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的“豪杰译”到五四的直译
虽然晚清与五四共同构成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但这两个时段的翻译却留给后人迥然相异的印象。一般认为晚清的译作不够忠实，译风随意，是“豪杰译”，而五四时期的翻译则以“忠实”“直译”“严谨”著称。这让人不由得思忖，两个紧邻时段的翻译，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晚清读者认为“味同嚼蜡”的直译本，五四的读者如何能“甘之如饴”？ 五四时期如何消解“直译”带来的陌生感？ 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一书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翻译风尚转变的奥秒，揭秘五四时期直译能够盛行的原因。
“豪杰译”的得名来源于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这本由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小说《两年假期》译为英文后，又由日本的森田翻译为日文《十五少年》，梁启超以日译本为底本译为中文。从法文到英文到日文再到中文，题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题名，小说的内容、体例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启超的译后语表明，这部法国的科幻小说已经变成纯粹的“中国说部体段”。因为这本书的“豪杰”题目，以及晚清译者们大刀阔斧对原文删、添、改的豪爽做派，“豪杰译”在后世成为描述晚清翻译的关键词。风水轮流转，晚清流行的豪杰译到了五四时期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译法，而与原文语言形式上更为对应的直译成为译者追捧的对象，即便有人抨击直译的文本行文生硬令人费解，也没能阻止翻译风尚由豪杰译向直译的转变。
从“不忠实”的豪杰译到“忠实”的直译，助力转变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是译（文）按（语）分离。这里所说的按语是广义的，既包括译者明确标注为“按（案）”的部分，还包括译本中作者、译者之外第三方的点评信息，同时也涵盖那些直接植入译文中，并非原文本身所携带的信息。这一部分隐性按语，有的带有译者添加痕迹，读者一看便知，还有一部分添加得了无痕迹，就像是原文中的信息一样。这些隐性按语，遭到后世研究者的不断诟病，不忠之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而起。而五四时期的译者要标举“忠实”，讲求译文与原文的对应关系。随意添加和删减原作信息，过度阐释等都不符合五四译者心目中对“忠实”“翻译”的要求。然而，但凡是翻译，又不可能游离于译者的理解和阐释之外，于是新概念应运而生，将译者的阐释、添加和删减信息合法化。
二是新概念的出现。和翻译相关的新概念，其命名有些依旧能看出与翻译的宗亲关系，而有些概念单从文字上已经看不出翻译的痕迹。由单一或多个外文文本整合，经由译者释义和加工而来的有“编译”“译述”“述译”“纪述”和“综述”，从这些命名可以看出，“译”“编”“述”“纪”在文本中是并存的；对于那些删减了原作信息，不能全文照译，只是截取原作一部分的作品，称为“节译”“摘译”“选译”“择译”；不是以原语文本为底本，经由英语、日语等转译的现象，也有了专门的名字叫“重译”；已有译者译过，后来的译者再次翻译产生的文本叫“复译”。这些概念的出现，将信息的添加、删除，对原文的改动、阐释、比附、格义等都合法化，这些在晚清的译作中被判定为越界的技法，在新概念的观照下，统统成为“正道”。正所谓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直译成为主潮流，如何消解直译带给读者的陌生感就成为五四译作要面对的最大挑战。除了如晚清一样借助按语、译者识等对难点及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外，从“翻译”中分离出来介于“译”与“作”之间“编译”“译述”等文本成为读者熟悉严肃译作的中介和缓冲，另有相关话题的译作、以创作的形式独立存在的相关文本也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一个译本产生的时候，周围已经是相关辅助文本的海洋。《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的研究发现：不但同类别的译作之间互为辅助信息，非文学译作、非译作，甚至广告都可能成为译作的辅助信息，共同消解直译带来的陌生感。
在晚清翻译文学中，辅助信息无论是由译者发出，还是由他人点评，多集中在同一文本中，甚至直接出现在译文的行文中，有时难以区分是原作中就有还是译者添加。五四时期则将遭受诟病的大量辅助信息转移到译本之外，谁发出的信息都有迹可循，清楚明白。至于转移到译本外的信息什么时间出现在哪本刊物或哪张报纸，或者是出现在哪位先生的讲座，出现在哪套丛书的广告，对读者来说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对于想要精准寻找目标的读者来说自然是不利的，就获取的便利程度而言自然是晚清更胜一筹。但这样分散的辅助信息在五四行之有效，原因在于辅助信息出现的形式多样、频率高、密度大、有叠加。
译按分离，辅助信息转移到译本外，导致读者不方便集中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直译还能蔚然成风，和五四时期的读者广泛阅读、热情参与是分不开的。这从诸如《新青年》的“通信”“读者论坛”栏目的繁荣可见一斑。叶挺、恽代英等都曾致信《新青年》，盛赞其给在黑暗中的青年带来曙光。读者探讨的问题也包括翻译，还有读者将自己的翻译习作寄给刊物，希望编辑能给予指导和评判。如果说，晚清被迫打开国门，读者开始面对和接受翻译作品的启蒙，那么到了五四时期，读者阅读外国文学的基础、能力已经非晚清能比，外加中国派出更多留学生的主动求取，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心态也愈加积极。可以说，翻译的盛世，是著者、译者和读者的共同造就的，直译能够在五四这个翻译盛世成为主流译法，也是著者、译者和读者共同造就的，是时代潮流裹挟、后浪推动前浪的必然结果。
鲁迅和周作人的译作《域外小说集》在晚清与五四的不同接受状况足以说明翻译方法的盛行并非译者一厢情愿的选择。周氏兄弟先知先觉践行直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域外小说集》在晚清问世，但两册仅售出四十余本。销行情况让准备“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周氏兄弟十分尴尬。这并非翻译方法与翻译质量本身的问题，而是勇敢地悖逆潮流、敢于不合时宜、不迎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的结果。晚清文学翻译的叙事模式、语言表达等仍以传统文学观念作为衡量标准，其短篇小说的选材也与晚清青睐的欧美长篇政治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等不相符，小说中悲天悯人、同情弱小的思想内容与时人的阅读心理相隔膜，其销行惨淡也在意料之中。因而，晚清时期的《域外小说集》只能作为先声而存在和蛰伏，直到五四有了适合它生存的土壤和温度。虽然鲁迅在五四时期再版序中谦虚地说“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但“词致朴讷”的《域外小说集》终究还是再版风行。相同的译者，相同的译本，在不同时代的接受程度竟是如此不同，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说的：直译成为主流的翻译方法是著者、译者、读者和时代潮流共同促成的，并非译者一厢情愿的选择。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中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斑马这种动物在历史上曾经被翻译为福鹿、花马等，每每出现，必花费笔墨描述斑马的外形。严复《天演论》中称其为“芝不拉”，除了将斑马描述为长斑纹的马，还用《汉书》中所说的“天马”比拟。而如今的译作，已经无需对斑马做任何描述，也无需用任何其他动物比拟，读者就能在脑海中出现斑马的形象，因为读者的接受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斑马已经是动物园中常见的动物。因而，离开时代背景，离开接受信息的具体环境，离开读者的需求和期待，孤立地谈翻译方法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