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社会全景再现
一、《坎特伯雷故事》与小说
乔叟，图片源自Yandex
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对意大利文学有很深的了解，还作为外交官出使过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一般认为，他在《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1387—1400）中所采用的框架结构受到了《十日谈
》的启发和影响。薄伽丘让十个去乡下躲避瘟疫的青年男女在十天里每人每天各讲一个故事消愁解闷，乔叟则让一组去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在往返路上每人各讲四个故事打发时间。不过，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十日谈》里讲故事的七女三男均为佛罗伦萨的年轻市民，他们社会地位相仿，全都“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其中还有三对恋人。而乔叟作品中讲故事的香客则来自于英格兰各地，他们年龄各异，分属不同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乔叟在“总引”（“General Prologue”）中为他们每位都绘制了一幅文字肖像，除少数几人一笔带过之外，这些肖像绝大多数都鲜活跳脱，现实感极强，是我们了解六百多年前英国人生活状况的最直观的窗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群香客覆盖和代表了整个社会，而把他们的肖像拼贴在一起，我们便得到了一幅反映当时英国社会的全景画卷。乔·麦·特里维廉在其名著《英国社会史》中将关于14世纪的两章题为“乔叟的时代”，并在这两个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大量穿插《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人物描写，他所看中的显然正是该作这一独特的社会代表性。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的全景性和代表性标志着乔叟对意大利文学前辈的一次创造性超越，但这种超越却也并非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英国学者吉尔·曼认为，“总引”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吸收了中世纪一种特殊文类，即所谓“社会等级讽刺”（estate satire）的传统，也就是说，“总引”并非乔叟任意选取的一组人物肖像合集，而是一种“对社会所有阶层进行讽刺性再现的尝试”（a satiric representation of all classes of society），“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而言，［“总引”］都可归为以社会等级为描写对象的那类文学作品”。中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政治体是由三个等级（estate）构成的，分别为贵族、教士和平民。等级会议（Estates of the Realm）是当时欧洲各国一种最重要的全国性立法和政治协商平台，近代议会即由此发展而来。每当国家面临内政或外交方面的重大危机，国王需要最大限度调动全国的资源、争取全民的共识时，他就会召集等级会议。由于与会者来自各地各阶层，三级会议被视为王国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政府提出的法案和征税请求经由这些代表批准即相当于经由全社会批准。“社会”本是一种抽象之物，但当三级会议的代表聚集在议院里时，社会便获得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形态。反映在语言中，“代表”（represent）一词同时也包含有“使呈现”的意思：等级会议成员一方面“代表”社会，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这种无形的东西“呈现”了出来。
英国国王召开等级会议的地点是威斯敏斯特，乔叟笔下的社会各界人士29人则先是集中在伦敦南岸萨得克的泰巴旅店，然后又一同前往坎特伯雷朝圣。旅店和朝圣之路由此成为各阶层得以在其中看到彼此的公共空间。对应于社会的构成，“总引”中的人物同样也可分为三个等级。首先是贵族的代表，或许是由于让大人物在一个普通的旅店里过夜不太符合生活逻辑，因而在此代表贵族出现的是一位骑士，不过，尽管他的位阶较低，他身上却集中体现出最优秀的贵族品质——忠于信仰，为人正派，恪守礼仪，作战勇敢，堪称这一等级的理想代表。其次是教士阶层，包括修道僧、女修道院院长、游乞僧、乡村牧师和卖赎罪券的赦罪僧等，这里面同样没有高阶人员，其中地位最高的“修道僧”也不过是一位中层管理者。再其次是平民，属于这个阶层的有商人、大学生、律师、地主、衣帽商、木匠、纺织匠、染坊主、制毯匠、厨师、水手、医生、农夫、采邑主管、磨坊主、教会法庭差役、伙食采购员、旅店店主和自耕农等。乔叟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出生于伦敦一个殷实的酒商家庭），他对这个阶层的观察最为深入，对他们的描写也最为生动传神。
由于乔叟的人物描写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读来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趣味。事实上，这种趣味也是乔叟自己有意追求的目标，“总引”中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但首先我要请你们宽宏大量，
不要怪我讲的话粗俗或肮脏，
因为我要在这方面实事求是，
向你们介绍他们的言谈举止，
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原话重复。
其实呢，你们同我一样清楚，
无论是谁，要复述别人故事，
就得尽量复述原话的每个字——
越接近越好，只要有这能力，
哪怕说这样的话放肆又粗鄙——
不然他就歪曲了原来的故事，
或是生出新枝节，用了新词。
哪怕是兄弟，他也容不得更改，
必须同样一字又一字说出来。
