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又是早春花开时。

一般人都知道，迎春、连翘开花最早，桃花、杏花、梨花、海棠、丁香、玉兰紧随其后。其实，还有一种花，叫山桃花，到阴历二月阳历三月，也会灿然开放。这山桃花不要理解成开在山上的蔷薇科李属的那种桃树的花，而是叠珠树科伯乐树属植物开出的花（下图）。

伯乐树是乔木，高十至二十米，树皮灰褐色，小枝有较明显的皮孔，羽状复叶通常长25至45厘米，总花梗外面有棕色短绒毛，花浅红色，果椭圆球形；花期3至9月，果期5月至翌年4月。伯乐树是古老的残遗种，被誉为“植物中的龙凤”，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自然生长的伯乐树在我国南方虽然稀少，却也不难发现。那么在北京有没有呢？有的。几年前的初春，一位朋友就在北京植物园领我到了几株特意栽种的伯乐树前，那时候山桃花含苞待放，其花苞以总状花序排列于枝顶，色泽淡雅，形态可人。在伯乐树前，我伫立良久，不由得联想到文学界伯乐冯牧。

我第一次见到冯牧，是在1978年8月，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在日坛附近借了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关于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座谈会，那次到会的文坛前辈很多，记得有张光年、李季、严文井、陈荒煤、朱寨、许觉民……其中就有冯牧。他们都发言肯定这篇作品，给予我极大的鼓励。我对冯牧心仪已久，早就听说，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扶植、提携、指点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有公刘、白桦、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季康、公浦……那时他就是文坛的一大伯乐。还有一个私密的原因，就是我姐姐的一个闺蜜，她母亲1978年的时候在垂杨柳一对文化人夫妇家当保姆，是哪对文化人夫妇呢？其中男主人叫朱丹，是位画家，冯牧跟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前后脚投奔延安；女主人叫李纳，云南人，是位女作家，代表作有《明净的水》，文笔清丽隽永，冯牧在昆明任职时，他们就是好朋友。有天冯牧到老朋友家做客，那位保姆是有些文化的，一边干活，一边听到他们的交谈，说是那天从下午到晚上，他们总提到刘心武，还有什么《班主任》，很是兴奋。保姆把所闻告知了姐姐闺蜜，辗转使我知道原来冯牧私下里那样看重我的一篇小说。这就让我萌生了去拜望冯牧的想法。

1978年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后恢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名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打听到冯牧在东城黄图岗胡同的居所，进得院去，发现他居住在一处逼仄的厢房中，当中一间较大，有餐桌，那边一间由他姐姐带着外甥女居住，他自己所居住的一间，是个窄长条儿，一张简朴的单人床，一个书桌，一把座椅，一个不大的书架，出乎我的想象，颇为诧异。冯牧很亲切地接待我，让我坐椅子上，他自己就坐在床上。没有客套，我们很随便地聊起来。自然聊到我那篇《班主任》。那时候评论界因为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刚出现了对自《班主任》之后陆续出现的一批作品的归纳性标签：伤痕文学。冯牧说这个标签拦也拦不住，其实是并不准确的。他说《班主任》把小说里的中学命名为光明中学，文章揭示了“文革”给青少年造成的心灵伤害，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但小说里没有一滴眼泪，整体调式是前瞻性的，特别是结尾，令人振奋，充满希望。我说中国的鲁迅，法国的罗曼·罗兰，对我影响最大。鲁迅的《明天》里的单四嫂，她的生活与命运是暗淡的，其实看不到明天，但小说结尾仍寄托于在时间推移中，暗夜终将奔走为有亮度的明天。不待我道出罗曼·罗兰的那句激励心灵的名言，冯牧先随口吟出：“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听了心里暖暖的。

