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昌耀未刊稿（二题）

昌 耀

在理发店的一次历险

*题目为编辑所加

下面，我要讲到的事件，我至今印象深刻，让我隐隐感到人性的卑怯与无能，以为可比之于一次历险。

是在那样的一个午后，我坐在一间美发厅的软座椅，等待一位女理发师对我例行的理发。那时她在店堂一隅抽空进餐，示意我坐等片刻。我坐到了那个老位置，面带几分悠然，对着墙围一带环形玻璃明镜观赏，镜中交互折射出的室内外图景层次无穷，有一种可资品味的魔幻效果。而且，可以让我背对背，脚不旋踵就可以欣赏到一些我喜欢的美貌面孔。

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店堂。我的两侧一字儿排开各摆有四五张理发座椅。

此刻座无虚席，理发师们围着自己的主顾各司其职。我的左侧，是一位染发的老年妇女，满头缀着的红绿发卡像是在山包插满花朵。我的右侧是一位稚气的青年人（这正是我所要讲到的主角），他的理发师是一位微胖的姑娘。我已听了一会儿他们主客之间饶有兴味的对话。此刻，她已挂好吹风机（具），让青年人自己对着镜子认可一下她已再三为之修饰的发式。姑娘说：“小孩儿，你就不懂，现今去当兵留这样的发式照相最合适。”姑娘已经从他项颈摘下围护的白布单。“不，这倒像是去相媳妇……”年青人不乐意。“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姑娘笑语之中有一丝狡黠。“不，还是寸儿头好……”“那你上别处理去……”这样一招一势的对白几让我疑心他们是姐弟。但这一次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个年青人沉不住气了。当姑娘宣布所有的工序已经完毕，转过身去招呼下一位顾客时，灵魂的历险已正式开始了。

我是卑怯的吗？抑或我是出于无能？或者，同在一室的我们，大家是卑怯的吗？抑或我们大家是出于同样的无能？

我的确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又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排解危险的位置。

但是，当我在姑娘转身去招呼下一位顾客，那年青人赌气从工作台面取过来一把剪子时，我并不以为他会拿威胁当真。不，没有一个以为他会当真。

于是，他对着自己梳整一新的头发疯狂地铰开了。——这个声称“要去当兵”的年青人，他，先是微笑着，一手握剪，一手拈起额前一绺头发丝朝着镜中微笑着。他看到人们对他只装作漫不经心，或顾左右而言它，只有少数表示惊愕的脸。但无人阻止（或许他还看出了一种恶意的鼓励）。他不能等待了。我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我看到他抄起的剪子只“咔嚓”一声就将额前的那绺头发铰了下来，扔在一边。终于无可救药了。他仍旧微笑着朝镜中凝视，是一种傻笑。他仍是期待着。但仍是一片沉默。那时，我是否已感到卑怯或无能？我从那位愤激不已坐到一边的姑娘那里听到抛出的一句话：“让他去！”

于是，那年青人收敛了笑容，操着利剪，朝着自己的发丝一路摧残下去。我听到了他发狠的喘息声。而在那尚不得解恨的片刻，他撂下剪子，顺手从工作台面拾起一把崭新的剃刀。

灵魂的历险这才是正式的开始了。

果然，他因激动显出笨拙的双手打开刀的手柄，将刃口架在额头，对着已铰得参差不齐的发茬齐根部削去。第一刀是艰涩的。我屏住声息，听到从那干燥的头皮底下发出的削刮之声。这很痛苦。然后是第二刀。

这种刺激让我也感痛苦，但是，我已记不清自己何以没有逃出去。也想不起我的理发师何以迟迟不来。看来，我们都是卑怯的，且无能。

下面要叙说的部分就简单的（得）多了。

下面我要讲到的事件，或许仅是出于我的率性或无解，但是，我至今印象深刻，以为可比之于一次人性的历险，或者还有我迄今并未体悟到的意义。

已吃完午餐，准备替我理发时，我请她无论如何先过去劝说那个小伙子，代他完成那未竟之业。

一场危机果然是如此结束。当人们哄着取走他的刀子，我看见那青年的眼泪在眼角滚动，终于掉落下来。而天空重又晴朗如初。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轻松，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啊，你终于拯救了别人，也同时拯救了自己。