乔叟不仅在讲故事时不避粗鄙，为让人物更接近于真实，他还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在“采邑主管的故事”中，他别出心裁地在模仿了两个来自诺森伯兰的大学生的北方口音，这遥遥预示了19世纪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小说（如哈代的作品）中的通行做法，在英国文学中堪称首创。这种现实主义追求当然也反映在“总引”的人物肖像中，使得它们与中世纪流行的叙事文类，如史诗和传奇中的人物刻画有很大的差别，而更接近于后来的小说。我们不能说《坎特伯雷故事》是英国最早的小说，但在这部作品中——尤其是在它的“总引”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后世的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
文学史家大多同意，近代意义上的欧洲小说产生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那么，和此前的叙事文学相比，18世纪的小说“新”（novel）在何处呢？伊恩·瓦特给出的回答是，小说可谓一种直到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全新世界观的产物，这种世界观认为，“考察者”可以从“个体的感官”出发，通过“研究经验的特殊性”来达到对真理和现实的把握。而在古典和中世纪的观念里，“特殊性”的价值却一直是受到质疑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人类正常的智力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消除各种毫无意义的感觉，获得有关普遍性的认知，这样才能反映终极的不可改变的现实”。特殊的事物变动不居、转瞬即逝，因而恰恰是通往真实之路上要被剔除的因素。在这种世界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前近代的叙事作品一般偏爱“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的文学中取材”。受众非但不会因其缺乏情节上的创新而生厌，反而会认为被再三讲述正好表明这些情节浓缩了经验的精华，可以揭示永恒的真实。由于真实是超越时空的，这些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也不甚严谨，比如，“《仙后》缺乏真正有想象力的特定空间或时间，而且彼此没有关联”，班扬作品中的“时间维度模糊不清、缺乏个性”，《阿卡迪亚》的故事发生环境“毫无地标特征”。反之，近代小说则将人物及其行动设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力求让所有事件都在先后关系和空间方位上，并经得住逻辑的考验，比如，《汤姆·琼斯》中的“事件几乎全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作家“对情节中地点的变化也交代得十分详尽，……不仅汤姆·琼斯前往伦敦路上的许多地方都有名字，而且其他地方的确切位置也通过各种证据间接地暗示出来”。
除此之外，个体化原则也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中。史诗和传奇里的人物大多是类型化的：奥德修斯沉着、坚忍、足智多谋，阿喀琉斯高傲、易怒、任性且脆弱，该恩爵士（《仙后》中的人物）更是直截了当地被作者标为节制的化身。而小说则更重视作为特殊个体的人。在这方面，一个最具标志性的现象是18世纪的小说家越来越多地“像给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命名那样给笔下特定的人物起名字”，如克拉丽莎·哈洛、罗伯特·洛夫莱斯、约瑟夫·安德鲁斯等。这些名字既非来自传说，也无异国情调，更谈不上有任何寓意，它们都是“现实中普普通通的名字”。霍布斯说，“专有名字只会让人联想起一样东西”；用专有名字来称呼人物，这表明，作家在心底里是“把这些人物当作当代社会环境中的特定个体”来看待的。
需要指出的是，瓦特虽然认为这是一个随小说的兴起而出现的趋势，但在《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发端，而这也是《坎特伯雷故事》和后来的小说最为相通的地方。“总引”中最初出现的几个人物，如骑士、扈从、自耕农、修道士等，都是没有名字的，但介绍到托钵僧时，乔叟却在大段描写的末尾添上了一句，“这位体面的托钵修士名叫休柏”。紧接着休柏登场的是商人，在商人肖像的最后一行乔叟又加了句，“可是说实话，他的大名我没记住”。现实中的真人都是有名有姓的，给虚拟人物起一个普通的、没有寓意的名字，这样做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加强了人物的真实感。在写作“总引”的过程中，乔叟感到了这种需要，于是他很自然地给人物起了一个富于真实感的名字。我们有理由断言，那将要催生出小说的特殊性原则此时已经开始在乔叟的头脑中发挥作用了。
写完商人，乔叟继续向我们介绍其他朝圣者，此时他似乎又忘记了名字的事，接下来出现的人物全都无名无姓（后来在讲故事过程中他补上了其中几位的名字），但特殊性原则却依然体现在许多描写中。比如，介绍水手时，作家特地提到他所供职的那艘船名叫“玛格德”；关于采邑主管，我们虽不知道他的名字，却知道他的坐骑名叫司各特，而他的家在诺福克郡的鲍兹韦尔镇附近；关于托钵修士，我们知道他有咬着舌尖说话的习惯（lisping），自认为这样特别有风情；关于教会法庭差役，我们知道他长着一脸粉刺，无论用什么疗法都无法消除，“孩子们见了这张脸，个个害怕”；此外还有厨师小腿上的一块恶疮，磨坊主鼻尖上的一个瘊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细节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孤立来看也没有多大意义，但若加在一起，它们却清楚地表明了一种贯穿始终的作者意图，即瓦特所谓的“把人物作为一个特定的人而不是一种类型来表征”。也就是说，《坎特伯雷故事》中确乎包含着小说的最初萌芽。
