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翁垂教记犹新”：常任侠与鲁迅
鲁迅既通过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一批同时代人，也借助思想、作品和事迹间接滋养了许多后学，常任侠就是其中的代表。常任侠年幼时由家里订购的《申报》等媒介接触到了鲁迅，据他回忆：“《申报·自由谈》，我曾把他剪裁下来，合订成册，也保存了多年。”他与鲁迅并无交往，但推崇、敬爱鲁迅，也反证出了鲁迅所具有的广泛深久的影响力。
一
常任侠早年爱读林译小说，到南京求学后所阅愈广，“最爱会稽周树人兄弟，读新刊《呐喊》一书，感动至于泣下，自此始信新体之文，确胜于旧体也。且于周氏所译域外书，靡不深好，若爱罗先珂，若托尔斯泰，若杜斯退益夫斯基，若显克微支等，日日陈案头读之，对于昔之所学，遂扄箧笥矣。”他在回忆周作人时谈到：“记得是在二十年代初，我初到南京读书时，同乡宋秉铎兄，给我一本《呐喊》，一本《雨天的书》，使我热爱，不能释手。……这是我接触二周先生之始，虽然只是书本上的认识，已经使我入了迷，我从此到处搜求二周先生的著作，各种版本的，并且包括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也都在保存之列。当1937年的春天，战事将起，我把启明、鲁迅先生的翻译和著作的各种版本，成套的文艺杂志，共包装了三十多箱，运回故乡，在颍上东学村我的故居保存起来。”显然，他是周氏兄弟作品的忠实读者。
1931年，常任侠至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任教，承担的一项工作是早操后为学生讲故事，他第一次讲了《雕的心》，这是商务印书馆版《爱罗先珂童话集》的一篇，由鲁迅译成，“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虽然眼睛失明，他的心里却强烈地充满着光明的想望。他写出了《雕的心》，用一种散文诗的声音，歌唱出对于太阳的赞颂，渴望光明的赞歌。”他忆起过几件难忘之事，其一是常能读到鲁迅的作品，因为班上最小女学生许勉文的伯祖许寿裳“与鲁迅是至好，鲁迅出版新书，常常手校送给他家，辗转传到我的手中，同学们希望一读的，我也为他们介绍内容”。尽管鲁迅作品当时在南京是禁书，但常任侠坚持购买和阅读。
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常任侠留学日本，身处异域依然关注鲁迅及其著作，如1935年3月9日日记有记“在旧书店买得《蕗谷虹儿诗画集》一册，即朝花社鲁迅先生据以翻印者”；5月16日买《鲁迅全集》日译本一册。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常任侠有记：“闻鲁迅死，文坛失一巨人。”这个噩耗让他震惊，热泪涌出，“我们的国家正在风雨飘摇之际，也正是旧社会的没落和新兴的力量成长之际，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坚强战斗的领导者，来领导我们青年前进啊。”“东京的报纸和杂志，很快就刊出了哀悼和介绍鲁迅先生的文章，追悼会也很快就举行。我收集了不少篇这类文字，也为国内的报纸寄了稿件，暂时改变了我的心情。”10月26日，他见《帝国大学新闻》载郭沫若悼鲁迅文，乃喟叹自中学时代即受鲁迅影响极深，“读其译著各书，每夜深不倦，及研文学史，尤爱《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野草》散文诗集，亦极爱之。他如《工人绥惠略夫》《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则至今犹为中学生介绍也。鲁迅之死，损失极大，惟有继其忠于文学态度，继续努力。”当晚，他与王烈讨论了追悼鲁迅之事。11月4日，鲁迅追悼会在日华学会召开，常任侠到达时已近散会，“演说者有佐藤春夫及郭沫若君，报告者则有徐绍曾君等人”，他从供品中带走的菊花数日后灿然盛开，“久乃不败，殊异他花”。11月19日，他购得有鲁迅悼念特辑的十二月号《改造》一册，翻阅时禁不住哭了。之后，常任侠购入《鲁迅的死》一册，《文学案内》一册（有鲁迅追悼特辑），《努力》一册（有追悼鲁迅特辑）和用于放置鲁迅木刻画像的镜框。关于这些材料，他1938年有过说明：“又《SCRAP BOOK》两册，皆在日本时剪贴，内鲁迅遗书及逝世特刊为多，今皆不易得。”至晚年，常任侠撰有一批录述过往的纪事诗，如1971年吟成的《十九日闻鲁迅先生逝世，失一文坛巨人，为诗悼之》即记鲁迅逝世事：“冲霄闻呐喊，鲁迅是吾师。永世骨头硬，长吟华盖诗。穷追落水狗，狠斗法西斯。试听无声里，惊雷动地时。”“秋肃临天下，遥耗过海东。冰霜知节操，风雨念音容。黄浦腾潮汐，红旗护典型。感召文苑泪，瀛岛有哭声。”后有附语“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开追掉会于神田日华会馆，诗人郭沫若、郁达夫，日本文学家佐藤春夫等皆致悼辞。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略》，大学以为教本，学者闻其丧，多为陨涕。”
