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结缘文学：从湖湘到齐鲁

宋健：宋遂良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对您进行访谈。前不久，2023年6月17日，山东师范大学以您的名字为题举办了《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通过手稿、信札、照片等文献，呈现了您长达70年左右曲折但丰富的文学人生，您可否简要概述一下您文学人生的起步和过程？

宋遂良：我193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49年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工作。毕业后分配去军委民航学校学习报务，1952年整编入空军，任文化教员。1956年转业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时候，曾在《诗刊》杂志第一次发表评论文章，内容是关于郭小川诗歌的《创造性探索》，这是我与文学评论的结缘。读书期间，与老舍、路翎等作家曾有交流。1961年9月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山东，在泰安一中做语文教师，从此与齐鲁大地结缘。1976年，我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论周立波和柳青艺术风格的评论，这篇文学评论的发表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后来，《文艺报》邀请我进京参加长篇小说读书班，随后参加首届茅盾文学奖初选工作。1982年经梁兴晨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山东省作协和中国作家协会。1983年7月，我调入山东师范大学，任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从此，真正开始与山东作家群体建立起密切联系。1992年，我晋升教授职称，因人事政策调整，于1994年初退职。尽管继行的返聘让我仍有登堂授课的机会，但紧密关注当代文学现场、参与学界各种学术会议的可能却由此消停。

宋健：据说您的第一篇小说评论《秀美的楠竹与挺拔的白杨——评周立波与柳青》，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岁月的延搁，可谓好事多磨。您能不能谈谈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您后来准备研究柳青甚至撰写《柳青传》，最后又不得不遗憾放弃的过程？

宋遂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复习文学史看到一篇分析《暴风骤雨》的文章，觉得其质量并不高。而当时的文学史著很多地方都引了这篇，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像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大概也只有这么一篇有关文章，感觉太不够了。因此我便想写一篇论周立波创作的文章，从《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到《山乡巨变》，周立波是我湖南老乡，又是肖洛霍夫作品的喜爱者，我们有共同喜欢的作家，这促成了我这个愿望。

与周立波相比，有关柳青《创业史》的阅读则开始于半年之后，大约是1959年末，我是怀着等待了很久的迫切心情，把发表在《收获》上的柳青新作《创业史》（第一部）看完了一大半。我从1953年看《铜墙铁壁》时起就喜爱柳青。他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了七八年，埋头努力。我早就盼望看他的新作了。

1960年10月18日，我收到《文艺报》来信，让我写一篇关于《创业史》艺术特色的文章。此后稿件寄出近半年，再无消息。我自1960年下半年来写就的四篇长文，分别是：关于《山乡巨变》、《创业史》、“两结合”和评《鲁迅传》，都是经过编辑修改准备刊用的稿件，但结果都没有登。后来才得知，都是因为我曾于1958年被开除团籍等一些政治原因。

因为格外喜欢作家柳青，除了写评论文章外，我还强烈地萌生过写一部《柳青传》的想法，但因为那些文章都没能及时发表，这个写传记的想法也就慢慢不了了之。

宋健：1956年-1961年，您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期间，曾与老舍、路翎等作家有过书信交流。请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您有什么样的收获？

宋遂良：先谈谈关于路翎的书信。我当时大概20岁，还在当兵，因为看到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我觉得批评得不对，就写信表示支持路翎。但是这封信路翎没有收到，因为他当时是“胡风分子”，所以这封信就退回了我手里。

再说说和老舍先生写信的事儿。我当时看到他写的一个叫《义和团》的剧本，我就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我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感兴趣，问他觉得我能不能够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我当时用了这么一句话：你看我一个学生做这个事，是不是自不量力？是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大概不到四五天，老舍先生就给我回了信，在信中鼓励我。看了他的回信，我很激动，也很欣慰。但很惭愧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最终都没能写成这部小说。从现在看，太平天国还是很值得一写的，可我目前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这是我很多年来都感到非常遗憾，非常愧对老舍的一件事。

