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嘉 宾：

赵冬苓（全国人大代表，作家、编剧）

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

皇甫宜川（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

王丽萍（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

主持人： 路斐斐 杨茹涵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和档案等事业。近年来，文学与影视携手共进、助力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剧作品，不断引发着全民追剧的热潮和重回阅读的“文学热”。文学为影视赋能、影视助文学“出圈”等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今年两会上，关于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文学与影视创作的关系再次引起了文艺界代表委员的关注。围绕这一话题，本报特邀几位代表委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重要营养

主持人：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由来已久。近年来，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最受大众关注的一是传统文学作品的改编，二是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流行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改编。这些文学作品以多样的题材、视角与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影视作品的片单，给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此，您有哪些切身体会？

高满堂：我们这一代编剧对文学都很崇拜，从文学中汲取的营养让我们一生受益。我快70岁了，写了50多部影视剧，最让我受益的还是作家巴尔扎克，他的作品对我启示最大。巴尔扎克透过他在巴黎居所的那扇窗户俯瞰着芸芸众生，想象着他笔下每个人物的命运。他给小说中人物开拓的空间、对人的命运的想象，对我的帮助最大。我还喜欢作家莫泊桑，他的《羊脂球》把女性人物写得那么实在；他写的《我的叔叔于勒》，不断产生新的戏剧动力，情节一波三折的过程，也是作品发展和创新的过程，让我深感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之母。

我一直订阅着《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文学对我来说是拂面而来的暖风，而不像一些影视类的资讯，给人的感觉就是浮躁、炒作、不真实。但我感到，今天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文学也需要改变，需要提高作品的阅读量与媒体关注度。比如影视改编就是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这一代剧作家在改编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坚持一条原则不变，就是必须遵循原著的基本思想、基本故事与基本人物构建。在这个基础上，影视编剧可以补充、调整、丰富人物和人物关系。

今天我们都注意到，影视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它更依赖小说，更依赖文学，更依赖深厚的文化表达。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给人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文学原著对一部戏的改编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人物关系、人物塑造和人物的命运走向。现在我们看到影视与文学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这是事实，是好事，是文学的繁荣，也是影视的繁荣。而文学永远是滋养者，它能为影视创作提供重要的营养。

赵冬苓：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著具有相当的高度，不光滋养你这部作品，可能对你以后的创作也会有很大启发。另一种情况是原著有一点可能激发了你的灵感，顺着这一点生发下去，可能就会写出和原著从故事层面来说差别很大的作品。改编时首先要认识到，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体裁。小说的阅读是读者参与创作，把文字转化为读者想象的过程；而影视作品要把所有东西“呈现”出来，让观众一看就能理解。

从事编剧工作以来，我改编过很多文学作品，包括早些年改编的莫言的《红高粱》，还有这两年改编的徐则臣的《北上》等，两部作品都获得过重要的文学奖。此外，我还改编过几部悬疑类的网络小说，目前还没有拍出来。我一直觉得，文学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特别是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红高粱》，小说文本非常成熟，但在影视创作时，我们还需要把整个故事还原到从1931年左右开始的一个大的抗战历史背景中，去重新构造那个时空，把高密东北乡里上到县长下到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重新创造出来、连接起来，这是非常考验编剧的。所以在改编时，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和原著的精神气质保持一致。小说《红高粱》里传达出的那种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桀骜不驯的精神，那种在民族危难关头，万众一心去捍卫土地、保家卫国的精神是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来的。还有小说里塑造的九儿这一形象，和过去传统文学里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很大区别。这不光极大地启发了我在改编《红高粱》时的一些想象，甚至也帮助我打开了创作的新空间。

王丽萍：去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了迟子建的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里面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对话都非常有画面感。这次参加全国两会见到迟子建后，我还特意向她请教了她的创作心得。在我看来，创作这样一部精品力作，肯定需要做非常多的案头工作，因为小说涉及的历史内容太多了。我想，作家能够创作出经典的文学作品绝非一日之功，都是殚精竭虑、凝结了他们丰富的人生体验与对生活的思考才能完成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既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折射，也体现着作家对社会以及人性与情感的思考。经典的文学作品经由影视改编，等于把原作进行了重新梳理。很多编剧都是先把原著精神吃透了，然后再通过拍摄技术展现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影视从业者和作家的工作不同，一部影视剧的完成需要团队里不同工种的相互配合，最后给观众呈现的不仅是创作团队对文本空间的想象，还有活色生香的、更生动、更具有立体感的东西，蕴含着主创团队新的诠释和解读。此类作品的热播，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素养。对于编剧而言，如果创作的剧本具备较高的文学性，那么作品的综合品位就会高很多，观众的观感也会更加舒服。现在的观众也都经历了“千锤百炼”，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张力强烈的话，更易受到年轻观众喜欢。相反，如果剧中人物的台词过于直白，没有经过文学加工与塑造，那么传递出的力量就会相对薄弱。

