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5年，当查良镛首次使用“金庸”的名号，在《大公报》上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今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他会塑造一个浩瀚的“武侠宇宙”，这种依托于历史发展脉络的武侠小说，甫一问世便成为了毫无争议的“正典”。当同为一时瑜亮的温瑞安、古龙、梁羽生们都渐渐淡出读者、观众的视野，金庸武侠独特的连续性，恰当的影视改编难度以及特有的大众亲和性，却最终缔造了华人武侠的一段传奇，提武侠绕不开他，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无数的后起之秀折戟于朝圣之路，以至于金庸的谢世在媒体口中犹如一个时代的告别。如果说篮球、足球这种竞技体育项目中的“GOAT”存在争议，各种粉丝争论不休，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金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对于“90后”而言，儿时的电视荧幕是一种奢侈的娱乐资源，相对于彼时国产影视剧中的《孽债》《过把瘾》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引入内地的香港武侠剧无疑更受当时孩子们的欢迎。在琼瑶剧尚停留于苦情桥段时，这个曾在父辈书架上看到的名字——金庸，已经把我们带回到了中国古代某一具体朝代中，在某种意义上，金庸的影视化作品做到了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科普，那些繁复却精当的招式名称，一个个鲜活独特的武林门派，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武学奇遇，构成了同代人寒暑假的共同记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拍摄手法以及技术条件确实粗疏，港剧的棚拍千篇一律，“服化道”也略显简单、不如后世的张纪中们，却硬是造就了一种“画面越糊，金庸越强”的观感，我们甚至可以忍受成吨的“五毛特效”，仍旧为金庸剧的精彩而击节叫好。这大约是一种厚古薄今，但这无法掩盖金庸离去后华人武侠小说及其文化的式微。

2006年，北京人徐皓峰写下了纪实性文学作品《逝去的武林》。当时的他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武侠作品日益凋零的时代，他的持续创作接续了金庸武侠的文化脉络，并且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开宗立派，这种冲淡历史背景，富于个人特质的味道，回应了时代对于武侠从辉煌到没落的疑问，我们如何从求不得到寻不见——侠的影子。

《史记》有《游侠列传》，这些“言必行，行必果”的游侠，不仅仅是仗义的男儿，也往往是一方的地头蛇，深受官方的忌惮，在儒家文化与官方合流的历史大趋势下，侠的存在本就是非法的，郭解、剧孟的传奇故事是大门尚未关闭之前的空隙，“义”与“法”的冲突，“官”与“民”的矛盾，这似乎是贯穿于人类文明画卷中的永恒主题。被围追堵截的侠逐渐地消失了，或者说隐藏起来了。但是侠身上的精神却被另一批人接续下来，他们就是士人，韩非所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的对仗关系，虽然彼此都颇有微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精神连结，最为显著的例证莫过于《故事新编》的《铸剑》，为报父母之仇，眉间尺慨然赴死割下头颅交予黑衣人，这位名曰“宴之敖者”的侠客舍生取义，与楚王同归于尽。改编志异故事的鲁迅与故事里的黑衣人完成了一种同构，尽管几千年过去了。

我们再看金庸先生笔下的侠。

他们一般不插手世俗，是一条平行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体系，我们把它叫做“江湖”。在这个看似独立的江湖里，各种规矩都是不成文的，有一种实力至上的味道，各种门派、帮派井水不犯河水，哪怕是所谓正邪不两立也是特定情势下的必须情节。无论“江湖”再怎么血雨腥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关系，是权柄或是秘籍，“江湖”争夺的东西老百姓也不会感兴趣。金庸巧妙地把侠从日常生活里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技法叫做“武”，一练武人就不再是凡俗，所以少林、武当两大名门正派所兼具的宗教意味是必须的，犹如遁入空门，道法自然，他们不再是普通人。

但是人存于世间，哪能不为俗世纷扰所困的？

乔峰于聚贤庄单挑整个武林，尽皆不是对手，何等威风，但当南院大王萧峰想要调停宋辽争端之际，只能以死相逼；郭靖前半生锄强扶弱，退了成吉思汗的提亲，成就了“北侠”的威名，然而肩负守卫襄阳的重任，读者已然知悉了他的悲剧结局。主角们一旦深入红尘，便无法独善其身，遑论配角，他们或因男女纠葛丧魂失魄（梅超风、殷梨亭），或为飘渺的宝座与祖宗而精神错乱（欧阳锋、慕容复）。“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妒着迷”，《难念的经》所言不虚。

