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上海
爱因斯坦在上海
曾经在手机上刷到作家莫言的一个视频，他说：“假如我得的是诺贝尔物理奖，你看我还会不会低调，说不定我会非常张扬，因为这是我的发现，已经被实验证明，这个定理就存在，存在宇宙里面，谁如不服你也来一个……”莫言的这段话，不由让我想起了与上海有过两次相遇的爱因斯坦。科学家一旦有所“发现”，想要低调也难，更何况是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北野丸”号到达上海
1919年，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
就爱因斯坦一己私事来说，这一年他与已经分居了五年的妻子米列娃好合好散，办妥离婚手续。此后，爱因斯坦与带着两个女儿守寡的表姐埃尔莎重组家庭。他俩曾经是儿时的玩伴，埃尔莎善于持家。再婚后的爱因斯坦觉得，以前家庭生活中他所求之不得的，埃尔莎几乎都给到了他，他真切地体验到了未曾有过的幸福。两年后，爱因斯坦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时，妻子埃尔莎如影随形地陪伴在他身边。
就爱因斯坦对世界的影响而言，这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1919年11月7日，爱因斯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世界名人。当时爱因斯坦还不知道，就在昨天下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伦敦召开。随即《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宇宙的结构》的社论。社论中写道：“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观念必须改变……最杰出的专家们确信，世世代代以来认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已被有力的证据推翻，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
爱因斯坦的“轰动效应”即由此来。因为《泰晤士报》这篇社论涉及的主角，正是当时年届不惑的爱因斯坦。
关于“宇宙结构”观念“必须改变”，以及有“证据推翻”等这些表述，吸引了众多记者纷纷前来围追堵截，对爱因斯坦进行采访，让他应接不暇。除此之外，更有大量邮件雪片般向他涌来。这些来信者中，虽然不乏想和爱因斯坦讨论科学问题和向他求教者——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等，但更多的是向他索要签名照片和亲笔信的拥趸。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向他求助的人。如有个学生没有考上大学，想请爱因斯坦在教育部为其说情；有个青年发明家觉得自己的新发明被埋没了，想请爱因斯坦出面为他说话……当然，这些事大多由埃尔莎及女儿予以处理回复。
有些事情却须爱因斯坦本人出面，比如世界各地向他发出的讲学或访问的邀请接踵而至。当时爱因斯坦身在德国柏林，他最先接受的是来自毗邻国家荷兰的邀请。1920年，他即成为荷兰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据说有一次荷兰女王视察莱顿大学，知道爱因斯坦也在莱顿大学，就表示很想见他。
之后又有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邀请他去讲学。接着，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相继向他发出前往讲学或访问的邀请。其中在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就做了四次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后来编成书名为《相对论的意义》的小册子出版。
而应邀前往日本，则开启了爱因斯坦的首次远东之行。他与上海的相遇，就在这段旅程中。
爱因斯坦此行是应日本改造社出版机构之邀，前往日本进行讲学访问。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也是海路交通枢纽。爱因斯坦夫妇乘船来回途中，两次均在上海作短暂逗留。尽管全部时间算上，前后也才不过两夜三天，但毕竟让爱因斯坦与上海相遇了。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乘坐日本邮轮“北野丸”号赴日途中，先期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据说当船驶入中国海域时，爱因斯坦正站在甲板上抬头远望，那“理想的气候、清澄的空气和南方天空中灿烂的星斗”，让他感到无比惬意。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北野丸”号轮驶入黄浦江后，“沿着平坦、如画、黄绿色的河滩逆流而上”。邮轮最后停泊在黄浦江北岸的汇山码头。这里原先是一个简陋的浮码头，1903年被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收购，后进行改建。此后来沪日本邮轮多在此停泊。船靠岸时，爱因斯坦通过领事（德国或瑞典，不确定）交给他的电报得知，他获得了这届诺贝尔物理奖（另有一说为《时事新报》报道：“于13日过沪，爱氏于二日前接无线电，以研究科学得奖诺贝尔奖金，甚为欢悦”）。
爱因斯坦到达上海那天，前往码头欢迎他的人群中，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悌尔，日本改造社职员、国际联盟日本协会总干事稻垣守克以及众多记者。邮轮停稳后，爱因斯坦未及下船，一些迫不及待的记者即上船对他进行了采访。其间还有记者向埃尔莎问及关于相对论的话题，以及她眼里的爱因斯坦是一个怎样的人等问题。埃尔莎坦陈自己不懂相对论。关于她丈夫是怎样的人，她说他和其他男人一样，爱抽烟，还会把烟灰弹在地毯上。她的回答把大家都逗笑了。
《中华新报》报道称爱因斯坦为“现代科学界之最大伟人”，又说“爱因斯坦博士广颔蜷发，丰采静穆，于悠扬不迫中现出沉着冷锐之气度，一望而知为思想界之异人。夫人亦极和蔼而名贵”。
爱因斯坦此行是受日本有关方面之邀，邀请方不仅为爱因斯坦夫妇安排好了停留上海期间所有的活动行程，还有十几名记者跟踪采访。上海一家报纸曾以如下文字描述道：爱因斯坦“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村庄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髭黑，发灰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乏爱因斯坦的拥趸，不少年轻人以一睹其尊容为荣。
美食与老城区
爱因斯坦夫妇下船后，小汽车载着他们，沿着繁华的南京路，驶向坐落在跑马厅对面福州路口的“一品香”西餐馆。
