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正在厦门大学讲学时，接到社里编辑发来的微信，说要举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5周年纪念活动，邀请我参加。我作为这套丛书曾经的参与者之一，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当即不加思索就答应了。活动在2023年12月5日举行，我乘4日的航班回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赶到活动所在地——问象艺术空间的颐和路展馆。到场的大都是出版社和学术界的熟人，尤其有年届八旬的周文彬先生，他是这套丛书的创始策划人，彼此相见自然感到十分亲切。座谈的形式颇为轻松，各位嘉宾从各自角度谈了这套丛书的缘起、意义和影响，我则从参与者的角度谈了一点自己的感想。会后撰写此文，既是为这次35周年纪念活动助力，也借此留下一点往事记忆，算是存史以惠后人。

接手丛书

我于2005年开始接替周文彬先生负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工作，从编辑统筹的角度讲，算是第二棒。当时这套丛书的出版生态环境（无论社内社外）已大为改善，出版的品种有时一年达十余种之多。2008年底，我们召开了丛书出版20周年的座谈会，反响很好。我随后写了一篇《孰为创新，何以坚持？》的长文，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文中所述的一些早期情况，我是向周文彬先生请教的，他作为丛书的创始策划人，前因后果最为清楚；另有一些是我与刘东先生的交往中听说的，他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一直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这套书疼爱有加，再琐碎的事也能记得十分清楚。他们二位也写了些回忆文字，与我所记的大致不差。倒是我在该文中划分的丛书发展的五个阶段之类，或许是犯了作史者之瘾。大概今之视古，或后之视今，皆不免如此，非理出个子丑寅卯不可。难为一些研究当代出版史的学者与学生，竟把我的那些说法当作重要资料，做了更多分析阐发。真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编辑的主动性”

我接手这套丛书的编辑统筹，与刘东的合作是极为融洽的。一是缘于同为南大哲学系系友之故，他是77级，我是80级，高攀一点可算是师兄弟关系。二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虽然他的学术方向主要是美学，而我的学术方向主要是佛学，但我们都爱涉猎不同领域的成果。三是他作为学者，虽然教学科研是主业，但长期浸润出版，称得上是个出版人；而我从事出版以来，一直负责学术图书的编辑，同时做些相关的研究，还算是个学界中人。有此因缘，共同的话题就多，沟通就十分顺畅。

那时因有E-mail，我与刘东的交流比之早时周老师多以纸信往复便捷得多。我记得有时与刘东的通信一天多达十余封，很多事情都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现在有了微信，交流自然更为方便，效率也会更高。不过以我的体会，编辑的“主动”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编辑疏于交流，就是天天面对，也难以把事情做好。这就是我在此次座谈会上所说的“编辑的主动性”问题。从周老师到我，后到王保顶，再到几位青年编辑，苏人社与刘东一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是此套丛书能够存续并不断壮大的一大原因。综观其他丛书或一些重大项目，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多半是与出版社编辑的主动性不够有关。

编辑（特别是统筹编辑）的“主动性”，当然不限于与主编的交流，还有更为宽泛的含义，那就是与学界的多方面接触。我接手这套丛书时，随着其影响越来越大，经常有不少学者推荐来书稿，大都是推荐给刘东的，但有不少是直接推荐到我这里的。来稿有各种途径，有些是海外的原作者自荐来的，有些是国内的专家推荐来的，还有些是译者主动投来的。原作者的自荐，是看重这套丛书的品牌，认为如能入选就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学方面的地位。专家的推荐大都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发现该书的学术价值，希望译介过来嘉惠学林。而译者的投稿，多半是基于个人学术兴趣，先行翻译起来的，往往对版权问题也是懵懵懂懂。我在负责这套丛书时，收到的来稿有二三十种之多，有不少来稿我觉得学术水准不够，就直接回绝了。有一些书稿我觉得很有价值，就发给刘东，最后商定纳入出版计划。这也是我们达成的默契，即无论我看中什么稿子，都会尊重丛书主编刘东，并由他做学术评判（有时他会进一步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而刘东选定的书目，也会即时发给我，由我在社选题会上论证出版的可行性（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觉得这种方法，能让丛书主编与出版社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当时直接推荐给我并最终纳入出版的有：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那是刘岳兵介绍来的；安国风的《欧几里得在中国》，那是由纪志刚通过江晓原介绍来的；胡司德的《中国古代的动物与灵异》，那是蓝旭通过倪培翔介绍来的；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那是徐有威介绍来的；雷金庆的《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是社里某位编辑介绍来的。前两年我还接到一本白欲晓推荐来的《通过儒家现代性而思》（毕游塞著），觉得很有价值，最终也出版了。