宋健：1980到1990年代，您三次担任茅盾文学奖初评委。能不能谈谈当时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您对那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印象和评价？

宋遂良：那个时候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写时代、写政治的，都带有“革命性质”，都是善恶分明的一些作品，很少有艺术性比较高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好像是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意识流的手法，但是也不算很成熟。那时候即便是获奖的一些长篇小说，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芙蓉镇》，其他的都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的评奖还是比较公正，我记得刘心武的《钟鼓楼》是不错的，虽然有些反对的声音，但最后还是评上了。总而言之，当时的评奖都是为了文学，从文学这个标准出发，没有牵涉或者说较少牵涉其他方面的考虑。

宋健：您当初是因为爱好文学写作走上文学道路的，后来却成为文学评论家。评论之余，您也创作过不少文学作品，您能否谈谈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宋遂良：人的命运是很难把握和控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因为喜欢文学写作走上文学道路，后来却又更多从事文学的评论和教学。值得欣慰的是，我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现场。直到现在，我参加的还大都是文学活动。

我写的东西比较杂，不太集中，但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和收获。如果要谈文学评论，我倒是有这样一个感受：现在你要想在文坛上批评一个作家的缺点，或者说哪个作品不好，都是很难的。所以，现在文学批评往往等于文学表扬，这种现象不好。我以为，还是搞文学创作的好，既能搞创作又能搞评论那是最好的。

宋健：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所秉持的文学观和批评观是什么？

宋遂良：我的文学创作，如果还能谈得上“观”的话，那么就借用恩格斯的“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吧，把文字杂糅在历史真实和美学真实的“觥筹交错”之中。我在对他人作品进行文学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这种能力在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是非常有用的。在创作过程中，我时常深入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思想或故事。这种对文学的敏感性和对作品的欣赏能力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对于文学批评，我认为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尊重文本、多元视角、专业知识、客观公正、读者意识、历史眼光和独立思考等素质。首先，文学评论家应该尊重文本，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文本，而是通过文本本身来探究作者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其次，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多元化的视角，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作品，例如主题、风格、结构、文化背景等，以便更全面地评价作品。同时，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对文学流派、文学史、文化研究等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解读和评价作品。此外，文学评论家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主观偏见和情感影响。文学评论家还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反馈，以便更好地理解作品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和价值。我还想说，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历史眼光，能够将作品放在一定历史背景中进行评价，探究作品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最后一点，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力，不被外界的声音和压力所左右。

二 作为“文学鲁军”的重要推手

宋健：从1980年代起，您与山东文坛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成为文学“鲁军”崛起的重要推手。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关注文学“鲁军”的？最先关注哪位作家？

宋遂良：1982年秋天，山东省作协召开“文革”结束后第一次作家创作会议，曲延坤、苗得雨邀我出席会议并作了一个介绍新时期文学创作情况的主题发言，从此结识了省内老中青三代作家。

我最早交往的山东作家是王火，他原名王洪溥，曾任北京《中国工人报》的总编辑助理，l961年下放到临沂一中，后来做了副校长。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陈望道校长的研究生。他早年写过《节振国》《外国八路》，到临沂后开始写反映国统区抗日战争的长篇《一去不复返的年代》，三卷120万字，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时，“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批斗，将他的书稿焚之一炬，使他痛不欲生。“文革”结束后，己经55岁的王火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重写此书，这就是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他在临沂生活了23年，1985年调回故乡组建四川文艺出版社并任总编辑。但不幸在一次下土坑营救小孩时头撞铁管导致颅内出血右眼失明。他是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完成《战争与人》的。王火是一位谦谦君子，极重道义，我从1980年代起即和他有书信来往。王火对临沂对山东满怀深情，对我也关怀备至，他是我最敬服最倾情的山东作家之一。

宋健：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曾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作为张炜文学作品的最早研究者和推荐者之一，请问您对张炜文学作品有何评价？

