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

——（宋）马令《儒者传》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宋人马令《南唐书·儒者传》小序，旨在对南唐的儒学成就进行评述。然虽系名为“儒者”之传，只要稍加浏览传内人物，即可发现马令认知的“儒者”，似乎要比我们习谙的稍广：其中固不乏经术昌明的儒生，然亦有许多勠力追求诗文技艺的文士。换言之，马氏所论，实不限于狭义的儒学畛域，而已涉及南唐士人群体的整体文化表现。在引文中，马氏援引许多江左人物，以资证明南唐士人文化之“灿然可观”，不过我们也万不可忽略此论断的重要对照——“礼乐崩坏”“文献俱亡”的五代。

单就字面看，文中的“五代”似乎较偏向时段代称，亦即用来指涉钳夹在唐、宋二朝间的半个多世纪，但实际上，“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这样的形容，并非全然适用于此时段内的各个分立诸国，因为除了“儒衣书服”最盛的南唐外，占有四川的蜀国，及雄踞两浙的吴越，其文物亦皆有特出之处；至于被南唐所灭的王闽与马楚，也各有一段文士济济的美好时光。是以尽管文中的“五代”可能仅是时间泛称，但若将前述的负面历史印象纳入考量，我们大抵还是能断言，在文中作为南唐主要参照对象的，还是武夫横行的北方“五代”王朝。

当然，这绝不是说士人群体在北方几无生存与发展的机会。邓小南早已指出，在武人政治盛行的五代时期，文臣集团参预议政、决策的空间确实大受挤压，然因政治上对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司法审判等文职事仍有庞大需求，是以文臣集团依旧拥有存在的迫切必要。为迎合政府所需，北方士人群体开始对自身能力结构进行调适与改造，借以扩大其发挥领域，这也使得执政更愿意给予士人群体施为的机会。是以至后周时，士人已在北朝拥有相当的力量。方震华则从五代政府对于文治的态度切入，探讨此时期文武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在梁、晋相争之际，由于双方皆有追求正统性的需要，所以皆能给予文事一定程度的重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期（923—926）更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然因庄宗在位时间过短，继任的明宗李嗣源又对“唐统”或“文治”缺乏认同与热情，是以北朝很快又落入武事急遽扩张的失序时代，一直要至后周建立，文事地位方有稳定的回升。前述的曲折发展，自然也深刻地左右着北士在五代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

相较于五代北士求存之不易，南唐士人则大大受惠于执政的扶植、汲引与重用，而得以稳定地茁壮成长。于是，南北士人的文化差距，就在前述的分流发展、此消彼长情势下益形扩大，及至北宋，南唐的文化成就业已远远凌驾于北方。所以尽管南唐在政治上为北宋所灭，然其遗民却凭借着“未丧之斯文”，在文化领域回过头来征服北宋，进而缔造“宋初文物江南来”的荣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东南士人之所以能握有如此雄厚的文化资本，绝非南唐短短三十八年国祚所能达致，事实上，这个文化积累的历程，早自唐代后期便已开始，其后又为杨吴统治者继承、深化，最后才将此文化火炬转交给南唐。此段历程，正是本书的关怀所在。文末，就让笔者根据前文讨论，对本研究作一个提要式的总结。

沉抑：唐末的东南士人

自唐代中期以降，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东南士人群体的规模也日渐壮大。及至唐末，可以看到东南士人不仅在进士科考中占有极高的登第比例，在文坛里也极为活跃，以致产生“东南多才子”的美誉，相当程度展现了唐末东南士人聚积的雄厚文化实力。然而，若对东南进士的仕宦表现，以及唐末统治集团构成进行分析，便会发现东南士人并不能有效将其文化资本转换为政治成就。其间的最大阻碍在于，东南士人多为寒素出身，当他们投身为世家大族把持的唐末科场或宦场时，常得面临种种有形无形的阻碍。不过，从唐末东南士人的现存诗文看来，尽管他们多已意识到考场、宦场形势之险峻，但他们仍对“至公”理想抱持着强烈信念，因此无论是屡试屡败也好，宦途不遂也罢，他们基本上仍对唐廷怀有强度不一的正向观感与认同。

