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荣：我与李国文先生的忘年交
由于年龄的关系，作为“60后”，在出版生涯中，我打交道的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老作家寥寥无几，李国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可以算是我的忘年交。
我与李国文先生的相识，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集热。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系列青年作家文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年作家文集出版热，无论从出版规模还是从影响来说，在出版界都曾名噪一时。我个人先后责编过《池莉文集》《铁凝文集》《林白文集》《迟子建文集》《舒婷文集》《斯妤文集》等六套青年文集。也许因为我编过多位作家文集，《池莉文集》又在热销中，有一天，社长告诉我，李国文先生希望在江苏文艺出版一套文集，想听听我的意见。论资历和影响，李国文先生无疑有出文集的资格，作为一个狂热的“文青”，我曾拜读过他不少作品，李国文先生的短篇小说《月食》《危楼记事》曾先后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当时少年气盛，便坦率地说，相比我们正在出版的年轻作家，李国文先生虽然是文坛老将，作品也很有价值，但作品可能多少有些“过气”，不太受年轻读者的欢迎，市场可能不太乐观。如果要出，要控制规模和定价，建议最多出四卷。相对于李国文先生庞大的作品数量，区区四卷，确实是太少了些。社领导基本同意了我的意见，让我与李国文先生具体联系。
因为文集的事，我有缘与李国文先生相识，并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返，书信成了我与李国文先生沟通的主要媒介。出乎我意料的是，李先生居然同意了我的建议，甚至表示要精益求精，出三卷即可，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对于出我个人的文集，一向持保守态度，因为看到侪辈十卷八卷地出在那里，把什么东西都像出全集似的收了进去，令人产生一种寿终正寝的感觉，所以，有些出版社来联系，我不想以文集的名义，将写过的几百万字都编进去而婉拒了。况且，我时下也未有搁笔的意思，何必忙着做那些身后的事呢？再说，文章好坏，还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为好。对于你的建议，我真是很感激，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厚爱。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出一套精选的三卷本的文集，不知是否可以？上中下三卷，三十年代也有过这种先例的。我想，贯彻以精为佳的原则，一卷若以三十万字计，加起来，也有一百万字。据我所了解的目前还健在的作家，能有一百万字站得住的作品，也就算是天保佑了……年轻人出文集，鼓励是第一位的，收进较弱的作品，说得过去。出中老年作家的文集，似乎应该严格些，有些作品可以存目，不必全收，而在精粹。不知以为然否？”（1998年6月21日），对他的意见，我自然表示尊重，合同很快便签了，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一切都按合同进行中，次年7月9日，不知何故，李先生忽然改变了主意，来信表示希望增加一卷，扩大到四卷：“友人的关心，我也是很感谢的，总是一番盛情好意。为此，我想了一个两全的方案，原合同的三卷，增加一卷，为四卷，也符合你后来信中所说，不知尊意如何？”从信中意思看，可能是某个朋友建议他出四卷。不久，在7月21日的来信中，李先生又对文集的选文提出了新的建议：“四卷的安排，我初步想，不以原来的集子，而是以编年的方式。除去长篇小说，只选中短篇小说三卷，若每卷以二十五万字计，选七十五万字，若三十万字计，则选九十万，这就听由你的安排了。另一卷为随笔、散文，也是编年体，这样，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创作脉络，不知先生看法如何？”
显然，他的编选方式与内容与我原先的设想并不一致，也不太符合我对市场的定位，我自然委婉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从市场和读者考虑，我希望尽量收录他的代表作，同时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收入，这样作为文集才更有分量，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为此，我们之间多次书信交流。对我的意见，李先生并未直接反对，表示出文集是大事，也不用急，容他再考虑一下。不知何故，李先生很久没有回复，拖了很久，最终放弃了出文集的机会。李先生为什么最终放弃出版文集，我不便问，我猜最主要的原因也许觉得出版社的意图与他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形同鸡肋，也许他另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前后两年时间，联系了很多次，文集流产了，我多少有些失望。作为一个年轻编辑，能出版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文集，在我还是十分乐意的，但李先生选择放弃，我也只能尊重他的决定。这是我与李国文先生一次未遂的合作。也许当年少不更事，未能很好地处理作家、编辑和出版社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能换位思考，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多年后想起来，仍引以为憾，深感对不起李先生。
文集虽未出来，却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并未因为文集合作未成而不悦，此后我们反而频繁地交往起来，相与甚欢，渐渐成了忘年交。之后，李先生从未提及当年文集未能出版的事，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李先生为人仁厚的地方，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胸襟与人格。
