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清朝灭亡后，宫内保留的海量财富不可避免地遭人惦记。珍贵的文物古玩自不必说，就连内阁大库里的档案、从沈阳文溯阁运到北京的《四库全书》也是争夺的对象。在那军阀混战的年月，“八千麻袋”事件、盗售《四库全书》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四处奔走，不但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大内档案，更是通过研究，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旧档案变成了学术富矿。

沈兼士

从“八千麻袋”事件到故宫文献馆

大内档案主要是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然而，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力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随之而来的大量散失与人为毁损，已无可避免。

宣统元年（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清廷决定将历年积存的大批档案移出库外，并欲全部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改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之后，大清帝国覆灭，内阁大库档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

时至1921年，当时的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以银洋四千元售出，这就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当沈兼士得知大内档案被变卖后，深感震惊与痛惜，立即向教育部提出请求，请求将残存的一千五百余麻袋大内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档案整理委员会对其进行整理。

沈兼士出生于1887年，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据说在北大任教期间，沈兼士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同陈寅恪先生的讲法一样。到下课时，他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这在当时也是一则趣闻。

沈兼士的积极奔走不但保护了残留档案不再被变卖流散，更是开启了高等学府整理清代档案风气之先。也正因这残存的一千五百余麻袋档案，才有了15年后盛况空前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之档案展览，也才有了如今诸多学者从大内档案中发掘出的珍贵史料。

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点查故宫文物。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沈兼士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持文献部工作。当时沈兼士首先注意的就是档案，于是将宫中各处经过点查手续的档案集中在南三所，预备整理。地板上的档案，一堆一堆的积若小丘，差不多没有下脚的地方。残乱档案，几乎堆到房顶。总而言之，是杂乱无章的一库乱档。

最让工作人员感到痛苦的，是把这些乱档分门别类，因为件件都要阅看，残缺不全的更要仔细审视内容。而且库中档案，都是经过很久时间的纸片，霉气弥漫，整理时尘垢太多，眯目塞鼻。

在整理大内档案方面，沈兼士业绩非凡，贡献卓越，确实是有案可查，有根有据的。他将巨量的大内档案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将之重整为可查阅、可索引、可研究的，极具第一手资料价值的宝贵资源，使之从“废纸堆”化身为“学术富矿”。同时代学者诸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莫不因之得到研究便利，也因之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水到渠成，屡结硕果。即便普通游客与参观者，也莫不为精心的陈列布置、生动形象的档案展示所吸引，更因之对明清历史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对故宫的文化与历史价值，更多一分了解。

力保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不致流失

除却整理故宫内阁档案，以档案学启引明清史研究之风气，是沈兼士于故宫管理及研究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曾力保沈阳故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不致流失国外，这一特殊贡献也是功德无量。

原来，1914年袁世凯欲行复辟帝制之际，准备影印《四库全书》，遂将沈阳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不久，袁氏政权覆亡，此书遂放置于宫中，再无人过问。到了1922年，仍居住在宫中的清室小朝廷曾以溥仪大婚没钱为由，欲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盗卖给日本书商，并且价格已议定为一百二十万元。沈兼士获知此消息后，迅即致函教育部，披露并竭力反对此事。

关于沈氏力保文溯阁《四库全书》不致流失一事，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中曾有提及。不过，因为仅仅是概略性的简要介绍，难免会忽略一些更为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略微翻检一下当年的京沪两地各大报刊，不难发现这一事件的更多细节信息。譬如，关于清室“偷卖”《四库全书》的行为，是何时暴露的，又是何时为外界所知的，这些信息从当年的旧报刊上，都可以寻获一二。

1922年4月1日，沈兼士与沈士远、钱玄同、朱希祖等学者联名发出通告，向国人公告溥仪盗卖《四库全书》之事，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此事，将社会舆论率先发动了起来。4月5日，这一消息传至上海，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即摘录转发了这一通告，且还为之添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注意溥仪盗卖四库全书”。根据报道，沈兼士等学者的通告中称：“《四库全书》乃国家之公产，绝非亡清爱新觉罗一姓之私物……为保存我国文献起见，断不容坐视不问。兹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清查……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妥为保管。再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一切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亟宜一律由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

清朝灭亡后，清廷事实上仍掌握着宫内的财物，社会上一些认知不到位的人仍以为宫内财物皆皇室私有。而沈兼士等学者的通告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首先是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一切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绝非一姓之私物。这一基本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已成为共识。

其次，通告中还明确提到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并建议“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毋庸多言，在冯玉祥“逼宫”之前两年，以沈兼士为代表的学界有识之士，就向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其远见卓识已然定格于字里行间。试想，若当时政府能够采纳这一提议，迅即予以实施，两年之后的“逼宫”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应当都能从一定程度上予以规避了。

值得注意的是，联名通告中的署名者，俱为当时曾在北大任教的知名学者。除了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及院长的马衡之外，“新文化”运动健将、曾经的《新青年》编辑同仁钱玄同与周作人的署名，也赫然在列。钱、周二人，后来在“逼宫”事件中所发表的言论种种，立场之坚决，态度之鲜明，实在令人印象深刻。若再翻检到这篇通告，随即可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早已在这一场两年前的文字“逼宫”中，有所预示与表达了。

迫于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清室只得放弃了出售《四库全书》的打算。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反观沈兼士力保《四库全书》不致流落海外的这一史事，更可见其贡献之深远。

抗战期间，沈兼士曾滞留北平，组建“炎社”，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被日军列入“黑名单”之后，沈兼士遭到四处追捕，终不得已潜出北平，转徙西南。后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二号对门石田小筑中暂寓时，他曾致信时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信中感叹“目击时艰，空谈莫补……当时子丧妻病，己身又时时有危险之虞”，足见其处境之艰苦。

1947年8月2日，沈兼士在家宴请杭立武，由北大胡适、陈雪屏、郑天挺，辅大张怀，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作陪。席间沈兼士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后亡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事情经过。当时医疗条件不佳，马廉、钱玄同、蔡元培等皆是这样的猝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