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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喜儒:巴金物语
来源:北京晚报 | 陈喜儒  2024年03月04日08:36

1980年4月,我随巴金、冰心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虽然根据当时的规定,出国的代表团有二百元礼品费,但全团十二个人要在日本访问十七天,会见各界巨擘翘楚,这点礼品费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我写信、打电话,请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准备些礼品,届时统一调配使用。

巴老从上海带来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大家的十几幅画作,均已装裱好,还配了锦盒。不说别的,光是那些锦盒,就不会少于二百元!中国作协的领导说,巴老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这些画都是巴老请人画的,他肯定要答谢,咱们帮不上忙,但装裱和锦盒的费用应该报销。我和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说了好几次报销的事,但巴老坚持自己承担这笔费用。

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长崎回到上海后,巴老又自掏腰包,在静安宾馆为大家饯行。当时摆了两桌,年长者一桌,我、李小林、冰心的女儿吴青等坐在另一桌。宴会开始后,巴老起身,颤颤巍巍地举着一杯葡萄酒慢慢朝我走过来,对我说:“小陈,全团你最辛苦,谢谢你。”我万万没想到巴老会特意给我这个随行的无名小翻译敬酒,不禁百感交集,平日滴酒不沾的我,一仰脖,把一杯葡萄酒全灌下去了。

说句老实话,当翻译是个苦差事。外行人肯定以为翻译西装革履出入高级酒店宾馆、跟在政要名人身后风光无限,殊不知每场活动都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都是对译者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政治素质、反应速度、表达能力以至于精力、体力、脑力和心理承受力的全面考验。这里头的苦、累、难自不必说,个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我也想过换一种活法,但自幼对文学的喜爱,又使我难分难舍、挂肚牵肠。

在纠结与彷徨中,我有幸在巴老身边工作,亲身感受巴老对翻译的重视、关怀和尊重。仿佛是拨云见日,我豁然开朗,不仅找到了前行的方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更找到了“此生足矣,夫复何求”的职业荣誉感。

1980年11月,日本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应中国作协的邀请访华。11月3日上午,巴老在寓所会见山崎,并且接受了她的采访。将山崎送走后,我和上海作协的李楚成、徐钤于11月4日下午去看巴老。

由于陪外宾见巴老时要负责翻译,我没机会与巴老聊天,所以每次送走外宾后再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坐,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几成定例,我戏称为“开小灶”。

按下门铃,等了一小会儿,我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大门一侧的小门慢慢打开,巴老站在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昨天会见山崎时,他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脚踏黑色皮鞋;虽然中山装是新的,但不像高级毛料,更像混纺或化纤之类,板正、挺括得有些生硬。今天,巴老脱下“礼服”,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蹬白色塑料底、黑布面的懒汉鞋。这双鞋不知穿了多久,相当破旧,前面还有一排洞,大脚趾的那个地方洞最大,可以隐约看到脚趾尖。或许巴老觉得这双鞋穿着舒服,还能再穿一阵子,就没扔掉,但只对“内”不对“外”,怕影响不好。

我对巴老说:“巴老,我明天回北京了,来向您道别。北京那边有没有什么事情?”

巴老说:“意大利作家代表团要来,我不想见了。最近身体不好,总感冒、咳嗽,气管也不好,事情又多。”

我想起往事:“春天去日本时,您的身体、精神都很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巴老自己也疑惑:“从瑞士回来时身体也很好,就是这阵子,不知怎么了。”

我向巴老汇报:“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报上,我看到您和井上靖的合影。”

巴老说:“那是他到上海,我去饭店看他时拍的。中国笔会成立了,至今没有什么活动,牌子挂出去了门却关着,这样不好。清水正夫说要来,来了没有?”

我答:“还没有。听说他要与美国合拍史沫特莱的《朱德传》。”

巴老问我:“我的近作第二集给你没有?”

“没有。”

“那我送给你。”

巴老从楼上拿了《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扉页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他问我还要什么书:“什么书都可以,我给你寄。”

我一时想不起来,就顺口说了《家》,我小时候读过这本书。巴老说:“好的,我给你寄。”

