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非虚构写作强调写作主体的能动性介入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图谱中，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颇具代表性。梁鸿兼具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她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梁庄的社会变迁史与梁庄村民的日常生活史，文字叙述背后蕴含着作家对现代性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思虑，与其说这是一种离乡者的客愁与怀旧，不如说是一份知识分子以自我成长经验为参照展开的时代反思。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历时12年创作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带有天然的比较文学性质，其兴起与发展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理论旅行、跨语际实践与跨文化对话已成常态，外来理论与本土实践之间的踫撞、耦合与汇融，使得诸多书写实践具有“文化杂交”或“文化多样性”特征。因此，那种将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论“影响——接受”模式下展开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地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出场和亮相，非虚构文学成为学界热衷讨论的文化事件，外来的非虚构写作理论扮演着催化剂角色。但是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文学远源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此外，其兴起的根本原因还应该溯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家国情怀。

李瑞：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新媒体平台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信息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在新媒体传播中社会热点逐渐成为大众阅读焦点。在此背景下，非虚构写作由于很好地贴合了新媒体传播特点，更好地发挥了“大众性”特点，而进入到“全民创作”的时代。这是否表明非虚构写作相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而言，占据了先机？

邹赞：我不这样认为。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只是文学的不同创作形态，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它们的不同主要存在于文类选择上的差异，有的题材更适合采取虚构写作，比如悬幻、奇幻、科幻类作品，有的题材则更适宜采用非虚构写作，诸如对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灾害、特定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呈现。

李瑞：除非虚构写作外，创意写作也发展势头迅猛。以2009 年复旦大学招收创意写作方面的艺术硕士和上海大学成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为代表，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目前创意写作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请问创意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有什么关系？

邹赞：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与非虚构写作是从不同层面对写作类型的命名，创意写作既包括虚构写作也包括非虚构写作。创意写作也是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人们常常会将文学创意写作溯源至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中心（或称“写作训练营”），如今越来越多国内高校开设“创意写作”硕士点及相关课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这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尝试。2023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揭牌仪式上发布《中国创意写作白皮书》；呼吁成立中国创意写作协会，“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颁发；2023 年北京大学等9 所高校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

创意写作的兴起，主要缘于以下动因。首先，是人们对于写作行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写作是可以训练的”“作家是可以培养的”成为某种共识，即可以通过系统教学帮助创作者掌握叙事的秘密，提升创作者写作各种文体的能力。其次，文学作为生产要素的潜能被充分释放，长期以来，文学被烙上远离社会生产场域的软性学科刻板印象，但是在数字人文和媒体融合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生态经历了急遽重组，文学与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写作为各类影视剧本、动漫策划及广告文案提供了创意思维和技术支撑。再次，创意写作有助于推动文学公共性的回归，将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再度拉回公共空间，激活其作为人文学科的想象力。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 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不管赞成还是反对，ChatGPT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无法绕避的话题。从工作原理上分析，我们知道ChatGPT 对自然语言的生成，需要依靠一个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Transformer 模型，它能够敏锐攫取常规化/自然化的文本序列，借助于海量的数据库信息选择、组合与加工。Chat-GPT具备了令人惊叹的文本生成功能，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文学创作的原创性如何保证？怎样区分人工创作与机器写作？如何重新评价作者的位置？如何有效预判和监管机器写作的价值导向？

诚然，ChatGPT 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毕竟，再高超的技术仍然停留在物质层面，ChatGPT 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此外，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 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 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比方说，我们通过输入故事梗概等指令，程序会迅速从海量的语料库中摘取词汇，并按照一定方式拼贴组合，生成五花八门的虚构情节。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二、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口述史与“真实性”原则

李瑞：您非常重视田野实践，过去十年带领团队奔赴天山南北，搜集整理了大量珍稀口述文献资料，出版了《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这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记忆档案，再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辛而壮阔的发展历程。请问您缘何从文化理论研究转到口述史？这是不是一种有效的非虚构写作实践？

