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之：“君子学以致其道”——献给我的父亲
那天，我和父亲乘坐绿色铁皮列车去远方。车上的人不多，他们坐在直立高背的座位上，有的懒散打盹，有的凭窗远望，有的埋头读书，有的交头接耳，很少有人走动。途经各站，有的人上来，有的人下去，彼此素不相识，擦肩而过。就这样，“哐当哐当”，一站一站地经过，漫无目的地前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
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车窗外飘着大雪。父亲说他要下去活动活动筋骨，让我在车上等着。车快开了，父亲还没有上来。我赶紧冲到车门口去喊父亲，发现他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越走越远，无论我怎样呼喊，他都没有回应。这时，火车“哐、哐、哐”，慢慢启动了。我跑回座位，打开车窗，拼命喊着父亲，只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竟消失在路口转弯的地方。很快，大雪覆盖了一切，白茫茫的一片，连脚印都没有留下来。他是在用背影默默地告诉我：不必追了，他要独自远行……
我绝望极了，大哭起来，一抹眼泪，才意识到，又是一场梦。枕头上早已浸湿一片。父亲离世后，我常常做这样的梦。夜半醒来，再也睡不着，总是想起父亲，想起父母时常念叨的有关他们的往事。
一
父亲出生于贫困家庭，曾祖、祖父都不识字，却重视孩子的教育。我的曾祖刘清堂（1875—1948）在19世纪末从山东寿光卓埠屯逃荒到吉林开通（后改为通榆县）许家屯，给地主当长工。我的祖父刘德文（1904—1988）也因为没有文化而辛苦劳作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分了地和牲口，祖父自己种地，养家糊口。后来，他又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活才算有了着落。祖父的经历，让他朴素地意识到，读书可能是改变贫穷命运的重要途径。
父亲出生于1935年9月22日（农历八月二十五）。到了读书的年纪，却没钱上学，他就躲在教室外的墙根下偷听老师讲课。过去，很多贫困家庭中好学的孩子，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直到10岁那年，祖父靠卖柴火、种粮食，供他在太平川屯小学插班读书。村里的小学，就一个老师、一个教室。这个老师要教四个年级，轮流讲课。学生在村小学读到四年级，就得结业。家庭条件允许的，还可以到县城学校继续读五六年级，当时称之为“高小”。父亲家里困难，根本没有条件继续深造。老师看他读书很好，让他买了五年级的课本，教他语文、算术。本村还有一位退休老师在家种地，祖父恳求他教我父亲历史、地理等。那位退休老师就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给我父亲补课。父亲先自学，然后请两位老师讲解。就这样，他又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父亲说，这半年的学习对他来讲受益无穷。这种自学的习惯，他一直保持终身。
秋收后，祖父在县城找到一位远房亲戚，让父亲寄宿到他家，在开通县第二完全小学插班读书，直到六年级毕业。祖父定期给人家送粮送草，权作酬谢。父亲帮助打扫院子、挖野菜、喂猪。晚上，他怕浪费人家的灯油，不敢看书，就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回想老师讲课的内容，牢牢地记在心里。他很争气，看似不很用功，学习成绩却很好，从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到六年级毕业，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
在父亲的记忆中，刚到县城读书那会儿，远房亲戚家有两个女儿，姐姐两三岁，妹妹好像刚刚出生。7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家亲戚的照拂之恩。工作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看望人家。2020年夏天，父亲听说那家小妹一家搬到北京顺义来住，便辗转打听到地址，让我开车送他去看望。事先，他准备了很多礼物，还带上3000元钱，要请他们一家吃顿上等好餐。路上，我和父亲开玩笑，问：“你印象中的这个小妹漂亮吗？”
父亲不无感慨地回应说：“我读书时，她才出生不久，哪里会有印象？不过，他们一家人对我还是很照顾的。我在东北工作时，看望过她的姐姐。这个小妹，离开他们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进了家门才知道，当年的小妹，而今业已年过古稀，腿脚不便。她的老伴也退休在家。老两口独立生活，日子好像有些紧巴。因为小妹出门不易，他们三人就在家里吃了方便面。临走，父亲将3000元钱留给了他们。
回来的路上，85岁的父亲沉默了许久。
父亲书写的《我的简历（概述）》
高小毕业后，祖父想让父亲早点工作，或者回家务农。父亲有自己的志向，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学业，沉寂下去。正巧解放军部队要在当地招收护士，到卫校学习三个月，然后上前线（朝鲜）。知道这个信息，父亲没有和家里商量，立即前往兵站报名。但部队有要求，报名必须征得家里同意。当天下午，父亲回家征求意见。结果，两位老人都不同意。
不久，父亲又听说，黑龙江省教育厅要在洮南中学增设一个简师班，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师，一年半毕业。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父亲极为兴奋，马上报名，并参加了考试。洮南等五县高小毕业生有200多人报考，录取40人，父亲考取了第一名。1951年年初开学，父亲当上了班长。那年，父亲不到16岁。