前述情形，至黄巢起义爆发后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可以注意的是，东南士人的政治实践方式渐趋多元。其中固然有士人依循旧惯，将入朝为宦奉为最高政治理想，但也有不少人放弃至京师应举或出仕的机会，归返故里。他们或者就此隐居不仕，或者转往邻近的藩镇州郡发展，甚至还有些人走上“弃文从武”的道路。而在僖宗中和年间（881—885），地方上兴起一股州镇自立的风潮，江淮一带也不例外。这些新兴的江淮自立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基础，特别着重笼络在地势力，与其拥有深厚地缘关系的东南士人，也就自然成为这些政权的招揽目标。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发迹庐州的杨行密，坐拥两浙的钱镠，分立江西的钟传、彭玕，皆甚为重视治下的士人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吸纳至自己的政权中。这一方面使得这些新兴政权沾染上鲜明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也让许多东南士人就此系于地方，不再往中央发展。

发迹：杨吴政权下的东南士人

作为本书考察重点之一的杨吴政权，正是从此波自立浪潮中崛起。该政权从中和二年（882）的一个州级势力逐步扩张，至天复二年（902）杨行密被唐廷册封为吴王之时，已成为地跨江淮的庞大势力。二主杨渥于天祐二年（905）继位后，又成功将疆域拓展至江西。在此阶段，军事力量无疑是杨吴领导者最迫切的需求，是以在吸纳成员时，大抵也以军事人才作为首要考量，仅具文职才干者，在杨吴前期很难打进集团核心。尽管如此，杨吴士人仍能保有一定的政治发展空间。这是因为杨吴前期的人事任用权犹未集中于王府，而是因袭唐末以来藩镇自辟的旧习，是以在取才标准上，往往呈现出因州镇而异的情形。而在杨吴前期，颇可见到重文崇儒、礼遇士人的州长——诸如田頵、陶雅、周本等——这多少冲淡了其时王府的“重武”倾向，而得吸引部分士人前来投效。另一方面，即便吴政权与士人的关系不深，其对士人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它在那战火焚空的乱世，开辟出一片相对安定的广袤土壤，四方之士方得在其辖下安居、教学，乃至习业。也因如此，杨吴士人不仅没有因为动荡时局耗损，反倒稳健地扩大规模、聚积能量。

杨吴的政权性格至天祐五年（908）以降出现明显转折。该年，二主杨渥为近臣所弒，国政自此落入徐温之手；翌年，杨吴军队击败危全讽势力，将江西大半土地纳为己有，奠定杨吴政权的基本版图。此后，徐温便暂缓对外扩张脚步，转将重心放在强化内部支配上。他首先运用软硬兼施的方式，对态度或顺或逆的大镇藩帅进行奖惩，以树立王府威信，再通过各种名目，介入地方行政。其次，在人事任用上，徐温远较杨吴前期统治者重视文职僚佐的作用，不但让他们参与各种政策拟定与决策，更通过相对完备的取士制度，汲引士人进入政权，相当程度上开启了杨吴集团的“文质化”进程。前述的改革大方向，为徐温义子徐知诰继承。他自天祐九年（912）出任升州刺史以来，便倾身下士，致力延揽士人。在天祐十五年（918）被委以杨吴辅政后，徐知诰更将这套作法扩大为基本国策，从而加速了杨吴后期的文治转向。

奋起：南唐政权下的东南士人

代吴之后，徐知诰以李唐继承人自居，不但改姓易名、转宗李氏，在朝仪、制度等方面，也以恢复唐制为号召。在此建设过程中，身怀雄厚礼律知识的士人便成为李唐先主重要的取资对象；在地方行政上，先主也开始任用士人担任官长，推动行政文职化。这些政治需求，让士人在南唐初期有了更多发挥专长的机会。此外，社会对于士人文化的憧憬，以及官私、教育事业的推动、普及，则成为吴唐之际文治转向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

由南唐先主建立起的文官政治，在中主时代迎来其最高峰，这与中主本人的素质与习性有很深关系。与深谙军务、权谋的先主不同，中主自幼便接受典型的士人教育，围绕身旁的也尽是一些才学出众的儒生文士，是以很自然地养成崇文抑武的倾向。中主继位后，文官集团很快便成为左右朝政走向的主导力量。相对地，武臣权力则被日益架空。最为显著的现象，便是藩帅权势的限缩。藩帅一方面得接受例行性调派，以防与在地军团及社会势力有所联系，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中央派遣的监军、通判监督与节制，在此情势下，武臣若想维系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便得通过贿赂朝廷要员等非法手段。总之，文武关系的逆转，使得文官掌政成为中主朝最突出的政治现象。然而，由于国策意见的不同、背景才性的差异，使得各种矛盾充斥于此时代的文官集团中，激烈的党争缘此而生，甚至还从朝堂蔓延至战场，导致几次重大的军事挫败。中主朝的国势因而由盛转衰，最终在后周的侵逼下，于显德五年（958）被迫割让江北诸州。此后，南唐仅能固守在江南一隅，于北方王朝的威胁下残喘度日。

