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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记》是由晚清才女汪藕裳所撰长篇弹词。我馆馆藏有清抄四十四回本，近又新获六十四卷清抄本一种。兹为文简述其文献价值。

汪藕裳（1832—1903），名蕖，字藕裳，号都梁女史，安徽泗州盱眙县（今属江苏）人。藕裳出身官宦大家，自幼受父亲诲，通文史。约同治三年（1864）开始创作《子虚记》，至光绪九年（1883）历廿载完稿。原拟付梓，终未克成。临终前，将《子虚记》手稿托付外孙女，五代流转，最后捐赠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2014年由中华书局据稿本出版。

《子虚记》以文玉粦为主线，裴云为次主线，以尚、乔、韩、孙等各府姻戚友僚为副线。前半部写军国大事，钱塘文仲明有振粦、玉粦二子，族侄兆麟，义子杨蕙林。玉粦未及冠即中探花，放江苏学政。皇帝出巡金陵，镇南王刘雄谋反，玉粦领兵勤王，继又征剿唐葆祚兵叛，回朝除奸权佞臣。同时，湘阴赵元有女湘仙，屡遭继母严氏毒手，扮男装出逃，为裴嘉澍所救并收为义子，改名裴云。赴科试，点状元，代天巡狩，任满回朝。此时内忧外患皆平，玉粦、裴云同朝为官，各功臣联姻。弹词后半部，以众府闺阁情事为要，述荣华场中各家忧喜。裴云收场较早，以舅氏严寿曾获罪，继母往裴府求情，认出湘仙，其父上告朝廷。裴云不愿恢复女儿身份，三日心死身亡。其余各人结局一一总结于末卷。

《子虚记》未经刊刻，今存各本，根据情节大致可分为繁本、简本两类。繁本六十四或六十三卷，六十四卷以稿本为代表，周良《弹词经眼录》著录南京图书馆藏六十三卷本。简本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清抄本（馆藏本）四十四回等。简本较繁本少若干情节线，所缺相关情节主要集中在稿本卷三十二、馆藏本三十三回以后。与繁简情节相应，分卷（回）及卷（回）目情况，馆藏本前三十三回与稿本前三十二卷大致一一对应，后十一回对应后三十二卷。

捐赠本六十四卷，属繁本系统，文字内容与稿本大致相同。取与稿本（据中华书局本）、馆藏本进行比对，发现捐赠本对揭示简本与繁本、馆藏本与稿本文本关系等方面均具价值。

唱词、说白异文

经检，馆藏本一般只在情节有繁简差异时才产生大量异文，且此类情节性异文的相关衔接字句仍保持较高一致性，因取繁、简本情节差异较小的前半部分为主要比对对象。三本唱白异文以捐赠本与馆藏本较为接近。如裴嘉澍欲收赵湘仙为义子，捐赠本：“郎君勿怪我荒唐。湘仙听了裴公语，低首心中暗忖量。”“（白）裴公如此说法，岂非使我进退两难。惟他既看不出我是女扮男装，姑借在此作安身之处便了。”馆藏本：“郎君勿怪我荒唐。湘仙听了裴公话，低首心中暗忖量。”“（白）也罢。我正然进退两难，他既看不出我为女子，就在此作安身之处了。”二本唱白相近。稿本：“问郎君可愿认爹娘。湘仙听了裴公语，低首心中自忖量。我道男儿充不得，旁人自要识行藏。既然对面难分辨，休得推辞欠主张。借此入都寻见父，免穷途进退只彷徨。”不仅全作唱词，文意也略有差异。

又如文玉粦提兵战刘雄，捐赠本、馆藏本刘营将领：“于时传令诸营将，各把营盘守备严。然后徐将身下榻……”稿本：“于时传令诸营将，各把营盘守备严。一介书生无足畏，料其首领不能全。消停待我亲身战，定灭这，无识无知恶青年。说罢徐徐身下榻……”稿本所多唱词为将领口气，因此下句接“说罢”。捐赠、馆藏二本无此，“然后”正可顺接“传令”，可知二本并非脱文，确是一致的异文。

再如文仲明初遇杨蕙林，捐赠本：“想完又叫杨公子，岂可轻将学业疏。愧我粗粗成进士，能否拜我为门徒。（白）若还公子不能延师，我不揣冒昧，愿与公子为师。明日请到舍下读书，与我两小儿伴读。未知意下如何？”馆藏本作：“想完又叫杨公子，岂可轻将学业疏。（白）若果无处延请先生，我不揣冒昧，愿与公子为师，明日请到舍下读书。”稿本：“想完便叫杨公子，须知道，学不成名岂丈夫？浪荡闲游非了局，要延师莫虑少青蚨。（白）我不揣冒昧，愿与公子为师，明日到舍下读书便了。”异文不仅体现馆藏捐赠、馆藏二本相近，并进一步呈现捐赠本—馆藏本—稿本的变化方向。    

此外，捐赠、馆藏二本对于年龄、纪年等数都较具体，而稿本表述较模糊。如捐赠本、馆藏本“长到如今十七秋”“十八之年”“年才十六”，稿本作“长大如今虽成人”“风华正茂”“年纪轻轻”等。