在班上，有一位和父亲来自同一县城的女学生，家境比较富裕，很有艺术天分，会弹琴，爱唱歌，人又漂亮。她发现，这位同乡同学连个书包都没有，就用土布包裹着书本来上课。平时看不到他怎样用功，每次考试，各科都是第一名。总之，当年那个穷小子，家境贫寒，相貌平平，但是人有志气，非常聪明。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深刻的印象。1952年8月，他们从简师班毕业，父亲分配到白城九区平安镇，那位女同学分配到十三区野马镇，用父亲的话说，他们“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半年以后，那位女同学也调到平安镇，和父亲走到了一起。她就是我的母亲。
这点学历，好学的父亲当然不能满足。工作以后，他起早贪黑钻研业务、补习功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自己的文化程度由简易师范提高到高中水平。同时，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等，都是他读得烂熟的名著，并反复抄写其中的名言佳句。
父亲摘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句
在小学当老师，也不是父亲的目标。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读大学。为此，他借到一套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材，开始了自学的历程。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积极争取进修深造，不断地充实自己。至今，他还保存着很多学习证书，包括1981年农业部干部培训班北京农业大学班第三期结业证书、1984年农牧渔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颁发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二年制毕业证书，而他最看重的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的一段经历。
1982年，父亲在担任农业部公社局干部期间，积极倡议推动干部培训工作，与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共同举办农经干部专修班，父亲担任学习班长。1984年，在他即将50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专文凭，实现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梦。他的毕业论文《加速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让更多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收录在《农业经济论丛》（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
父亲从小爱读书，也会读书，持之以恒，不敢懈怠。这就为他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他从一个偏远乡村的小学老师，到团县委、白城团地委，再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为优秀代表，留在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学生》杂志编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后来又到农业部工作，退休前任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干部。父亲一路走来，勤奋好学，埋头苦干，最终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到他的儿孙辈。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读书始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第一要义。我们读大学、读研究生、出国深造，都与父亲的信任、鼓励和支持密不可分。我的这些苦读经历，《“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敛翮遥来归”——报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往事》等文中有所记述。不仅如此，我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父亲还要到课堂上听我讲课，和我探讨改进的方法。我每有新著出版，总在第一时间送给父亲，他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翻阅，还在书上划重点、作评论。我送他一本《南开岁月》，收录了老同学的回忆文章。凡有涉及我的文字，父亲都摘录出来。这都是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知道的。1996年，我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结网漫录》即将出版。而我正出国访学，不在国内，父亲就帮我校对了五遍。当时写的后记，我并没有提及父亲的付出。这里，我要写下那份不尽的感念之情。