尽管南唐二主时期国运渐危，然在文化发展面仍有不少值得一书之处。首先可以留意的是，闽地士人在王闽为南唐攻灭后，开始有向江淮集中的趋势，大幅扩大了南唐士人的规模，也让各地的学术文化拥有更多交流可能。其次，进士科在中主朝的完整重建，带动南唐科举文化的兴起，社会上崇文兴学之风更炽。受到政治、社会上的右文风气影响，原本较不具备士人素质的武臣与文吏群体，也日益重视文化养成，甚至鼓励子嗣求取科第功名，是以至二主时期，颇可见到才兼文武的将帅和武臣家族士人化、文质化的事例。正因二主时期“文官政治”的高张，赋予南唐士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运与崇高地位，是以他们多对南唐政府抱持着极为正向的观感，即便亡国后犹然。此种对旧主故国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罕见于他国遗民，反映出南唐政治与士人关系之融洽。

唐宋之际东南士人发展的历史意义

经过前文的扼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如何在唐末既有的文化基础上持续发展，以及杨吴、南唐政权在其间发挥的直接、间接作用。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共同缔造出唐宋之际东南士人的文化盛况。这个漫长的历史积累，并没有随着南唐亡国而逝，反倒以一种文化遗产的样态，寄托在宋初东南士人身上，通过其中介与传衍，最终对北宋士人文化发挥出重大的引领作用。也正是靠着这股雄厚的文化基底，东南士子方得以突破宋初统治者“重北轻南”的取士方针，大举涌入仕途，逐步扭转宋代统治阶层的组成结构。及至北宋末，东南士人无论在科场或宦场上都明显压过北方士大夫，迫使后者不禁发出“沉抑之叹”。换言之，经过两百余年的尝试与努力，东南士人终于成功将其充沛的文化能量转换为璀璨的政治成就。

东南士人在北宋政坛的崛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特殊的意涵。此项转变意味着：传统中国总算挥别历时数百年的政治阶层化与贵族化时代，转向一个流动性较高的社会。这个趋势其实在唐宋之际就已十分明显，本书讨论的杨吴与南唐，即可说是由新兴官僚与寒素人士所组成的政权。北宋统一中国后，执政者也没有励行保障征服集团的政策，反而通过科举制度向全国士人群体开放。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唐代科举，宋代科举的录取名额不仅大幅扩增，取士标准亦逐渐转向考试至上，使得各地寒素举子可以各凭本事争取仕宦机会，如此一来，东南地区所积累的庞大文化潜能终得彻底释放。也由于宦途大开，北宋东南士人遂得迅速涌入官僚体系、进占枢要职官，及至北宋晚期，东南士人已成为宋代统治集团中最为庞大的势力，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南方士人发展自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也意味着东南地区自此确立起在近世中国的主导地位。

除了从长时段的后设视角，纵观唐宋之际东南士人发展的历史影响外，此进程本身亦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本研究可以清楚看到，东南士人之所以能在北宋大放异彩，与其百年间的历史际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若非仰仗杨吴集团迅速平定江淮乱世，此区即便在唐末拥有再多的文化能量，只怕都要被消耗殆尽；若非徐温父子在掌权后，为了巩固、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权势，逐步改造杨吴政权体质、援引文职人才，即便此地文化能持续发展，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仍可能处于极度疏离的状态；又若非南唐二主对士人文化怀抱着如此深切的认同与热情，南唐士人能否成为左右国策走向的主导力量，亦属未定之天。这种种偶然因素，使我们深刻意识到，北宋东南士人的兴起现象绝不能简单地用“文化重心南移”这样的大论述加以概括，而应代之以更细密的实证研究，建构更为具体的图像。东南士人如此，他地士人亦然，若能对唐宋之际各区士人的发展情状作一系统且完整的爬梳，定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北宋士人文化之所由，之后便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思索他们究竟是在哪些层面或领域，作出了真正重要的突破。

唐宋两朝间的巨大变化，实有许多珍贵线索埋藏在其间的五代十国，值得好好探微发掘，这正是本书所欲尝试的，不足及待商榷、开展之处固然所在多有，但若能多少呈现出唐宋之际的多元样貌，稍稍补强既有认识上的空缺，甚至推进人们对于唐宋变革此一重大课题的理解，笔者便已无憾。最后，期望本书能吸引更多关注此课题的同好，并以更好的研究，点亮这个重要的转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