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小的专业，却受大大的重视

古籍是什么？整理古籍的意义何在？

我先破题。古籍是什么？ 从时间方面讲，一般古籍是指周、秦、汉以来，到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传统典籍。从内容方面讲，包括通过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书籍，也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等文献。

什么是文献？《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这是“文献”一词的来源。对“文”作“典籍”讲没有分歧。“献”，《尔雅·释言》“圣也”；朱熹《四书集注》：“献”，“贤也”，据此，后人把“献”解释为“贤才”。认为宋以前“文献”一词指形成文字的记录加上多识博学的贤才。后来，“文献”一词只指“文献典籍”了。

为什么从周朝算起？ 因为周已经有了文字，有了文字记载。是否可以再往前推？ 这就该说到夏朝。目前关于夏商的历史争论很大，特别是夏，至今还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记载。甲骨出土已达15万片，学者最重视的是商朝时期的甲骨，因为它不仅记载了商朝的占卜、祭祀活动，还可能从中破译出夏朝的文明活动。可是至今没有找到。当然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发掘甲骨15万片，发现甲骨文4500余字,目前仅破译了1500多字，还有大量需破译的文字，谁知道其中还有什么记载。

整理古籍，本身是一项专门的专业学术活动，同时也是研究历史及相关学科的基础。如很著名的古埃及罗赛塔石碑的破译的故事，就很生动地说明了问题。罗赛塔石碑先是被法军占有，后又被英国掠取，上面刻有1419个象形文字和486个希腊文字。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一失传1500年的文字的破译，使人们了解了古埃及文明的璀璨。

通过对我国近年出土文物的研究，有许多甲骨文字的破译，解决了长期争论的问题，充分证明商代的存在，反映商的政治、经济、天文历法等等。夏代陶器上也发现了文字的踪迹，但不多，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而且，是夏末商初还是比夏末更早，是刻画的还是书写的、是符号还是文字，学者裘锡圭、李学勤等先生都有争论。我们等待着更多的发现。

所以，整理和研究古籍，就是研究历史。只有在科学、准确的史料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出科学的、准确的研究结论。这科学、准确就要靠标点、校勘、注释、考证等工作来实现。

如，《三国演义》张飞鞭打督邮一节。《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记载换了一个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以及“裴松之注”引《典略》，都记载打督邮的是当时任县尉的刘备，但可能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感到小说里张飞的故事太少，张飞性格又暴躁，而刘备号称皇叔，过于暴躁影响形象，便把这个故事安到了张飞头上。如不认真考据、研究，就会把故事当作历史。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从国家社科基金办提出的要求看，古籍整理已经由传统的文本整理，外延到研究和考据。李一氓先生在中华书局成立70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出要求：整理古籍要落实到研究上去。他说：“标点也好，注释也好，笺释也好，翻译也好，最后还要落实到学术研究上去。我们整理了许多子书，把宋明理学的书整理得不错，也把佛经、道经、道教的书拿出来整理得不错，那么，这四类书合起来，是否就等于一部中国哲学史呢？ 不等于。因为这些书并没有说明这些哲学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佛、道、朱夫子的宋明理学，再加上其他的子书，它们中间有什么关系，还有这些哲学思想是怎么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哲学思想对我们民族的成长给了消极的影响，还是给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的学术界是否有这么个想法，搞研究工作的人就是搞学术，搞标标点点的人就是标标点点；把它分得很分明。搞标标点点的人不搞研究工作，就没有完成古籍整理的任务。”（李一氓：《整理古籍要落实到研究上去》，1982年）

我同意李一氓先生的意见，现在的古籍整理应该是整理并进一步延伸到研究方面去。目前学术界、出版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充分重视整理后的研究。我认为这样做才体现了整理古籍的目的，才是全面的整理，是更高质量的整理。

我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认识过程

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是一个小的专业，或者说并不那么时髦。可是，有一个情况却十分特殊，是其他专业所没有的一个待遇，那就是，就这个“小的专业”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三个文件：1981年9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意见》；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仔细学习、体会这三个文件精神，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规格很高，都是以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的名义发布。