二
《战云纪事》是常任侠1937至1945年的日记集，录有他的日常生活、心灵变迁和社会活动等，其中遍布关涉鲁迅的信息，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关注鲁迅作品：购书、借书与读书
常任侠频繁记述购入、借阅鲁迅作品或涉鲁作品的经历，如1937年4月6日买了鲁迅捐资所刻的《百喻经》一册；4月12日购《朝花夕拾》一册。1938年2月12日，睡前读《鲁迅纪念集》；2月16日买鲁迅《死》一册，“系人盗印，错字甚多，可恶之至”；4月16日买《二心集》一册；4月26日夜读《且介亭文集》；5月3日买《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1939年6月13日，买《南风》“鲁迅追悼号”一册。
1940年的记录尤为详尽，如1月25日买《鲁迅研究》一册；2月6日买《鲁迅书简》一册，花费六元；2月27日买《古小说钩沉》一册；3月12日买《文艺阵地》“鲁迅纪念号”一册；5月6日买《回忆鲁迅及其他》一册；8月2日，高长虹来，约前去参加8月3日鲁迅六十生辰纪念；10月5日买《坟》一册；10月6日购《鲁迅论及其他》一册；10月8日夜读《坟·摩罗诗力说》；10月16日购《集外集》一册；10月19日购《二心集》一册；10月25日买《呐喊》一册，夜读《狂人日记》《不周山》《阿Q正传》各篇；11月12日，孙望带来《鲁迅全集》二册，借来备作小说班的参考文献；11月14日，陈思定从其处借走《坟》一册；11月16日买《新中国文艺丛刊》二期“鲁迅纪念号”一册；11月23日买《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花费三元；11月24日至孙望处，还《鲁迅全集》一册；12月19日买《故事新编》一册，21日买《华盖续集》一册。
又如1941年6月23日、24日，他夜读鲁迅译《死魂灵》，并评“此书极佳，译文亦极得神，令人不忍释手”；9月24日将《呐喊》借予他人；10月14日买《朝花夕拾》一册，未名社初印本，原价五角而实费五元。1942年4月5日，购得鲁迅浮雕石膏半身像一尊，二十五元；4月9日买《鲁迅先生二三事》；9月3日孙望来，将《鲁迅全集》一册归还。1943年2月21日，买《鲁迅批判》一册；9月6日，买《逸经》一册，内有鲁迅像；10月7日读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44年5月23日，至旧书铺，见鲁迅译《小约翰》等书，欲购而钱不足，不免感慨：“好书，无力买书，可为一叹。”1945年1月31日、2月1日，又读《中国小说史略》。
2、怀念鲁迅：纪念会或朗诵会
常任侠多次记述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的情景，如1939年10月19日上午八点，他赴小梁子亦园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演讲者有罗渠夫、陈绍禹、潘公展等，陈、潘针锋相对，有如舌战群儒也。”三十年后，他为此赋诗“迫念三周鲁迅翁，河山半壁战旗红。会中议论多讥谤，徒为敌人乱阵营。”
1940年10月9日，常任侠参加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筹备会，19日下午“赴文协取《鲁迅全集》第一册，因葛一虹、胡风等议欲在大会中请余诵《野草》中诗二章也。开会两小时后即结束。葛云因市党部禁止，由冯玉祥将军疏通，始准开两小时，且禁周恩来、沈钧儒等发言云。晚间，文协聚餐，请周、沈两人演说，以补日间之不足。”他后来成诗“迅翁垂教记犹新，呐喊洪声过四春。暗里须防赵家狗，磨牙乱吠逐‘狂人’。”附词记述这次会议由“二沈（钧儒、雁冰）主持，许寿裳作报告。余诵《征人口记》至‘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暴徒忽起，搞毁会场。雁冰告我：‘有人正在询你的住址。’会众皆散，余与张西曼出，后有尾随者来责难，历声呵斥后始去。”
1941年10月19日晚，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坐立俱无隙地，演说者有冯玉祥、曹靖华、孙伏园、郭沫若等”，常任侠朗诵了《立论》《这样的战士》两篇。
1943年10月19日，常任侠与沈钧儒、孙伏园、曹靖华、聂绀弩、冯雪峰等数十人在天官府举行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会，孙伏园在聚餐时讲了个故事：“鲁迅与章士钊兴讼，时平政院长汪大燮好论故书版本，鲁迅亦精于此，汪深知之。及诉状上，汪云：周树人精研国学，知识宏通，必为端方正直之人，章士钊留学西洋，沾染邪说，必为无文无君之人，周至理直宜也。鲁迅因此得胜诉。”常氏以为可资谐谑。
1944年10月19日下午，常任侠到百龄餐厅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与会者宋庆龄、沈钧儒、茅盾、孙伏园等百余人及苏联、美国友人数人，他朗诵了《狂人日记》中的一段，“会终为特务捣毁，令人甚为不怿。”次年10月19日下午，他与李铁民同赴白象街西南大厦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到者甚众，较之去年今日，与特务斗争情形，大不相同”。