宋遂良：最初发现张炜写作才华的伯乐是萧平，时任烟台师专中文系主任，是张炜的老师，著有《三月雪》。当时张炜、矫健等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合力建立文学社、创办文学刊物《贝壳》。

1982年应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李新民之约，我为张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芦清河告诉我》写了一个序言，并在《大众日报》上以《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为题发表，从而结识了张炜。那时他刚从烟台师专毕业分配到省档案局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深夜促膝长谈。我和邱勋、赵鹤翔、自牧那时就认为张炜将会成为一个大作家。他的抱负、执着、才华、勤奋、敏锐、饱读诗书和谦和内敛是人所难及的。

1983年底，我在山东省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艺评论通讯》上呼吁扶植青年作者的成长；后来又在1984年第五期《文艺报》中发表了《山东的两个——记矫健与张炜》一文；次年，《文艺报》再次在第三期上刊发我评王润滋、矫健、张炜的文章——《三点成一面》。这是我对张炜较为集中的推举时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90年代，在比张炜年长的两代作者中，我几乎给有代表性的作者都写过评论，看过作品、提过具体意见的更是无法统计。这个过程中，我也清楚地看到，多数作者的表现都是后劲不足，尤其在文学改变命运之后，作品的力量感往往是衰减的。能坚持走下来并在全国持续拥有影响的，可谓凤毛麟角。张炜是我评得最多、推荐得最多的一位作家。

张炜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又不张扬的作家。他在不断地学习、读书。不光是社会科学、文学，他还读医书，研究《黄帝内经》，研究科技、天体、动物、植物。他的雄心壮志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跟我说，要写一部作品，融合小说、故事、诗歌、寓言、童话，他现在还是这样努力而有想法。他现在写诗歌，还研究古典文学，写李白，写杜甫，写苏东坡。此外，张炜具有宝贵的文学品格，厚道，热情，孤独，冷峻，融为一体。他整个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悲悯的情怀，特别具有力量。人道、悲悯，这也是山东作家共同的特点——对弱小和不幸者的同情与关爱，包括莫言、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

我跟踪评论了张炜的芦青河系列、秋天系列直到《古船》，那时候他已走向全国。说实话，《九月寓言》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儿跟不上了。

宋健：您曾在《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日报》《红旗》及省内报刊上推介了王润滋、左建明、尤凤伟、李贯通、刘玉堂等一批青年作家，还有济南部队的李存葆、苗长水等一批青年军旅作家，并和他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交往。您最喜欢哪位山东作家的作品？可否对文学“鲁军”的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进行简要评价？

宋遂良：就我个人的审美倾向而言，比较喜欢悲剧和语言典雅干净的作品，因而更喜欢李贯通、苗长水、尹世林的风格。贯通的《天下文章》，长水的《犁越荒冢》，大新的《汉家女》，都是可以收入文库流传长久的小说。

我还喜欢会讲故事的作家，这方面最有本事的是尤凤伟。凤伟的《石门夜话》讲一个被掳掠上山的女子经过土匪头子三天三夜的说服，从宁死不从到甘做他的押寨夫人的经过，展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而他的长篇力作《一九五七年》则是另外一种气象。凤伟创作量很大，他不大在乎评论界对他作品的看法。他说：凡是读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都感激他。

另一位会讲故事的作家是刘玉堂，他的“小意思”“小得瑟”“小惭愧”等都成了山东文坛的佳话。玉堂深得民间文学的滋养，将农民的苦难、忧伤、传统习俗，以乐观、幽默、自嘲的土语方言，化作一片含泪的笑声。有一段时间，我还在张海迪家里听到他讲八卦的段子，总是引起满堂欢笑。

