的利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当舍温和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舍温对我说：“如果我们只是写制造原子弹的故事，那我们就不会耗费这么多年的时光了。”

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1945年他成功造出了原子弹，九年后却因为这件事被击垮。他要面对一个不公正的、悲剧性的听证会，这本是他不应该经历的错误的事情。我们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要去面对这个听证会，而不是直接走开。我们猜测，这时的奥本海默还有一定的野心——他享受成为名人，这样可以到华盛顿同参议员、将军和总统对话，他认为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核武器的发展建言献策。他并不想放弃这一切，这也算他的某种弱点。书里讲到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的一段对话，在诺兰的电影中也有这一段，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说自己要去华盛顿了，爱因斯坦质疑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深陷政治迫害，明明可以直接走开的，奥本海默又跟他争辩了一番，说自己需要安全许可，这样就可以给华盛顿有权力的人提建议。当奥本海默走开后，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助手说：“他真是个蠢货。”这在传记中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从中可以窥见奥本海默同爱因斯坦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幼稚之处。

澎湃新闻：奥本海默为什么有那么强的领导能力？领导科学家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他是怎么做到的？

伯德：在奥本海默身上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很强的领导力。他最初是个糟糕的教师，甚至不能很好地讲课，甚至要努力自学才能成为好的教授。在洛斯阿拉莫斯，他要自学成为管理者。这又是个谜团，我们传记作者和读者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据我的猜测，他之所以在洛斯阿拉莫斯做得不错——尽管他此前并没有什么行政管理经验，除了掌管几个研究生，而洛斯阿拉莫斯是个保密计划，有6000人参与，其中上百位是自大的科学家，有些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主要因为他不仅仅是个物理学家，同时他也热爱文学，对人类的境况很感兴趣，比如对哲学很感兴趣，他学习梵文以便能读《薄伽梵歌》的原文。奥本海默是个复杂的人，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这让他可以同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在洛斯阿拉莫斯，他可以和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用平实的语言交谈。又说到这里，奥本海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既傲慢，同时又具有人性关怀，因此他会认真倾听。大家喜欢他这一点，他因此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在传记中也有描述，诺兰的电影里也有这个片段，就是一般在洛斯阿拉莫斯当奥本海默同大家开会的时候，他会站在会议室的最后面，让其他人都先谈谈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他再走到前面总结大家对于现存困难的看法。这样的形式能让他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同时大家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和尊重。他还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就是讲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像耳语一般。现在也能在网络上看到他过去演讲的视频，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语速很慢，很温柔，每个单词和音节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一段接着一段讲，中间没有犹疑。所以大家需要侧耳倾听，确保自己能听清他的讲话。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引用了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的原话，他说奥本海默“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是指什么？是说他有些幼稚吗？

伯德：拉比是奥本海默的密友，他的确觉得奥本海默有时是幼稚的。拉比和奥本海默都是犹太人。拉比是在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宗教家庭长大的，他们很重视宗教习俗；但奥本海默家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遵循犹太教传统的宗教习俗，而是信奉“伦理文化协会”这个犹太教派，讨论什么是道德的行为，以及如何具有道德。拉比说过奥本海默“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但他还说过，如果奥本海默对犹太教了解更多，而不是对印度教了解更多，他应该能成为更好的物理学家。拉比并不是在批判奥本海默，而是仅仅据观察得出结论——奥本海默同自己的传统隔膜太深。奥本海默并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虽然他知道别人把他当作犹太人，但他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奥本海默就是这样抽象神秘的人物，对印度的宗教经典感兴趣，但对自己的《塔纳赫》并不感兴趣。所以其实很难搞懂奥本海默在想什么，拉比也是这么认为的。

澎湃新闻：您的传记中提到，奥本海默在1950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物理学论文，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因为他太聪明，不能在一个问题上深耕下去？

伯德：对，我觉得这是部分原因。奥本海默有很多兴趣，他太聪明了，反应太快，实在没什么耐心。所以当他发现了物理学上的一个问题，研究很短的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搞懂了，就不再碰了。1948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黑洞的文章，仅仅依靠量子力学、相对论和一点点数学就预言了黑洞的存在。虽然不能在现实中验证黑洞的存在，但他在理论上证明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撰写了一篇很短的论文，然后他就此放手，再也不会回过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其实这是对宇宙非常重要的洞见，如果他在这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撰写更多的论文，他可能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而科学家真正因为黑洞原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了。

