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信中寻找茅盾创作电影剧本的答案
茅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过电影剧本，但过去茅盾研究界只有一些片言只语的传说，茅盾在什么时候收集材料？什么时候创作？都没有明确回答，一些茅盾年谱也没有明确记载。对茅盾是否创作过电影剧本，笔者过去没有材料证明，不敢随便猜测。近日，在香港的朋友发来茅盾给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先生的几封佚信，竟都是有关他写电影剧本的事。这几封信，解开了茅盾创作电影剧本的部分谜团，证实他当年写电影剧本是确有其事。
茅盾四十年代在香港创作的《腐蚀》，改编为电影，1951年2月已在全国各地放映，反响热烈。茅盾对热点题材的驾驭是有丰富经验的，他决心去尝试一下电影剧本的创作。于是，茅盾选择上海作为搜集材料的地方，一方面是上海是个大城市，社会生活比较复杂，故事丰富；另一方面，茅盾对上海比较熟悉，对一些社会现象，茅盾容易理解。
1951年4月10日至月底，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和舒非、张客等陪同茅盾到上海为创作电影剧本搜集素材。据蔡楚生日记记载，他们是1951年4月10日晚上登上去上海的火车的。蔡楚生在日记中说：下午“旋即与张客、舒非、叶华赴车站，沈部长雁冰先生及夫人与警卫员一人亦至。七时四十分登车，我等所乘为四号软席卧铺。我与舒非、张客同车厢，……”
4月12日早上，茅盾一行到达上海。蔡楚生日记中写道：“车于八时二十三分抵上海北站，我有游子归来之感觉。因沈部长同来，来接车者有于伶、钟敬之、陈白尘、蔡叔厚、卢怡浩及陈市长代表等十余人，即出乘五部汽车赴衡山路929号市府招待处。此间前为住苏联顾问者，极华丽安适而宁静。未久潘汉年市长亦至，并共进早点。”茅盾他们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上听报告，尤其是听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反特报告”。
4月13日下午，茅盾和蔡楚生他们一行到市公安局听情况的全面介绍，公安局的黄处长又补充一些内容。晚上，茅盾一行还专门去参观公安局系统的治安展览。
4月14日公安局外事科王大超到茅盾下榻的招待所介绍破案情况，故事极其曲折，王大超还带着大家去参观破案现场。
4月16日，天下雨，公安局安排钱明科长到招待所向茅盾他们介绍情况，材料非常丰富，从上午9时起到下午四时半，几乎介绍了一天。茅盾他们听了一整天的故事。但是这一天还没有讲完，第二天，4月17日，钱明科长继续到招待所为茅盾他们介绍如何破获案件的经过。蔡楚生日记中说，“简直就已构成一个戏”。
此后几天活动，蔡楚生日记没有记。但是茅盾在上海的工作没有停，4月19日，应《人民文学》之约，茅盾写了《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一文，23日，茅盾在市委招待所拍了几张拍照，还和蔡楚生合影。25日，茅盾出席上海文艺界组织的欢迎会，并且在会上作了《目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讲了目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任务、目前文艺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等三个方面的内容。4月28日，茅盾他们又向公安局借了三本内部资料，进一步了解有关详细材料。
此时，茅盾他们已经在上海半个多月了。马上到“五一”劳动节，茅盾决定29日回北京。因此，4月28日晚上，华东文化部陈望道、金仲华在上海酒楼宴请茅盾一行以及参与五一广播大会的英雄劳模。气氛“十分热闹”。29日，茅盾他们晚饭以后乘火车离开上海。回到北京，茅盾正好赶上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
为了到上海搜集材料，创作电影剧本，茅盾连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执行局开会都请了假，5月8日，茅盾在北京给萧三的信中说：“此次和大理事会执行局开会，我因在上海搜集镇压反革命材料，未能出国为歉。”（《茅盾全集》37卷p312）。
茅盾在上海公安局系统搜集创作材料抓得非常紧，一边搜集材料，已经在构思电影剧本，回到北京就动手创作。
1951年5月23日，茅盾给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写了一封信：
楚生兄：
镇压反革命电影剧本初稿现在先整理出前六节，（这六节，算它是全剧的第一部罢，我的计画，全剧共分四部，廿四节），自己一看，问题颇多。不管如何，现在先把这六节奉上，请和舒非、张客、叶华等各位同志讨论后多提意见，以便修改。我自己对于此初稿也有若干尚待推敲之处，并且也拟了修改意见，这都写在本稿的眉头，又对于全剧人物故事等等也有待讨论处，这都写在稿前另一张纸上，以上都请参考。
我希望在星期六下午三时三十分，我们再会谈一次，地点即在我家中。希望那时能够听到您的宝贵的意见。匆此即颂。
日祺
雁冰 五月廿三日
附稿本壹册