会讲故事的还有毕四海，他的小说大多有历史色彩，豪情满怀，大起大落，斩头沥血，声势浩大。

关心时代，敢于揭露现实矛盾的作家以王润滋、李存葆、左建明、矫健、张宏森、陈占敏等为代表。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矫健的《老人仓》《河魂》（他后来又参与周梅森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宏森的《车间主任》《大法官》《西部警察》，占敏的《沉钟》，《红晕》在当时都是影响很大的作品。王润滋是一条山东汉子，珍情重义，脸面酷似关公，可惜英年早逝。张炜最近还在叹惜：润滋是个大作家啊！建明的《阴影》是迎接光明的，他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地描写心理活动，是左建明艺术手法上的一大长处。张宏森从一个擅长写现代派小说如《阳光与蛇》，擅长写电视剧如《无雪的冬天》的青年作家到写批判、思考与解剖现实的电视剧本，宏森聪明谦逊，好学深思，坦诚锐敏。他一路走来，完全是时代的选择和玉成。

老作家李心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写过《寻梦三千年》《结婚三十年》《十幅自画像》《银后》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中长篇小说。他说，“我就是想要写出好看的主旋律小说，不能光说不做。”他为此还冒险去闯夜总会体验生活。他其实并不太看重自己的成名作《闪闪的红星》。他几年前去世时，我曾写过一幅挽联：“戎马生涯儒家襟袍 儿童质地锦绣文章。”

眼下山东最活跃的中年作家要数赵德发了。他从《通腿儿》开始写农村三部曲，又破茧而出地写宗教三部曲，直到最近的《黄海传》，他视野开阔，勤奋精思，写得多也写得快。只是我读他的作品不多。

刘玉栋是我看好的一位作家。他不写重大题材和高大英雄，却一直关心社会底层的不幸者、苦难者和羸弱者。他的作品如《年日如草》，给人一种苍茫又博大的情怀。

山东新一代写小说的作家，我只知道赵月斌、房伟、瓦当、阿占等几位，他们好像都属于现代派。

宋健：莫言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也是一位从山东走出来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不言而喻，能否谈谈您对莫言的评价？

宋遂良：谈及山东文学，当然要说到莫言。莫言是一位有良知的天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大放厥词：“文学是属于世界的，但张炜、莫言是我们山东的。”其实，莫言如果一直在山东，也许是难以顺利成长的。山东太规距，太务实，官本位传统久远。莫言是在拨乱反正、中国知识分子恶补西方文化的时代、在军艺这片探索创新的活水中游泳出来的。他的《红高梁》曾让我激动难眠。他得诺奖以前，我们只在饭桌上见过一面，我问他你怎么把剥人皮写得那么细腻，他说他看过剥青蛙皮。我对他的想象力充满惊讶和爱怜。

我想在这里恢复被删去的一段我谈莫言的文字，表达一下我对莫言一种“偏见”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要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份。”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1980年我在《文艺报》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古今中外，没有一部传世的文学作品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此论虽然受到过批评，我至今仍然坚持。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内伤和惕怵，刻骨铭心地教育我们认识自己，负重前行。

举一个例子，《丰乳肥臀》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但这位母亲养育的九个子女，都是乱伦，或被强奸，被引诱生下来的，伤风败俗，奇耻大辱，但这正是旧中国贫困愚昧被侵略的现实。母亲的形象正是在重重的迫害、无边的苦难中成长起来的，那种痛楚、伤感、悲戚、羞辱，正是砥砺我们前行的力量。这就是文学。

宋健：山东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镇，21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有的成为全国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能否谈谈您对山东文学研究和评论家的印象？

宋遂良：在山东文学理论界，扛大旗的应该是孔范今。他有胆有识，豪情激荡，有才有气，思想敏锐。他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丛书》《民国散文集》《读中国》等都是很有份量的集大成之作。他比我小8岁，70岁后疾病缠身，竟先我而去，非常可惜。我曾给他写过一幅挽联：“一代名师桃李齐鲁 十分才气立说山东。”