我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以后，我们父子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每次看望父亲，我们父子就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拉家常、谈工作；有时也会涉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父亲依然气定神闲，总是说：“会好的，会好的。”父亲对政治、对形势、对人情，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他相信国家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些复杂问题。他也总能给我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化解我的焦虑。母亲在一旁插不上嘴，不无调侃地说：“一对党委书记，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主题教育活动中，诸事繁杂，我不仅要组织文学所的各种学习活动，还要撰写政治理论文章。每到这时，父亲总能给予看似平和却很有力量的支持。譬如，父亲给我写的书面意见，就很有针对性：
跃进：你写的四篇学习体会，我看后，总的认为，是相当不错。符合这次学习教育活动精神，其突出特点，能紧紧抓住联系部门和个人的实际，找出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你写的东西，可以看出，你是下了工夫的，这次去延安的学习，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几点建议，供参考。
（1）联系实际谈问题，主要谈本所和个人。涉及外部门的，要回避，比如文中说：“院、所图书馆都很乱”，把“院”字删去为好。
（2）四篇文章所谈的实际问题中，突出抓重点，把主要问题谈深一点。
（3）边查边改。凡是能马上改的，就要立即改。比如老干部报销药费问题，每周改为“两次”，以及会计人员的服务态（度）。党委书记外出活动过多问题……等等。
你的老爸
2013年9月16（日）
父亲2013年9月16日写给本文作者的书面意见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看到很多工作笔记和读书笔记。工作笔记大都记录在本子上，量很大，我还没有时间整理。读书笔记多是他退休以后所作，不择笔纸，信手而写，有很多就抄写在台历背面，多为中共党史和政治类的摘编，如《邓小平论党史》《三代核心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中国现代三大伟人——个性与时代转换〉一书的简介》《毛主席晚年岁月》《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中共党史大纲、历次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中的文件精神要点，如《关于党的领导、党的核心、从严治党的论述索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等，条理清晰，论点鲜明。其中一篇《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问题》，密密麻麻地写了32页，还附加了7页纸的个案分析。
父亲书写的工作笔记：
《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问题》
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为父亲撰写了一份近2000字的生平介绍，评价很高。在谈到纪检工作时，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期间，刘福恩同志坚决贯彻中央纪委和农业部党组的部署和要求，牵头组织农业部反腐败斗争职能部门联席会议，下乡蹲点调查重要案件，为农业部反腐败斗争“三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果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部党组的表扬。
就我个人观察，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父亲还有一些杂录，譬如《中国历史复习》提纲、历代诗词名篇佳作等，都是随手抄录，竟有厚厚的一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父亲的一生，非常平凡，没有特别突出的功绩。但是，他把一切平凡的事做得那么好，让我们深深地感触到了他的不平凡。
二
在我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工作，很少照顾我们。我有个哥哥，两岁时患重病，高烧不止，直到离开人世，父亲也没有赶回来。这件事，令母亲伤心，一直埋怨父亲。母亲说，我小时候和父亲很生，父亲回来，我也不叫他爸爸。
在白城时，我每天晚上坐在门槛上，饿着肚子，等母亲回来。夏天被蚊子包围着，冬天被冷风侵袭着。我虽然只有四五岁，等待的记忆却很清晰。白城的马路多是方块石头排列铺就的，中间缝隙宽，很容易绊人。一天晚上，天刚擦黑，我远远看到母亲下班回来，激动地迎上去，结果摔了个大马趴。我的额头正中，至今还留下疤痕。
1964年年底，父亲回东北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暂时住在团中央招待所。母亲说，那天正好是我6岁的生日，一家人兴奋异常。不久，我们又搬进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父亲照例忙，母亲带着妹妹上班，把我一人锁在家里。我常常从窗户跳出来，跑到北兵马司的汽车站等母亲下班。月色中，我坐在马路沿上，无所事事，数着天上的星星。那样的情境至今难忘。