邹赞：在《穿过历史的尘烟》这本书的“前言”中，我已经详细交代过从事口述史实践的机缘。从学缘和知识结构上说，我本人始终是围绕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开展教学科研，在文化理论方向出版了《文化的显影》《思想的踪迹》《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涉渡者的探索》等著作，在大众文化领域合作翻译出版《电影研究关键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亚电影研究》（即出），在新文科建设与写作实践领域主编《镜与灯》《手种集》《跨文化之维》《踏踵集》（即出），这些经历为我后来从事新疆区域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文化理论研究与口述史实践之间不是截然割裂的，文化理论帮助我打开了一扇观照和审视世界的窗口，口述史则是文化研究本土实践的一个重要面向，即以抢救性发掘和记录新疆兵团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为核心内容，借助鲜活的个体记忆重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创期的特定历史记忆，使之服务于新形势下兵团文化认同的建构。

口述史是公众史学/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的重要分支，20 世纪70 年代在美国兴起。由于传统的历史学教育大多以培养书斋里的知识群体为主，此类知识生产较难与社会公共事务产生直接互动，历史学的教研内容及人才培养模式急需优化和调整，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以公共性和应用性为显著特征的“公众史学”应时而生。各类公开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类型，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就是以口述史形式创作的非虚构文学的经典代表。

李瑞：以口述史呈现的非虚构写作，它在“真实性”方面具有哪些特征？

邹赞：由于冠以“历史”之名，因此口述史对真实性有着更高要求。这里所说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偏向民族志意义上的“真实”，既要尊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客观存在，又要充分考虑访谈人的动机和素养、受访人的身心健康状态及回忆/讲述能力，还应当考虑口述现场的噪音、媒介对个体记忆的再造、记忆/遗忘的运作机制等因素，是一种历史真实与表演民族志“耦合”的结果。口述史根据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在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它强调严格的“实录”，不但要逐字逐句记录受访人所言，还要以括号、加注释等方式补充访谈情景；另一类是公开出版的口述史著作，这就必须考虑受众的接受维度，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要根据事件发生过程对受访人回忆片断进行加工润色，包括对部分语料的美学操作。

口述史文本的写作质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文本整理及书写最好都由采访者本人承担，这样便于整理者熟悉整个采访的背景，同时在“采访后记（手记）”的写作中融进鲜活情感，增添文本的共情能力；二是要充分做好采访前的背景材料准备，采访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对受访人的人生经历有较全面理解，能够梳理出受访人个体人生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设计出契合口述史目标的提问，从而有效规避结构化访谈中问题的趋同化；三是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采访者能够根据受访人提供的信息尽快梳理出叙事线索，以切合受众接受期待的方式对口述资料加以适当整合。

李瑞：2016 年，《穿过历史的尘烟》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之后，受到学界好评，大家普遍认为该书既是对军垦老兵记忆的抢救性发掘与记录，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一次成功实践。您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是否考虑过从非虚构写作角度做一些创新尝试？

邹赞：《穿过历史的尘烟》是我耗费10 年时间完成的“兵团三部曲”之一，7 年前在广州出版，得到了一些学界前辈的鼓励。该系列的另外两部著作也已完成，《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拟于2024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激情燃烧的年代》也将进入出版流程。这三本书记录了我从湘江之滨到天山脚下历时20余年的体验与思考，也是我献给兵团及新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份微薄礼物。

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上看，《穿过历史的尘烟》确实做过一些创新实验，比如巧妙借用《史记》的“人物互见法”，通过不同受访者的讲述，从多个侧面补充、丰富人物性格，书中陶峙岳的形象，既通过其侄孙女陶先运的回忆得以表达，又在其他老兵口述史中不断被丰富。这种多视角交叉互见的叙事手法，还表现在文本对“伊塔事件”的讲述，访谈人有意选取四位“伊塔事件”的亲历者，借助他们的个体回忆，对这些记忆拼图进行交叉比对，力图更加全面地呈现“伊塔事件”的历史面相。

