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意愿确认：一个拒绝出生的“人类之子”
澳大利亚硬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的三部曲之一《祈祷之海》中有一个名为《水晶之夜》的短篇，主角丹尼尔试图通过创造一群“法特”，操纵他们的解剖学结构、种群多寡、生存环境等因素，以残酷的标准迫使它们在短时间内进化成有意识的、与人类相当的智能，将自己推上造物主的神坛。法特的基本生物单位为类似细胞的“细珠”，可以通过重组细珠实现自我改造，而两只法特将自身多余的细珠聚集在一起便可以繁殖后代。这些形似螃蟹的生物，智商很快到了黑猩猩的水平。接着，他们有了语言。
从他们的交谈中，丹尼尔得知法特面对死亡感受到的悲痛，为此他将法特修正为永生，而为了抑制法特的数量，相应地停止了它们的生育功能。法特为告别死亡感到快乐而迷惑，为告别生育感到非常痛苦且执着。聚集细珠的一切行为都失效了，它们仍不断重复注定失败的生育尝试。它们想要繁衍后代，有的法特将对往昔的怀念整理成挽歌，有的法特因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新生儿的世界中而选择放弃永生。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同样描绘过一个不再有新生儿的场景。学校变成废墟，空荡荡的走廊里发出声响的是一只穿行而过的野鹿。游乐园已经消失，哪里都没有孩子的声音。这个世界里的人类没有永生，文明因此有了尽头。即便街口闪烁着延缓衰老的广告，人类也没有未来可言。电影《人类之子》以人们对着播放突发新闻的荧幕震惊和流泪开场。一个年轻人在与粉丝的冲突中意外身亡，其一生都为自己的明星身份所困扰——只因为他是全球最年轻的人类。“迪亚哥宝贝”去世时18岁零4个月。
这部2006年上映的电影，想象了20年后，算起来差不多就是现在，全人类因丧失生育能力而陷入的混乱与恐慌。故事发生在英国这个“唯一不摧的国家”，政府正将从东欧、非洲等业已瓦解的国家涌来的大批非法移民送往难民营。而就在这些非法移民中，一个叫阿什提的女孩怀着一个孩子。“一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怀孕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自己感染了某种病毒。”她对受托护送自己的蒂奥（即男主角）说。他们计划一路躲过政府、行动组织、难民营等重重阻碍，最终找到人类研究中心作为归宿。在距离行动目标一步之遥的难民营中，阿什提生下了18年以来世界上的第一个孩子。婴儿无法掩藏的哭声很快在难民营中昭告了她的存在，对峙的枪火停了下来，难民和士兵都在抱着孩子、战战兢兢的阿什提面前下跪。最后一个人类和第一个人类一样，充满了神性。
科幻作品的预言性在于，准确揭示人类的某种生态。当生育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人类对末日的众多想象中，无法生育也成为其中之一。
而《人类之子》中还有一个细节，杀死蒂奥前妻以代之的组织首领卢克一意孤行，想把婴儿留下、作为煽动反抗情绪的工具。从蒂奥口中得知“她是个女孩”时，他显得震惊和迟疑。由此可以猜测，婴儿的性别意有所指。女婴能给人类更多重启未来的希望，而人们却默认“人类之子”这样的救世角色是名男性。孕育生命本是女性的特权，结果却只是被粗暴地利用了。格雷格·伊根《祈祷之海》中的另一个短篇《恰如其分的爱》，便是放大了女性仅仅因为拥有子宫，就不得不面临的荒谬困境。
在这个故事中，从未怀孕过的妻子是否愿意怀着丈夫的一公斤半重的大脑整整两年，成了丈夫能否从车祸中起死回生的关键。丈夫克里斯除大脑外，大多数器官已严重受损，无法修复和移植。这对夫妻唯一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案，是花两年时间为克里斯的身体培育克隆体，这期间，他的大脑放在她的子宫里维持生命——免费提供的子宫能够节约不少成本。她的妹妹为此义愤填膺，认为她应该强迫保险公司支付生命维持器的费用，抵制他们占领更多女性的子宫。她的律师表示法律反对奴役，她当然还有别的选择——“让丈夫去死。” 当然，妻子提供了子宫，救回了丈夫。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过上了别人看来一如往昔的生活。而她一直无法厘清自己的处境：不是出于义务，也根本不是责任，不敢相信自己会任由克里斯去死，同样不敢相信自己会做一件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从知识层面上说，她完全理解自己用子宫接受的任务，但她受着的是怀孕本身的生理磨折和肚子里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丈夫大脑的精神折磨。我们难免会发出和她一样、让律师“无法妄加揣测”的疑问：如果遭遇车祸的人是她，医生也会建议将她的大脑植入克里斯的体内吗？
日剧《桧山健太郎的怀孕》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回答。该剧没有科幻的设定，除了男性也有可能怀孕以外，就是一个日常的世界。桧山健太郎是广告公司的明星员工，就在为公司赢得一个超级服装品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成了热播新闻里的男性怀孕者。仅仅是早孕反应，就使他见风使舵的上司把他赢下的案子转给了不会无故缺席会议和应酬的同事。桧山健太郎急于摆脱受孕爸爸的困顿，却发现这一身份恰巧迎合了服装品牌对一个全新先锋的广告形象的期望。顺水推舟，他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整部剧集似乎旨在通过体验孕妇的生理不适和职场霸凌，让男性说出女性在现代怀孕及分娩语境下的感受。这或许实现了女性一部分的幻想，但由于剧中男性受孕不是主流，而是一种随机现象，健太郎要面对的生育问题是少数群体的问题，虽然怀孕的爸爸们在社会偏见下等同于女性，但就少数这一点而言，该剧并没有真正实现受孕性别的倒置，相反，健太郎因为扭转孕妇性别而获得的事业逆袭几乎不会发生在“正常怀孕”的女性身上。健太郎事业与育儿的双赢，也无法为同样处境中的女性效仿。