皇甫宜川：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剧本进行改编创作的优质资源，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学，本身就是创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或对历史深入研究后的创作成果。它们不仅对当代生活或历史环境有新发现，而且在叙事、人物塑造、结构等方面都有艺术创新，为影视艺术的再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许多影视剧本创作上的短板。而当代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流行文学、类型文学则更具时代感和当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青年的情感诉求，而且这些作品表现的角度和内容都非常丰富，为影视创作打开了视野，成为了解当代青年情感需求的新途径。这两类改编都是当代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和内容来源。当然，在改编的时候，一定要对文学作品提供的生活和思想进行再考察、再体验、再思考，在遵循影视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地完成影视的创作。

文学通过影视转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共鸣

主持人：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本深入生活的面向更为丰富细腻，对人的书写也更为深刻，它们能更好地借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质地和文学的想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与可能，往往也更能孵化出经典的影视作品。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转化？

高满堂：我觉得文学和影视永远是一对“恋人”。他们的结合是一种“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的健康关系，是持久的“爱情”。其实我们这一代编剧的写作都是从文学出发，而不是从影视出发的。我们大多是写小说出身的。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只是一心一意地写小说。但后来又都放弃了小说进入影视创作，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两极”现象或“两极”问题，即传统的文学叙事和当代观众需求之间的某种脱节。文学能否以另一种方式与大众进行互通对话，让作品产生一种“话题感”？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写作者在这方面已经“落伍”了。从事编剧工作之后我更加感到，我们在坚守传统叙事、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在写作的技术、手法方面还必须要“善变”，不能让思想的传达、叙事的手法与当代观众渐行渐远，让年轻的观众在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觉得你“老套”了，有隔阂感。在一个传统故事的叙述中，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年轻观众的欣赏诉求和需求，也就是说，传统的表达必须结合现代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从而和今天的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热烈的沟通与激烈的碰撞。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已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我们更不能把自己藏在历史的幕后，而是要站在前台，和一群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评论家们进行交流。比如我编剧的《家有九凤》《闯关东》等作品，这些创作让我感到，身为编剧，我们要想不被观众抛弃，就要让我们的改变能被观众接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叙事和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丢。我们不想把浅薄无聊的、单纯寻找热点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这是身为一名剧作家的使命和艺术自觉。

赵冬苓：我年轻时阅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还有欧洲经典的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并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和人生观、价值观。后来我又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学、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这些阅读一方面提升着我的文学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培养了我对社会问题几十年如一日的关注。所以我在创作影视作品时，不仅仅把它们当成是“商品”，而是力求在作品里实现个人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思考。我希望用这些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在更多观众中引起共鸣。作为一名编剧，我平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休闲和节假日。我活着似乎就为了“写作”这一件事，写作是我唯一热爱的事业。就像我总说的，如果我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深入生活的路上。比如此前播出的《父辈的荣耀》，创作时我就去了号称“中国冷极”的内蒙古根河采访，见到了那些在林区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改编《红高粱》，我也去山东高密待了一个星期。好像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能更容易地展开想象。而《北上》的改编则是我近年来感到最困难的一次创作。为了写好这部戏，我阅读了徐则臣的许多小说、文章，去领会他的创作初衷和他对运河文化及两岸民众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重新创造了一个今天的世界，改编的难度非常大。在这方面，我早年写小说受到的文学训练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可能仍是中国编剧里面写剧本大纲字数最长的编剧之一。我的一部作品大纲现在基本都在10万到12万字，甚至更多。一部大纲实际上就是一部小说的容量。通过它可以完整地知道剧中的人物关系，每个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他们的关键台词、对话。有人说影视文学是没有门槛的艺术，但我希望我的作品都是有一定门槛的。因此我一直在摸索的一件事就是，门槛要设多高？一方面让作品有尽可能多的人看，另一方面我也特别反对去迎合、讨好观众。