三、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邹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依此而论，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非虚构写作表现得尤其明显，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文学奖得主、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创作为例。李娟之所以被归入非虚构写作一脉，是因为其创作始终聚焦阿勒泰草原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活，并曾签约《人民文学》杂志“人民大地·行动者”专栏，成为西部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赢得了良好口碑，读者被创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所牵引，在创作者所构建的边地景观与微型叙事中，感知乃至沉浸于文本的深层世界：那是逶迤连绵的阿尔泰山，冰峰下金色的白桦林，空旷苍茫的草原，星星点点的哈萨克毡房，动人心弦的阿肯弹唱，月光下醉归的哈萨克牧民……李娟以清新隽永的笔法，记录下独具特色的阿勒泰草原风情，这种极富陌生化意味的审美体验，仿佛一面映照边地牧民生活的镜子，为读者走近并了解北疆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提供了重要路径。

其二，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可以作为例证：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都曾成为全社会广泛讨论的文化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返乡书写”？此类“返乡书写”是一种新形式的乡愁/怀旧吗？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生产行为，抑或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表达？不管我们从何种路径切入思考和提问，都必须考虑大众的接受心态，也就是说，“返乡书写”拨动了那些有着类似遭遇人们的心弦，引发了那些因各种原因漂在异乡的“离乡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纽带得以链接的背后，关联着知识群体对社会转型期乡村文化走向衰落的焦虑和忧思，关联着知识群体对乡村青年的迷惘困惑所倾注的人文关怀。

其三，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我在这里使用“人文学的想象力”的提法，是对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著有《人文学的想象力》一书，此处的论述也受到贺老师影响。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这里我想以兵团军垦老兵口述史采录与写作为例，我之所以花费10年时间辗转天山南北，推出两部以口述史形式呈现的非虚构作品，其深层动因是缘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诸如：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迁，兵团新生代如何才能铸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如何在新媒体和消费文化语境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兵团文化应如何为兵团“向南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这些问题意识催促我不断思索增强兵团文化认同的路径与方法，其中以口述史形式记录整理军垦老兵故事，通过一段段撼人心魄、鲜活生动的老兵人生命运史，激活大众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创期的记忆与想象，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四、新文科建设与写作能力培养

李瑞：您近年来非常关注新文科建设，主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一方面从理论上深入探析新文科的学理特征，另一方面以新文科为导向棒展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您如何理解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内涵？它对非虚构写作有什么指导意义吗？就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而言，在推动新文科建设的进程中，写作课程的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邹赞：新文科显然已经成为学界及大众坊间高频率谈论的热词，有关新文科的思考与新时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有着密切关联。但应当明确的是，新文科既不能被简约化为一个终极目标，也不应被粗暴归类为某种考核标准或评价体系，它事实上是一种为文化强国战略培养高素质人文社科人才的状态或过程。究其实质，新文科在价值属性上倡扬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在学术品格上凸显“与时俱进、交叉融合”，积极回应新技术新媒介推动下的知识革命和范式转型，尝试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壁垒，重视学科内部及学科之间的汇通融合；在现实目标上立足培养志趣高远、博学立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新文科建设仍然并将长期处在“现在进行时”，宛若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引导并参与着文科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毋庸讳言，文科因其与社会生产及科技进步之间的因果关联不如理工农医那般直接，更多是从精神而非物质层面推动社会进步，成果呈现形式以“无形”甚至“不可见”为主，因此在以数据考核为指挥棒的状况下，常常被冠以“软性学科”之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以自嘲或他讽形式贬斥读书的论调不胜枚举：“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诸如此类说法虽因处于特定语境而被赋予修辞意味，但某种程度上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角度夸大甚至消极误读了文科的社会功用。孟郊《劝学》有云：“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任何一门知识的掘取都离不开“理论结合实践”，文科亦不例外，它从来未曾真正区隔于时代大潮及技术进步之外，而恰恰是以“剧中人”和“批判者”的双重姿态保持在场，一方面呼吁、推动技术进步为人类幸福生活贡献力量，另一方面高度警惕、深入批判现代性所可能招致的发展主义危机困境。应当说，“新文科”之“新”，就在于要打破传统文科在人类认知领域中的刻板印象，主动回应数智时代的新技术、新问题与新思维，以激活人文学的想象力为动力要素，引导现代社会分散游离的个体摆脱异化处境的围困，走出“社会水泥”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内涵与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高度契合，新文科对非虚构写作专业人才的培养预留了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越来越多高校设置“创意写作”专业学位授权点，聘请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担任实践导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非虚构写作人才。

