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地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章开头有一小段自序：“吾于三年前作《清代学术概论》，篇末述对于将来学术之希望，有‘分地发展’一语。朋辈多疑其所谓。彼书既极简陋，未能发吾旨趣，久思为一文以畅之，顾卒卒未有暇。癸甲冬春之交，校课休沐，偶与尔曹谈皖南北、浙东西学风之异同，乘兴蒐集资料作斯篇，阅十日而成，亦屠苏酒中一绝好点缀也。”可知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地理分布问题很是关注，认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发生及特征与所在地域有直接关系，大而言之则文化特征亦然：“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
其实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在《中国史叙论》中论述过文明起源及发展与地理的密切关系，之后一直就此问题给予关注，但限于各方面原因没有深入研究。至二十世纪20年代初，基本退出政坛的梁启超终于有时间得以撰写此文，其有关论述显然受到孟德斯鸠等西方近代学者的影响而不同于中国古代简单以地理因素分析不同文化现象的传统。孟德斯鸠是欧洲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地理气候环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性格与精神形成有着决定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及文化精神。被孟德斯鸠系统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由黑格尔完善，于十九世纪后期传入日本，梁启超正是在日本受其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开始建构的百年前，梁启超能够从文化地理视角反思近代以来学术和文化思潮的发展，显示了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敢于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可贵勇气。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相对于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他关乎中国近代学术的论著，此文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反响，之后也未得到应有重视。直至近年来学术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进行总结时，遂对梁氏此文重新予以关注。不过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学术史范畴，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是否存在对应或“暗合”关系，以及同一地域文学与学术的学风异同比较等问题鲜有系统研究。
早在梁启超发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之前，文学与学术发展进程中不同学术流派与其所在地域文化及地理环境的关系，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如刘师培就在1905年写就《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论述南北文学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了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此文认为无论学术还是文学，南方与北方最明显的差异是北方文人“不尚空言”，而南方文人“喜言新理”。例如王阳明及余姚学派风靡江浙及东南一带，即与所在地域文化风俗有关。其次单就文学言，北方文学重记事、析理而南方重言志、抒情之体。王国维也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把春秋学术划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孔子、墨子为代表，南派以老子为代表：“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
至于文学，亦是南北各异：“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不过，无论是刘师培还是王国维，其相关论述出发点及结论显然和梁启超不同，且并未显示出他们是否受到西方文化地理学影响，这一点还是应该注意。
此外，王国维认为从文学角度看，南方文学明显好于北方：“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王国维上述判断是否为一启示，即现代文学之发生由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皖、江、浙文人率先提倡，当非偶然？ 倘若进一步看，固然是以皖籍学人陈独秀、胡适倡导在前，但若没有钱玄同、周氏兄弟和朱希祖等大批浙籍文人的呼应和支持，新文学运动则很可能夭折。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的30年，更是浙籍文人占据了新文学阵营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都当为一流。至于文学理论领域更是成就斐然，仅周氏兄弟“立人”“人的文学”和“美文”等口号之提出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浙籍文人何以如此，固然有“偶然说”“地域文化影响说”“教育与文学互动说”等等，不一而足，但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与文学的地理分布是否存在着一致或相近关系，二者之发展演变是否存在“暗合”关系却少有钻研。究其原因，不外乎关涉到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跨学科和高难度造成在短期内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单纯就学术和文学而言，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学在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互动，这首先归因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很多现代文学大家本身就是学术大师，从事学术研究和从事文学创作，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明确的跨界问题。鲁迅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工作，如果说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话，则都为正面积极的影响。其次，新文学运动从发生之初即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潮的问题，在积极拥抱外来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其实是有些前后矛盾的，从最初的“全盘西化”要彻底废弃传统文化甚至要“废除汉字”，到后来胡适的研究“国故”和鲁迅的“拿来主义”等，就在说明这些新文学领袖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由此必然推动他们加强对传统学术的推陈出新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过，他们的学术研究大致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较少跨学科，对于新文学阵营中“浙江潮”现象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反如鲁迅等人甚至极力回避对有关“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实，就来自反对派如陈源所提出的“某籍某系”之称呼而言，也无非说明浙籍文人尤其是章门弟子在高校文科的统领性地位，同样未有什么科学的阐释，更不会联系到如何解释新文学队伍中何以有庞大浙江文人群体的问题。而鲁迅等对此称呼的竭力否认，也多少影响了对浙籍文人何以在文坛具有“塔尖”地位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这也说明真正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探讨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其实把时间适当回溯，会发现自近代以来，以龚自珍为代表的浙籍文人即已在中国文学和学术领域独领风骚。而龚自珍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对梁启超那代人的巨大影响，不仅梁氏自己承认，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龚自珍的影响不仅在文学，更是在经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他的今文经学思想尤其是“公羊三世说”等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有力促成了康梁的“托古改制”和戊戌变法的发生。只是相对于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龚自珍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成就一直被忽视——更准确地说，是被文学研究者所忽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龚自珍一直是作为代表性人物被看待。
本文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假设：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最初的呼应与推动之所以主要由皖籍文人和浙籍文人联合完成，除却受该地域文化影响，当亦与近代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学术发展及其密切互动有关。龚自珍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及实践，显然对之后浙籍文人在学术和文学领域的崛起起到重要作用。龚自珍之后的浙籍文人擅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在创办白话文报刊、引进西方近代文学思想等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此固已为学界所认同。但所有这些如何最终导致他们在胡适、陈独秀倡导新文学之初即予以坚定支持并迅速汇成潮流，似乎尚有待发之覆。
还有一点须注意，那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粤学”，以曾国藩、王闿运等为代表的“湘学”，及以廖平、吴虞为代表的“蜀学”，均对清末民初的“皖学”和“浙学”有着重要影响，对此只要提及曾国藩与俞樾的师生关系以及俞樾对王闿运的褒赞评价即可明晓。须知在俞樾之后，其弟子章太炎以及章太炎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正是新文学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同样需要从文化地理学和学术思想史以及文学发展史互动之双重视角进入。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阐释文化发展和学术流变，民国其实已有学者给予关注，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开头即大谈湖南地理特色：“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他把湖南地域文化及学术流派多能自辟蹊径、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和开一代风气之特点归因于湖南之地理因素，虽不免过于简单却也很有几分道理。
综上可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外来文化思潮影响下固然呈现出以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审视传统学术并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基本趋势，但对于传统学术体系和特色的反思也始终同步进行，自然涉及到不同地域、不同学派观念、思想的冲突融合。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可能就是为何地域和地理因素会导致不同学术流派的产生，以及为何有些流派会在特定地域出现并发生重大影响而在其他地域却影响甚微？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西方的近代文化地理理论和中国自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及相关理论二者共同作用，在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20、30年代对这一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文学发展与地域关系方面的思考也基本与学术同步。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不仅代表了梁任公那代人对文化地理因素与近代以来学术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整体思考——这一思考已经跳出简单的进化论阐释，也跳出了局限在政治干涉学术和文学角度，其实更暗含着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从何起源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他们对未来中国学术和文学发展方向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