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大公报》回顾泰戈尔访华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中国，为中印文化交流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当时的华夏大地带来了清新悠扬的文化气息。学界依据时人对泰戈尔访华一事的态度而将其区分为支持与反对两派。这种二元划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态，却也割裂了这一事件的整体性。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有必要发掘更多、更具公信力的史料来复原泰戈尔访华的完整面貌。流传范围广、影响力大的媒介，刊发大量评论文章和时事报道的报纸颇具考察价值，而《大公报》无疑是其中的上佳选择。
作为其时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素以“忘己无私、平实中正”的办报立场著称，受到文化知识界人士的支持与认可。创始人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中明确提出办报要拒绝幼稚志趣，益于国民人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名，固巳善矣……故本报断不敢存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缪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焉。”（英敛之《〈大公报〉序》，载《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第一版）。泰戈尔访华在1924年，此时《大公报》尚未进入“新记”时期，更未迁徙异地创立新版，故办报立场承袭前人，不曾改换。
据统计，自1924年4月15日至5月31日，《大公报》共刊发泰戈尔访华相关报道十六条，且不似有关报纸发表观点偏颇的引导性批评文章，而是多为纪要。4月15日，《大公报》刊发《印度诗圣太戈尔文日抵沪》一文，这是该报对泰氏访华一事的首次报道。文中对泰戈尔的生平、来华的陪同人员、接待人员以及演讲行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明示了泰戈尔访华的“真相”。
“太氏来华真相。太氏来华，系属自动，并非讲学社所聘请，去岁太氏之友人恩厚之来京，述及太氏颇有来华之意，讲学社即允供旅费及招待责任。故太氏此次纯粹为友谊之游历，乘机公开讲演数次。故与杜威、杜里舒之受有薪资者不同也。”（《大公报》1924年4月15日第三版）。
不难看出，“真相”强调了泰戈尔访华的自主性，即泰戈尔访华是出于主观上对中国的喜爱向往，而并非受讲学社聘请。这一说法虽然与泰氏本人在演讲中提出的“受邀”说法并不矛盾，但确实弱化了讲学社在泰戈尔访华一事中的存在。这就不由得让人思考《大公报》的目的何在？ 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中来寻求答案。
1923年中国知识界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以及应该用科学还是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改革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这场论战中，相关人士大致分为三派：以张君劢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问题要反求诸己的自由意志；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玄学派的唯心观点，主张人生观难以同科学分割；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则是同科玄二派“双线作战”。
此时流传出泰戈尔受讲学社（讲学社骨干为玄学派中人）邀请来华讲学的消息，许多科学派学人便将泰戈尔视作玄学派的特聘外援，故而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讽刺泰氏的文章，如1923年10月27日实庵（陈独秀）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以及泰戈尔抵华之日《中国青年》刊发的《欢迎太戈尔》及编者按语等。这些文章表面看来是针对泰戈尔，但实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抨击玄学派。此时《大公报》刊发“真相”，既有“解救”无辜躺枪的泰戈尔的意图，也是提醒民众不要被学术论战所影响，冷静看待泰戈尔的到来——这无疑是符合其“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宗旨的。
《大公报》报道了泰戈尔于中国的四次演讲。首先是4月22日刊发的《沪团体欢迎太戈尔大会纪 泰氏已于昨晚乘江裕轮北上》一文。该文详细描绘了泰戈尔抵沪后社会各团体的欢迎场面，并简要记述了欢迎会上的主持发言与泰戈尔的发言内容。沈信卿介绍泰戈尔是“以诗人的情绪，造成人类之精神”，王岫庐致欢迎辞时称泰戈尔是“诗人、教育家和哲学家”。泰戈尔在演讲中专门强调了此次访华的目的——“唤醒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抗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并自称“余之来也，非政治家、非传道者，实求道而来，故余所携，唯敬与爱”，同时对“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的中国精神表达了忧虑。
4月25日刊发的《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 各学校在省议会开会欢迎》报道了泰戈尔在济南的演讲。泰氏在演讲中申明了自己的人道主义主张：“惟有这人道主义，与普遍的爱，可以降于人间幸福。”除了记录演讲内容，文中也对泰戈尔的神态容貌做了描述：“精神极好，态度甚为恳切。吾人观其肃穆之像貌，聆其亲切之言论，精神上着许多的安慰。”4月26日的《泰戈尔在英美协会之演说》则报道了英美协会于25日在六国饭店宴请泰戈尔一事。但该文主要记述了美国公使舒尔曼的发言，记述泰氏发言较少。