冯牧说他注意到，我在小说里提及一些书名，这些书几乎都是前十年里的禁书，那时也大都还没有重新发行，他问我怎么会提到班台莱耶夫的《表》？我说我这篇小说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不能跟四种书切断联系，第一种我以《辛稼轩词选》为代表，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第二种我以《茅盾文集》为代表，就是中国1919年至1949年的文学；第三种我以《青春之歌》为代表，就是1949年至1966年上半年的文学；第四种就是外国文学，我重点写到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并以此为重要道具引出矛盾冲突，也就顺便提到了苏联的班台莱耶夫和盖达尔。冯牧说盖达尔知道是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了，但是班台莱耶夫没有什么消息，鲁迅在去世的前一年，把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从德译本转译过来，重视这件事的人不多，难为你在《班主任》里把它提出来。我是近年才检索到，流浪儿童出身的班台莱耶夫1908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987年才去世，《班主任》发表时他仍健在。冯牧因此询问我的阅读史，我告诉他1958年我读了苏联“同路人”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读书》杂志，被刊登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投稿成功。冯牧微笑：“啊，《班主任》并不是你的处女作啊！”聊得好欢。告别后骑车回家，一路风儿吹拂着我微烫的脸。

那以后我就隔三岔五地去黄图岗拜访冯牧。他的屋子仍是那么简朴，但增加了两把座椅。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更从容地交谈了。我注意到，交谈中，他不时要往喉咙里喷药，原来他有肺气肿的旧疾。我告诉他，北京市委宣传部为我改善了居住条件，劲松小区分配给我一个小两居。冯牧说他也即将得到木樨地的好居所，四室两厅，希望迁居后我还能去聊天。我们的交谈仍聚焦在阅读与写作上。他对我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叫好，并抱屈。那个短篇也刊发在《人民文学》上，那一期发表了多个短篇小说，《绿叶》忝列末座，有人告诉我负责终审的副主编简直是捏着鼻子，看在我头年《班主任》获奖的面子上，才没有毙掉。冯牧却对我说：“好。应该放头条。”他认为小说那尊重个人隐私、包容特异个性的内涵，是之前文学领域里罕有涉及的，而且，就小说技巧而言，也提升了很多，比如那位教师个人书桌中那张尺寸几乎与抽屉底板一般大的女性照片，究竟是谁？跟他是怎样的关系？悬念保持始终，很有味道。后来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这里有黄金》，他也给予肯定与鼓励，认为情节流动里，主人公小伙子去杀那个冤屈了他父亲的女校长时，都举起刀了，忽然瞥见床头柜上，有女校长为其幼子还插着针没有缝完的沙包，结果他就杀不下去了，一根针战胜了一把刀，这个细节有张力。但是他认为我在叙述中故意营造节奏感，多少有做作之嫌，建议出书时加以调整。

肯定与鼓励虽多，冯牧对我的批评也不算少。他对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没有讲完的课》和发表在《鸭绿江》上的《面对着祖国大地》的批评非常严厉，认为前者勉强及格，后者则在及格线下，我自我批评说：“是，是，主题先行，概念化了。”他认为我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就严肃地对我说：“问题是：乏味！”看我还是懵懂，就进一步谆谆教导：“退一万步，即使主题先行，也不能这样敷衍成篇。鲁迅的《药》比起《伤逝》，主题过于鲜明，最后在烈士坟上还增添花圈，但是终究还是有浓郁的文学味道，当然，我个人觉得，《伤逝》更有味道，是一种品不尽的味道……”那次交谈后，接连好几天，我都在咀嚼冯牧所强调的“味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学元素？

后来冯牧迁入了木樨地高干楼，许多落实政策后的老干部、老文化人都住进去了，我去那里拜访了冯牧，还有陈荒煤。陈荒煤住在高层，那单元比冯牧的大，冯牧住在低层，他的姐姐和外甥女（已过继为他女儿）仍和他同住。冯牧的客厅非常宽敞，一面墙的新书柜里满满当当地放着书，当然有《鲁迅全集》，我仔细一看，是1958年版的，就不无自豪地跟冯牧说，我有一套东北1948年版的《鲁迅全集》，我通读了，连后面的所有译文，全读了。冯牧说：“那很珍贵啊！怪不得你在《班主任》里提到班台莱耶夫的《表》。”我说我把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也细读了，小说后面写到主人公跑进剧院胡乱射杀无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因此一连几个晚上都做噩梦。冯牧问我细看过鲁迅对这个作家这部小说的系列文字吗？我说那读得不细，现在完全忘了。冯牧督促我：“那你要再看看。”