二是把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比如文件中说，“是一件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三是不但提得很高，而且指示十分具体。比如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老中青结合，制定五年、十年整理出版规划，回收流失国外的古籍资料，人才培养，高校、研究单位、出版单位相互配合，编造经费概算，明确讲“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以支持这项事业”等等。谈得这样具体，这在中央的文件中是不多见的。

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特别重视和热情关怀，对文化传承发展的特别关注。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其间的道理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我个人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地提高的。这里，我具体谈谈我的认识过程和体会，和大家交流。

我对古籍整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具体地剖析自己认识的过程，是想说明我是怎样从狭隘的、片面的、没见识的认识，有了今天的认识的，也许对大家有参考价值。

回顾我与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缘分，认识再认识，颇多感想。

我1966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7年到中华书局工作，进入出版这一行，到现在50多年了。这50多年中，我经历了从不愿意学，到狭隘的所谓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到今天能从更深远、更广阔的方面去认识古籍整理和研究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大意义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对学古典文献专业没有兴趣，对学习这个专业的意义也没有概念。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北大中文系是入学之后再报专业，有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古典文献专业。读古典文献专业，是我自己报的名。一般同学读中文系，多是冲着文学专业的，但报文学专业的人太多，系里号召尽量报另两个专业。我想古典文献总比语言有趣吧？但开课之后，我便觉得学的内容实在太陈旧了，先是专书课，《论语》《孟子》《左传》《诗经》《史记》等等，一本书一本书地学下去。古书还真是读了不少。再就是专业课，文字音韵训诂、古籍整理概论、目录版本学、校勘学，以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那时我十八九岁，费那么大劲考上了北大，却要整天学这些千百年来的旧学，是我没有想到的。心里别扭，读这些东西我何必非到北大来呢？ 觉得很没有意思。至于有关方面为什么设这个专业，为什么学这些课程，我没有认真去想。

给我们讲《论语》的老师，是一位从校外请来的老先生，叫王孝渔。穿中式衣褂，每次上课时，一个包袱皮，裹着一本线装书，走上讲台，拿出书来，照着前人的注疏一字一句地讲。讲完课后，学生还没有走完，教研室老师就和他结账，付给他讲课的钱。那时还是1961年，这种现场交易的情景在大学校园里出现，当时觉得真是有辱斯文，很不适应。

魏建功先生讲音韵学。魏先生是学问大家，年轻时为肃清日本在台湾奴化教育的影响，受命到台湾推行国语。1953年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后来又主持编纂《简化汉字总表》，贡献巨大。在北大文科的历史上有著名的三大“概要”，一是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一是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概要”，第三个就是魏建功先生的“声韵学概要”。课堂上，魏先生给我们讲今古音的区别，讲着讲着就用古音吟诵起《醉翁亭记》，吟着吟着老先生还流出了眼泪。魏先生那样敬业，“文化大革命”中却批判他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个年代，“发思古之幽情”并不是什么好事，暗含着说封建遗老对古代社会的怀恋。

那时确实年轻，不知好歹，看不上这些子曰诗云。学了《论语》我还从中找到了理论根据。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我心想，我既不好也不乐，连孔老夫子都说“不好”“不乐”根本就学不好，趁早别学吧。当时我就要求系里能不能给我换一个专业。系里不同意，说我这样的要求反映了学习目的问题。“学习目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学习目的有问题，就不是为国家学习而是为个人学习了，哪还敢再提。那时，我一下课就跑到图书馆，看中外经典名著，一本接一本地看，我的中外文学经典基本都是那个时候读的。有空就去听喜欢的专业的课。被动学的是古典文献学，主动读的是中外名著。

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学校等了一年多才分配工作，我到了中华书局。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很羡慕，认为专业对口。我则认为对口更麻烦了，岂不要干一辈子！ 今天回头看看,很是幼稚，头脑中根本没有学习这个专业的意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古籍整理、文化传承问题缺乏认识，或者说还没有什么认识。

第二个阶段，到中华书局后，开始了我认识上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认为古籍整理工作也要紧跟、照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几年下来，深感这种认识是实用主义的，是当时“左”的思潮的一种反映。

