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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韵”而言，当限定为论述南宋时期的“宋韵”之特色时，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特色与南宋时临安（杭州）的密切关系。这座既有浓郁商业氛围和鲜明市井文化特色，又有自然景观和诗酒风流文化氛围的中国古代城市，构成了南宋话本小说中特有的“临安元素”或“杭州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两宋时期文化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并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以陈寅恪有关论断最有代表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另一著名史学家柳诒徴也有类似评价：“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陈寅恪、柳诒徴此说早已得到学术界认同，不赘。正因宋代文化如此辉煌，宋史及宋代文化研究不仅一直是学术界关注重点，也是国际汉学界关注重点之一。其中对宋代文化特色的研究尤为突出，并常在与唐代文化特色比较中予以呈现，其最有代表性的概述为“唐风宋韵”（亦有“汉风宋韵”——汉宋比较之表述，但不多见）。

在“唐风宋韵”这一概念中，如果说“唐风”更多体现盛唐文化的恢宏大气和浪漫开放姿态，则“宋韵”主要体现为两宋文化的丰富性和含蓄性，以阴柔多于阳刚为基本特色，其最恰当代表为宋词、宋瓷和宋画（尤其是文人画）。其实“宋韵”中“韵”这一特色自中唐时已有表现，即以诗和散文为例，盛唐时虽有李杜、韩柳之高峰，但流派不多、个性仍不突出，至中唐及之后才呈现出风格繁多、百花齐放的图景。与之相应的是审美风格和趣味的改变。

仅就“唐风”和“宋韵”而言，前者更多给人以粗狂、开阔、大气之感，而后者给人以华丽、细腻、含蓄之感，在审美趣味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萎缩不振，这与宋代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相对软弱和统治者大多具有较高文艺修养及实施“重文轻武”等政策有关，也与宋代市民经济发达和都市生活相对繁荣有关。一般而言，所谓“宋韵”即指两宋文化或文明，如今人徐吉军所概括：“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然而“宋韵”这一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最宽泛意义上“宋韵”就是指宋代文化，而在较为严谨意义上“宋韵”则指宋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风格或审美趣味。迄今为止，最能体现“宋韵”之审美风格也最为研究者所重视者多为“雅”之部分，其代表为文学中的宋词及散文、美术中的书法及山水画、文人画以及宋代瓷器等等。诚然，这些确实是“宋韵”中最有代表性者，但“宋韵”并非只有这些，因为无论在哪种涵义上使用“宋韵”这一概念，它都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即如“宋词”，其最能体现“宋韵”者固然是婉约一派，但豪放派也属于“宋韵”之表现形式自不待言。

综上所述，如果要完整阐释“宋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则不能不关注两宋时期其他重要的文化和文学遗产，而南宋时期话本小说以其所表现的市井文化和都市生活，呈现出浓郁的市民文化气息和追求世俗幸福的审美趣味，由此构成“宋韵”中之“俗”的一面，即丰富多样性中之世俗性、通俗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的一面。就“宋韵”而言，当限定为论述南宋时期的“宋韵”之特色时，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特色与南宋时临安（杭州）的密切关系。临安作为一个大都市，之所以得到马可波罗的高度赞美，不仅因为它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城市，也是最具自然风景优势的城市，由此它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既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和鲜明的市井文化特色，又有自然景观和诗酒风流的文化氛围。这一双重性格自然体现于话本小说中，由此构成了南宋话本小说中特有的“杭州（临安）元素”或“杭州特色”。

两宋时期话本小说因各种原因流传至今者较少，大约能够确认为宋代或创作于宋代但后人可能有所改动者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大部分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约四十篇左右。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北大游国恩等四教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都持上述论断，只是在具体数量的估计上略有不同。本文在论述南宋时期话本小说以及其中的“杭州元素”时，所用例证不出上述著作所界定范围。

与宋词、宋画中多体现“宋韵”的高雅、清淡和不食人间烟火气不同，话本小说更多体现出其另一面，更加世俗化、生活化，更接地气，更多表现市井生活与民俗民风。纵观现存宋代话本小说中南宋时期作品，较多具有浓郁鲜明的“杭州元素”或称之为“西湖小说”“临安小说”，其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表现帝都、帝王或上流社会生活与表现市民生活、都市风情者，思想内容则基本为娱乐性和惩诫性（劝善惩恶），而沟通和连接他们的环节或故事背景，就是具体的都市生活场景和西湖自然风景。这些话本小说作者大都充满着对杭州作为“帝都”的自豪之情和怀念之情，以及对杭州、对西湖之美丽繁华的赞美与向往。其次就是通过对市井民俗的描绘和下层民众生活的展示，表现对世俗幸福理想的追求和肯定。

