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傲然开放的《山花》
1979年1月，已与读者阔别14个寒暑的《山花》这一刊名，迎来了它的新蕾，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支在高原上傲然开出的《山花》杂志，迄今已经怒放70多年，它在黔岭的地域上奉献着自己的点点滴滴。
《山花》前记
1949年11月，贵阳获得解放。11月28日，《新黔日报》正式创刊。除忠实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外，还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1950年1月17日，《新黔日报》创办了最早的一个副刊《新黔副刊》。该副刊通过不同形式，回答群众提出的各种疑问，既循循善诱，又深入浅出。这个文艺副刊就是后来改刊更名《山花》最早的前身。1950年8月1日，脱胎于《新黔副刊》（后更名为《新黔园地》）的16开本的《贵州文艺》月刊正式创刊。
《贵州文艺》的创办是贵州新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创刊号上刊发了骞先艾的《春耕》，邢立斌的《进情》等小说，还有薫宇的《关于〈下流话〉》，萧家驹的《略论〈土嗓子〉与〈洋嗓子〉》，陈廷瓒的《大众文艺的语言问题》等评论文章，以及目北的《楞寨剿匪记》，洪茵的《半边桥》等诗作。如上作品说明贵阳作家的艺术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有长足的进步。很多作家把自己亲身参加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工作时的见闻写成了小说或其他文体。
初期主持《贵州文艺》编辑工作的老一辈贵州文坛名人以蹇先艾、邢立斌、劳郭等人为首，他们始终秉承着对文学的热爱、精心地呵护着《贵州文艺》的成长，为黔岭高原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1957年1月16日由《贵州文艺》更名而来的《山花》月刊面世。该刊突出“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1965年1月停刊，1972年5月恢复《贵州文艺》刊名出版，1978年12月出版停刊号，完成了这一刊名的历史使命。
恢复《山花》刊名——为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放声高歌
1978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利好，当时贵州省领导文艺的一些同志，就主张把《山花》这个名称恢复起来。
1979年1月，已与读者阔别14个寒暑的《山花》这一刊名，迎来了它的新蕾，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如果说，以往的《山花》和《贵州文艺》，曾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擂响战鼓，也在成长的道路上，由于栉风沐雨，有过偏差和迷惘，那么，恢复《山花》这一刊名后，将更加坚定前进的步伐，为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放声高歌。
恢复《山花》刊名后，这一阶段主要以贵州本土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的刊发为主，也兼及翻译作品和影视剧本，但由于刊物的特色不鲜明，影响有限，很难在全国范围激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刊物陷入了自我封闭状态，将自己局限在“地方性”的狭隘天地之中，因此便沉寂在诸多省级文学刊物中。
其时，《山花》始终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保持着优良传统。该刊常设的“黔地逸闻”“作家摇篮”栏目，具有一定的特色，有时责任编辑或主编亲自上阵，撰写评论予以推介。“青年作家笔谈”（1984年第一期）、“献给国际青年年小说专号”（1985年第七期）、“青年评论家小辑”（1988年第七期）、“大学生之页”（1988年第七期）、“青年作品专辑”（1988年第十一期）、“贵州青年作者作品专号”（1992年第二期）和“中学生之页”（1993年第九期）等专栏和专辑，对当地青年作者的成长，开掘他们的创作潜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进入新时期这一阶段，以何士光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为起点，贵州文坛在国内具有较高影响的作品开始呈现出来，如李发模的长篇叙事诗《呼声》，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李宽定的《良家妇女》《姐夫》，张克的《大地英杰》，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等短篇小说。