1967年分到中华书局，先去部队农场锻炼，接着又去“五七干校”。几年后，中华书局的同志陆续返回北京。为什么回来了呢？因为1971年5月，毛主席指示中华书局重启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回来之后，我曾跟随周振甫先生、王毓铨先生二位著名学者点校《明史》。

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华书局领导为了解决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古籍出版单位，怎样才能够紧密配合政治斗争需要的问题，党委书记便亲自带队到部队、工厂去调研。工农兵群众反映，中央文件中经常引用的古典诗文弄不懂，最好能通俗地讲一讲，还提到过去中华书局出过的《活页文选》这种形式好。调研之后，中华书局领导认为这不正是中华书局可以做的工作吗？ 就决定抽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集中精力搞《活页文选》。我便从点校《明史》的工作中抽了出来。我当时还挺高兴，不必天天标标点点了。

《活页文选》的选目主要是单篇的法家著作。评法批儒，特别强调首先要注解翻译中央文件、领袖讲话中提到的古典名篇。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而且是紧跟、配合的，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又加上毕业六七年了，岁月蹉跎，刚刚开始做一点正经事，一定要快马加鞭，所以我干得很起劲。

在《活页文选》的基础上，我又策划了《读〈封建论〉》。毛主席不是说“熟读唐人《封建论》”嘛，那就先拿柳宗元的《封建论》做个试验吧，看看怎样能给工农兵讲明白。领导让我和工人师傅一起搞，以便弄清楚什么水平、什么形式他们爱看、能看得懂。经过多方试验，搞出一种对古文“注、译、讲、评”的做法。书印出来之后，当时北京市的几位领导：吴德、万里、倪志福看过以后，说这种形式好，工农兵看得懂，而且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有利于知识分子的进步。后来全文五万多字的《读〈封建论〉》，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全文刊出，连载了三四天。

那时候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在一次有关会议上，有人向周总理提出，古籍整理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周总理说，不要这样搞了吧，整理古籍，标点断句，只能是忠实于原文的意思，怎么好去表现校点者的政治观点呢？ 当然提这个意见的也是个别人，今天听起来很可笑，但也能反映出当时思想领域的极“左”气氛，即便是古籍整理这样一个专业也不例外。

1981年我参与创办并主持《文史知识》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很多年轻人的学习，很需要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所以干得很起劲。《文史知识》创办后第三年就被评为优秀文史刊物，两三年内，订数从四万猛增到三十万。后来，编辑部被评为文化部优秀青年集体。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重新认识所谓“古籍整理工作也应该紧密配合政治斗争，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做法和观念。那时我们为中央文件引用的古典诗文作注、为工农兵搞普及，当然是为政治服务（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的问题）；但古籍整理只是就要像《活页文选》那样为政治服务吗？ 千百年来，前人整理重印古籍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中央要求要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这样大部头的古书？

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古籍整理是什么、为了什么，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认识。古籍整理关键是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进行系统清理、认真整理，尽量恢复古代文献的原貌，为研究工作服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中央文件中说“得搞上百年”，意思就在于此吧？ 如果仅仅把紧跟、配合当作是为政治服务，对古籍整理出版来说是不是就太狭隘了？ 很容易把一个宏大事业、基础性工作，变成政治的实用工具。“二十四史”校点能紧跟得上吗？ 但你能说“二十四史”校点不是为政治服务吗？ 这是我在前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后的思考。

这是我思想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即怎样认识古籍整理与政治的关系，古籍整理怎样为政治服务。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功利主义。但那时我对古籍整理的认识，还基本上停留在标点、校勘、注释等整理方面。今天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一个基础方面，如李一氓先生所说，“搞标标点点的人，不搞研究工作，就没有完成古籍整理的任务”。古籍整理本身应该包括整理和研究两个方面。

第三个阶段的认识。1981年陈云同志电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那时候我正好在中华书局总编室工作。一天下午4点40分左右，我接到陈云同志的秘书肖华光同志的电话。肖华光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说陈云同志最近问，古籍校点工作进展如何，还说古书不加标点整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了，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搞好。当时我虽然年轻，但也知道陈云同志指示的分量，立即写了一个电话记录报告给领导。今天回头看一看，这一通电话太重要了。这是1981年5月22日。6月 11日，中华书局应陈云同志要求，给他送去报告，汇报古籍整理出版的情况和问题。一个月后，7月9日，陈云同志又派秘书王玉清到中华书局进一步传达他的意见。9月17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可以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史册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从时间上可以看出，5月22日、6月11日、7月9日、9月17日，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 转年1982年的3月，便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时期开始了。