常任侠也在其他场合展示过鲁迅作品，如1940年10月27日他到中苏文协参加诗歌会，朗诵了《复仇·二》。
3、解读鲁迅：授课、撰文或其他
常任侠长期为学生讲解鲁迅作品，如1937年10月31日上午为高二学生“讲‘鲁迅之治学精神’两小时。”11月2日讲了同样的议题。又如1940年11月18日下午“讲鲁迅《狂人日记》终了。”
常任侠写过哀悼鲁迅之文，其日记1938年2月9日记录：“写《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一稿。晚间送与王鲁彦，因其来人索稿也。”此文原载1938年2月12日长沙《抗战日报》，修改后又载于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259期，故1940年10月15日日记又有“写《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一稿”之言。作者表示鲁迅之死既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并回忆起了在东京翻开《读卖新闻》得知鲁迅去世消息时的震悸感，以及朝鲜文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考古学、史学教研室的熟人，文哲系的老师等莫不流下眼泪或者流露出悲戚。他谈到收集了《改造》《日本时论》等杂志登载的悼文，印出的鲁迅遗照和手迹的画报等；在上野某食屋吃饭时，翻检载有悼念鲁迅文字的杂志，热泪潸然，让侍女惊诧不已；到上野博物馆看汉代珍藏时想起鲁迅收藏墓志汉画，中国失去了一位整理文化遗产的学者。作者回忆了在神田日华学会举行追悼会的情景，如佐藤春夫的眼泪；报纸上对鲁迅的纪念各有特色，《读卖新闻》最奇特，为鲁迅加了亲日文学家的头衔，并转述秋田雨雀等人针锋相对的言论：“称鲁迅为亲日文学家，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家中，多是亲日的，他们对于日本良善的民众，非常亲密，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则非常厌恶”，由此总结鲁迅“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连锁”，他以全力促进中国文化，也想促进日本文化，后者在军阀压迫下窒息而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残杀起了爱好和平的中国民众。在共同哀悼鲁迅的两国人民的心中蕴蓄着反帝的正义，他们会继承先生的遗志和平地发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恒的友谊。
《战云纪事》尚有其他涉鲁信息，如常任侠称赞“鲁迅所印《北平笺谱》所收多时人名作，亦精美”。如1942年12月5日，他回访宋佳善，“告以对文艺界须以优礼相加，不能采关门主义”。“昔鲁迅先生，对总理即甚崇敬，蔡孑民、陈仪，皆其至友。如以优礼相加，则亦不至遁居沪上也。”如比较周氏兄弟，“读周作人著《欧洲文学史》一节，此君文字简雅有似乃兄鲁迅，今兄被誉为圣人，弟被骂为汉奸，相去何啻霄壤。但余爱读此书与中国小说史同，简要有体，非浅学所能及也”。
三
1949年后，常任侠日记仍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记载，如1949年7月26日他到访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10月19日赴西长安街国民大戏院参加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会。1950年10月19日，参与鲁迅逝世十四周年纪念。1951年6月10日，赴吴晓铃家，观其所购《鲁迅日记》，“印制甚美”；6月16日，借得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一册；7月8日，赴全国文联，将《故乡的梦》一诗稿费计67500元献捐鲁迅号飞机；10月18日，花6400元买鲁迅纪念邮票，12月9日从书贾处借得鲁迅译《艺术论》一种，12月10日读刊于《光明日报》的《鲁迅日记一部分的证据》；1952年2月29日，徐悲鸿还来鲁迅所印《海上述林》二册；4月5日，代表民盟至万安公墓祭扫烈士，特别提及韦素园墓由鲁迅书碑；4月27日，买鲁迅旧刻《百喻经》一册；5月16日读《鲁迅日记》第一册；9月19日，赴东安市场选购《译文》合订本八册，“《译文》为鲁迅先生手创而成，此杂志甚精美”，次日记录费750000元所购《译文》“杂志为鲁迅先生所经营创办，选稿甚精到”；9月26日至鼎古斋取得鲁迅印《死魂灵百图》等书六册，9月30日在东安市场买《时代》期刊鲁迅纪念号一册。