历史上杭州作为都城有两次，即吴越和南宋时期。吴越时尚未有话本小说产生，南宋时的话本小说即成为话本这一文学体裁中初次呈现“杭州元素”者，“帝都情结”和“市井风貌”也只能体现在这些作品之中。所谓“帝都情结”，就是通过作者对帝都生活的描写，展示帝王及王室的尊贵和大气、帝都生活的繁华与热闹、描写帝都市民的自豪和幸福感，以及帝都陷落后追忆往事的怅惘和破灭感。据《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南宋时临安仅从事职业“小说”“讲史”“说经”三家说话的艺人，就有上百人，可见彼时临安“说话伎艺”之繁荣，其中不少人以能在京城占有一席之地为荣，不愿再去他处谋生。其中“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又如《西湖老人繁胜录》：“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而技艺较差者就没有资格进入，只能在街头巷尾表演。《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有“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广之处做场者，为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至于对临安繁华市貌、帝王生活及西湖美丽风景的描述，更是比比皆是，从中流露中作者的自豪之情和对逝去之繁华的缅怀之思，如《西湖二集》的《寄梅花鬼闹西阁》中，就用大段文字“把临安繁华光景表白一回”。今人刘勇强指出：“这种繁华景象远不是表面风光，它反映了市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热爱与自豪。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脱离了城市中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种种人际交往，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作者的叙述也失去了依托。”又如《梦梁录》作者的自叙之言：“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 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李员外称赞白娘子“便是杭州娘子生的俊俏”，而白娘子之所以钟情许宣，原因之一也是“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这其实就很能体现杭州人的自豪感。又如《梦粱录》对西湖的描述是亭榭花木无数，四时之景不同，棹歌画舫，名士云集，高潮处数万人集于湖上。《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则引用大量诗词称赞西湖“真山真水，一年四景，皆可游玩”，称游西湖“晨、昏、晴、雨、月总相宜”，或描写西湖“不深不浅，不阔不远”，这些描写不仅把西湖美丽写到极致，也展示了临安作为都城的繁华。至于《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一篇则有大段对南宋帝王之家生活的详细描述，其语气中充满了艳羡和敬仰。文末的四句收尾诗：“高宗南渡极盘桓，嗣主恭承太上欢。回首凤凰山下阙，至今犹自五云攒”，更极尽对皇室讴歌之能事。而在《救金鲤海龙王报德》中，作者更是借玉帝之口称赞西湖风景之美，那种身为皇都人、住在西湖边的自豪感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开头（所谓“入话”）就是那脍炙人口的四句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然后即以一大段文字描述西湖之美景：“话说西湖景致，山水鲜明……”，其中不仅提及涌金门、孤山、苏堤等景点，还提及苏东坡、林和靖等和西湖有关的历史人物，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入小说的主人公：“说话的，只说西湖美景，仙人古迹。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这样的叙述方式，其优点在于听众（读者）如果对杭州和西湖熟悉，就会油然产生亲切感和现场感。就南宋话本小说而言，它本来就是应临安都城市民的文化需求而产生，与杭州和西湖天然有着密切联系，也因此作者在话本中采取以听众（读者）熟悉之场景作为引子，自然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再看南宋话本小说中对市井生活和追求世俗幸福的描述。

较之北宋时期，同样是写京城景象，南宋话本小说重点已不再是描绘帝都恢弘华贵的气度，而是关注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景象，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命运并如实再现从地处中原的东京到偏安东南的临安所导致的文化中心迁移和城市生活图景的变异，诚如鲁迅所言：“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其中更能体现“宋韵”中之世俗性、平民性一面的是描写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繁华与现实中临安繁华生活的对比，展示这些文化遗民如何适应临安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并最终被折服、同化的过程。同时也有部分作品描写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充分展示人间烟火气的同时也对普通民众追求世俗幸福的信念予以肯定。对于南渡后的临安，人们总是习惯拿东京汴梁作比，话本《错斩崔宁》中同样如此：“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沛京故国。”又《冯玉梅团圆》中有一名句：“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意思是话本小说必须通俗易懂才能传得远，必须表现风俗人情才能感动人心。

