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上那些有名的婚姻
近年有学者范军等提倡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出版生活史逐渐受到重视。那么，出版人的婚姻包括家庭大概应是必要的内容。因为这些婚姻家庭和出版的关联非常大。我这里说说出版业五种类型的婚姻关系。
家族型：
“商务”的名称都是鲍家的大姐鲍大姑所起
最早最有名的大概是商务印书馆创业者的婚姻状态，商务最初的创业者除了高凤池外几乎全部是有姻亲关系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夏是鲍家的女婿。因为有这种姻亲关系才能够凑到一起商议办商务，据说连“商务”的名称都是鲍家的大姐鲍大姑给起的。
而鲍家又与郁家结亲，郁家也便成了商务最早的股东。最早的股东张蟾芬又是鲍家的大女婿。一到有空余时间，有姻亲关系的人包括小孩都来代工。商务印书馆早期有家庭作坊的特性便由于此。郭秉文也是这个大家族里的，他在商务也做了几年，后以教育家著称。
两辈型：
高梦旦侄女嫁与陆费逵 女儿嫁与郑振铎
商务元老高梦旦将陆费逵引入商务，为坚定其心，做主将侄女嫁给陆费逵。实际上是陆入赘高梦旦二哥高子益家。陆结婚第二天即到所上班。同事戏为歌诗：“底事翩翩陆伯鸿，昨宵婚媾太匆匆。百花生日春光好，又负香衾来作工。”
几年后陆费逵从商务杀出另组中华书局，让高梦旦情何以堪。商务内便有说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高梦旦心情受到影响是肯定的。张元济为让高梦旦放松，特准他随兄弟出国考察休整。
还是高梦旦。入商务不久的郑振铎是一个人才，高看自己的女儿高君箴对自己的老师郑振铎有意，便将女儿嫁给郑。翁婿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情同父子。高的人格与学识对郑振铎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们公私都分得很清楚，商务劳资纠纷时，高梦旦和郑振铎各自作为劳资双方的代表之一，曾面对面进行谈判。
儿女亲家型：
做了儿女亲家 更稳固了同事情谊
这一类里有许多人是长期的同事，后又成为儿女亲家。
商务创业元老鲍咸昌与高凤池做了儿女亲家（鲍家儿子鲍庆林与高家女儿高斐君）。这样，原本不在创业姻亲范围的高凤池也拉进了姻亲范围。
叶圣陶与夏丏尊是多年的出版同事，后又结成儿女亲家。夏一力促成小女儿夏满子嫁给叶的长子叶至善，婚礼在1939年6月3日，四川乐山。他们两人合写了一本书《文心》，据说这本书是这两位成为儿女亲家的先生写给他们的儿女，预备做结婚礼物的书籍。有夏诗为证：文心合写费研磋，敢与雕龙拟彦和？属稿未成先戏许，愿将墨渖溉丝萝。两位长者还就联姻有唱和之作，成为文坛佳话。
这样的儿女亲家关系更稳固了职业同事的情谊。这也算是一种门当户对的联姻。
依托型：
邵洵美妻家是有名的盛家
能否这样归类我尚未想明白。要举一个例的话，比如邵洵美，虽然在某套丛书里给了他一席之地，但邵谈不上是出版家，至少不是成功的出版家，说是出版史上有点名气的人是可以的。
人们常认为他能做出版（创办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诗歌月刊出版社、时代印刷厂等）与他的婚姻有关，因为妻家是有名的盛家，他是盛宣怀的孙女婿，有比较雄厚的财力让他来做出版，或者说是玩出版。
其实他本人也是富绅子弟，家境不俗，总之是依托了家中的经济条件。因为做出版何况是玩出版，通常会赔钱，没钱是玩不来的。夫人盛佩玉对他做出版也确有一定支持，《论语》复刊便由夫人鼎力促成。后来夫人还写了一本《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不过，邵洵美还真是玩亏了玩穷了的，所以也有人称其为“毁家兴书”的人。
夫妻档：
相互帮衬烘托共写出版佳话
由于近代以来妇女知识文化程度提高和就业的增加，在业内出现了许多夫妻档，到当代更为明显。
韦君宜、杨述便是一对。韦改革开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政，杨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过多年主编，还创办过《支部生活》杂志。
龙世辉、谢素台夫妇也是一对。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小说组长，后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学者李频著有《龙世辉传》。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编辑，曾与周扬合译《安娜·卡列尼娜》。
当代出版还有许多夫妻档的出版人，他们相互帮衬烘托共写出版佳话。
婚姻能促进人的事业是公认的道理，在出版界也莫能外。除了上述几种类型外，更多是普通的大众型的夫妻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也有其光彩，但不在本文述说范围罢了。
【作者附识】这篇短文尝试关注一个重要的话题。对这个话题的深入细致的包括具体个案的研究，可能会拓展出版史的一片新天地。本文写作有关当代的内容，李频教授提供了咨询意见，并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