常任侠多次忆及对鲁迅的推崇和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他会与人讨论和聊起鲁迅，如1975年3月2日他去拜访茅盾，听闻了《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过，“远在1938年时，纪念鲁迅，并为许广平取得稿费，作为生活之资，因是积极筹备，由王士菁、杨霁云等负责收集文稿，其经费则由黄慕兰女士周转千元，得以付印。《鲁迅全集》预约定户，其红布面者，每部百元，兼具赞助之意。此集收稿不完备，校对亦不精。近来新版，即以此为底本重排。云另有大字线装本，价颇昂，专供老人之用。”如1976年6月6日他致信李何林，“闻知调京主持鲁迅博物馆，深幸得人。曾赴鲁迅博物馆拜访，云住皇城根二号，通电话询问会见时间，则云开会甚忙，亦未便因私人的访谈，有妨公务。我想在工作时间外，到你住处一晤，以一倾渴念。”接着谈及鲁迅逝世时自己搜集悼文、刊发纪念文等事，表示“闻历史博物馆展览鲁迅先生文物，当往一观”。1981年4月1日，他致函李何林，声明受人所托拟请其撰文，“关于鲁迅的研究，任何方面皆可，可以自抒己见，不受他人影响。此杂志系宋庆龄先生发起，宋与鲁迅为至友，吾兄持论，有独立见解，可以畅所欲言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任侠撰有近十首涉及鲁迅之诗，除了前面提及的还有《宋振寰学兄赠鲁迅〈呐喊〉》《鲁迅先生》等，表达了对鲁迅的无尽怀念、对其精神的崇扬和对未来一代的期许。
常任侠撰有讨论鲁迅与艺术之关系的论文，早在40年代就有过思考，据1941年10月16日日记，他将所撰《鲁迅与考古艺术》托胡兰畦转交姚蓬子。他在致李何林信中说到：“在重庆时，每年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常写一篇文字，记得曾写过《鲁迅先生与艺术考古学》等文，曾于抗日战争时在《新蜀报》发表。”在致彭燕郊信中，他再次提及：“您寄来的我过去所发表的《鲁迅与艺术考古》，我早失去了，非常感谢。我现有更多的材料，可将此文扩充四倍以上，将来您需要，可寄您看。”此文即其文集第一卷收录、根据手稿整理的《鲁迅与艺术考古学》。他指出鲁迅对艺术考古学的兴趣保持不衰，留下的业绩、收集的材料和刊布的言论“非常可贵”：鲁迅早年精于校勘、辑逸、搜编，承继了清代历史考古学的优点，与这些学者重文字之法不同，他又开创了中国考古的艺术形制学，集了批量的刻画、造像和拓本，他具有卓越的识别力，鉴别考证精到；鲁迅精于书籍装帧，设计的书册十分可爱，毛边书也由他倡行，他作的插画非同一般，审美识见超人；鲁迅译过苏联、日本的代表性艺术理论著作；鲁迅对中国古代艺术有独见，通过物质证明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玩古董者异趣，符合艺术考古学的轨范。在此基础上，常任侠完成了长文《鲁迅对考古艺术的贡献》，指出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艺术考古上的精辟意见、辛勤劳动和光辉成就同样值得学习。鲁迅自小爱好书籍、中意描画，且绝不盲从，从少年时代就培育了良好的艺术修养；在教育部工作时，他力主增加艺术教育，得到蔡元培支持，第一次在中国教育史上倡导美育，成了开路先导；他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考订，搜集了不少汉画、墓志、造像和文字拓本，有助于研究古人的生活和古代历史的发展；鲁迅主张剥伪存真，由表及里，理清社会发展的本质，负起责任以免青年一代少受蒙骗；鲁迅著作、编写的目录可以指示我们如何整理国故，他一点一滴积累的资料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具有唯物史观的学者，鲁迅依据现存物质进行推断、分析，绝不向壁虚造；鲁迅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古为今用，着眼于现实社会，有明确的目的；鲁迅的艺术考古学研究独具只眼、与众不同；鲁迅循循善诱、孜孜不倦地培养下一代艺术工作者，将搜集的资料供给他们观摩，无私奉献，又对部分材料加以梳考，以正视听，提供了学术典范，他常组织或光顾画展、木刻展，为年轻艺术家写序或提供有效的指导意见，促成了他们的成长；鲁迅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建设尽了宝贵的力量，译了几种有指导作用的外国作品。比较而言，此文既有承续也有拓展，提供了许多鲜活的例子和鲁迅本人的叙述片段或话语加以佐证，增强了说服力。
四
显然，鲁迅是常任侠日常阅读和写作、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常涉的对象，出现的频度极高，由此见出一位知识人对于本民族具有铮铮铁骨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英雄的推崇和敬爱，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优秀的文化基因得到延续并沉积下来，共同建构起了全民族新的、有价值的存在和展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