山东较老的一代理论家还有朱德发、吕家乡、夏之放、袁忠岳、任孚先、丁尔纲、吴开晋、耿建华、贺立华、赵鹤翔、刘增人、张立国等，但文学评论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陈宝云，他是首任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山东文学》主编，身患癌症后依然坚持写完《大江流日夜》的长篇小说。宝云是人大理论专修班毕业的，学养深厚，为人正直，是我的畏友，多次批评过我，我心存感激。

山东文艺理论批评界人才济济。世纪之交我曾将张清华、吴义勤、王光东和施战军戏称为“四小名旦”。果然他们现在都走出山东，成了全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文学领导者。现在，山东还有一批茁壮成长的年轻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很是有才，也非常勤奋，让人充满期待。

宋健：地域文学往往能够保持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弘扬区域文化，展现所处地域的风土人情和人文精神。对于山东文学的未来发展，您有何期待？

宋遂良：山东文学很难概括出一些共同之处，但有一点，山东文学都是现实主义的。山东比较少有浪漫主义、想象虚构那一类偏现代派的作品。莫言如果要在山东的这个环境，恐怕也成长不起来。山东文学除了张炜这个高峰以外，能够留下来的作家，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更多。从1930年代王统照，一直到冯德英、尤凤伟，包括赵德发、李贯通、刘玉堂、毕四海等，他们的作品多半都是反映现实生活，记录现实生活。还包括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也是革命现实主义。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反映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苦难和时代的斗争，别的好像没有太多的新的资源、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我特别希望，在山东这样深受齐鲁文化濡染又荟萃着众多文学人才的地方，能诞生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内容与艺术手法均有创新的好作品、大作品、好作家、大作家，走出齐鲁，影响更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传之后世。

三 在文学场域的内外

宋健：能否谈谈您的著述？

宋遂良：最早是1991年出版了《宋遂良文学评论选》，2000年，出版过一本足球评论集《足球啊足球》，2003年出了一本以散文、随笔为主的杂文集《一路走来》，还有2015年出版的《在文言文：宋遂良论当代文学》。大概就这么几本，说来很是惭愧，都是随心随性之作，日常积累所成和教书与生活所得。

宋健：您不单单是书斋里的教授，更是公共舆论的话题参与者和议题设置者。早在1987年，您就曾公开建议济南应该办一份晚报，之后不久，《齐鲁晚报》于1988年1月1日创刊。您还在1990年代初建议济南泉城路应该给电影演员塑像，还引起过较大的争议。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精神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

宋遂良：大概是1988年前后吧，我在泉州看见了一个全国晚报的展览会，发现除了乌鲁木齐以外，只有济南没有晚报。当时《济南日报》还是一个16开的小报。在一次济南文化座谈会上——当时是姜春云同志任市委书记——我去发言的时候，就提到了希望济南有一个晚报。我记得当时姜春云同志点了头，并且在本子上记录了，好像是那之后第二年，《大众日报》社就创办了《齐鲁晚报》。后来，我多次给这张报纸投过稿。

1990年代初，我曾建议在泉城路给巩俐塑像，还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攻击，的确很出乎我的预料，也让我很是失望和伤心。当然，也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民众心理，关于固有观念，关于人情人性。那时候，不光是这些建议受到质疑，就连我当时给报纸写文章，接受电视台采访谈足球，都会遭受不屑和攻讧。尤其是在高校内，不少人觉得一个大学教授不去做所谓的学问，而去介入这些事情，属于不务正业。

但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的文学精神与公共生活是相互影响的。比方说你关心公共生活，你是用文学的角度来关心，文学生态里面对你的评价是文学评论家或者作家，这是一种文学身份，然后你会自然而然带着这个“身份”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此外，文人其实就是要“关心”，你抱着“关心当下”的心关心那些不幸的人，这样才能帮助社会解决问题。

宋健：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总是相去甚远，最能体现人情人性的爱情就更是如此，很多作品都会描写和涉及。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差别？

