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平生耽绿蚁，半道入青楼。不逐狭邪趣，偏怜纸上俦”。这是1993年拙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书后跋语中我写的一首五律的前四句。流光如驶，转瞬之间，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也已年逾古稀，渐臻耄耋。所幸依然耽绿蚁，且酒量未减，酒兴蓬勃。所到之处，酒友门生，聚饮畅谈，心胸俱朗。即使一人独处，晚膳也必独酌三两，颇悟夫子“惟酒无量，不及乱”之深意。

我是蒙古族人，祖上累世显宦，多尚满清公主、郡主，故基因里颇得酒的滋润。三岁开始，父亲即鼓励饮酒，上小学时，已能饮二两二锅头，彼时的二锅头是65度。1968年底我被遣至山西雁北的一个叫做四里庄的村子插队6年，其地苦寒，盐碱充斥，耕作原始，粗粝虀盐，唯一能够慰藉心灵的是读书和同窗间偶尔的聚饮。

1982年，终于范进中举，以初二学历、山西阳泉矿务局一名中学教师的身份释褐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时年已过而立，从此步入了我真正想要的人生道路。1985年留校任教，渐渐地有了些酒名。我对自己的酒量其实也没底，喝多喝少恐怕要看彼时的心情和身体状态吧。十几年前，也是雪后冰封的一日，和几个门生开怀畅饮，大快朵颐。夜晚骑车归家，满地冰凌，在离家不足百米的小区外，不慎滑倒，侧卧冰雪之上，一种极舒适的感觉自顶至踵，溢满全身，睡意盎然。一分钟许，脑子里另一个声音提醒：这里不能睡觉啊！……挣扎起身，推车返家。事后反思：大约每年在俄罗斯冻死的酒鬼都会经历同样的幸福感。

2017年11月，应北大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深圳校区邀请，在深圳讲了三次课，题目是“传统文化和古代市井生活”，分别讲了唐代的坊厢、明代南京的秦淮河畔和晚清北京南城的私寓、戏班、茶园、酒楼的经济运行，反响大抵不错。院长在校内食堂筹措了一席送别宴，菜是川湘的路数，味道平平，有人带了一箱茅台。院长酒国大豪，罕遇敌手，频频举觥，高谈阔论。因为同席列座的还有三位我的四中同窗：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川军著名将领、林业部部长刘文辉裔孙，也是我的同村插友）；在云南插队、深圳定居的同班同学毛胜英；曾为炮兵上校的同学，现居郑州，专程来此的梅燕生，因缘聚合，兴致奇高，故畅怀痛饮，谐谑迭出。事后，从容踱归酒店。翌日，闻院长云：“这个陶教授也太能喝了！”参之旁证，方知昨夜我一人喝了一斤半茅台。

我饮酒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晚间无酒不饭也已有二十多年。六种香型的白酒其实各臻其美，并无高下。即使是北方人不甚了解的桂林三花酒，也自有其独特的米香。不过白酒直到晚清民国，仍然难登大雅，那时候的北京旗人上层，包括文人雅士还是以黄酒为宴上的饮品，京城有各类酒庄，贩卖绍兴、金华等地的黄酒。父亲曾说起祖父年轻时，以荷叶当杯，五斤花雕一饮而尽。设想六只上好的大闸蟹蒸熟，若不是烫好的女儿红、花雕、古越龙山用来佐餐，该是多么的煞风景啊。后来鼎革豹变，生计维艰，黄酒自然喝不起了，遂易为烈性白酒。窃以为酒是个好东西，如果一桌美馔，无酒佐餐，恐怕会大失韵致。酒可以消愁遣闷，独酌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可以增进友情，纾放襟怀，“笑谈容我聊纾放，文字凭君便去留”。朋友相聚，无酒不欢。师生对饮，情真意切。我一直以为有些学问，未必非要正襟危坐方可传承，酒桌上娓娓道来，或许更易交流。而且古代的诗古文辞，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魏晋风度，于酒一无所知，如何体悟曹操、阮籍、刘伶、陶渊明等一系列人物的内心世界呢？研究明代文学，不谙晚明文人纵酒狎妓背后的心理脉络，不了解《金瓶梅》每一场酒宴所揭橥的人际关系、官商勾结，如何领会那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真谛呢？

如今大学教授的收入都已不菲，和自己的研究生聚餐自然也是常事。不过我听说有的教授立下规矩，无论在餐馆吃什么、饮什么酒，他只出一百元，也有慷慨一点的，自掏一百八十元，不足的餐费由学生补足。还有的教授招几个研究生来家里替他铺垫所谓的重大项目，临近饭点，命学生外出，自行解决午餐，一点钟，必须回来继续铺垫。此类同仁，我觉有玷教授名声。

我1993年晋升副教授以来，先后带过五十多名研究生，包括11名博士生。南开的学生多数都不宽裕。随着自己收入的增多，带他们吃饭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师生在一起小酌，有助于增进了解之同情。师道尊严必须维护，亦应体现在师弟子酒聚之后必须由师长买单，不应让弟子坏钞。还有一条，作为男性已婚的研究生导师，应尽量避免与女弟子共酌，尤其是一对一的饭局。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如今世风浇薄，更需要为人师者自省自敛。

看了上一段的读者或许以为我也曾有过亲身体验，此处声明：自来南开，已设誓清白自处，不堕淫声。有诗为证：

佛自婆娑业自多，闲心俯仰看陀螺。但持一念兼终始，何必灵山佩玉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