不过，特殊性原则并非乔叟在描摹“总引”中群像时的唯一遵循，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原则也在指导着他的创作，那便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性”原则。乔叟一方面尽力让笔下的人物都成为鲜活的个体，另一方面又让人物尽可能地覆盖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职业。显然，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补充的：作家越是强调单个人物的个体性，就越是能够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多姿多彩；反之，如果每个人物的个体特征不突出，那么社会全景画的整个画面就会变得暗淡无光。事实上，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无穷无尽的丰富性。约翰·德莱顿曾说乔叟的作品反映了“上帝的丰富”（God’s plenty），而现实世界中可与上帝之丰富相比拟的则非社会莫属。要把握丰富性这一特征，作家就必须充分展现个体的特殊性。就此而言，特殊性非但不会遮蔽真实，反而是通往“真实”的一条必由之路，而“真实”一词在此也获得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涵义：它就是每个人都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整体。前面提到，中世纪等级会议的成员聚集在议会大厅使得社会这种难以名状之物呈现了出来；乔叟在“总引”中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通过“再现”（represent）每个“代表性”（representative）人物身上丰富的个体性特征，他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呈现”（represent）到了我们眼前。
基于此分析，我们有必要反过来对前述瓦特关于小说性质的看法做一个补充。如果小说确实可谓一种对事物特殊性感兴趣的世界观的产物的话，那么它之所以会对特殊性产生兴趣，是因为只有通过特殊性与代表性的结合才能把握那个蔚为大观的社会的真实面貌。小说是再现与代表在其中合而为一的一种文类，这也是它有别于史诗和传奇的关键所在。小说描写的虽然是具体的个人，但它真正的主角永远是个人背后的那个现实社会，而小说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作为一种终极实在的“社会”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形成。
二、“总引”与等级会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小说和报纸这两种想象形式的出现有很大关系。民族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民众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有一个整体性的感知和把握，而小说恰好就是一种对社会的全景式想象，可以说，小说（以及报纸）在相当程度上“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另一方面，小说的社会全景想象是以作者和读者大众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化为基础的，因此，小说兴起本身也是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成熟的一个标志。为证明小说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同构、同步、呼应和互证的关系，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章考察了多部与民族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小说，而本文上节的讨论又为考察安德森的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如果《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中确实包含着小说的最初萌芽的话，那么乔叟时代的英国是否也经历着民族意识的一次早期觉醒？或者说，14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究竟出现了什么特别的情况，致使《坎特伯雷故事》“总引”所展现出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变化得以产生？前文中我们曾提到“总引”本身与等级会议的相似性，我们的探讨不妨从这一点开始。
14世纪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战事极为频繁的时期，有历史学家统计，在整个中世纪晚期（1290—1485），英国最长久的和平也最多持续了十余年。在彻底征服威尔士之后，野心勃勃的爱德华一世又把战火烧到了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苏格兰。由于得到法国的援助，苏格兰组织起了颇为有效的抵抗（著名的威廉·华莱士即为此时涌现出的苏格兰民族英雄）。经过几轮得而复失，英国人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苏格兰问题，就必须先降服它背后的法国。1337年，刚登基不久的爱德华三世便发动了对法战争，这场战争延续数代人，一直持续到1453年，史称“百年战争”。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就英国而言，“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催化剂，若不是有它的作用，社会变革、宪政发展以及政治冲突发生的速度都会降低许多”。
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取决于它的政府能调取多少资源投入战争。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有一个全国性平台来协商征税事宜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让等级会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另一方面，战争必然会引发国内各方利益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召开议会也有助于纾解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于是，14世纪这个战争世纪也成了议会制度获得空前发展的时代，对此，历史学家拉尔夫·格里菲斯有如下一段总结：
国王需要搜刮市民、小地主以及贵族的财富；他需要在战争和政治危机中获得物质援助和舆论支持；他还需要让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来为其有争议的法律、经济及社会措施背书——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议会召开的频次比以往大大增加（在1327年到1453年间，议会平均每年开会一次），议会的职能和程序也日渐明晰固定；更重要的是，从1357年往后，平民代表开始在其中占据一个重要而持久的地位。
