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荣：孙玉石先生的学术胸襟
去年到今年1月13日，王瑶先生的两个大弟子相继去世。我怀念刘正强先生的文章还没面世，人间又少了孙玉石先生这位仁者、博者、雅者，我心戚戚焉。
其实，我和孙先生并无多少交往，更无深入了解，也许突然相遇，他不会认得我，我也要想一想才敢喊他，因为我和他只在一起开过一次会，仅此而已。但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有了后来的远程交往，在交往中我认识到他学术胸襟的广博。
他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
我最初知道孙玉石先生的名字，是1983年。那年秋，蒙自师范专科学校派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我的一个同学被派到北京大学进修，我们都主攻中国现代文学，便各自推荐本系教授新近出版的书，她推荐了孙玉石先生的《研究》。收到信，我立即去图书馆借来《研究》阅读，似懂非懂，但孙玉石的名字却印在了我的心头。
之后，我见到孙先生的书就找来读，如今我的书柜里仍有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这两本书，对我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产生了思想上的启示，在方法上也有借鉴作用，成为我打开西南联大现代诗大门的钥匙之一，是研究穆旦、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诗人作品的思想武器，例如我借以观察穆旦的《玫瑰之歌》《蛇的诱惑》《诗八首》等作品，看到了洞口的亮光，并循此走进了一片丰饶美丽的田园。
孙先生的论文我也尽量找来学习。记得他有一篇《论吕德申小说创作及其与一种文化精神之联系》的论文，我读后意识到若建立其作家作品与当时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的联系，其意义会更大。之前我研读文学往往放不开眼界，孙先生在文学的联系中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受益匪浅。我想，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学养所至，还是学者的胸襟使然。
吕德申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曾跟随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新文学作家学习，曾有当小说家的追求，复员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应该是孙先生的老师。他创作的小说《老祖母》等曾发表在杨振声和李广田先生主编的《世界学生》上，之前我已查找，却看不出价值所在，孙先生的文章无异给我指出了一条评说的路径，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
参加“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 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讲
2009年11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孙玉石先生作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出席。会长陆耀东先生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孙先生承担了责任最重的工作——做会议总结。为此，每场会议，无论大会小会，每个人的发言他都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做笔记，别人在会中可以放飞一下思想，他却不能，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讲，像个小学生。
我有幸和孙先生分在同一个小组，我的发言他应该是听了的，但会议没安排讨论，孙先生没讲话。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是《闻一多与民族原生态歌舞首演》，考述闻一多策划在昆明演出的“彝族音乐舞踊会”的情况，以及歌舞对他创作的歌舞剧《古歌舞剧悬解》剧本的影响，指出“舞踊会”的意义，突出对我国民族民间原生态歌舞演出的开创之功，肯定这是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我脑子里至今印着我发言时一些年轻朋友（可能是研究生）的兴奋表情。文章后来作为会议论文选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这次会议前，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闻一多基金会举行了“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孙先生是评委主任。由他在开幕式上宣布获奖名单。我获得三等奖，他念了我的名字。但我想，获奖者多人，他不一定记得住我。
他的会议总结实事求是，既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果，又指出闻一多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地方，激起一阵阵掌声，具体内容，时隔十四五年，已记不清了。但有几句话我记忆犹新。在他讲话前，研究会负责人就调整研究会理事会征求代表的意见，实际上是免去有的理事并增补新理事，我的名字亦在增补之列，而他的名字则在免去名单中。代表发言后举手表决，获得一致通过。这当然也是会议总结的内容之一。孙先生很高兴地说：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和会长增补很顺利，说明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的代表都是以学术为重，秉公办事，不以个人名誉为重的，不像有的研究会为理事、会长争夺吵闹，弄得很不愉快。这将融进闻一多研究会的优秀传统，希望今后能保持下去。
这次会议让我永记不忘的是和孙先生的一次夜话。在会议组织的舞会上，会跳的、不会跳的，或勇敢上阵，或忸怩进场，各种舞姿纷纷亮相。孙先生却安坐不动，我坐过去和他闲聊。谨言慎行的他似乎很愿意谈。在幽暗的灯光下，我俩海阔天空地谈着，当然，中心是会议，是学术。我谈到做研究查找资料很艰难时，他告诉我两个数据库，使用数据库，坐在家里就能查找所需的资料，解决了资料的难题。他还说：我们现在很少上图书馆了；北大、清华的老师都这么做研究。我对他们的羡慕由衷而生。问他怎样才能获得数据库，他答道：价格很贵，只能是图书馆购买。这次谈话使我知道了一些书本上、会议上、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胸襟对我是学术精神的教育
我在《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上读到孙先生的《推荐附语并关于冯至、阿垅的诗》一文，照样得到启示，但发现文章没说清《招魂》的版本。为此，我写出了《冯至诗的创作、发表与版本考》。“创作”过程是我首次揭示的，“发表与版本”实际说的都是版本问题，必然与孙先生《招魂》的版本说不一致，尽管我在文中不提孙先生及其《推荐附语并关于冯至、阿垅的诗》一文，但将两文一对照即可见出差异来。因此，完成后没立即投出去。后来我想学术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探索真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学术上，哪怕是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后学也指出过他们的错误，而不影响他们的高大形象，遂把文章投给《新文学史料》，在信中说明写作原委并嘱咐道：“若有刊登价值，我想还是由我将拙稿呈孙老师看一下。”郭娟主编回复：“没问题，您可以先给孙玉石老师看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于是，我于2015年1月10日将拙文发给孙先生。他15日回信：“从所叙史实来看，大体无什么问题，较为全面，尚未见有什么不妥处”，并说“最后究竟如何处理，由你自己决定”。信中还对拙文将墓园石刻、作为歌词被谱曲都概括为“发表”提出了“推敲”的意见。他的信我读了非常感动！我先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孙先生不但容得下不同意见，还希望不同意见能够“经得起时间推敲和科学性检验”，具备严密性和科学性。这胸襟，对我无疑是学术精神的教育。不过，“发表”一词我没做其他补充。因为西南联大那时是把张贴、收录、刻石、歌词都看作发表的，拙稿写的是那时的事，放在历史语境中说“发表”不能算错。后来，拙文在《新文学史料》2017年2期上刊登了。孙先生是该刊编委。
钱理群老师在《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境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谈自己在‘文革’初期，在压力下，也参与了对老师的‘揭发’，为此而深感负疚，要借此机会，公开表示忏悔。”这种自省精神，使钱老师“很受震撼”。我由此想到刘正强先生，如果他参加这个会，会说些什么呢？我想或许也会像孙先生一样，公开表示忏悔的。记得在我昆明的家里，刘先生曾说：在反右斗争的压力下，迫不得已说过不利于王瑶先生的话，对此他负疚了一生。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此事。他告诉我，说明他心灵的坦诚。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学生都在特殊时期说过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晚年都在反省自身，说明都是“清清白白做人”，襟怀坦荡的典范。这或许是我怀念两位先生的深层原因。
（本版文作者李光荣为云南师大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