4月29日《纪泰戈尔之雩坛演说 东西文化之不同点 体力智力与道德之殊途 吾人前途之光明》一文是对泰戈尔28日雩坛演讲的记录。文中称“泰氏容貌穆然可敬，蔼然可亲”，认为其“灰白之须发，则唯能令人想象印度上古之文化”。泰戈尔演讲中解释自己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的原因，是“亚洲民族和平亲爱之精神及其此精神所发之和声也”。这种“和声”是人类灵魂深处的精神共鸣，可以超越自然地缘划分与异质文化隔膜。《大公报》明确表示有意转载泰氏雩坛演讲全文，但由于发稿时间紧张的缘故，只能忍痛割爱，仅誊录部分。
尽管演讲文稿并不完整，但其保留下的内容，如“民族和平亲爱之精神”、“和声”等词句毫无疑问是符合泰戈尔的文明观的。泰戈尔一生致力于感受、推介不同民族、地域文明的优长，力图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包容，而不是文明中心论、冲突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脱离其他民族和国家孤立地取得进步；东方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技术，但不要模仿他们对金钱的崇拜、对暴力的滥用；并且，为着反馈西方，更为着证明自身，东方文明应该设法做出自身独有的贡献。”这种普遍的、平等的文明观也同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鉴的趋势形成了巧妙的呼应。从以上四篇报道中不难看出，《大公报》是能够清楚传达泰戈尔本意的。
《大公报》刊发的泰戈尔访华报道中，有五条为“京闻举要”一栏中的电信。4月22日“又电，泰戈尔定二十三日晚抵京，学界已筹备到站欢迎。”4月24日“又电，印度诗哲太戈尔今日（二十三）下午七时十五分到京。住北京饭店。政学各界到站欢迎者五百余人。”4月29日“又电，今日（二十八）印度诗人太戈尔在天坛讲演。京学界往听者达五千人。”以及5月2日“又电，印度诗人泰戈尔，定日内讲演毕。即行出京，京学界已预备欢送。”和“又电，泰戈尔主张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派不兼容。日来反对泰氏传单甚多。泰氏颇不悦意，有一星期后，即行出京说。”
这些简短的电信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泰戈尔访华并非纯粹的学术交流，也引起了政治界的关注；二是泰戈尔在中国既受追捧，也受抨击。这两点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其中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泰戈尔本人对他在华遭遇的明确表态：“颇不悦意。”这就提醒学界注意，以往对泰戈尔访华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思想的接受和批驳，并由此拓展至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脉络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爬梳。但影响是双线交互的，泰戈尔在面对中国知识界两极分化的对待态度时的表现，以及他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明现状的态度同样是研究的重点。
其余的六条报道则是泰戈尔在京的行程安排。4月30日的《泰戈尔起、居注》是对泰氏29日参观樱桃斜街绘画展览会、做客庄思敦私宅等行程的记录。5月9日《泰戈尔演讲信息》则报道了泰戈尔于真光电影院的演讲计划。5月10日的《泰戈尔寿辰志盛》是对众多中外名人（梁任公、胡适之、林宗孟、蒋百里等）为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寿诞一事的报道。文中提及新月社排演泰戈尔的诗剧《契珏腊》（即《齐德拉》，译法不同）以作庆贺，并记述了胡适的致辞：“略谓中国现在降生一儿，其人为谁，即泰戈尔是也。”有趣的是，梁启超还送给了泰戈尔一个中国姓名——“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对印度的称呼，“震旦”则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可见对于当时国人来说，泰戈尔访华不仅是学术的交往，更象征着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与融汇。
此后，5月16日《太戈尔赴西山休养》一文报道泰戈尔偕门人前往西山休养，并提及其意欲离京；5月21日刊发的《印度诗哲昨夜离京学术团体欢送忙》记录了泰氏离京的行程安排；5月31日的《太戈尔启程赴日》介绍了泰氏前往日本的游历计划。随着泰戈尔的登船离去，《大公报》对泰戈尔访华一事的报道也就此结束，但泰戈尔的小说、诗歌、戏剧依旧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传播，《大公报》也始终是其忠实的观众和真诚的记录者。
大体来看，《大公报》对泰戈尔访华一事的报道基本遵循事实，力求还原泰氏本意，为我们了解泰氏访华全貌提供了丰富材料。这无疑要归功于《大公报》始终坚持的办报立场。但仔细想来，《大公报》的办报立场是与其背后的执笔者所持守的读书人的品格不可分割的。面对纷纭变化的时事局势和繁复杂芜的信息资料，他们凭借耿介不阿的操守和敢于人先的抗争精神，以丰裕的学识和广博的视野为读者如实记述事件真相，也为后人以理性态度独立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保存下珍贵的历史材料。
斯文在兹，尽管油墨会因时光浸染而褪色，但文字的意义却不会随之磨灭，而其中所蕴含的与人相关的书生意气和人文理想更为后人回归历史语境，体悟时人的思想、精神、心智并与现实社会产生某种当下主义的联结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