战争在一百多年间大大提高了议会的地位，但战争一结束，它的重要性又立刻降低，据统计，从1453年（也就是百年战争结束之年）到1509年，议会召开的频次减到了平均每三年一次。乔叟大约生于1340年，这就是说，其六十年的生涯恰逢议会在英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空前重要角色的时期。他不仅是这一发展的见证者，他还在1386年作为肯特郡的代表亲自参与过议会活动。对于一个有着这样的经历、又具备敏锐观察力的诗人来说，议会这一代表并呈现社会的形式以某种方式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去似乎是一件颇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前所论，代表性是特殊性与真实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有了这一连接，个体身上具有偶然性的面貌才能作为丰富整体的组成部分获得其价值。代表性架构可谓小说产生的关键因素，乔叟有幸身处14世纪英国这一特殊环境，在耳濡目染中便把这一因素内化于心了。
事实上，《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并不是乔叟对议会所做的第一次文学性戏仿，在稍早的《众鸟议会》中，他就曾以梦境的形式呈现过一场由自然女神召集的禽类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择偶问题。出席议会的各色禽鸟——包括鹰王、苍鹰、隼鹰、食雀鹰，驯鸽、天鹅、枭鸟、鹤、乌鸦、鹊、屋鸟、苍鹭、凫、知更雀、鸢、麻雀、夜莺、燕子、孔雀、雄鸡、鹅、鹦鹉等——都按照等级入座，就像人的议会一样秩序井然：
高贵温雅的女王（自然神）吩咐着每一只鸟按着情圣节的惯例依次入座。掠食猛禽坐在最高位，然后是那些食虫小鸟……，水禽类排在山凹最低处坐下，至于那些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就坐在草地上，他们为数众多，叫人看去目眩。
议会是社会各阶层代表聚集于一堂，如果我们把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也就是人类的代表——跨越时间聚集于一堂也算作一种特殊的议会的话，那么乔叟的前期作品《声誉之宫》《贤妇传说》以及《坎特伯雷故事》中写作时间较早的“僧侣的故事”中便已经有了代表性再现形式的影子。一般认为，《声誉之宫》的构思受到了但丁《神曲》的影响。《神曲》描写的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的罪恶和美德，巴尔扎克更改一词，用“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这个题目来总括他关于法国社会的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也从侧面说明乔叟所偏爱的代表性架构与小说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性。
此外，把议会看作原型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泰巴旅店店主的形象。议会是社会各界代表发表意见和展开辩论的场所，为保证发言能有规则地进行，英国议会中设有议长（Speaker）一职。议长的职责是维持议会秩序，并根据议员的口头或书面申请来安排他们的发言时间和发言顺序，如果有议员出言不逊、过于喧哗或不服约束，议长还有权终止他们的发言甚至宣布暂时休会。类似于议长的议会主持官虽然早在13世纪中期就已经设置，但英国议会档案中第一个被正式称为“议长”的人却是与乔叟同时期的托马斯·亨格福（Sir Thomas Hungerford）。由于频繁召开会议，英国的议会制度在14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议长的正式设置也是这一进步的表现之一。我们不妨推想，这一发展也吸引了有一手议会活动经历的乔叟的注意，于是他在《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戏仿议会时也设置了一个类似于议长的角色，即泰巴旅店的店主。香客们讲故事的顺序都由他来安排，即便有人想插队，也得先和他交涉；有时候，故事讲得过于无趣或粗俗，他还会出面叫停，香客们对此也都毫无抱怨，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发誓要一切听从店主指挥，“一路上（由他）当我们这行人的总管，/……而我们无论事情是小还是大，/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就好像议会中议员们都要服从议长一样。
三、“总引”中的新人
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它还引发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短期看或许并不明显，但其累积效应却十分可观。乔叟开始集中精力创作《坎特伯雷故事》时距离战争爆发已有五十多年，英国社会于此期间发生的变化在“总引”中的若干人物身上得到了清晰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五十年间的社会变化造就了出现在“总引”中的这些人。
战争是需要有大量金钱来支撑的。对于统治者而言，除了在税率和税种上做文章，一个能从根本上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就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商主义”指的是一种鼓励产品出口、追求货币积累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将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大行其道，但正如特里维廉所指出的，乔叟时代的英国其实已经“摸索着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一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恰恰就是挑起英法战争的爱德华三世。