上小学以后，没有地方吃饭，我脖子上挂个月票，往返十几里路到母亲单位吃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小学四年级。虽然孤单，却也快乐。因为有月票，我可以乘坐公交车到处乱跑，北京城跑了个遍。我常私下想，父亲都在忙什么呢？哪有那么多工作啊？
1969年4月，团中央整体下放，全体工作人员到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由于事发突然，大家措手不及。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属，还得暂时留在北京。我们家，母亲独自到河南，我和妹妹留在北京。父亲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留守干部照看家属。那是我们和父亲接触比较多的一段时间。可以想象，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整个大楼有那么多家属，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他都要负责，哪有时间照看我们兄妹呢？我年纪虽小，已经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做饭、照顾妹妹、收拾房间，还代表父亲参加妹妹班上的家长会。其实，家徒四壁，房间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一日三餐却必不可少。妹妹7岁，我不到11岁，哪里会做饭，只是随便应付，不饿着就行。远在河南的母亲看到我们兄妹瘦骨嶙峋的合影，心疼得直哭。
那段日子，隔三差五就进行防空演习，气氛非常紧张。警报拉响，全家老小，人人都披着白色床单，迅速跑到地下室，据说身披白床单可以防核辐射。到了地下室，要迅速趴在墙根，万一炸倒大楼，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砸伤。趴墙根也有讲究，双肘要支撑起来，胸部不能贴地，手指要捂住耳朵，避免被震伤震聋。一天夜里，警报拉响，父亲拿着大喇叭在楼下呼喊大家赶紧钻进地下室，然后挨家挨户核查。等他到地下室清点人数时，发现我和妹妹没在。他赶紧跑回五楼家中，发现我们还在睡梦中。
1971年，为增加出版图书种类，周恩来总理指示各出版社整理部分图书投放到书店。那年春夏之交，父亲从干校被抽调回到北京查书。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成立了临时筹备小组，父亲是小组成员。当时，母亲带着妹妹还在干校。我们父子俩在北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父亲好像更忙了，基本不着家。对我而言，那段时间很快乐，每天仅上半天课，还经常要学工、学农、学军。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中秋节，父亲买了两个梨、两块月饼，爷俩就算过节了。
还有一段关于苏醒阿姨的记忆。她大我父亲十多岁，是一位老革命。我们两家住在同一单元，几乎天天见面，我一直叫她苏醒阿姨。苏醒阿姨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回到北京参与“图书清理”工作。一次，她得了急性阑尾炎，病情非常严重。她的丈夫是军队干部，在外地工作。大儿子唐文一在外地当兵，小儿子唐文方找到我父亲帮助。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父亲找来一个运垃圾的小推车，大致清理了一下，铺上被褥，把她送到朝阳医院抢救，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此，我们两家来往就更加密切了。我刚从干校回来时，常常饥一顿饱一顿，饮食没有规律。苏醒阿姨常常给我送一些吃的，至今感念不已。后来，唐文一在现代文学馆供职，我们也算是同行，多有交往。他的夫人张蕾在学苑出版社当编辑。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由她担任责任编辑的。唐文方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从事国际关系研究，80年代出国，任教于匹兹堡大学。1996年我到美国访问，还到他家做客，春节到他家吃饺子。
1978年春天，我刚到南开大学读书时，立志报考研究生，就找到苏醒阿姨寻求帮助。那时她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工作，给我找到一份文学研究所的试题。后来知道，这是当年文学所从社会上招聘科研人员的试题。1991年夏秋之交，我博士毕业留所工作。苏醒阿姨已经离休，家已搬到干休所。在文学所，我还经常听科研处的同事提到她。后来，我担任副所长，陪同主要领导看望离退休老同志。苏醒阿姨开门时，我喊了一声：“苏醒阿姨，您好。”所领导一愣，很奇怪我们怎么会认识。他一直认为我是从东北考过来的。其实，我和苏醒阿姨早就认识，而且非常熟悉。《论语》说：“德不孤，必有邻。”父辈在忙碌中积累的福缘，泽被至今。
我和父亲的亲密接触，应当说是他退休以后的事。我经常要陪他看病，替他取药。聊天时，他偶尔也会提及幼年艰苦生活对他的影响。应我的要求，父亲写下一些重要的经历、感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少年时代，难以忘记的事：
一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知道了八路军是毛主席领导的。
二是，一九四七年的农村“土改”。当时的“土改”工作队把我（们）几个小孩组织起来学唱歌，晚上开会时，进行了演唱。自己知道了“土改”是共产党领导的，让贫苦农民翻身解放，我家分了土地和牲口。