王丽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创作规律。当下参与影视剧创作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视野十分开阔。影视创作的过程就是影视团队聚集起来，营造一个共同的梦想，朝着这个共同梦想出发的过程。这个团队是互补的、开放的。我接触过《繁花》的主创团队，在拍摄期间，他们也不知道作品能不能成功，但他们愿意去学习，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带进去，共同见证一个作品的慢慢形成。我们总说，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要忍受孤独和寂寞，但其实影视剧创作也需要耐得住寂寞。因为有的作品一出来就一炮而红了，但有的作品可能历经千辛万苦的创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不能以一部作品的成败论英雄而否认团队付出的努力。其实创作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大的，只要能带给人们真善美，给人以力量，这样的作品都值得去尝试。

影视携手文学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主持人：相对于文学创作，影视作品更要经受市场和大众审美的考验，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反过来也能给文学的再解读、再传播带来很多积极影响，甚至给文学创作带来启发与反哺，对此各位有哪些观察思考？

高满堂：去年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活动，让我特别感动。那天在会场上，我们这批影视编剧“回家”的感觉特别强烈。中国的影视剧创作这些年其实面临一个问题：不少作品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为什么年代剧现在突然“火爆”，《人世间》也好，《南来北往》也好，因为我们的作品越来越注重文学性，力图用年代剧去赓续历史、真实地反映生活，所以受到了观众的肯定与喜爱。这次我在两会的小组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年代剧承担了叙述历史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年代剧历史节点与现实的关系，否则我们的作品只有宽度，没有纵深，这样的年代剧是没有出路的。在我创作的52部电视剧里，除了1997年根据作家张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抉择》外，其他基本都是原创。我喜欢原创，喜欢沉浸在生活里，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我从来都讲一句话：“我必须要有自己新的视角、新的感受才会动笔写一部作品。”比如此前热播的电视剧《南来北往》，警察题材许多人写过，我就一定要在其中写出新的角度、新的关怀与新的叙述方式。写剧本时我就在问自己，我们的叙述视角能不能不从英雄出发，而是从一个平凡的人出发？我喜欢这样的视角。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创作，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是一致的。

赵冬苓：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能提高影视作品的审美价值，反过来，成功的影视改编也会提高文学作品的流传度，提升文学在观众当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文学作品的读者群。这是一个相互助力的过程。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文学名著改编得不太成功，我经常会为此感到遗憾。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都创作于过去，但编剧不能跟在原著的后边匍匐前进，而要找到这些作品和当代对话的一个窗口，否则观众没办法理解故事，改编的作品就不会太成功。什么是“改编”？就是要通过再创作去形成新的作品、接受新的考验。另一方面，网络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点。现在网络小说被改编的几乎都是拥有广大粉丝群的大IP。这些作品能被大众读者接受，肯定具有一定的审美和文学价值，但是不少作品毕竟是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淘洗的，之所以会被选择进行改编，是发现其中的元素有进行影视再创作的价值。这种改编如果能由有经验、有阅历、有职业素养和文学修养的编剧来完成，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原作品的精神内涵。改编作品的二次传播，也是对作品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又一次考验。如果改编作品能得到市场的肯定，反过来对网络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创作互动。

王丽萍：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明确纳入本年度的工作任务。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就是为人民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创造可能。比如我观察到，电视剧《繁花》热播后，很多人自发地去排队买书，还在网上晒出作者金宇澄的签名照片，他们将书中原文与电视剧剧情进行对照，讨论为什么剧中没有某个人物，沪语版和普通话版有哪些不同，等等。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后，很多网友把过去电影版的《人生》找来看，有的观众看过原著后，还去路遥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打卡”。我觉得这都是很好地吸引观众重新回到文本、回到阅读的方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我觉得这也是影视带动文学变得更为普及的一个方式。影视剧给文学阅读打开了一扇窗，就像繁花朵朵一样，让人们多看到了一片天空，这对文化的普及和丰富有着很好的助推。

皇甫宜川：影视作品与文学创作并不存在根本上的时间先后问题。好的艺术作品，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话剧、一出舞蹈、一首歌，都可能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影响，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故事和思想资源。在实践中，文学创作的特点，特别是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的某些共同规律，使其中的优秀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的可能性很大。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视听艺术，它的当代性、视觉性和独特的情感表达，也会像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影响着观看它的文学创作者。这是优秀影视作品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最广泛的启发与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