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门窗大开，国内文学界里年轻一代，开始被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吸引，卡夫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译介到中国，这时候大热，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还没有中译本出现，但相关的介绍已经不少，马尔克斯的若干短篇小说译文开始面世，爱尔兰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不但翻译了过来，在艺术院校内部舞台上已经有年轻人排演，国内文学期刊上陆续出现采用意识流、时空交错、荒诞变形手法的小说，文学界老前辈多有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有判定为“自由化倾向”的。相对而言，作为从延安出来的老文化人，冯牧是宽容的，但他也不赞同对现代派追风，他注意到我那时候也开始尝试意识流，比如刊发在《文汇月刊》上的《电梯中》，而我流露出的对《工人绥惠略夫》的兴趣，令他有些不放心，他就非常耐心地跟我谈心，好在那天他家没有再来宾客，我们聊得相当从容，相当深入。

记得冯牧跟我说，195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拍摄了根据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一共四集，又拍摄了根据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改编的电影，一共三集：《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后来我们都译制了。我说我都看过，他提醒我，要注意《两姊妹》，故事的背景，是“十月革命”前后，他让我回忆电影里的情景，他认为拍摄得很真实，那个时期俄国的文艺界，其实就整个欧洲而言，在现代派的兴盛上，是领先的，绘画上的抽象发挥到极致形成所谓未来主义，戏剧上的表现主义流派大行其道，文学上，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特别是《穿裤子的云》，都彻底颠覆着传统，不要以为是右翼、反革命才搞现代派，其实左翼、激进的革命派，有的搞得更加昏天黑地。至于阿尔志跋绥夫，他接近现代派，但还不是典型的现代派，他是颓废主义，《工人绥惠略夫》里的那个大学生绥惠略夫，自愿去当工人，要为工人谋福利，投入革命，结果却发现恰恰是某些工人，出卖了他，令他对革命绝望，因此他反过来用滥杀民众泄愤。

鲁迅的《药》出发点与此相近，革命烈士夏瑜为民众谋利益被统治者杀害，但愚昧的民众如华老栓辈不但对他的革命行为懵然不识，还要用蘸了他鲜血的馒头来当药给患病的儿子吃。这种沉痛的文本，在新时代，可以鉴赏，却不可模仿。你要注意：不要沉溺在追寻阿尔志跋绥夫这类新奇文本的兴奋中。我坦白，不但读了几遍《工人绥惠略夫》，对安德列耶夫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也很着迷，而且，我读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几个剧本：《教育的果实》《黑暗的势力》《活尸》《“第一个造酒者”及其他》，也觉得如尝禁果，那种撕开灵魂细检索的沉重感，令我掩卷沉思很久。冯牧很是惊诧：“我知道那几个剧本的中译本只印了那一回，而且每种只印了500册。我当年都没买到，你是怎么得到的？”

冯牧听我倾诉一番阅读心得后，这样跟我说：“广泛阅读是好的，但是一味追逐冷门，陷进去不能拔出，并且使其影响你的写作，恐怕就会剑走偏锋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呵护与关切。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我在那天跟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听说作协正在筹备恢复文学讲习所，已经有好几个熟悉的同辈作家告诉我，他们都通过本地文联作协报上名了，我虽然已经申请去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看来也有希望，但目前还是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社是没资格推荐我进文学讲习所的，您是否能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也进入改革开放后的‘黄埔一期’呢？”那时候比我略大，已经有了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的某些青年作家，都获得了进入资格，跟我说起来，都很自豪，后来作协恢复的讲习所定名为鲁迅文学院，虽然不属于高教部隶属的大学，但从鲁院出来也构成一种带有光环的学历。我知道那时候负责组建讲习所的作协领导是老作家延泽民，但我跟他没有过交集，只好“近水楼台”，希图从冯牧这里“先得月”，没想到冯牧沉吟了一下，这样对我说：“你就不必去了。你连阿尔志跋绥夫、安德列耶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剧本都读过，这些文讲所都不会安排阅读讨论的。你就自己再埋头读书吧。”就这样，如今填履历，我就格外羞涩，无鲁院“黄埔一期”的名头可入表格。