至于最能体现杭州市民生活趣味者，当然是游览西湖。游湖之风始于北宋，由于北宋文人士大夫酷爱游乐，随着赵宋政权的南迁，他们也将此风俗一并引入杭州，如《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抱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上行下效，市民阶层也逐渐形成“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与此同时，话本小说中也频频出现这方面的描写。《警世通言》《乐小舍拼生觅偶》中就有杭州人春游西湖的描写:“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游湖内容：秦重在昭庆寺卖出油后，“绕河而行。遥望十景塘（即苏堤）桃红柳绿，湖内画船箫鼓，往来游完，观之不足，玩之有余……”其它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乐小舍拼生觅偶》等话本中也都有普通市民游览西湖的记载。其次如钱塘观潮、清明祭扫等也是富有杭州特色的民俗活动，话本小说对这些民风民俗的描写以及杭州市民生活的展示，在凸显杭州地理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极大丰富了“宋韵”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

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比较注意塑造普通民众的人物形象，大量普通市民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市民的生活和情感在小说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的男女主人公本为青梅竹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无法相见，直至一次游湖偶遇才有机会见面。此后尽管家人多次为他们各自提亲，他们却抱定一个信念就是“非他不嫁”“非她不娶”，但双方家长却不知道他们心事。后来两家都去钱塘观潮，女主人公不慎落水，男主人公不顾自己不习水性跳入江中，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昏迷过去，他们被人救起时竟然还是保持这一姿势。由此感动双方家人，遂议定婚事，最终他们夫妻恩爱，一时成为佳话。话本中的男女双方都是普通民众，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尽管遇到挫折，但在历经坎坷后终于以“大团圆”结局收场，事实上反映了彼时杭州民众的爱情婚姻观念，其中有对婚姻门当户对的肯定，更有对爱情自由的赞美——这一观念的形成无疑与杭州市民经济繁荣和市民观念的改变有关。从艺术角度看，“大团圆”结局虽然有庸俗化倾向，却表现了古代底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因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才向文学艺术作品中寻找慰藉。而且从艺术形式上看，作品中很多大团圆结局都是主人公在付出艰辛努力甚至生命代价之后才得以呈现，艺术效果其实比较完美。又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在描写南宋临安普通市民生活的同时，重点赞美主人公为救家人不惜献身的精神。小说写汪信之因与其兄不合离家出走，靠卖炭、卖铁、经营渔业为生，渐渐发展成为地方富豪。后来汪信之到临安上书要为国家恢复中原效力，不料因儿子对汪的两位友人程彪、程虎招待不周，二程便诬陷汪信之谋反。官府派兵捉拿，汪信之在率领众人自卫后逃离而家人全部被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汪信之为救全家人投案自首，而自己惨遭处斩。小说写主人公报国不成反遭诬陷，最后为救家人而牺牲，悲剧色彩浓郁。同时作品对彼时社会风貌和市民生活的展示也非常细致生动，其中的“杭州元素”极为鲜明，不仅体现于小说正文，而且在“得胜头回”中也有展示，对“宋嫂鱼羹”来历的描写就是如此。

由此，“临安”作为都城和“西湖”作为景物，在话本中已不是简单的故事发生地和环境背景，而成为一个积淀了丰富历史文化内容与地域风情的审美意象，也自然成为“宋韵”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临安”“西湖”“断桥”等意象在话本中频频出现的时候，它在听众（读者）心中唤起的不仅仅是被告知人物生活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更是对临安作为都城和西湖作为风景的历史的文化的展示，是“人间天堂”之帝都情结和民俗民情的缩影。正可谓：临安因有西湖平添几丝妩媚，西湖因有临安更具文化韵味。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得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在呈现所谓“杭州元素”时可以左右逢源，雅俗共赏。写“俗”时不至于俗不可耐，写“雅”时也不至于曲高和寡。总之，通过上述两种题材的创作，两宋话本小说成功地丰富了“宋韵”的内涵，特别是在表现市井风情和塑造普通民众形象方面的成功，使得“宋韵”既有浪漫柔美高雅一面，更有朴素、通俗和接地气一面。这种“接地气”的具体体现就是小说的娱乐性和惩戒性十分突出，以及通俗性、趣味性大为加强。当然，与宋词中出现一些萎靡之音相同，话本小说在表现市井生活或宫廷生活时，也有过于追求官能感受和生活细节展示的倾向，甚至出现对色情、迷信的欣赏和表现，例如《菩萨蛮》中所表现的轮回报应思想、《西山一窟鬼》中渲染的恐怖迷信色彩以及个别作品中对低级趣味的描写等。此外部分作者的视野狭隘和思想局限性，导致作品的格局太小，在表现普通民众生活和命运的同时，只是简单归为“冤冤相报”“因果轮回”等等，致使作品的思想性、哲理性不够深刻。但瑕不掩瑜，这些话本小说至少在美学意义上丰富了“宋韵”的内涵，也为两宋时期的文化高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容。