因书而结缘

周文彬老师提及，由于他创始策划了这套丛书，颇得学术界的尊重，也让他深感做编辑的自豪。我接手统筹这套丛书后，也时常获此隆遇，几乎在所有的学术场合（包括研究生答辩会），都会有人提到这套书，并向我表示敬意。不过，我总要特加说明的是，这套书的创始策划人不是我，我只是接力者，只能说“与有荣焉也”。如果说有什么更多收获的话，是让我结识了各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也让我拓展了学术视野。其中有几件事是印象颇深的。

大概是2006年，日本的滨下武志先生专程来社里拜访我，对我们翻译出版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表示感谢。我在凤凰台饭店的四楼请他喝了下午茶，聊了一个多小时。席间我谈到为出版他的这本书，刘东和译者高淑娟都比较纠结，因为其中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资料附录，一般读者不感兴趣，怕出版社考虑市场而不愿出版或删去附录部分，最后是我坚持全本出版的，而最后的市场反响还不错。滨下听了，既表感谢又解释道，他的这些史料都是辛辛苦苦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就是去各地收集史料，这次来南京也主要是到二档馆查史料，顺便来拜访。我对此肃然起敬，心想当初决定全本出版是正确的，如果仅出一个正文部分的节本，恐为学界所诟病，不便心生“腰斩红楼”之惧。

由此想到同样一本极为厚重的书，就是德国学者瓦格纳所著的《王弼〈老子注〉研究》，这是由瓦氏的三本书结集而成的。篇幅很大，而受众很小，社里当时对这本书的出版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我觉得这本书采用的解释学方法论，反映了德国学者严谨而独特的学术风格，对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力主出版。后来2009年我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译者杨立华先生正在海德堡大学访学，得知我的行程，专门请我吃了个饭。我叫他不必专程而来，他说这本书出版不易，在异国他乡与我相聚，更是别有意义。

美国的周锡瑞先生，我与他是早有邮件往来的，但直到2018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丛书出版30周年座谈会时，才得以相见。他见到我时，竟按着中国的习惯，一口一个称我为“府总”，说是我们为他购买了头等舱，让他免去旅途劳顿之苦，十分感谢！ 随后两天里，我与他聊了不少闲话。一是聊到我们给他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国内的学者时常会提到它，他说自己每次出席学术活动也总被人提起。二是说到现在的学生不爱看书，他说美国也是一样，所以现在都不想带学生了。那种夫子之忧的模样，颇觉得可爱。

除了海外的学者，国内的学者自然接触得更多，有些是这套丛书早期的译者，有些是我统筹时邀请的译者，有些完全是单纯喜欢此丛书而结缘的其他学者，这份名单要列起来有上百人之多。一些译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因为有过书信往来，只要一见面，就像故友相逢一样。还有些译者，成为了我们其他项目的合作者，与我本人亦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如今，这些译者都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所以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与我一样，既是这套丛书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出版的坚持与传承

这套丛书在10周年、15周年、20周年、30周年，再到此次35周年，都开过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许多专家在赞扬之余，也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对做好做大这套丛书大有帮助。我记得在20周年时，有一位书业界的朋友提过一个疑问，就是海外研究中最经典的图书大都已出，以后能否持久维持这种品质？我当时的回答是，这确实是个问题，要维持早期那样本本图书都具经典性恐怕难了，这套书力求做到与海外中国研究相同步，只要海外中国学界的步伐不停止，丛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15年，新出的品种有大几十种，虽然不见得本本如早期所选的那样好，但总体品质没有下降。其原因，一是拓展了选择的范围，如以前日本学界的著作选得少，现在注重发掘这座富矿了；二是西方中国学界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范式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时不时有优秀的著作面世。从出版社角度来讲，这些年的维护做得很好，接手的年轻编辑团队在装帧设计、新媒体营销等方面开动脑筋，大有“雏凤清于老凤声”之感，这是我们这些曾经的参与者所乐见的。

我常说，一项创新的事业有赖于韧性的“坚持”，这对于一套需要持续做下去的丛书来说，更是如此。而一个人的坚持如果化作一个团队的坚持，并且代代相传，那么就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

（本文作者为原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