宋遂良：老舍先生曾说：“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这句话就能阐释文学爱情和现实爱情。文学中的爱情是这两个人爱得要结婚了，结果结不成，这个爱是最好的爱，最高的爱情。现实生活中，两个人的爱情就像两个人一起爬山，一路游山、玩水、谈话、逛景，怎么走都不觉得累，等到了山顶了，两个人就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就没法往上走了，再走就是下山了。

生活中的爱情，喜剧、悲剧和发展平平的都有，而文学中的爱情就不一样，更集中，更高于生活，也更多地倾向于悲剧，就是上面说的那种爱而不得，爱又失去，充满痛苦和遗憾。实际上，文学中的爱情也来源于现实生活，只不过经过了精炼化和经典化。再一点就是，生活中别人的爱情你很难知道，而文学中的爱情，写出来就是要让你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的，生活中的人还可以向文学中的爱情有所借鉴，有所对照，有所学习。

宋健：您曾提出文学应面向青年，要扶植青年作者，鼓励文学创作的实验与探索。您认为，当下青年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宋遂良：文学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事业，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作家成长，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的队伍，文学才会大有希望。我对青年人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学学历史，学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我现在觉得很忧虑很难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年轻人不懂得历史。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历史，应该被一代又一代人认真、深刻地去了解，去学习，去研究，才能让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顺更好一些。文学和历史，都呼唤年轻人，也呼唤年轻。希望人们更多地好读书，读好书。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阅读就更重要了，是提高文学写作水平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学习状态。

宋健：记得您曾经为泰安一中您教过的学生写过一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观点独特，言真意切，读来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能否谈谈您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理解的人生与命运？

宋遂良：我在那次发言中主要谈了三个观点，后来被传到网上去，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我是这么说的：第一点，生命是短暂的。第二个，世界是不公平的。第三个，人性是有弱点的。当然，里面有很多例子和感慨。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怎样做人。当然我觉得从个人的涵养来说，努力奋斗、读书、关爱他人、善待他人，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最基本点。你爱人，人家才能爱你；你尊敬人，人家才能尊敬你；你虚心向别人学习，别人才会真诚地待你。所以自我的修养，在任何比你高的人面前——所谓地位高、学问高或者是级别高——你不要自卑；在任何比你低的人面前——所谓年龄、学历或者职务——你不要骄傲。要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优点缺失，看到自己残缺的不足的一面，好好地认真学习。还有一点就是心态，一个人的心态永远应该向善、向上、向快乐。不能够让一些负面的、悲伤的东西使自己精神健康陷入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尤其青春更是一闪而过，所以要珍惜、要珍爱、要自重。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当然终身读书，终身学习，学而不倦，努力地读各种各样的书，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宋健：您曾以“知道分子”自居，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知”而且要“道”，主张把知识讲出来、说出来。您觉得“知道分子”和文学评论家之间是否有一定关系？您作为一个高校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社会事务？

宋遂良：“知道分子”是别人先提出来的，我不过是借用。我们有些大学老师都是在象牙塔里面搞学问，不和社会接触，这是不应该的。我曾被人批评为“小报教授”“足球教授”，很多人说我不是学者，没有多大学问。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热情，愿意去说一说，我觉得任何我知道的事儿都应该讲一讲，做一些普及。尤其是作为“知道分子”，更应该做一些文化的、文学的普及工作。作为一位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通过身边的所有机会，通过和社会和大众所接触的很多契机，将文学作品的无限魅力及其丰富内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传达给社会，传播给公众，以期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丰富、有趣。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种积累式的开拓研讨，是提高一个城市的文明层次，建设一种宽容理解健康向上的良性文化氛围所不可缺少的。再说得大一点，也以期在我们的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进步并变得愈加美好的过程中，能够尽自己的一分之力。

宋健：最后，您是否可以用简单的一段话概况一下您心中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可以是什么？

宋遂良：我们说文学就是人学，文学是写人的，写人性的，写人的感情世界，人的灵魂，人的超越自我。文学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关心世界发展。文学总是教人寻找世界的一种不确定性，总是让人们向上的。

（作者单位：宋遂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宋健，山东政法学院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