20世纪50年代，奥本海默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因为他不想再从事同核武器相关的工作了。这份工作吸引他的一个地方在于，不同学科的学者被召集在一起，而且他们没有教学任务，只用坐在那里思考，而奥本海默对很多学科都感兴趣。但此后他再没做过严肃的物理学研究。在他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那里主要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到来后聘请了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包括乔治·F.凯南）、诗人，这背后其实是奥本海默本人的兴趣。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不再做物理学研究也是意料之中的。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奥本海默对人文学科的兴趣，他是在为自己的内心困惑寻求答案吗？

伯德：我想奥本海默一直是个自省的人，对宏大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1958年的确写过一系列演讲稿，通过BBC广播面向全球的听众讲演。奥本海默利用这次机会谈论了“科学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非常哲学化，真的很难理解。但这是他的兴趣，他不仅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对物质世界感兴趣，而且他自己也在试图探索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何适应人类社会。他真的是个很复杂的人。

澎湃新闻：但除个人性格外，奥本海默的悲剧也与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影响下美国的冷战氛围和紧张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哪个因素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

伯德：奥本海默最终成为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重要的受害名人，他的垮台主要是因为刘易斯·斯特劳斯发起了针对奥本海默政治背景的调查。但斯特劳斯这么做主要是因为自己和奥本海默的私人恩怨，他不喜欢奥本海默，因为奥本海默对他很不客气，显得很傲慢，这是他们不相容的个性所导致的。但同时，斯特劳斯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非常支持氢弹和其他核武器的制造。而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的制造，他认为氢弹能量巨大，并没有必要，那只是个邪恶的武器而已。所以斯特劳斯认为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正是他的左翼政治观点及其同美国共产党有紧密联系的证据，他认为奥本海默可能对美国不忠诚，对美国安全造成了威胁，甚至还可能是苏联的间谍。斯特劳斯的个人恩怨正好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正好遇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美国共产党活动的高潮。这是件疯狂的事情，因为1954年美国共产党党员不足5000人，而且有一半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本不具威胁力，是无关紧要的。斯特劳斯发起的听证会正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听证会持续了一个月，是秘密进行的，被精心安排和操控，所以奥本海默是不可能获胜的，他被认定为危险分子，他的安全许可并没有被恢复。之后斯特劳斯将听证会的所有记录泄露给《纽约时报》，相当于公开羞辱了奥本海默，在政界和知识界摧毁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自身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很绝望。这部分在电影中没有展现，但在传记中有记录。听证会结束的那个夏天，奥本海默休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去了圣克罗伊岛和圣约翰岛那几个加勒比海岛屿，投身于海滩上的“蛮荒之地”。他爱上了圣约翰岛，在海滩上买了一块地，最终建造了一座非常简易的海滩木屋。他余生的每年都会来这里住上三四个月，成为隐士，与世隔绝，与旧交也多不来往。这是个奇怪的选择，但他相当于退隐了，下海钓鱼，独自在海滩上散步。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一直处于精神上受伤的状态，这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奥本海默成为一个反复被定义、被评价的人物，是美国在不断寻找自身地位和历史定位过程的产物。您认同这个观点吗？能说说您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吗？这本传记出版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对奥本海默的看法有改变吗？

伯德：撰写传记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对某个人的生活感兴趣，奥本海默的生命历程可以展现出其背后宏大的时代，包括政治的和社会的。当然，奥本海默的一生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美国的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战，麦卡锡主义。这也是传记能够吸引人的地方，读起来像小说，因为讲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而我们总是对别人如何度过一生感兴趣；同时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又学习了历史。