1996.10.4

中国今日诗坛在行进中

——答广州《看世界》杂志征问

以为诗人个个梦笔生花，诗坛遍是珠玑的观点，如果不是出于有意苛求，至少是一种误解。于是有了种种说法。其一是“诗歌之死”（或谓“诗将亡”）。老实说，这样的观念我还从来没有生发过。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当作笑话传布）或是出于一些人的好心，但并不真切，听起来也怪诞离奇。我不喜欢这样的言说。我固执地以为，这种一再地“指指戳戳”，已经造成了对新诗“先入为主”的成见。甚者至于“诋毁”，即便用心再好，“诋毁可销骨”，值得人深思。

这样说或许有点沉重？

那么还是回到问题本身。诗人当然应该死（每天都在成批地死）。但诗肯定不是会死。这犹如说，“地球失去任何一个人都会照样转动”。这是事实。准此，我们不妨极而言之：诗与时间、运动长存，沛然于宇宙、人间，不会先于人类的灭绝而灭绝。

但我并不否认诗有兴衰，其原因可能有多种，我不能备述。我只想说明，一代诗的振兴，必与时代风俗民情、世风时尚大有关涉。古人于此早有论述，我个人深以为可信。如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请注意“发愤之所为作”。诗只能发于内心并诉诸内心。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在一个精神整体向上的年代，一个以争取社会公正、消除贫穷疾苦作为全体共同理想，并身体力行的社会（或者说，此一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即便物质匮乏，仍可能有诗的兴隆。因为诗必须植根于一种大善、大美、大德。这也就是诗之谓了。所谓诗，有时候它仅是一句发人深省、涵容丰富、令人感奋的普通言语，如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之一“共产主义错在什么地方？”他答道：“错在没有更早消灭资本主义。”（载1995年3月16日《参考消息》）机智而沉重，这是一种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曾说过，“艺术必将回到精神，而精神就是诗人，就是艺术家”。可见，单纯地对诗人指责无补于事。从诗人本身而言，若非志大才疏，当他们已自叹无能“兼善天下”，那么，即便自沉于唯美的营造也可看作是一种“独善其身”的选择了。有几位“新生代”诗人的作品正是如此让我感觉到阅读的快意。再者，存在的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荀子》）古今诗坛人心异同似乎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不是吗？所见一切仿佛仍如昨日。

那么，不必担心诗没有读者。诗人原本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是“时代的感受器”。以其真性情、真才识与独有的艺术魅力，必得与人沟通并获认可。因此，所谓“写诗的多过读诗的”，既不准确，也不公允。试问：可有谁曾诘而难之曰——“是写文章的人多还是读文章的人多”？写诗与写文章都是抒情言志的一种方式，可繁可简，可粗可精。有可写则写，决不因读文章的人少而不写。反之，也不因读文章的人多而滥写。故也不必独对诗人谈惊惶之问。写诗的人多，是一种好现象。记得50年代，青年朋友之间常以题赠诗章（写诗）为高尚事。今日更有何理由为之惭愧？

重要的是识别诗人怎样的诗作更有价值。

就我个人而言，我虽推崇诗，但也仅能做到有选择地读一点个人以为更有价值的诗。我偏爱鲁迅《野草》这样的诗作。是“民族的精神火炬”这种意义上的诗作。可惜这样的诗作即便就世界范围而言，也仅属于凤毛麟角。因此，无论何时对于诗坛成果都不宜有太高期望，而应多一点耐心与理解。

这样，要说到下一个题目了。“在今日中国，诗占据的位置”。我一贯孤陋寡闻，对此尚无剀切判断。但较之所称的“反观中国诗坛，如同静静的顿河般不起波澜”，我倒立刻联想起了大约同是一本苏联小说的书名——《地下省委在行动中》，我想以此说明我凭直觉感受到的中国新诗坛可能的变化，我仿佛嗅到了一点儿这样的气息：中国新诗创作可能正在休整、完善自己，让诗的触角向社会深层更贴近一些，汲取主题、灵感，更自觉地将自己的精神产品，推向“民族精神的火炬”这一崇高规范。

199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