这是茅盾有关创作电影剧本最初给蔡楚生的一封信，说明茅盾在1951年5月23日之前，就写出了电影剧本的初稿六节。蔡楚生是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是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奠基人，导演过《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新中国成立以后，蔡楚生担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等。因为蔡楚生是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而且一起到上海搜集材料，茅盾把自己的初稿六节送到蔡楚生那里，请蔡楚生他们提出意见。信中提到的舒非，就是袁文殊，舒非是他笔名。袁文殊也是一位电影评论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信中提到的张客，也是一位电影工作者，是电影局任命的电影导演，此时他在导演电影《上饶集中营》。这几位都是电影行家。
茅盾这封信写于5月23日，星期三，本来信中约蔡楚生他们星期六（26日）下午三点到茅盾家里讨论电影剧本，不料，第二天茅盾知道星期六有会议，与原来预约的时间有冲突，所以茅盾又写一封信给蔡楚生。
楚生兄：
昨函（连同剧本初稿前六节）曾言星期六下午三时到我这里来开会，讨论剧本前六节的大纲。现因文委会全体会议开会，我要出席该会议，拟延至同日五时半开始，并请你们各位在我家便饭。此颂
日祺
雁冰，五月廿四日
（请接信后来电话为荷）
那次，估计茅盾把初稿让蔡楚生他们讨论修改。6月2日，茅盾催蔡楚生把修改意见告诉他，并且让蔡楚生将剧本稿子送到他那里，以便他修改。他在信中说：
楚生兄：
一个星期开会开过去了，剧本初稿前六章请派人送来。明日起的一个星期内，算来又只有三个整天（那还是拼凑起来的），照这样下去，初稿何时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国文工团会议追着来了。
因此，我打算务必在六月十号前完成初稿，就是经过你们提意见，又作第三次修改后的稿本。这不是文学剧本，这还是故事——较详细的故事，改为文学剧本，要靠你们了。请做精神准备。匆此即颂
日祈！
雁冰
六月二日
信中，茅盾对修改这部电影剧本很有紧迫感，但是公务繁忙无法抽出时间修改。所谓“明日起的一个星期内，算来又只有三个整天（那还是拼凑起来的），照这样下去，初稿何时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国文工团会议追着来了。”查史料，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是1951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6月16日，茅盾以文化部部长的身份，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作《文工团的方针、任务与分工》的工作报告。此后一直到6月29日，茅盾一直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参加讨论，听取汇报等。其实茅盾在6月2日给蔡楚生写信以后，会议不止这一个，大的会议有6月5日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6月7日出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嘉奖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茅盾在会上致辞。
在文工团工作会议期间，茅盾在蔡楚生他们提出意见的稿子上，又作了一次修改，6月21日，茅盾写信请蔡楚生帮助提意见。
楚生兄：
奉上草稿一册，请法眼推敲后，提出如何增、删、改等等具体方案。我自己当然也想到如果要改，还有何种样子可改，但由一个人想，不如多人想，所以请你们各位多给我提意见。
即颂日祈。
雁冰
六月廿一日
此时茅盾的电影剧本审看的人比较多，中宣部电影处和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人曾经一起讨论过茅盾的电影剧本，电影局看过剧本的人，提意见很委婉。后来，8月29日，蔡楚生和同事王震之一起商量准备给茅盾写封信，陈述他们的意见，蔡楚生在日记中说：“可费好大牛劲，为慎重计，即函请波儿同志代为考虑一下。”可见蔡楚生在审理茅盾的电影剧本上，非常慎重。
蔡楚生他们对茅盾的电影剧本的意见，现在没有见到材料，但是韦韬曾经回忆这些专家的意见：“它太小说化了，拍电影有困难，而且也太长，可以拍成上中下三集，故必须改写和大大压缩。”韦韬事后说：“那时如果能有搞电影的行家来帮助父亲对原稿进行修改和压缩，也许电影就拍成了，可是父亲的声望使人不便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自己又从未想到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为他自己的习惯是自己的作品自己来完成。结果就拖延下来，拖到后来则时过境迁，‘镇反’已成历史，也就没有再拍电影的必要了。”（《我的父亲茅盾》p159,160）。
据说，1970年春夏之交，茅盾的孙女沈迈衡在家里发现茅盾当年写的电影剧本手稿和另外一部小说手稿，茅盾告诉孙女说，这是两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孙女沈迈衡读过以后，就放回原处。当时“茅盾就默默地拿出来销毁了。”后来，韦韬专门找这两部手稿，问父亲，茅盾淡淡地说“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接着又说：“这两部作品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