14世纪初，羊毛是英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毛纺业虽然也有一定发展，但工艺上远远落后于佛兰德斯。后者从英国进口价廉物美的羊毛，再加工成优质呢绒产品行销到英国，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润。年轻的爱德华三世有意改变这一局面，1337年英法战争爆发后，他立刻临时“禁止了羊毛的出口和呢绒产品的进口，并通令全国居民穿着本国呢绒”。这一措施的初衷很可能只是为了垄断税收和阻止货币外流，但羊毛出口受阻，导致原来的出口商纷纷转而从事羊毛加工，这反而促进了英国从羊毛出口国向呢绒出口国的转型，毛纺业由此得到稳步的发展。再加上英王为本国呢绒品制定了较低的出口税率，英国产品逐渐在海外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出口量不断增加，货币源源流入英国。爱德华三世振兴本国呢绒业的另一项举措是积极吸引佛兰德斯的毛纺织业技术工人——包括织工、染工、漂洗工等——来英国定居（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谓引进外来人才）。这些人给英国带来了新技术新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工人工艺水平的提高，英国与低地国家的技术差距得以被迅速拉近和归零，“从此，英国毛纺业走向细致的专业化分工，染色、起绒和修剪等高级工序也逐渐齐备，形成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一般认为，这也是英国向世界工场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毛纺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并给他们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总引”中提到的一组结伴而行的城市工匠便是这些人的典型，这其中除木匠外，其余四人均涉及毛纺业的各道环节：
一起赶路的，还有服饰用品商、
织工、染坊主人、织毯师傅和木匠，
他们穿的事制服，特点很明显，
因为是一个重要行会的成员。
他们的用品装点得光鲜别致，
就连佩刀也不用黄铜来装饰，
而是用白银；那些腰带和钱袋
做工精致又细巧，样样都精彩。
这些生意人看来个个都神气，
坐在行会高座上可以当主席；
这些城里人凭着本事和才智，
当个行会会长或官员很合适。
他们既有足够的财产和收益，
要去这样做，妻子自然乐意；
不去这样做，反要受到埋怨。
毕竟被称作“夫人”是美妙体验，
尤其节日在教堂中走在前头，
斗篷被恭敬地捧着像是皇后。
这些工匠地位如此之高或许会让今人感到费解，但毛纺业是14世纪的“先进制造业”，它的重要性堪比芯片、医药、新材料等之于当代，从这个角度看，其从业者享有种种荣耀也是理所应当之事。这些人都属于新富阶层，若非有半个多世纪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无疑会与眼前这个样子大不相同。“总引”中另一个受益于英国毛纺业崛起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妇，下面这段描写中提到的伊普尔和根特均为佛兰德斯的毛纺业重镇，从这位妇人的技能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这一产业的中心从低地国家向英国转移的趋势：
她织布织呢的手艺极其娴熟，
超过伊普尔、根特的纺织好手。
在她那教区，教堂里任何妇女
想在她前面奉献，她决不允许；
若有谁这么干，她准大发脾气。
巴斯妇的“脾气”或底气是以她从四个去世丈夫那里得到的财产作为基础的，但她高超的织布手艺想来也从一开始就赋予她某种独立女性所特有的自信，而正是这种自信，再加上其他有利因素，才使她在与五个丈夫的家庭角力中始终占据上风。毛纺这一适合女性参与的工业的发展提升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可以说，同后来历次女权意识觉醒一样，巴斯妇的女权主义也是与一种经济社会变革浪潮联系在一起的。
工与商密不可分，重商主义既重工又重商。乔叟本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后来又在海关任职，对这一阶层在过去几十年里地位的上升，他比别人有更多切身的体会，而他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来的富足和自信也丝毫不逊于上面那几位工匠：
身穿花布衣，骑在马上很高傲；
头上戴的是佛兰德斯水獭帽；
他的靴子扣得又牢靠又美观。
发表意见时他的神情很庄严，
关心的却是如何能增加利润。
他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保证
米德尔堡和奥威尔间的航线。
这位商人对自己重要性的认识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最后那句话上，此处他相当于是在向国家发号施令，要求政府保障海上贸易通路的安全，而这背后的逻辑显然是：我们商人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一致的，我们带来的繁荣最终会惠及国家，因此保护我们的航道其实也就是在保护国家自己。正是由于有这种利益相关性，商人才敢直接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其实就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百年战争前期，由于法国在斯鲁伊斯海战中遭遇惨败，英国得以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这让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末期，特别是1369年法国与西班牙的卡斯蒂尔王国结成同盟后，法—西联合舰队逐步取得海上优势。随着爱德华三世去世，这一优势一度甚至扩大到法国战舰可以任意骚扰英国沿海地区并对伦敦构成威胁的地步，英国的海外贸易日益萎缩，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防务压力却反而剧增，国家不得不强征人头税，而这又引发了1381年国内严重的骚乱。可以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让英国人对制海权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体会，取得海上霸权因而也成为此后数百年间英国的基本国策。1436年，一位关心贸易发展的主教在一篇题为《英格兰政策小述》的文章中写道：“珍视贸易，保有舰队/我们将是海峡的征服者”，有学者认为这句富于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精神的韵文是“英国最早的、富于远见和战略意义的重商主义呼号”，但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在五十年以前，乔叟笔下的商人便已经大声说出类似的诉求了。