分卷（回）、卷（回）目异文

馆藏本分回、回目，异文主要由繁简情节导致，前半部分与稿本大体相同。但馆藏本第四回“宴功臣御屏隔座，选佳婿宝剑联姻”，稿本不单独成卷，因此第五回至三十三回依次较稿本卷数加一。捐赠本与馆藏本同样多分“宴功臣御屏隔座，选佳婿玉佩联姻”一卷。三本事文同，玉佩为文府定聘之物，宝剑为萧府回礼，周良著录南图本亦作“玉佩”。捐赠本另两处与稿本、馆藏本都不同的卷目“偕伉俪元臣婚女伯，效于飞宰相娶中书”“吟艳句梁永遣闷愁，上弹章裴云舒小愤”，亦同见于南图本卷目。此外，捐赠本卷二十三、馆藏本二十三回、稿本卷二十二，三本情节同，捐赠本卷目“游西湖五姓约同行，赏功臣圣主还帝都”，稿本、馆藏本都作“乔将军山庄受辱，明天子宝殿封功”（南图本作“小隙激嫌呆公子被杖，褒功罚罪圣天子回銮”）。

从具体的分卷（回）处来看，各本前半部分卷（回）处互有参差。其中前六卷（回）馆藏本、捐赠本的分卷（回）处一致，而从第七至第二十九的分卷（回）处，馆藏本与稿本一致，而与捐赠本前后相差略多。后半部，繁简本情节差异较大，不论馆藏本分回，捐赠本有近十卷与稿本分卷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捐赠本与稿本分卷的具体差异并不影响本卷主要情节暨卷目举事；同时，不论繁简本，分卷（回）处虽不尽相同，三本各自的卷（回）首末起结、衔接语言均自然切合。

综合三本的唱白异文与分卷（回）、卷（回）目异文，排除繁简文本因素，馆藏本（前半部分）异文总体上处于捐赠本、稿本之间，于三本中具有较明确的居中性。

捐赠本

馆藏本

由上述异文情况，引出几点问题：繁本与简本文本的出现，孰先孰后？捐赠本、馆藏本、稿本三种文本，又孰先孰后？试分析之。

首先说明，若繁本由简本发展而来，即简本早于繁本，以馆藏本代表简本，同时取前半部分代表早期繁本的文本；若简本由繁本删减而来，则以馆藏本前半部分代表其所源自的繁本。（以下“馆藏本”泛指时包括上述两种可能，确指时则居其一。）

三本文本的先后次序有几种可能：

（一）

三本文本的先后依次为捐赠本、馆藏本、稿本。这种情况以馆藏本文本居中，满足馆藏本在唱白文本上的居中性，尤其符合捐赠本作为较早文本在分卷处、卷目上与后来有所不同的现象，即同时满足三本文本在唱白异文、卷回变化两方面较为自然的修订规律。

（二）

三本文本依次为稿本、馆藏本、捐赠本。即仍以馆藏本文本居中，而与捐赠本都迟于稿本。这种情况同样符合馆藏本的异文居中性，但须注意，既知稿本是作者手订的最终面貌，馆藏本、捐赠本的修订均出于他人之手。前文已述，捐赠本分卷处与稿本的不同对本卷卷目并无实质影响，而以他人之手，对原有、改易分卷（回）处的首末起结、衔接句一一加以修订，似无太大必要。

（三）

不以馆藏本文本居中，以之居末，包括稿本—捐赠本—馆藏本、捐赠本—稿本—馆藏本两种可能。若稿本居首，捐赠本、馆藏本改订出于他人之手，则捐赠本产生的唱白异文部分保留到馆藏本，而分卷处、卷目的改动大多无所呈现；若捐赠本在稿本之前，则稿本对卷处、卷目的异文保留于馆藏本，稿本相对于捐赠本的部分唱白异文，尤其是对数字的模糊化，都未在馆藏本中得到体现。在馆藏本居末的两种排列中，馆藏本唱白、卷回两类异文的居中性未能同时符合。

（四）

不以馆藏本文本居中，以之居首，包括馆藏本—捐赠本—稿本、馆藏本—稿本—捐赠本两种情况。前者过程中，捐赠本保留较多与馆藏本相近一致的异文，尤其是数字信息的精确性。但捐赠本的卷目及分卷曾经改变，或经他人之手，或出作者本人并于最终稿本再行恢复。后一种可能则由馆藏本文本一线发展至稿本，捐赠本文本在稿本之后经由他人对稿本分卷处、卷目进行改订，又使部分异文恢复或接近馆藏本文本，尤其是数字的精确性。这两种可能性，也都与馆藏本异文的居中性不尽相符。

同时，以馆藏本文本居首实际包含了繁本由简本发展而成暨馆藏本文本先于其他繁本的假定情况，上文述及的这两种可能性所产生的逻辑矛盾，也同样存在于简本发展至繁本这一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是基于文本较为自然的修订、改编规律加以讨论，尚不能完全排除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

实际上，馆藏本的简本情节总体上自圆其说，逻辑通顺，衔接自然，细阅仍可发现少量潜在的逻辑漏洞。以湘仙舅氏严寿曾流放之事为例，繁简本都在“大士庵进香”提到有胞弟严寿仁赴京求救。但捐赠本、稿本在前文曾有两次寿仁向玉粦说情的事文，馆藏本均无之，而在大士庵内首次、直接提及，前文无所照应，略显突兀。捐赠本、稿本又写明严寿曾被赦，馆藏本于此处前后相关情节都略，寿曾的结局便无从着落，似属删改造成的逻辑、情节疏误。

捐赠本的出现，建立了馆藏本文本的居中性。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进一步降低了简本先于繁本的可能性，对繁简文本关系的解读提供合理可靠的参考，此为捐赠本的重要文献价值。俗文学文献，尤其是未经刊刻、借由稿抄本流传的作品，不存在真正的复本，每一种都具其特有的文献价值。多见一种，对作品的理解、版本的判断就距“真”更进一步。我馆新获《子虚记》捐赠本，从而同时收藏这一弹词杰作的繁简两种版本，是我馆之幸，亦《子虚记》研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