那时电话尚未普及，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以书信为主。那段时间我刚刚经历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以我当时的资历和条件，完全可以分到一套主城区新房，却因种种原因只分到紫金山下一套二手房，与主城区隔着一个广阔的玄武湖，当时算是偏远的城郊。那年儿子刚上小学，本来朋友帮忙在主城区介绍了一家名校，考虑到新居离学校路途遥远，没有人帮忙，自己上班接送也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割爱。每每想起，心里多少有些耿耿。有一次在信中不经意地吐槽，发了几句牢骚，不久便接到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宽慰我：“从来信得知，为孩子、搬家事忙，这都是人生必修之课程，一旦你到了我这已经下课的年纪，想忙也无从可忙了。”接到李先生的信，既惭愧又欣慰，心里忽然轻松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李先生的安慰一直铭记在心，温暖至今。
与李先生相识几年后，我担任副总编辑，负责社里的选题组织与策划，因为组稿的缘故，与李先生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我策划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都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分别收入了李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桐花季节》和散文集《历史的真相》，这两套书都产生了较大反响，也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
李先生成了我的重要作者，每次开口组稿，他都慨然允诺，从不提条件，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顺利，也十分愉快。每到北京出差，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尽可能到李先生家登门拜访。李先生住在西城区西便门外大街西里单位分配的老小区的一栋居民楼，房子年代有些久，室内陈设简单，也并不十分宽敞，简朴中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书香。李先生身材魁梧，一脸慈祥，既豁达，又善解人意，令人如沐春风。虽然隔着三十年的岁月的鸿沟，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与李先生的交往，在李先生面前，我也没有什么顾忌，无论说什么，他都不以为忤。在他面前，我完全没有在其他老作家面前的矜持与拘谨。有次，我当面郑重地请他写一部自传，我想以他的经历、地位，写一部自传肯定很有价值和影响，但李先生非常客气而委婉地谢绝了。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只是说他不想写。我想，他不想写一定有他不写的理由，我只能表示尊重。也许对他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自传。
考虑到李先生年事已高，自己也杂事缠身，工作之外，平时并不敢过多地打扰他，每逢传统节假日，比如中秋、春节，我都礼节性地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隔着遥远的距离，都能听到他声如洪钟的特别的笑声，开朗，达观，令人快慰。
李先生晚年喜读历史，写下了一系列非虚构历史文化类散文，影响广远，读者无数。有次上门拜访时，他特地送我一本厚厚的《天下文人》，并在扉页上十分客气地写下“修荣先生指正”，虽是客气，却也反映了老派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
高龄时，李先生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历史文化类散文随笔，熔历史、文学、思想于一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表示希望从这类文章中选编一本有代表性的散文随笔，他欣然同意，把权力完全下放给我，由我自己选编，这便是后来的《血性的失落》，精装，雅致，读者和市场都反应良好，李先生对此十分快慰。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了我与李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
前几年，李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不时有些短文见诸报刊。鉴于《血性的失落》的成功，我曾当面表示希望把他在报刊上零星发表尚未出版的一些散文随笔搜集起来，出一本真正的新作。他欣然答应，表示新写的文章还不多，等凑够一本就交我出版，我一直期待着这本真正的新作，然而这一愿望终未能如愿。
去年春节，按惯例往李先生住宅打电话，想给他拜个年，问候一下。以往电话一响，很快便能听到李先生响亮的嗓音，但这次，一连响了七八次，甚至十次以上，也无人接听。隔一段时间，又陆续打了几次，依然无人接听。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现象。家中无人，我以为他也许到外地休假，或到子女家去了。隔一段时间，又陆续往李先生家中打了几次电话，依然无人接听，我隐隐有些不安，于是便托北京的朋友打听。不久，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李先生已于2022年11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93岁。那段时间人们的关注点都在与疫情有关的各种消息上，所以李先生这样一个著名作家病逝的消息，也就被各种信息淹没了。想到李先生家无人接听的电话，想到李先生乐观、爽朗、洪亮的嗓音，不由一声叹息。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书比人长寿。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