我目前对奥本海默的看法并没有太多变化。这本书出版18年之后，奥本海默的故事依然让很多人感兴趣，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当然这要归功于诺兰的电影，电影让大家再次关注奥本海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仅仅对美国人来说很重要，而且对全世界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核武器的时代，我们无法改变它已经被发明出来的事实，它永远会在那里，永远都是危险的存在，所以这关涉地球上的老老少少。奥本海默的故事另外的意义在于发生在他身上那些不公正的事情仍在今天回响着，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在现今也有所体现，比如特朗普和拜登在任期间的情况。特朗普执政时期就像麦肯锡主义盛行时期一样，而事实上，当年麦卡锡的首席律师罗伊·科恩在1973-1984年间也是特朗普的律师，他教会特朗普他的政治手腕、对法律的看法、如何应对媒体、如何驳斥指控、如何用谎言逃避责任、如何逃税。所以奥本海默那个时候的政治文化在现今也是存在的，通过阅读传记能够明白在奥本海默身上发生的事情，多少也能理解现在的美国政治。当然，奥本海默的故事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是科学界的代表人物，我们现在不管生活在地球的哪个地方，都被科学技术环绕着，科技让整个世界在快速变化着。所以他的故事对于我们理解当今这个科技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思考人类如何应对也非常重要。舍温在2021年已经去世，我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我相信他也是赞同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

澎湃新闻：如果奥本海默是个讳莫如深的人，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了解和研究他？传记到底是否能够展现真实的奥本海默？

伯德：奥本海默是个特别神秘的人物，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旁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我要写关于你的传记，我应该能找到关于你的很多事实，我会去采访你的朋友、同学、亲戚等，然后我会把这些变成一种叙事，总会有某种“真实性”。要得到更多的真实性，除非我读了你的日记、信件，采访了你本人。传记本身就是一个拼图的过程。奥本海默在1967年去世，我和舍温都没有采访过他。他没有留下日记，但有几百封书信，还有很多其他线索，舍温采访了150个相关人——他的学生、同事、其他科学家等。我们获得了关于他的很多信息，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个神秘的人物，让人难以捉摸，有时甚至不知道他说的话到底要表达什么。他只去过日本一次，那距离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已经很多年了。他是去东京参加会议，作为“原子弹之父”，他的到来在日本也算是新闻。当奥本海默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对发明原子弹感到后悔，他的回答简直令人震惊——“我只能说，我昨晚并没有比前一晚睡得更糟或者更好”。这算是一种回答，但多少有点神秘兮兮。他的确从未在公开场合就广岛和长崎发生的事情道歉或者忏悔，但很清楚的是，他是愧疚的。从他妻子在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核爆之后——写的信来看，她非常担心自己的丈夫会过于沮丧而陷入深度抑郁，害怕他会自杀。这其实是奥本海默有所悔恨的强有力证据。传记作者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寻宝者，“拼凑”出一个让人有些困惑的故事，而奥本海默尤其令人感觉困惑、隐晦和神秘。我们写这本传记的方式就是想让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没有以一家之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为读者提供了得出自己结论的证据。

澎湃新闻：为什么直到2022年，奥本海默被取消安全许可这件事情才被拜登政府确认为不公正的？为什么中间耗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伯德：非常清楚的是，1954年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事情是不公正的，违背了听证会原本应遵循的原则。其实之后是有抗议的，还有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试图借此推翻听证会的结论，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剩余势力还很强盛。之后的多年，一直有试图恢复奥本海默名誉的努力。所以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这是他去得克萨斯州之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说服肯尼迪做这件事情的人是约翰·邦迪，他是奥本海默的朋友，也是我之前一本传记的传主。在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总统给奥本海默颁发了“费米奖”，但那个时候奥本海默已经60多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他们曾经也问过奥本海默，是否愿意再经历一次听证会，可以让他重新获得安全许可，但奥本海默拒绝了，他不想再来一遍。2005年这本传记出版后，我和舍温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1954年听证会结果的不公正之处，以及为什么应该为他翻案。2008年，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我们想自由的民主党可能会给予奥本海默一个公正的评判。我们写信给奥巴马以及他的一位秘书，但被他的秘书拒绝了。之后我们一直还在努力，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我们就放弃了，知道这是不可能的。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之后，我们重启这个议题，联系了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参议员的助手，这位参议员一共说服了43位参议员为请愿书签名。令人惊喜的是，2022年我们的提议成为现实，但可惜那个时候舍温已经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