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 ：有册有典 源远流长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
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藏书或图书管理情况，可以窥见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有盈余的社会财富才能给图书管理提供发展必需的经济来源。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媒介，图书管理和书籍又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只有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图书管理和藏书事业才能得到繁荣发展，而在冲突与战乱的年代，图书馆（藏书楼）及其藏书也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毁灭和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人们才说“文脉即国脉”。
而文脉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那些代代相传的图书典籍。从这里，我们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根在何方。汉代《淮南子》有言，“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刊载记录于那些古老的典籍之上，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凝结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所以，面对国家版本馆那些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习近平总书记才会饱含深情地说：“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中华民族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总是有人守护着我们的根和魂，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和图书管理人员呕心沥血整理和保护着我们的古籍，使得自先秦以来我们的历史记录从未中断，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知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记录历史的文献典籍和对这些典籍的管理活动。这里的“典”，作为名词，是文献史料和重要经典的意思；如果作为动词，则有主持、主管、管理图书典籍的意思。曾经当过图书管理员的陆游就有一首诗说自己“曾典蓬山四库书”。明代管理图书的官员则被称作“典籍”。中国古代的藏书和图书管理活动源远流长，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官府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和寺观藏书四大藏书体系。
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藏书体系，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因为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目前有考古证据证实的中国最早的藏书处所是殷商时期的“龟室”。周朝王室的藏书处所很多，有龟室、图室、盟府、上庠、太史府、守藏室等。作为“守藏室史”的老子，则是我们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图书管理员。
当时各诸侯国也有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官府藏书机构，主要有明堂、禁室、石室金匮等。秦朝官府藏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的原六国官府秘藏。为什么说是“秘藏”呢？因为当时的书籍产出不易，其数量和现在相比只能用“珍稀”来形容，非常珍贵。所以皇帝对藏书高度重视，将图书典籍档案资料等交给专人管理，存放于一般人不能接近的地方，所以官府藏书也常常被称为“秘藏”或“秘书”，官府藏书的地方也被叫做“秘府”。
西汉的时候，丞相萧何主持建设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大藏书楼，班固《西都赋》有记：“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三辅黄图·阁》则记载：“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汉武帝刘彻为充实官府藏书，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活动。面向全国轰轰烈烈的征书活动，使得大量散落于民间的图书典籍和历史著作都汇集到大汉王朝的皇家图书馆，汇集到负责管理图书典籍的太史令司马迁面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为《史记》的诞生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东汉建有东观、兰台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立兰台令史掌管藏书事务。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正是兰台令史。皇家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档案资料，使得他可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如果没有皇家图书资源的加持，就没有班固的史学巨著《汉书》。
曹魏时期，“秘书省”（或“秘书监”）成为中央设置的政府藏书管理机构，其长官为“秘书监”（或“秘书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文献通考》记载，其职责是“掌图籍秘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大都设有名为“秘书”的官职，如“秘书监”“秘书郎”“秘书丞”等，其职能主要都是掌管图书典籍，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到明朝才被废置。
明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结果导致秘书监也被废除了。清承明制，也没有秘书监。不过由于科技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图书典籍数量比以前多多了，当然，书籍的身价也降了下来，秘书监的职能转到了翰林院。藏书之处为文渊阁、皇史宬等地。清朝乾隆皇帝很爱藏书，还为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叫“天禄琳琅”，和汉代的天禄阁遥相呼应。乾隆最得意的文化政绩就是修成了《四库全书》，为了庋藏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乾隆不惜巨资修建了“南北七阁”7座藏书阁，分布于大江南北。其中北四阁是：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是：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库七阁”。
对官府藏书形成有益补充的是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
中国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始于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的“士”阶层中，私人藏书已经较为普遍，出现了孔子、墨子、苏秦、惠施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庄子》里就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思是惠施学问广博，他的书有五车之多，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数量，“学富五车”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当然，先秦时期最著名的私人藏书家非孔子莫属。他派出弟子周游列国，四处搜集各国史料文献，“得百二十国宝书”，并藏有诗三千、书三千。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才整理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
对书籍的热爱在孔家代代传承，秦始皇“焚书令”下达之后，孔子的后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家里的藏书藏在墙壁里，使许多宝贵的典籍躲过一劫，这就是“鲁壁藏书”的故事。尽管秦始皇对私人藏书进行了严酷的管理，但还是有许多爱书的人像孔子后人一样，想方设法把中华文化的种子秘藏起来，保存下来。到汉朝废除秦《挟书律》，特别是汉武帝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后，中华大地一时“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中华典籍就这样像离离原上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以后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众多私人藏书家，如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汉宗室刘向刘歆父子、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隋唐五代时期的牛弘、李泌、白居易、上官婉儿、耶律倍，宋辽金元时期的欧阳修、司马光、陆游、元好问，明清时期的宋濂、钱谦益、王世贞、徐乾学、曾国藩、梁启超等等数不胜数。特别是明代私人藏书家范钦所建天一阁，更是作为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楼的代表而闻名世界。
从唐代开始，书院藏书也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为方便师生研习讲诵，规模较大的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阁，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书院藏书属书院所有，对书院内的师生开放，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同于私家藏书楼的私藏和官府藏书楼的官藏，所以有学者把书院藏书归入公藏。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等书院的藏书非常丰富，很多还是来源于皇帝的御赐。另外，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书院还从事图书刻印活动，为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的寺观藏书是指寺庙、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的藏书。寺观藏书自汉代白马寺收藏《四十二章经》始，盛于梁，极于唐，宋元明清各时期平稳发展。寺观的藏书并不是仅限于宗教用书，经史子集等常用的典籍在寺观中也有收藏。例如敦煌藏经洞存世的敦煌遗书，内容就十分丰富，既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书，也有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还有史地资料、文学作品、通俗读物、社会经济文书等。一般来说，寺观藏书分散于各地的寺院、道观，远离尘世和政治中心，较少受朝代更替、战火动乱的破坏，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寺观藏书在传承和保护中华文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看看中国古代的藏书史，看看那些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您就知道：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