巴老像往常一样,把我们送出大门,挥手告别。

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巴老亲自打包寄来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 八○.二.二一”。后面的日期写错了,应该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1984年5月9日,我和徐钤随巴老赴日本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东京大会。巴老是大会特邀的荣誉嘉宾,由东道主负担他和李小林的国际往返旅费及在日期间的食宿费、交通费。我和徐钤是随行人员,也跟着沾了光,所住房间虽然没有客厅,但面积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大会发给巴老和李小林的餐券面额为每天两万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两千元,即使在物价水平居日本之首的东京,也相当于普通市民半个月的伙食费。巴老和李小林邀我和徐钤一起吃饭,这样既能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又能聊天,一举两得。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以苏菜、浙菜、粤菜为主,菜品多,可以随便点,味道不亚于国内的名厨。我本是饕餮之徒,若在平时,肯定风卷残云,一饱口福,但因行前忙于各项准备工作,着急上火,浑身酸痛,还有点儿发烧,面对美馔珍馐,食欲不佳,如蜻蜓点水。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都吃不完,很惋惜,鼓励我:“我年轻时,家里的剩饭剩菜都由我打扫,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我实在是没有胃口,吃不下去,每顿饭都剩不少。后来,我们就不再按餐券的面额点菜了,以清淡的菜品为主,能吃多少就点多少,有时干脆来碗清汤面,基本上做到了不剩或少剩。虽然实际花费不到餐券面额的一半,让饭店老板占了便宜,但总比铺张浪费要好。

当时,巴老住在我们隔壁一个带客厅的套间,套间的面积大,灯也多,我数了数,总共二十九盏。每次有活动需要外出,我们会提前十分钟到巴老的房间,巴老早已穿戴完毕,领带打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亮亮晶晶,他坐在沙发上或床头闭目养神,手杖就放在身旁。离开房间时,他总要仔细检查一遍,看灯、电视、音响等是否关好。有一次他已经把房门锁好,但不知想起什么,又慢慢走回去,打开房门。我以为他忘拿了什么东西,原来他要把写字台上的灯关掉。省电、省水、省菜、省粮,即使在国外,不用巴老花一分钱,他也一丝不苟,须臾不忘……

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信纸和信封都不同。其中两封信的信纸虽然泛黄发脆,但毕竟是整张的,第三封信用的是大半张绿格稿纸。仔细看,这是一张四百字的竖写稿纸,不知是写错了还是有别的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块,也许巴老觉得这张稿纸还能用,扔掉太可惜,就用它给我写了封信。

其实巴老写作用的稿纸,也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比如写《随想录》(见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时,他就用了“收获社”“我的稿纸”“外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上海人民出版社”“杭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本馆”“人民文学”“杭州市文协”“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多家单位的稿纸。我问李小林:“‘我的稿纸’(香港上海书局监制)是巴老自己印的吗?”她说那是巴老给香港写稿时人家送的。倒是1946年写《寒夜》(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寒夜:手稿珍藏本》)时用的稿纸比较整齐,仅有“波文稿纸20×20互生书店印制”“上海求益书社精制20×20求益稿纸”两种。

巴老题词也不讲究笔墨纸张,他心里应该是惦记着这件事,突然想到一句话,自觉满意,就随手抓起一张纸记下来。

记得1984年初筹备中国出席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时,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约请巴金、冰心、艾青、艾芜、丁玲、公木、林林、草明、杨沫、冯牧等四十余位著名作家写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上发表。二、在《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上组织翻译、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说。三、给全国的相关出版社发函,索要历年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在大会会场举办小型展览,展示我国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成果,以扩大影响,营造气氛。

当时有人提议请巴老、冰心、艾青、林林题词,将其印在《日本文学》“祝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召开”的专号上以壮声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请示后分别给四位老人家写信求题词。巴老的题词似乎来得最早,用的是一张二十厘米长、十厘米宽的横格白纸,看样子是从笔记本上裁下来的,他用钢笔横书:“我期望东京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那期《日本文学》名家荟萃、诗文并茂、异彩纷呈,受到中日两国作家的欢迎和赞扬,成为中国笔会代表团的礼品书。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现代文学馆。他说:“文学馆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他不仅提议、呼吁、号召,而且身体力行,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款捐书。他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十五万元,占当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他还表示今后要把所有著译的稿费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1989年4月,《随想录》日文版的译者石上韶病故后,石上韶的妻子带着《随想录》的全部版税一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七万元)专程来上海华东医院面呈巴老,巴老当场把这笔版税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

1990年,巴老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为五百万日元。他把这笔奖金分成两份,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三百万日元,捐给上海文学基金会两百万日元。

除了鼎力支持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巴老也十分关心教育事业的情况,以不留名、不宣传、不报道为前提条件,请人代他二十七次为上海的希望工程捐款,共计五十六万元。

巴老一生捐了多少钱,可能是一本糊涂账,没人说得清,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作家,他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来得不易,也有限。他终生的积蓄,可能远不如时下顶流演员出演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酬劳多,但为公益事业,他甘愿慷慨解囊。

这位自奉甚薄的老人,恰如鲁迅先生自况: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