爱因斯坦初到上海，映入他眼帘的上海市容及许多事物都让他感到新鲜好奇，他的目光充满了探究的欲望。也许想让爱因斯坦夫妇品尝异国风味，邀请方没有安排他们吃西餐而是品尝中餐。爱因斯坦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桌上放了许多小碗，大家用筷子不停地从共用的小碗里夹菜。”看着满桌的特式菜肴，他感叹道：“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另外他对使用筷子也很好奇，并鼓励埃尔莎一起学着用。爱因斯坦在日记中赞美招待他们夫妇的菜肴丰盛精细，但对菜肴中油脂太多则颇有微词。他尤其对有人用自己使用的筷子直接为他搛菜，觉得“内脏很不舒服”。
爱因斯坦此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天半。接待方本来想安排爱因斯坦夫妇参观商务印书馆、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和其他地方，“因（爱因斯坦）博士仅欲知华人一般的生活，及中国建筑物之式样，乃决定就上海市区游览”。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要让爱因斯坦尽可能多地了解上海，那前往坐落在华界的老百姓生活集中的老城区，当然是不二之选。于是午餐结束后，爱因斯坦一行离开“一品香”，即驱车来到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从这里下车，缓步走入市声喧嚣的老城区。
爱因斯坦在这里的触目所见，果然令他大生感慨。爱因斯坦是位大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此前的他刚见识过上海外滩宏伟的高楼大厦以及南京路上那些打扮时髦、穿着亮眼的男女，转眼又看到上海老城区肮脏狭窄的道路、低矮破旧的木屋和简陋的民舍，尤其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劳动者辛苦劳作的身影，岂能不引起他的感触。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脏兮兮的黄包车，还有充斥在空气中的各种恶臭。他们中不少人衣不蔽体，面黄肌瘦。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温顺、漠然”，看到外国人，目光中“表现出好奇”。
那天，爱因斯坦夫妇还去了坐落在老城区福佑路上的游艺场“小世界”。据《中华新报》记载，那天他们本来“欲观昆曲，适未开演，乃观新剧片刻”。观赏一下中国昆曲，对于爱因斯坦夫妇，应该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但因为昆曲尚未开演，他们便转而看了片刻新剧（即话剧）。当时剧场里的中国观众，看到这群老外，同样感到很好奇，亦“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这情景也让爱因斯坦不禁莞尔，自述“我们也成了一台戏”。报道还说，爱因斯坦“博士谓彼得一种奇异之感触，更望假山庭园等，对中国建筑，颇加留意。遂出至城隍庙后门。虽行人杂沓，而博士不以为苦”。“小世界”有屋顶花园，从这里可以“更望”（俯瞰）到豫园里的“假山庭园”，这些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也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极大关注。他“出至城隍庙后门”，也许就是为了更仔细地去领略中国特有的园林艺术之精巧吧。
播下科学的种子
此次在上海短暂停留，爱因斯坦夫妇还曾做客毗邻老城区的“梓园”，并在这里用晚宴。兼有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梓园”，其主人是沪上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当天晚宴请来作陪的还有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他先代表中国青年向爱因斯坦夫妇致意，接着说“（爱因斯坦）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并希望他对中国青年有所“赐诲”。
相信这天夜晚，在“梓园”，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丰盛的菜肴，还有他所欣赏到的不少名画。且看他的文字记载：“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所见。”这番话无疑也表达了爱因斯坦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离开“梓园”，由稻垣守克夫妇引领，爱因斯坦夫妇又前往坐落在虹口的日本人俱乐部，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众多日本青年会面座谈，直至当天夜里11时才回到“北野丸”号邮轮休息睡觉。
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游览了龙华寺及附近村庄。当天下午3时仍乘“北野丸”号离沪赴日。次日《时事新报》报道总结道：“爱氏到沪后，曾与人谈话，略谓予第一次至东方，至为欣悦，并多惊奇之事，南方理想的气候与清洁之空气，灿烂之明星，均足供余受一不可消灭之印象，永难忘却……”
结束日本之行后，爱因斯坦夫妇于返程途经上海停留时，已是1922年的最后一天深夜，第二天就是新年元旦。本来他还想去北京、金陵（南京）等几所大学演讲的，终因各种原因没能成行，留下遗憾。但元旦晚上，他还是在工部局大礼堂作了一场关于相对论的演讲。翌日下午，他乘轮离开上海，返回欧洲。
爱因斯坦与上海的两次相遇，尽管时间都很短暂，影响却很深远。他播下了科学的种子，着实激励了一批中国青年学子不负他所望，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向世界。其时才20岁上下、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访学，并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关于相对论的理论研讨班。1937年，周培源回国前特意去爱因斯坦家里告别，并在书房中，给爱因斯坦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爱因斯坦坐在书橱前，微笑着面对镜头。
爱因斯坦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日军入侵中国时，他的眼前是否浮现出当年在上海老城区所见到的那些穷苦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身影，这不得而知。人们知道的是，1938年，他在美国参与发起“捐助中国委员会”，在两千多个城镇开展募捐活动，善款最后被转交给了中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