除了认定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系于一线，商人的自信还源于另一个事实。在14世纪，无论英国还是法国都尚没有一支常备的海军力量，当时的海战是靠临时征用商船来进行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著名的斯鲁伊斯海战，英方出动的150艘战船全都是经过改装的商船。在此意义上，商人手里实际上掌握着一支潜在的海军。战时他们把自己的货船交给国家使用，自然有权要求国家在平时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通商便利。而贸易发展，商船规模扩大，也意味着潜在的海军规模的扩大。事实上，国家不仅需要商人提供船只，甚至连参加海战的战斗人员也大多是商船上的水手。关于这类人，“总引”中有如下描写：
粗呢的长袍子垂到他的膝头，
颈子上有根带子悬挂着匕首——
带子很长，悬挂到手臂下面。
炎炎夏日晒黑了他的那张脸。
他是好伙伴，可以肯定地讲；
他从波尔多来的那一段路上，
趁酒商睡觉，偷喝了许多好酒。
至于良心的不安，他倒不会有；
要是人家同他打，败在他手下，
就把人丢进了海里，送回老家。
但说到他本领，比如计算潮位，
和流速，判断有无危险在周围，
还有进港、看月相和海上航行——
从赫尔到卡塔赫纳数他最精。
他冒起险来胆子又大又心细；
胡子一把受多少暴风雨洗礼。
从哥得兰起，到菲尼斯泰尔角，
沿途所有的港口，他全都知道；
布列塔尼和西班牙的每条河，
他都熟悉……
此人不仅心狠手黑、长于搏杀，还精通航海技术的方方面面，英国的制海权在后来几个世纪里不断扩张，这类人可谓居功至伟。与海战齐头并进的是陆战，英法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批“无名英雄”是在陆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长弓手。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在战争前期屡屡得手，关键因素之一是他们早于法国人掌握了先进的长弓战法：“英国人用六英尺长的长弓装备他们的弓箭手，这是一种仅见于英伦群岛的武器，为他们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迅速齐射的箭雨高高越过敌人的头顶，被证明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它能穿透锁子甲并在密集的步兵和骑兵阵列中造成大量伤亡。”英军的长弓手一般由自耕农担任：“在克雷西和阿金库尔，那些坚毅的射手，也就是自耕农，与英格兰的骑士和贵族并肩战斗，击溃了法国陈旧的骑士阶层，使大批敌军人马葬身箭海。”骑士和贵族是战场上传统的主角，而自耕农作为长弓手出现并发挥巨大作用却是14世纪的新现象，乔叟在“总引”中也为这类人（译文中的“乡勇”即自耕农）作了一幅肖像：
乡勇的外衣、兜帽全是绿色；
腰带下有一筒利箭稳稳挂着；
箭簇亮亮闪闪，箭羽是孔雀毛，
做得很讲究，不大会偏离目标，
因为这乡勇擅长调理箭和弓，
而一张硬弓也正握在他手中。
他面色黝黑，短发盖在头四周。
论林中狩猎，他可是一把好手。
他的手臂上套着漂亮的护腕，
身子的一旁挂着小盾牌和剑，
另一旁则是寒光闪闪的匕首，
这刀制作精良，锋利得像矛头。
英王为了能打败法国而发展工商业，英国在海陆战场上的胜利又进一步拓宽了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工商业主要集中于城市，但其效应却必然也会波及乡村。毛纺织业本身是一种便于在乡村开展的工业，农民就近领取羊毛，在家中纺线织呢，同时可兼顾农田管理，还不用受城市同业行会的束缚，因此，毛纺织业可以说为农民提供了一条致富之路。另一方面，由于14世纪“地产转移受封土制的束缚越来越小”，通过蓬勃发展的工商业致富的阶层有了更多在乡村购买土地的自由和便利，而那些“使用新的经营方法、和商品货币关系更为密切的地主”也有了继续上升的空间。土地原是被贵族垄断的，现在却出现了一大批非贵族地主，此即后来所谓的乡绅阶层，“总引”中提到的自由农地主（franklin）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他家产很大，而他是一家之主，
是家乡一带款待客人的圣徒。
他的面包和啤酒质量第一流，
没有谁藏有他那么多的好酒。
在他的家里总备有大量菜肴，
鱼呀肉呀这一类东西真不少——
他家的酒菜多得像雪片一样，
各种各样的美味你可以想象。
一年里四个季节不断在改变，
他随之提供不同的午餐晚宴。
这位好客的平民地主不仅懂得享受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他还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治安法官开庭时他主持法庭，/又多次出席议会，代表他那郡。/……他曾当过本郡税务官和郡长，/哪里的平民地主有如此风光！”乔叟作为郡骑士参加议会时，想必没有少结识过这一类人物。“总引”中另一个农奴出身但地位得到提升的人是采邑主管，他对农庄上的一切事务都了然于心，既知道农夫的伎俩和花招，又把主子的脾性和财务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因而得以从两头获得好处，“他在牧场上有个很舒适的家，/那地方掩映在一排绿树荫里。/他买房地产总比他主子便宜；/私下里已积起相当一笔财产”。土地的频繁买卖还让另一种人有了用武之地，那就是“总引”中提到的“高级律师”，他最大的特长就是地产买卖，“在购置地产上没人比他精明：/买的总是不带限制的所有权，/他的合同不会有失效的危险”。律师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他这样的人能过上优裕的生活，反映的是一般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
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虽只是“总引”群像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把29个香客分为当时社会的常量和变量两类的话，上述人物显然属于后者。因战争的刺激，14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正在快速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上面这些人便是这一变化的突出代表。社会的变化不仅决定了《坎特伯雷故事》“总引”的代表性架构，也决定了具体有哪些人会出现在这个代表性架构中。
四、“朝圣之旅”