1987年5月，我奉命调到新闻出版署工作。当时，由于对中华书局工作意义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工作也熟悉了，对中华书局还是很留恋的。不过，到了新闻出版署以后，在新岗位上，我有条件从全国和世界的角度去了解情况，去思考问题，对古籍和古籍整理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我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埃及，受到的震动很大。公元前64年，埃及一把大火烧毁了很多古籍，又过了两百年，寺庙里懂古文字的人被全部赶走，很多被杀掉。这样一来，地上动不动就是五千年以上的古迹，但是文字典籍却很少，有的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到现在也无法破译。也就是说，埃及的历史已经断了线。这引起我长久的思考。

又比如印度，有很多古迹遗存，但历史记载多有间断，不少阶段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述，后人无法了解。据金克木先生介绍，古印度人很多事依靠口口相传。一个时期将结束时虽也要编成总集，但各学派有各学派的编法。这个学派衰亡了，文献也随之亡佚。而且，他们注意的是便于背诵和引用，所以不但会失真而且造成不少重复，甚至遗漏。（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3世纪印度佛教的情况，连佛教圣地鹿野苑、那烂陀学院的情况，因为缺少史料，都是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才得以追述和补充。

特别是美国，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1776年算起至今只有248年的历史，谈不上有像埃及、印度、中国这样精彩、厚重、深刻的古籍。美国人早期甚至谦卑地说自己是文化上的“乡巴佬”。从美国建国到1929年经济危机，美国文化上的建树很少。

当时，他们有一个“艺术计划”，只是受国会委托完成美国革命人物的画像。有一个“美术委员会”，仅限于为华盛顿城市建筑提建议。有一个“国会图书馆”，如今已成为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但它1800年成立的时候，只是为了供议员们演讲、写提案时找资料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年）上台，深感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制定振兴美国的“社会纲领”，特地把振兴文化事业、鼓励文化人和艺术家包括进去。有很多人反对罗斯福这样干，担心“社会纲领”搞不好，问题会更为严重。罗斯福说：对于振兴美国社会、美国经济文化，我们没有任何可怕的。“我们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激励美国人民提振信心。1941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揭幕式上，罗斯福的一段演讲很说明问题。他说：“曾经，这个国家的人们从未想象过历史的艺术遗产可能属于他们，或他们拥有保护这一遗产的责任。”“不仅美国不再是‘乡巴佬’，而且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主导世界。”

从这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开始，美国总统前所未有地投入文化事业。

比如肯尼迪。他和夫人杰基· 肯尼迪对艺术的热爱和共同努力，为推动美国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将《蒙娜丽莎》引到美国展览，让国人重视文化，他们绞尽脑汁。肯尼迪在巴黎访问时，他的夫人与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交朋友。这位美丽的第一夫人约马尔罗陪她逛巴黎各大博物馆，为的是进一步加强关系。马尔罗 出了本新书——《人类命运》，肯尼迪与夫人请马尔罗来哈佛演讲。

努力得到了回报，由于马尔罗的力挺，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法国同意美国借展《蒙娜丽莎》。

1963年，《蒙娜丽莎》来到美国。美国举国若狂。在华盛顿国家图书馆，参观者拥挤排成三列，每个人在画作前最多只许停留12秒；队伍排到第五大道；所有参观者均免费。

肯尼迪说：“这是法国人民给我们派来的第二位女士，虽然她停留的时间比第一位女士（自由女神）要短暂，但我们同样心存感激。”肯尼迪充分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他亲身感受到文化给他的总统工作带来的魅力。

在这种热潮下，电影业首先发展起来。好莱坞、百老汇、乡村音乐等等迅速走红。如今的美国文化，是值得我们认真观察、认真研究的。（以上资料，参见：[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论美国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

埃及、印度，以及美国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依靠自己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才能形成其发展进步的源泉。经典文化是传统的集中体现。”（曹道衡《也谈当前的古籍出版工作》）