其中，《公路从门前过》（原刊于《山花》1983年第七期，原题为《一个甜美的梦》，《小说选刊》1983年第十期转载时改名）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彼时的《山花》是那个时期大多数贵州作家的起跑线，叶辛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剧本《火娃》和李宽定的《姐夫》等一大批处女作在《山花》刊出后，使这片多民族土地上的贵州文学顿时在国内繁荣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贵州作家在文学创造上注重现实性写作，从以上作品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来看，是新时期贵州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虽然这些作家的作品几乎都发表在京沪等中心城市的期刊上，从而进入全国读者的视野。诸如何士光的 作 品，他 在 1980、1982、1985-1986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但是，叶辛、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等是贵州作家代表，他们的成长与《山花》及老一辈《山花》工作者的勤劳培育是分不开的。叶辛早在蹇先艾主编《贵州文艺》时就与杂志有着密切而极为友好的合作关系，最终成就了他在这片民风富饶的土地上为创作《蹉跎岁月》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同样，深受蹇先艾影响的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贵州本土作家何士光，以贵州社会现实和文化为素材的创作风格延续了《水葬》般的写实技巧，同时也开拓了《乡场上》等较为丰富的农村题材作品。
《山花》的改版——突破传统的办刊模式
进入90年代，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逐步开放时代背景下，文学刊物面对转型大潮的袭来，力求突破传统的办刊模式。
1994年何锐开始主持《山花》的编辑工作。当年第5期，《山花》杂志就进行了全方位的改版，办刊思路由以往的“贵州作者的阵地”，调整为“不仅要做贵州的山花，更要做中国的山花”。在何锐的编辑思路里，紧紧地抓住了两点来建设《山花》：一是发展、团结自己的新锐作者群体；另外就是通过新的栏目设置，给这些新锐作者群以独特的命名。何锐进行了栏目策划的大胆革新和对文学发展的动向观察，有效地把当时正在茁壮成长的一大批文学新势力变成了《山花》的作者群落。迅即成为国内文学期刊中的名刊，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被誉为文学期刊中的“四小名旦”。
改版初期，新设置了“名家新作”（刊发了刘心武、李国文、叶文玲、林斤澜、毕淑敏、范小青、何士光、迟子建等名家短篇小说），“先锋论坛”（刊发了陈超、王干、张颐武、晓华、汪政的评论作品），“山外山”栏目，邀请王干特别主持，当年先后发表了叶兆言、朱苏进、朱文、海男、鲁羊、北村、苏童、戈麦等作家的作品。同年第九期又新增设了“文化与文学”栏目（刊发了韦兴儒、胡宗健、洪治纲等作家的作品），可以说这些栏目都是《山花》试图打破地域限制的意识体现，积极与中心省市的文学刊物保持对话和交流，从而形成持续的互动，从封闭走向开放。
1995年，《山花》与《钟山》《大家》《作家》等刊物联袂推出“联网四重奏”，在全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新浪潮。
通过“联网四重奏”的声名鹊起，《山花》开始为新的实力派作家的崛起推波助澜，将刊物的重心转向了培养跨世纪新人的目标，并与国内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建立了平等互利的协作关系。在随后的栏目中又增设了“跨世纪星群”和“跨世纪十二家”（推出了迟子建、毕飞宇、朱文、韩东、李洱、东西、李冯、徐坤、刁斗、李大卫、鲁羊、许辉等人的作品），为《山花》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文化定位，这些体现编辑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品牌栏目，赢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1995年开设的品牌栏目“三叶草”，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意在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同时也探讨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相互促动的文体可能性。随后，作家张炜、北村、潘军、虹影、韩东、海男、邹静之、吴晨骏、何小竹等纷纷加盟该栏目。
1997年第7期开设的“文本内外”栏目，将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创作谈同时发表，让读者在阅读时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有更好的参照和理解，从而综合了作者、编辑和读者三方的互动性，实现写、编、读的三方互动。同年增设的“大视野”（推出程光炜、葛红兵、王岳川、西渡、王光明、王一川、荒林、谢有顺）和1998年设置的“前沿学人”（先后登场的有王岳川、陈晓明、陈思和、南帆、王一川、王宁、陶东风、吴炫、戴锦华、程光炜、王光明、唐晓渡等批评家）、“文体实验室”等栏目，专门发表国内中青年学人视野宏阔、富有创见、对文学新动向进行敏锐把握的学术文章，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尽管这些栏目和当年文坛猛吹的“跨文体”风一脉相承，但栏目的模糊化设置和编辑对文体的诗性的偏重，总算没有像其他一些期刊那样，一味推举那些将不同文体元素进行平面化拼贴与混合的粗劣作品。