相比之下，同样没有科幻参与情节、以日本社会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生命式》，通过改变社会风向，更彻底地改变了性别在生育中的地位。“生命式”是通过孕育生命来怀念逝者的习俗。葬礼上，逝者的肉身被做成宴席，受邀参加的年轻人在吃过宴席后，成双结对地寻找地点举行“受精仪式”。因为背负着增加人口的使命，受精仪式有了神圣感，可以公开进行。生育完全是功能性的，女性仍是受孕怀胎的一方，这都与阿特伍德的“使女”形成了微妙的对照，但作者村田沙耶香进一步将生育制度化了，由政府设立的“中心”专门接管“受精仪式”中父母不明、作为“全社会的后代”而非“家族后代”产下的婴儿。
生育制度化代表了科幻小说中的一个类型，科技能够帮助女性摆脱月经、帮助男性植入子宫，帮助男女互换身体。无论哪种方式，本质都是撤销性别的边界，剔除母职和父职，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制度的逐渐瓦解。把科幻作为假说，将会遗憾地发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总会带来新的问题。
台湾地区作家李琴峰的小说《出生意愿确认》，设想了一个胎儿有权拒绝出生的时代。胎儿在临产前必须按照规定接受“出生意愿确认”，只有同意出生的婴儿才能诞生，否则必须安排手术取消出生。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但它是否称得上进步，似乎连作者也不太确定。
规定的初衷是尊重胎儿的意愿，但是，这份意愿只能到临产前一个月才能确认。这意味着，如果胎儿拒绝出生，父母长达九个月的准备和期待将付之东流。胎儿根据通过电流传递给他们的生存难易指数做出决定，指数则是在孕期内，就社会的整体环境、伴侣双方的生活状况甚至经济地位等标准测定的。暂且不论这是否是一次优生的筛选和干预，这个搜集个体信息得到的指数，却只能代表平均概率。假设难易指数为96%，意思是有96%的胎儿将选择出生，并非分别针对各个胎儿所作的个人预测。另外，测试当天孕妇的心情、胎儿的状态等随机性都会影响胎儿的判断，并且一经决定就无法推翻。
彩华和佳织起初是这一规定的坚定支持者，彩华相信自己因为选择了出生而有动力翻越生活中的坎坷，而佳织始终认为父母不顾自己的意愿就将她生下来是种失职。但彼时，她们都还没有尝过被胎儿拒绝的滋味。当她们的孩子拒绝出生时，彩华突然理解了想要阻止她测试胎儿意愿的姐姐。姐姐出生在规定实施之前，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存在，她不希望彩华和自己一样经历无法生下孩子的痛苦，质疑意愿测试的准确性。许多和姐姐拥有共同经历的人，另一些偷偷把孩子强行生下来的人，以及哪怕只是为意愿测试忐忑不安的人，都在不懈地怀念着天然生育的好日子。通过在主角身边及社会上安插反对这项规定的声音，以及主角立场的改变，作者与读者同步审视着小说提出的概念，小说至此也掉入了这个概念的陷阱。这项规定没有真正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理解，更无法证实胎儿的自由意志。
还是格雷格·伊根，他的另一部短篇集《意识上传中》中收录的《尤金》，讲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却有确凿的意义。尤金是比尔和安吉拉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因为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比尔和安吉拉这对夫妇从事的数据录入员和柜台收银员的职业消亡了，他们勉强保住了工作，但微薄的收入使得生儿育女的计划一再搁浅。直到有一天，比尔延续多年的买彩票的习惯为他们赢下了四千七百万……他们雇用了一个最优秀的育儿专家库克。库克游说他们用这笔巨大的财富，参与他的超级婴儿计划，基因订制一个天才。从身高体形到音乐偏好，甚至个人隐私，事无巨细。库克的幌子是不能承担一点失败的风险，日益没落的世界需要这个孩子来拯救。
比尔和安吉拉为尤金尚不为人所知却即将实现的伟大成就感到隐约的不安，“基因能多大程度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一天，比尔和安吉拉开着电视机，突然电视广告淡出，一个八岁左右、眼神悲伤的男孩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安吉拉认出了他，尤金从未来而来，和父母交谈。比尔和安吉拉追问尤金对世界做出的贡献，那是逆转温室效应、结束了战争和饥荒还是发明了癌症的治疗方法？——尤金抹除了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消亡，把用来制造自己的巨款转入了一家慈善机构。比尔和安吉拉没有得到孩子，又过回了拮据的生活。而库克失去了他们这笔雄厚资金后，超级婴儿项目遭遇各种意外，无从继续。小说最后，格雷格写道，“库克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他曾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这正是尤金对父母所说的“自己不存在反而具有的更大意义”，一个拒绝出生的“人类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