从民族意识初醒到民族主义成熟，这其中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人并不是同步认识到自己是共同体一分子的。有的人注定会先知先觉，有的人则必然较晚才认识到这一点。安德森曾用“朝圣人群”的比喻来说明共同体意识不断普及的过程，由于《坎特伯雷故事》讲的正好是朝圣之路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此有必要对这个比喻加以格外的关注。
“朝圣”一词最初仅指宗教性旅行。在印刷术尚未出现的时代，想象的宗教共同体的现实性需要靠无数不停的朝圣之旅来实现。比如，马来人、波斯人、印度人、贝伯人、土耳其人汇聚于圣地麦加、互相看见对方，这一事实本身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一种从属于同一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意识。宗教共同体的中心和边界通过无数次这样的旅行得以廓清，旅行在此成为一种创造意义的过程。
安德森认为，世俗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同样有赖于这种旅行经历，他在探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便借用了“朝圣之旅”这一概念。所谓“殖民地民族主义”，其特别之处在于“这种民族主义的领土范围和先前的帝国行政单元的形状总是相同的”。帝国行政单元辖下的人口往往包括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这些混杂的族群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安德森认为，这种共同体意识首先是在殖民地的本土治理精英中产生的。设想有一个出生于这种殖民地的聪明孩子，他既能说本族语言，又熟练掌握宗主国的语言，殖民地当局看中了这个孩子，着意把他培养成行政管理体系的一员，他从此开始了在殖民地内部的“朝圣之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合适的对应词应该是“宦游之旅”——这个旅程的顶端便是殖民地的最高行政中心，但在达到这个顶点前，他一般需要在各地担任一系列基层职务。在这一盘旋上升的朝圣之旅中，他还会碰到许多伙伴。这些人出身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可能来自不同的族群，但他们都得到了同样的教育和训练，现在都是治理机器的一部分。这些人相逢在朝圣的旅程中，就像在去往麦加的路上贝伯人碰到马来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一样。旅行既使他们互相看见，从而产生一种共同感，又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认清它的中心和边界。通过这种旅行，殖民政府在其本土治理精英的心目中最先转型成了民族国家。
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朝圣之旅，而社会的发展又使这种旅行的普及成为可能。首先是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促成了人员物理移动的大量增加；其次是国家功能的扩张使得为数众多的专业人士加入了以前仅限于官员的朝圣之旅，“在旧有的地区行政官员身旁，出现了医疗官员、水利工程师、农业指导员、学校教师、警察……随着每一次国家行政规模的扩大，其内部朝圣者群也跟着扩张”；最后是教育的普及和各种传媒的加入使得普通人即便不做物理意义上的旅行也能通过阅读、观看、收听等方式做想象的朝圣之旅。当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国家并“看见”彼此时，殖民地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便完全具备了。
从殖民地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观察到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情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共同体意识。尽管英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要到18世纪才算大功告成，但在此前漫长的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种观念就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在其中有些时段里，其发展又尤为明显，如伊丽莎白一世、亨利五世以及乔叟所在的爱德华三世时期。如果爱德华三世前后那段时期确如历史学家所言是一个“民族国家初步成型”的阶段的话，那么回头观察这个时期，我们肯定应该能够找到民族国家意识初步形成的迹象，而恰恰就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正好发现了被安德森认为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成有着密切关联的“朝圣之旅”。《坎特伯雷故事》以一段令人难忘的对初春的描写开头，四月的甘霖与和风触动了万物的生机，也在人们心中唤起了一种渴望：
这时候人们也就渴望去朝圣，
游方僧和香客就去异地他乡，
去远方各处知名的神龛圣堂。
英格兰各郡无论是东西南北，
人们尤其想去的是坎特伯雷，
去拜谢荣登天堂的殉难圣徒，
因为人们有病时他给予救助。
“总引”中的29个朝圣者来自英国各地，其中被明确提及的地方有斯特拉福德、奥威尔、牛津、达特茅斯、巴斯、诺福克和伦敦。这些处于各个方向上的地名，再加所有人将要前往的上坎特伯雷，为我们勾勒出了英格兰的边缘与中心。可以想象，当这些朝圣者聚集在泰巴旅店闲聊时肯定也会询问对方来自何地，通过这种交流，英国的轮廓也会在不经意间刻入他们的头脑，成为民族意识的最底层的地基。在某种意义上，泰巴旅店起到的作用可比议会大厅，或者反过来说，议员们从各地赴威斯敏斯特开会同样也是一种朝圣之旅。