以上两件事，在我的心里开始知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从父亲的一生经历看，这种感激，是刻在他骨子眼里，融化到血脉中的。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父亲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变化，哪怕一丝都没有。一直到他重病住院，他从来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2021年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父亲重病期间，很想和我多说说话。由于病痛的折磨，他已经很难表达出来了，很痛苦。从个别的词句中，我捕获到他两桩最放不下的心事：一是对母亲，二是医疗卡。父亲临终前惦记母亲自不必说，医疗卡怎么会放心不下呢？我原以为他怕花钱，因为有些药需自费。这次住院与以往不同，从急诊重症监护室转到急诊病房，他的医疗卡没有押在住院处，而是放在护士台，需要什么药，开方子叫护工去取。父亲担心别人利用他的医疗卡取药。在最初半迷糊状态下，他曾对我说：医院开了很多药，到家里要求母亲签字，可以给9000元的回扣。母亲坚决不干，医院代表就威胁母亲……我劝慰说：“绝无此事，我天天到医院，知道用什么药。每一笔消费都有记录，都可以核实。如果有假，随时举报。”我很奇怪，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幻觉呢？
后来，我整理父亲的微信记录，2023年9月17日下午6点多，父亲和一位微信名为“天天快乐”的雇工有过一段对话。雇工微信：“想求叔叔点事，腰上起的疱疹，好多了，叔叔的医疗卡能开点药吗？”父亲微信回答：“徐师傅，我使用的医疗卡有严格要求，不能给任何外人开药，包括家人。我是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人，更要遵守纪律。对不起！不能为你开药。”原来，今年夏天，他认识了一位可以协助他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雇工，陪同一次付30元。后来，这位雇工请求父亲开药，父亲断然拒绝。由此，他很担心医院护工用他的卡乱开药，给国家带来损失。
很多事，“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宋代韩琦《九日水阁》诗说：“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父亲1953年4月入党，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已有70年的党龄。他一生坚守为党奋斗的政治信仰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操守，不仅保持了“晚节香”，更做到了子夏所说的“君子学以致其道”。
三
父亲在团中央系统工作多年，热心青年工作。到农业部工作后，他常年下基层做调研，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父亲好客，老家来人，或者朋友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用母亲的话说，就像见到亲爹一样。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生活都很困难。而父亲热情待客，很少叫人为难。可是，这却为难了母亲。每到月末，母亲囊中羞涩，有时连月票都买不起。
我家以前有个邻居，女方是小学教师，男方是国家干部。我很少看他在单位加班，总是按点下班回来，进屋就扎上围裙，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他还心灵手巧，会做家具，还有各种小玩意儿。按照现在的标准，那位邻居肯定算作三好男人。母亲常在父亲面前说，你看人家，多会生活，你也不知一天忙个什么。每到这时，父亲从不吭声，也不解释，该干嘛干嘛。其实，母亲说的也不全是真话。她常私下对我和妹妹说：“男人要有志向，要奋斗，不能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样没有出息。没有你父亲的奋斗，我们一家哪有可能到北京生活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多年不涨工资，父母的工资合起来只有118元。父亲上下班都是步行。母亲想给父亲买辆自行车，可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要120元。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都不够。有钱还不行，买自行车还要有票，就像现在北京购买小轿车要有购车指标一样。母亲和同事商量，每人每月出10元钱，凑起来先给有票的人买车。一年下来，大家就人手一辆了。那辆自行车，是我们家的一宝。怕丢了，每天回来，父亲都要把车扛到五楼家中。我周日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擦车、打蜡。
父亲退休以后，知道我工作繁忙，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打扰我。直到他这次摔倒住院的头一天，他还自己外出购物。可以说，终其一生，他没有给子女带来任何负担，只有付出。
他觉得自己对我母亲有亏欠，晚年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工作。他负责外出买菜，母亲在家做饭，老两口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直没有请保姆。他还陪着母亲到国内外各地旅游，享受桑榆晚景的快乐。