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金庸的“江湖”虽然超脱于尘世，但是仍旧根植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而且深深地种下了士人精神般的“感时忧国”，这些“侠之大者”无法彻底放下家国情怀与士子的道义，难怪早年也有武侠迷指摘金庸的武侠不纯粹，不如古龙写意，弥漫在金庸小说中的“求不得”比比皆是，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倾泻而下，我们能感受到古典武侠的浪漫，也能捕捉到时代裹挟下个人的无奈。

但是也只有一个金庸。

无数次的翻拍，各种全新版本的崭新演绎，就连老先生本人也在新世纪多次修改了小说的结局。金庸武侠宇宙的诞生，恰逢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全盛时期，从报刊上的连载，到小说结集出版，从电视剧的拍摄，到一轮又一轮的重播，这一条从文学到影视化的道路被迅速整合，起到了文化炸弹般的效果，可谓前无古人，亦难有来者。这种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读物，与《三体》《流浪地球》这些科幻IP相比，几乎没有任何门槛，亦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术，单凭故事本身就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也就是这种类似独孤求败的效果，使如今的武侠小说以及泛武侠文化显得十分凋敝。如今提及类型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科幻，其次可能是悬疑，而武侠则成为了网络文学的芸芸一支，其中派生出了仙侠等支脉，其密度与数量绝不算少，然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掀起类似金庸般讨论热度的作品几乎绝迹。

然而，还有一个徐皓峰。

如果说金庸作品的普及与井喷是一条由文学到影视的正常道路，那么徐皓峰则似乎恰好相反。虽然2006年《逝去的武林》在非虚构写作的浪潮下已经偶露峥嵘，但是他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晓，必须要提到2013年的电影《一代宗师》，在王家卫的电影水准下，徐皓峰第一次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讲述了自己的武侠世界理念。之后的《道士下山》《刀背藏身》《师父》等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都在有意无意间回应着武侠式微的急迫命题。从影视作品的观影热潮回过头来“反哺”自己的文学创作，这大约也不是徐皓峰个人的本意，而是时代使然。

读徐皓峰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陷入一种迷思——传统武侠是不是已经死亡了。不再故弄玄虚的武学招式，代之以极其传统的师徒相承。不再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代之以人世变迁的日常性。徐皓峰塑造的“江湖”与现实世界，仍有距离，但已经不是金庸的云泥之别。在《逝去的武林》一书中，被访者李仲轩既是形意拳的传人，也是作者本人的长辈——“他属于武行里特殊的一类人，遵师父口唤不能收徒，学的绝在身上。同意写文，他的心理是为他的师父扬名，作为一个不能收徒广大门庭的人，辞世前想报一报师恩。”小说里无所不能的侠客，具化成一位位貌不惊人却隐于世间的武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他们结婚生子，他们如常人一般困扰、迷茫。当一个“江湖”陨落，出现在地表上的是它的残骸，期间也有站起的一些人，这些形象既真实又疏离，但是更接近于常人。

王家卫在回忆《一代宗师》的拍摄时，风趣地表示这个电影拍得很艰辛，因为平常一条片子是不是能过，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但是，这部片子为了真实地还原武学的一招一式，请到了一大批的武林传人，每每是演员费尽工夫，大师们仍在不住摇头，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徐皓峰本酷爱的“机锋对答”，是“面子与里子”这样的精致譬喻。而徐皓峰本人更中意的或许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重塑规矩”。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师父》便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呈现，我们不妨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徐式武侠的一个范本，电影拍摄的一则趣闻是，徐皓峰要求廖凡苦练咏春，但是也约定如果他练得不行，就得另起名字，不能辱没咏春之名。“规矩”的重要意味，可见一斑。

越是需求什么，越是匮乏什么。

当我们能从徐皓峰这里读出武侠的“规矩”时，愈发明白，这种传承自中国古代，光大于金庸的小说类型，已然不存在什么“规矩”了。三生三世，四海八荒，人们不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各种约束，更愿意在繁琐、冗长的文字之外寻找一些快捷的娱乐方法，只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