如上节所论，“总引”描写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受益于14世纪经济社会发展而地位得到提升的群体。这些人原本或许很难有机会做这样的旅行，但如今他们出现在前往坎特伯雷的路上（有些甚至出现在议会大厅），这说明朝圣之旅已不似最初那样仅仅局限于国家的治理精英。但另一方面，这29位朝圣者也没有一个来自真正的下层——即便是其中看起来地位最低的农夫，也能按时缴纳什一税并帮助穷苦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朝圣之旅还没有在社会最广大的人群中普及。要把绝大多数人都纳入其中，还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的推广。大众传媒将会加速这一进程，但大众传媒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而登场的，从乔叟去世到印刷术在欧洲出现，这中间还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不过，我们也不应低估乔叟时代的社会下层对自己国家的认识水平。14世纪80年代英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展速度快蔓延范围广。1581年5月30日，埃塞克斯郡弗宾镇的面包师托马斯呼吁人们拒缴人头税。这一抗税运动随即扩散开来，并在南部的肯特郡发展成为武装起义。6月7日，瓦特·泰勒被推举为起义领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起义农民势如破竹，先后攻占坎特伯雷和伦敦桥，并在6月12日攻入伦敦的马夏尔西监狱。14日，起义者进入伦敦塔，翌日，瓦特·泰勒与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会面。与此同时，起义也在东安格利亚爆发，19日，索莫赛特郡的农民加入进来，23日，连英格兰最北部的约克郡也闻风而动，而此时距最初的抗税运动才三个多星期。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水平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的速度和协调性。起义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特里威廉对此有如下分析：
起义组织者的具体计划和方法至今仍不为人知，但大致图景却是明晰的。……事情早就计划好了。起义的领导经常在伦敦开会，与那里的无产者保持联系，甚至还接触一些市议员和社会精英。他们确信这些人有足够的力量打开首都的大门，便决心从北部和南部召集家乡的起义者向伦敦进军，以期在城内汇合。……1381年夏天，信使们被派往这些地区为行动做准备。……这些煽动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英格兰的乡村和城镇活动，但他们这次带来的不是一般性的说教，而是来自“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这是他们试图组建的下层阶级联盟的名字——的特别命令。
农民此时已非一盘散沙，而是掌握了一套高效的联络和组织技术。而这一进步很可能也与14世纪议会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国王、议员和选民之间的频繁互动有关。虽然印刷术尚未诞生，但战争政治的需要使英国社会上情下达的渠道变得空前的迅捷和畅通：
下议院代表回家与选民见面前必须被充分拉拢和说服，有相当多的选民希望了解有关事务，毕竟，是他们在纳税，在战争和国防中服役，在被要求合作和服从。因此，政府会仔细权衡它向全国传递的消息以及它希望臣民采纳的意见。为此发展出了发达的传播和宣传手法。官方公告的序言可用以普及一项政策，证明一种做法的合理性。……公告被发送到各郡供展示和阅读。歌曲和民谣也吸引了广泛的听众。……布道在塑造舆论和动员支持方面同样有效。……而各种公开信——用以解释、说服和辩护——的流通所造成的效果与后来的出版印刷不相上下。
国王的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发明了这套传播系统，一旦发明出来，它就会被其他人学习和复制。农民们把这套办法反过来用于针对政府，他们与政府虽然势不两立，但客观上却与政府一起加强了全社会一体化的趋势。瓦特·泰勒的前辈、传说中12世纪的起义者罗宾汉只是盘踞在诺丁汉郡的舍伍德森林一带，但14世纪后期的起义者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苦厄全都源于首都，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攻占伦敦。不但是中产阶级在朝圣之旅中互相看见并看到了他们的国家，英国的中心和边缘在底层的农民心中也得到了一种廓清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农民起义可以看作是一次颠倒过来的朝圣之旅，而“伟大社会”这个内涵模糊的名字表明，社会共同体的概念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也已经初步形成了。
结语
小说是一种特别擅长展现社会关联性的文类。英国小说于19世纪中叶达到巅峰，此时诞生了大批全景式展现社会生活的作品。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为例，全书有名姓者凡五十余人，他们上至贵族、乡绅、工业家，下至工人和乞儿，中有由律师、医生、牧师、军人以及各类经营者构成的中产阶级，可谓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狄更斯没有笨拙地让这些人物聚集在某个公共场所，而是任由他们在各自惯常的轨道里活动。这些轨道有时交错，把他们中的某些带到一起，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但尽管如此，他们也都被一张无限延伸的大网纳入，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状态之中。这种对关联性的关注也出现在《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中。14世纪，英国为赢得对法战争所做的努力使英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联系在一起。乔叟在“总引”中让一群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相聚相熟然后又一起去朝圣，客观上便是对关联性这一新生事物的敏锐觉察和记录。“总引”中的社会全景再现无疑是十分简陋的，乔叟虽已开始用小说家的笔触描写他的人物，但还没有掌握用一个完整故事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的技术。这一技术还需经长期摸索，到17世纪末才趋于完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总引”标记为小说的一个起点，恰如后来写出《荒凉山庄》的狄更斯也要从《博兹速写集》开始其创作生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