经典形成标识，展示精华，给人民树立信念和信心。毁掉一个国家的历史，否定历史上的经典、精华，包括英雄人物，就是破坏人民的信仰，破坏人民赖以自立的骄傲，甚至是毁灭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说，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美国人没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但他们认识到要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由于它们的努力，美国的文化逐渐兴起、繁荣并传向世界，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传播的不只是几部电影、几首歌曲，而是文化，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内是团结的力量，对外是让世界向它们看齐。这就是美国政治家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吧。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

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多次的焚书灾难，和当前国家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的高度重视，我们不能不庆幸时代的巨大变化。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掉了统一前列国的史记、百姓家藏的《诗》《书》与百家语。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被焚，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可见毁灭文化，就是灭国灭宗。

第二个焚书的皇帝是梁元帝。公元554年10月，西魏大军攻破江陵，梁元帝叹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 ！”于是下令将宫中14万册图书一把火烧掉。

第三个焚书的是著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他酷爱文学，在位时收集了大批书画珍品。公元975年，宋军兵临城下，他便下令全部烧掉。说：“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于是，又一批珍贵图书文献被付之一炬。

第四个是乾隆帝“焚书”。乾隆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撰出了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乾隆编书的根本目的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中国至今仍保有世界第一的古籍。前几年，我们编撰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古籍大约有20多万种。当然，这不一定完备，还会有新的发现。中国古代的文献，从数量到内容，都是举世无双的。

这些文化遗产的作用在哪里？ 从这些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遥远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步前行的脚印，最终是帮我们弄清楚中华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经过怎样艰难坎坷的历程，有哪些光辉灿烂的成就，他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白我们要向何处去。所以，对传统文化，对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整理是基础，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地研究，总结出理论和规律，其根本目的，就是继承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

这一点我们的先人早有论述。《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要我们不忘先人，唤起后人对前人的追思和敬慕，增强凝聚力。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团结起来向前进。这是重视古代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在一场讲座中，向台下学生解读中国神话故事，并用激情的语调总结中国神话故事的内核：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他说：

“我们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他们钻木取火坚韧不拔地摩擦出来的！ 这就是区别，他们用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与 自然作斗争！”（钻木取火）

“面对末日洪水，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大禹治水）

“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你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有一个人因为太阳太热，就去追太阳，想要把太阳摘下来。（夸父追日）

当然，最后他累死了——我听到很多人在笑，这太遗憾了，因为你们笑这个人不 自量力，正是证明了你们没有挑战困难的意识。但是中国的神话里，人们把他当做英雄来传颂，因为他敢于和看起来难以战胜的力 量作斗争。在另一个故事里，他们终于把太阳射下来了。”（后羿射日）

“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只鸟复活，想要把海填平——这就是抗争！”（精卫填海）

“一个人因为挑战天帝的神威被砍下了头，可他没死，而是挥舞着斧子继续斗争！”（刑天舞干戚）

“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可惜，这样的精神内核，我们的神话里却不存在，我们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遗传基 因，他们会像祖先一样坚强。因此你们现在再想到中国人倔强的不服输精神，就容易理解多 了，这是他们屹立至今的原因。”

这位哈佛教授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各个历史阶段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利用、改造或继承，就是要继承这种民族精神，传承这种血脉。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经验

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连续性和交融性，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尤其如此。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是处在同一体中的，从来都不可能分开。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源头，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研究一个民族的现在，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在。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说，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雅思贝斯说，人类一直是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那样，轴心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雅思贝斯的“轴心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精彩纷呈。距离那时虽然已经过去2500年了，但那时候的思想和创新精神总在鼓舞着后人，或者说仍然可以提供“精神的动力”。

我们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号召、提倡和鼓励下，回顾历史上的灿烂辉煌，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有了良好的环境，得到充分保障。有以下五点十分突出：

第一，国家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

1958年，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筹制定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之中。随后，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国家民委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等。这些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及时贯彻中央精神，总结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研究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发挥着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作用。