整体而言，如果说两宋时期的诗词散文大致属于雅文学，则话本小说可以算作俗文学的代表，其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既有别于传统诗文，也与同时代文人画和宋词不同。如果说话本小说丰富了“宋韵”这一概念，那主要是体现为对艺术美的欣赏让位于对世俗生活之美的欣赏、感受甚至沉溺，体现为不再追求高雅的艺术情操而是力求获得世俗的真实。即便还有对已经逝去之“帝都”生活的怀念，但也承认不过是“黄粱一梦”。梦醒之后还是要回归眼前的现实——即便它并不完美，但却真实。归根结底，在市民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宋韵”高雅的一面在话本小说中受到一定的无视甚至冲击，而代之以另一面即更有世俗生活色彩的都市生活描写。固然可以说这其中有作者的无奈和向现实屈服的倾向，但其实这就是“市民文学”的特色和力量，是“市民文学”胜利的标志。

此外，当我们说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大致体现了“宋韵”中“俗”的一面即通俗、世俗一面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在这些话本小说也有“雅”之成分，甚至有不亚于宋词、宋画之高雅脱俗者，诸如话本中的景物描写、人物心理描写以及小说中开头所谓“得胜头回”及正文中不时出现的诗词，其艺术水准有的可以说达到两宋时期一流高度。在审美品格的雅俗共赏方面，两宋话本小说确实达到很高境界，堪称体现“宋韵”丰富多样特色的又一绝妙例证，对此柳诒徴所言极是：“综其全体论之，宋代民族审美之风，实又进于唐代。任就事物观察，皆可见其高尚优美之概，不得谓宋人讲理学，偏于迂腐鄙朴，而薄其文艺不屑为也。”限于篇幅仅略举如下：

那游人行到乱云深处，听得鸡鸣犬吠，缫丝织布之声，宛然人间洞府，世上蓬瀛：

一派西湖景致奇，青山叠叠水弥弥。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这西湖，晨、昏、晴、丽、月总相宜：清晨豁目，澄澄激滟，一派湖光；薄暮凭栏，渺渺暝朦，数重山色。遇雪时，两岸楼台铺玉屑；逢月夜，满天星斗漾珠玑。双峰相峙分南北，三竺依稀隐翠微。满寺僧从天竺去，卖花人向柳阴来。

（《西湖三塔记》）

其他诸如故事情节的叙述之简洁、人物对话的生动活泼等，都显示出话本作者极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对口语（白话）的应用已经达到很高境界，诚如郑振铎所言：“到了宋人的手里，口语文学却得到了一个最高的成就，写出了许多极伟大的不朽的短篇小说。” 综 上所述，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不但完善和发展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而且形成了“通俗明白”为主兼具“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市井文化特色。尤其是以生动鲜活的口语（白话）塑造了很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其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也较为成功，在真实展现日常生活图景的同时也能予以诗意的赞美，使得作品在“接地气”的同时不忘对高雅境界的追求，做到既有平民的世俗性，又有文人的浪漫情怀。

在故事内容方面，两宋话本小说不似唐人那样“作意好奇”，而是更多关注现实生活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命运，即便叙述的是皇室生活或人物命运，也把他们置于现实生活的环境中，表现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非一味神化。就艺术手法而言，大都能在叙述中兼有抒情和议论，故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也更为成熟多变，这些其实都体现了“宋韵”的丰富多样性。因此今天在论述两宋文化遗产时，在阐释“宋韵”之特征时，不应忽略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及其蕴含的“杭州元素”。

总之，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如果给予概括，可以鲁迅所言最有代表性：“（宋）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从文学史发展角度看，两宋话本小说对后世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发展演变影响极大。两宋话本小说对后世小说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对世俗生活的重视与小说以展示生活场景为主的特点“暗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在叙事和人物塑造手法方面，两宋话本小说也在承继唐传奇基础上有较大突破，其最明显变化就是不再生硬地交代人物性格，而是在生活过程中展示其性格的成长和变化。两宋话本小说在文学风格演变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不但和宋词一起丰富了宋代文学宝库，也使得代表宋代文学风格特征的“宋韵”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完全可以和“唐风”相媲美的重要文艺现象，对后世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