1999年第1期至2001年开设的“自由撰稿人”栏目（刊有北村、林白、虹影、潘军、韩东、朱文、李冯等人的作品），诸多自由撰稿人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多版面得以刊发。体现出这些作者对文学生态思考的背景文字，并力图凸显这些职业写手与体制内作家的复杂关联，在关注其独立品格的同时也展现“自由”面具背后的不自由。2001年设置了“域外选家”栏目，发表了海外研究者推崇的汉语作家的新作，还刊发部分海外学者的有关评论，这样的互动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山花》誓将打破长久以来受限于地域束缚的决心和态度。
此外，专门推介青年作家作品的栏目还有1995-1997年的“新人新作”；1997年的“贵州青年作者小辑”；1998年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和2000年以后设定的“都市镜像”“小说家自荐”“先锋时刻”“起跑与冲刺”等栏目。
1999年《山花》开始将“美术作品”与文学作品相整合，宣称“融文学精品与前卫美术于一炉”。这一策划举动，凸显出综合文学期刊与相邻艺术门类亦有直接的内在联系，探索出文学主体和前卫美术的“互文性”的共通效应。通览上世纪《山花》的外观设计，该刊的“双重文本”（即纯文学文本和视觉艺术文本）的风格是值得认可的。
《山花》以纯文学和先锋文学为办刊理念，在当代文学期刊界树立起独有的风格，也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为与作家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联系以及为刊物带来新的作者资源，他们又精心策划了一些新颖的栏目名，这些名，有些具有一定的创意，比如“三叶草”“跨世纪十二家”，带有刊物自身的价值判断，策划意识和价值标举二者并重，在作家和读者中容易引起重视。现任主编李寂荡说:“目前《山花》在栏目设置上也有更新和拓展，就目前推出的‘七零后VS八零后’栏目，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新生代作家，成为年轻作家展示才华的舞台。”
多年来，《山花》刊发的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及各种年选本选载1000余篇。2004年起向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和国内100名博导、100名博士赠送，在汉语言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山花》刊发的作品，如孙惠芬的《天河洗浴》，范小青的《我们的生活像战斗诗篇》《城乡简史》，王棵的《海戒》，麦家的《让蒙面人说话》（中篇）等，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文学界重要奖项。不少作品被翻译到日本、美国、德国。川妮的中篇小说《哪一种爱不疼》还由诗琳通公主译介到泰国。多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百强期刊”，自2005年起连续多年被评为“中文期刊网络阅读全球排行前100名杂志”。
《山花》历任主编有蹇先艾、邢立斌、劳郭、胡维汉、叶辛、文志强、何士光、何锐、李寂荡等。现任主编李寂荡上任后说：“至少在我的任内，我会秉承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我会延续纯文学的办刊理念。文学刊物不能培养作家，但能扶持和推举作家，为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贵州的文学刊物相继转型，《山花》仍然坚持文学理想，成为贵州当前唯一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代表一种高度和标尺。《山花》虽然显得很孤立，但依旧是判断文学价值的严肃标准。”
现今的《山花》在全国期刊界是值得尊重和赞叹的。李寂荡又说:“因为《山花》，我可以骄傲地说，贵州有一份优秀的杂志，其影响力和形象已经成为贵州省一张文化名片。刊物通过这种影响力，从另一个方面塑造了‘多彩贵州’的形象，宣传了贵州，很多人没来过贵州，可以通过《山花》杂志，认识贵州，了解贵州文化建设的成就。”
这支在高原上傲然开出的《山花》杂志，迄今已经怒放70多年，它在黔岭的地域上奉献着自己的点点滴滴。作为一名从事报刊史的研究人员，致力对《山花》杂志不同时期的创刊号作一次全方面的解读，对杂志过去的艰辛、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作一个全方位研究，让大家了解贵州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因为《山花》自创刊以来，见证了中国文学史走过的一段岁月，在这边缘的地域内始终坚持为中国文学驻守着那片神圣的净土，并在当代文学世界里留下来鲜明的文化足迹。
（作者系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长，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