多年来，母亲一直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常常情绪失控。大概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母亲离家出走，我和父亲到处找她。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自己回来了……
小时候，我总是挨打，不得其解。事后，母亲也很后悔，又想着法儿哄我，怕我受委屈生病。晚年，母亲经常说我可怜，生活那么苦，还经常挨打。我慢慢了解了母亲的病情，知道那是一种病态。母亲也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冲父亲发火，谁要接话，火气更大。父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躲出去，尽量不发生正面冲突。我常常想，母亲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了她，让她没有能得到想要的幸福，于是她把所有的责怪都推到她最亲近的那个人身上。我和父亲就成了母亲的撒气筒。
进入老年，母亲又多了一个毛病，患上老年痴呆症。这种病，初期的典型症状是被盗妄想症。最近十年，每到春节前后，她总要犯病，这让我们父子异常苦恼。母亲又拒不承认自己有病。父亲把药端到跟前，她瞪着眼睛说：“你们要害死我啊？”抗拒服用。每到这时，父亲总是默默地走开。我总觉得父亲太软弱，被母亲欺负，没有一点反抗精神。父亲总是这样劝我说：“你妈因为孩子的夭折，神经受到刺激，我们要理解她。”理解不难，隐忍不易。这么多年，无论母亲怎样发火，父亲都忍着，实在扛不住了，就把我叫过去，作为中间人，可以缓解一些冲突。面对病态的母亲，父亲已经放弃了治愈的希望。他说，与其伤心无奈，不如从容面对。
我在父亲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两份材料，一份是《刘福恩主要疾病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另外一份是《王静珍主要疾病病情、变化及用药情况》，记录了老两口所患各种疾病以及这些疾病的起因、治疗用药情况等。关于母亲的病，第一条就是“抑郁症”。父亲写道：“从1957年因第一个男孩病逝受到刺激，加上生活困难，压力大，而引起情绪不稳定。到北京后时常犯病，并有加重趋势。”这两份材料，父亲从来没有和我提及过。我猜想，父亲担心自己病倒之后，我母亲说不清自己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所以记录下来，以备我查询。他对母亲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床头柜里还堆积了很多杂抄的材料。其中，两页台历背面抄写的两首诗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首作于2004年5月5日，题作《回首与展望——为金婚纪念作》：
风风雨雨50年，坎坷之路似云烟。苦斗奋争结谷秀，子龙女凤展眼前。
跨越古稀奔高寿，珍惜晚年每一天。欢欢喜喜度夕阳，健康快乐视人间。
二〇〇四年五月五日于首都华腾园
自注：“1954年5月5日结婚。”
第二首作于2014年5月5日，题作《珍惜夕阳每一天——为“钻石婚”而写》：
“金婚”转瞬又十年，钻石姻缘展眼前，同舟共济六十载，齐家治国作奉献；
儿女双全人间美，子孙成才尽开颜，白头偕老享天伦，珍惜夕阳每一天。
2014年5月5日
父亲题作的《回首与展望——为金婚纪念作》和《珍惜夕阳每一天——为“钻石婚”而写》
父亲可能觉得这些打油诗文学水准不高，就没有给我这个文学教授看。而今，我捧读手泽，五味杂陈。这两首诗，真实地记录了父母在长达近70年共同生活中的感悟，还有那种坚强乐观的人生态度。只有我知道，父亲为此付出了多少委屈和艰辛，诗中又隐含着多少关爱和期待。
母亲70岁那年，父亲给她写了一首诗：“古稀之年不算老，奋争九十为新高。二十年后再回首，品味夕阳无限好。”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亲默默地陪伴着病痛的母亲。很可惜，他没有达到90岁的预期，自己就先倒下了。
父亲题写的《夕阳无限好——为老伴七十诞辰而作》
2023年12月9日夜，父亲弥留之际，我和儿子、外甥陪伴在病榻旁。我大声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母亲！”他已经没力气睁开眼睛，而泪珠却从眼角渗出。我知道，他听懂了。翌日凌晨四点，他放心地走了。
父亲走后，母亲不敢翻动父亲的任何东西，更不敢阅读父亲留下的文字。她说，心很痛，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2023年的冬天异常寒冷，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弃我而去了，把悲伤留给了我们。
《诗经·小雅·蓼莪》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过去，我读这首诗，只有一种泛泛的感悟。毕竟，父亲在，我有天。在父母的关爱下，我虽已走过65年的人生，可依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这个多雪的冬天，父亲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中。那一刻，我的天塌了。我知道，再也没有人替我挡风遮雪。我茫然伫立，凝望着父亲远行的方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要自己擎起这片天了，我要让父亲放心，和家人相伴，给彼此鼓励，在人生的旅途上，用心、用情去感受生命的灿烂和人间的温暖。
作于2023年12月20日，父亲去世十天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