冯牧关注、培养、指导、点拨的后辈作家很多。他迁到木樨地以后，接待条件大改善，去拜访的人士也就更多更频繁，后来我就很难得到单独跟他畅谈，获得他一对一地对症下药的指点机会了。往往是我敲门进入，客厅里已经有其他访客在座，有次我进去后，一位衣着朴素短发素颜的年轻女士正在告辞，后来知道，是如今最受观众欢迎的程派青衣张火丁。作为伯乐，冯牧相中并付出助力的千里马，不止限于文学界，他是程派艺术的专家，也遇到过他与青年画家、电影导演、演员和曲艺界新秀一起论艺的情景。他在昆明军区时培养出来、比我这茬要大一轮的作家，自然更是常客。有时赶上饭点，他会热情邀请来客一起吃便饭，我也曾蹭过饭，他会拿来上好的葡萄酒，与全桌共享。

1980年底，北京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了一整套以作家名字命名的作品集，《刘心武短篇小说选》是率先推出的一种，冯牧作序。后来有人告诉我，冯牧曾经提携过的一位比我大一茬的作家，见书后大为光火，他本来就觉得冯牧对我偏爱，给我“开小灶”，没想到竟出现了这样一本书，冯牧还给作序。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1980年以前，只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作家，才能把名字嵌在书名里，以《×××小说集》之类的规格印在封面上，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即使有的文学作品已经被充分肯定发行量很大了，如《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艳阳天》，作者长什么模样，书上也不附照片的，那是一种规格限定，虽然那时候就有“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坛排序，但出文集的规格，老舍、曹禺在那时也还轮不上。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同仁们那时候真是敢想敢干，不仅创办了《十月》丛书，还大模大样地陆续出版了一整套中青年作者名字嵌进书名的作品集，翻开扉页后不仅有作者肖像照，更有生活照和手迹，完全打破了固有的论资排辈的陈规。据说那位作家的光火，令一贯温文尔雅的冯牧很是尴尬。

1980年初的《十月》同期刊出了三部中篇小说：宗璞的《三生石》、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和我的《如意》。那一年也开始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奖（后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奖项都并入鲁迅文学奖），《十月》把上述三个中篇小说都报上去了。那时候我切盼《如意》能够获奖，有次见到冯牧，得知无望，冯牧看到我的脸色，严肃地说：“怎么如丧考妣似的？”一语击中我那时名利熏心的不良意识。回到家里，他那句锐利的话语仍响在耳边，于是一个人站在小小的阳台上反省良久。自《班主任》获奖后，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就自我膨胀了，觉得应该始终被光环笼罩，荤素通吃，不能持续拔尖就如丧考妣，什么德行！冷静一想，全国文学刊物那么多，《十月》哪能三篇均获奖，宗璞和刘绍棠的都是精品，理应得奖。后来听说反对《如意》获奖的意见，是作品只弘扬人道主义，站位低了，我想这意见也确实值得参考。非常感谢冯牧对我的当头棒喝，这样的伯乐之恩，比高度夸赞我某部作品更可宝贵啊！到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如意》搬上银幕，由黄健中导演，李仁堂、郑振瑶、陶玉玲等主演，冯牧和陈荒煤都鼎力支持，剪辑出双片在北影试映，他们二位都去了，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具体的修改建议。1983年《如意》被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选为开幕式放映，并且点名邀我出席，我去后带回波尔多葡萄酒送到冯牧府上，汇报在法情况，他很高兴。