新文科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传统文科的解构或超越，新文科与传统文科之间并非进化论意义上的承替关联，它事实上指向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和路径。在新文科愈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主要导向的当下，如何采取有效方式锻造符合新文科特征、具有新文科气质的优秀人才，成为此类学科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就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而言，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优化升级课程模块，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模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模块”“写作课程模块”“媒介文化与创意产业课程模块”，如此等等。针对“写作课程模块”，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一般开设“大学写作”“应用写作”“文艺评论写作”等系列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但是围绕新文科建设目标，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探索写作教学创新模式，开设“写作与交流”“创意写作”“影视编剧技巧”等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和有形有感有效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能力，推动中文类专业与文旅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

李瑞：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行“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这对高等院校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知道，您特别注重吸收本科生参与口述史科研团队，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达成了特色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双赢目标。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务，就新文科而言，您认为它将对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邹赞：基于以上对“新文科”的认知，我们确定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考查学生对语言、文学、文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掌握；另一方面检验学生运用基础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四年本科学习获得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提升。因此，我们特别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环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所谓“自上而下”，即是借鉴国家社科基金模式发布“选题指南”，由本专业任课教师根据各门课程涉及的前沿议题，密切结合教师主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精心制订选题的方向性指南。所谓“自下而上”，亦即鼓励学生科学评估自身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自主提出毕业论文选题的初步想法，经与指导教师充分沟通交流之后予以确定。这样操作的意义在于，既能确保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前沿性及学术规范性，使之具备清晰的学科专业属性而不致于在各级盲审中被认定为“专业属性边界模糊”，又能尊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尤其是鼓励曾主持过各类大学生创新训练课题的同学依托前期研究积累，提出符合专业要求的论文选题。

就论文选题的实操路径而言，我们根据文学、语言及文化几大类别指导学生确定选题，这里着重谈谈文学类论文的选题细则。

一是鼓励“小题大作”。作为学术研究的预备军，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及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支撑宏大论题，诸如“唐诗的艺术特色研究”“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之类的题目就显得大而不当。相比之下，聚焦于某一文学或影视文本，选择从思想主题、叙事技巧或审美特质对其展开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或者从某一具体视角切入探析某位作家的创作特点、某种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如《刘亮程散文的“大地诗学”》《李娟散文的风景书写及其美学特色》《论霍尔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或者立足文化生产、文化情境、文化文本、文化消费这四个维度中的“一维”，对某一特定大众文化文本展开专题研究……诸如此类选题外延清晰、大小适中，非常贴合本科生的实际情况。

二是鼓励“旧题新作”。此处所谓“旧”并非“陈旧、过时”之意，而是特指已被反复研究过的经典文本，例如中国文学里的《诗经》《离骚》、古典四大名著、鲁迅小说及杂文等，外国文学里的古希腊神话、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勃朗特姐妹及其代表作，大众文化里的《三峡好人》《美国往事》《泰坦尼克号》等，学界有关此类文本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文本没有意义增殖空间。文本的经典性，恰恰在于其意义的生产性和开放性，以“可写的文本”而非“可读的文本”（罗兰·巴特）具体呈现。事实亦是如此，经典文本在不同时代或不同视角的观照下，能够始终焕发出崭新的姿态。因此，对经典文本的再解读，成为文学方向毕业论文选题的又一路径，例如从跨媒介视角考察《冰山上的来客》的文本经典化过程，从“图—文叙事”角度分析《红楼梦》的艺术特征，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泰坦尼克号》上“不可见”的中国旅客，等等。

三是鼓励“新题新作”。这个年龄段的本科生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沉浸的环境下成长，又能够敏锐攫取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变迁与思维变革，成为新兴赛博文化话语的接受者与操演者。因此，这种由技术变革所导致的知识转型，赋予了年轻一代进入和思考时尚话题的理想位置。这种思考已然超出了经典文本跨媒介改编的套路，而是将理论关注点由麦克卢汉、本雅明移向了唐娜·哈拉维、基特勒、韩炳哲，将思维路径由对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深度考探不同媒介技术之间的链接向度，由技术主义进而探讨后人类社会的智能哲学与伦理生态。

作者简介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