第二，重视制定、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落实。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数量巨大，科学地规划，有秩序、有步骤地开展工作，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保证。党和国家一向重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规划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的规划性越来越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共制定发布了八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最新的为《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特别值得总结的一点是，规划中强调重大项目的设立，作为标志性工程，树立典范。这就带动了各部委、各省也都制定了本部门、本省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国家到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科学制定，认真落实，使得一个由国家主导、吸收全国各地优秀成果的古籍整理出版体系逐渐形成。

第三，设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和教学机构，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人才的培养。

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专业古籍出版社。随后，在新闻出版署的规划下，一批专业的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先后建立了20余家古籍出版社。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指导下，各方面特别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1959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设立。随后，全国多家高校先后建立起古籍整理研究教学科研机构和古典文献学专业，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研究和出版的成果显著提高。这期间，齐燕铭、吴晗、翦伯赞、魏建功、金灿然、阴法鲁等先生对建立机构，培养人才，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由国家财政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保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支持力度也大大增加。很多省市也以专项资金的形式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事业。

第五，在国家评奖项目中，十分重视优秀古籍整理出版物的评选，鼓励古籍整理多出精品，不断提高古籍整理出版质量。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始终是在国家的关怀指导下，科学规划，大力资助，重视人才培养，如此，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才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展望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办国办文件，听取古籍出版工作者的意见，我概括以下六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古籍整理与研究发展会更加稳健，势头会更加强劲，但要求会更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辉煌。”中央的文件指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中央的号令又一次发出，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意义和作用更加清晰，资金投入必然会加大力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关方面，摩拳擦掌，未来可期。今天，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要紧紧抓住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个主题，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第二，整理与研究相结合会大大加强。“提炼”和“展示”都是为了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服务当代，面向未来。整理工作已有显著成绩，要求研究工作加速跟上。金克木先生说：“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文献大总结之时（汉代、文艺复兴），都显出旧时期结束而新时期开始。这不是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期盼，在这个基础上“重燃火焰”，让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产生出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来。

第三，搜集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汉籍，将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一大重点。由于种种原因，众多中国古籍流散海外，“据粗略统计，战时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国古籍有60余万册，其中善本书2000余种、地方志2938部、少数民族古籍3600余种；英法掠走的珍贵敦煌文书不计其数”。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特别强调，“要把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并在国家层面组织实施了“流失海外中国古籍回归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落海外的部分珍稀文献，得以陆续整理出版。例如，《英国所藏甲骨文》《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以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都是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出版事业的发展，域外汉籍的搜集整理出版，势必得到更大的关注。

第四，在智能信息环境下，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古籍数字化出版会更加受到重视并得到支持。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等等，都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解决了找书困难，实现了资源共享，大大提升了古籍整理图书的服务能力。但这还是第一步。上个世纪末就有学者提出，现在的数字化出版还是初级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能否实现古籍版本的自动校勘、自动查错、自动标点断句，甚至自动注释和译成白话文等等，实现智能化平台建设，形成相关的规范标准。这从根本上说已是取代人脑的、属于思想层次的工作。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恐怕这一步并非空想。那将是古籍整理、研究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能做出什么贡献？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古文献最多的国家，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文化的沟通和联系，中华文化“走出去”，展示精华、服务世界的任务越来越重。在这方面，双语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做出了探索和试验。出版适应外国读者使用的中国典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景必然广阔。

第六，多样化地推进古籍的普及和传播。古籍整理成果一般来说有两方面读者对象。一类是专家、研究工作者，一类是一般读者及青少年。相比较而言，今天更应该强调优秀古籍图书的普及工作。应该大力引导一般读者和青少年去读名著要籍。让他们知道祖国悠久的文化遗产精华在哪里，热爱祖国文化，以祖国悠久的文化而自豪，进而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而越是普及的东西就越应该是精华的东西，越要下大功夫。古籍的普及本出版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重复现象严重。随着中央强调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在普及读物出版方面，有计划、高质量就应该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强调整理和研究中华古籍的质量问题。《兰亭集序》中有两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说“明人刻书而书亡”，后人会不会像我们评论明人一样地评论我们呢？ 我们要警惕啊！

我们要把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当作百年大业去做，当作使命去做，在我们这一时期、我们这一代取得更大的成绩。对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我们要有敬畏感、使命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贡献我们的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