1981年我在《十月》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反响出现两极分化。一种是大力肯定。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教授是专攻美学的，基本上不写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他读了我这个作品后，破例在《上海文学》发表评论，从美学的角度高度评价。林斤澜，我称他林大哥，对我的写作上的帮助很大，他认为《班主任》的成功主要是非文学因素，《如意》他觉得算是刚迈进门槛，到《立体交叉桥》，他才对我说：“这是真正的小说了！”另一方面是相当严厉的批评。记得有次作协在人民大会堂搞活动，结束后在长安街的华灯下，遇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阎纲，那时他的话语权很大，曾发表很有影响的肯定《班主任》的文章，他直言不讳，大意是《立体交叉桥》调子灰暗，是写作上的退步，这样写下去可不行。他非常友好，从表情上看得出他对我十分关爱，为我走歪了路而忧心。当时若干评论家都持类似阎纲这样的看法，但他们出于对我的维护，都只是当面或让人转达这种批评，没有怎么形成文章，刊发出的这类批评文字，从署名上看，都没有阎纲那样的分量。冯牧呢，他的看法等同于阎纲，但也许是那时候我们已经难得有两个人单独在一起，面对面从容交流的机会了，他就这篇作品跟我的交谈十分简约，伴随一声几乎听不大真切的叹息，我觉得那是在表达“可惜了的”。虽然如此，冯牧待我依然不薄，他去西北采风，特意邀请了宗璞、公刘、谌容和我同行。

后来我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1986年经王蒙推荐动员，调到中国作协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那以后我抽不出时间去拜望冯牧，但我们经常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对我的工作和写作，都有及时的提醒与点拨。他对我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进行图文交融文本的尝试，感兴趣，表支持。他对我此前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都予肯定，但刊发时打出“纪实小说”的旗号，不以为然。他说：“纪实就排除虚构，而虚构才有小说，‘纪实小说’这个标签不伦不类。当然，知道你是在探索，试图形成一种新鲜的文本，但身材再好，衣裳总得合体。”到如今，“纪实小说”的标签已无人采用甚至无人知晓，被多数人承认的是“非虚构”的归类，但“非虚构”又容易与“报告文学”混为一谈。怎样从理论上为《5·19长镜头》那类的文学作品定位，若冯牧仍在世，应是我们在他客厅中细细切磋的一个话题。

他离休住进友谊医院，我很想去病房探望，但我知道医生判定他抵抗力已非常虚弱，受不得丝毫病菌病毒感染，而我曾被医生指认为“健康带菌者”，就克制了冲动，只在自己家中默默祈祝他能康复。再后来就有他病逝的消息。我拿上一张特意为他绘制的田园风景水彩画，赶到他家灵堂，奉献在他遗像前，望着他的遗像，无数往事中的细节，叠印旋转在我心中，悲从中来，从啜泣发展到嚎啕。我的余生中，再难遇到这样的良师！

非常遗憾的是，我曾与许多作家合影，却始终没有留下一张与冯牧二人同框的照片。

冯牧确实是一棵高大的伯乐树，他发现、栽培、扶植、点拨、鼓励的作家从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的，如果算上他调理的青年艺术家，那张火丁是七十年代的，多少茬后进获得过他的滋润啊！山桃花盛开，馨香满溢文坛，不止是他的伯乐精神，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多才多艺（他是京剧程派艺术专家、擅书法篆刻），他心地的善良纯净，他的诲人不倦，他的平等待人，他坚持原则又有弹性，他忍辱负重又有韧性，他的文雅，他的宽厚，他的情趣，他发言和行文中的那些独特而流畅的长句子，他那托腮的美感，他那迷人的微笑，他那磁性的嗓音……应该被记载，被赞颂。

他于1995年9月5日仙去，享年76岁。不想岁月匆匆，我如今竟痴活过了他的寿数。他出生于1919年3月15日，过些天就到他105岁冥诞了，我要再到北京植物园，觅到那珍稀的伯乐树，仰望那树上淡红泛紫的花苞，和那初绽的钟形花朵，默默想音容，深深感恩德。

2024年3月1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