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长达30年，跨越四个年代。

他创作出35部武侠小说，160册，共一千多万字。

金庸称他为“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他是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唯一拥有文库的的武侠小说家。

他就是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

今年是梁羽生先生诞辰百年，同时也是他亲手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诞生70周年。1954年，随着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中国文学史开始出现一个全新文学流派“新派武侠小说”。该流派摒弃了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梁羽生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他对武侠中的“侠”进行了全新阐释：“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认为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梁羽生是其笔名，他原名叫陈文统，1924年3月22日出生于广西蒙山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喜爱写诗填词，接受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教育。1945年，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和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都在他家里住过，梁羽生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很受教益。抗战胜利后，他考入广州岭南大学。1949年夏，他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报考香港《大公报》翻译。当时《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报社一位年轻同事查良镛做主考。考官查良镛觉得陈文统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他。由于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史，陈文统很快便在香港《大公报》作副刊编辑。不久，他又被调入《大公报》所属晚报《新晚报》。而把陈文统变成梁羽生的，恰恰就是他任职于《新晚报》的总编罗孚。这次改变源于一场武术比赛。

1954年1月，在香港发生了一场引起全港市民关注的武术比赛。因为港英政府禁止此次武术比赛，最后比赛1月17日搬至澳门进行，香港很多观众纷纷涌至澳门观赛，盛况空前。这次比赛让《新晚报》总编罗孚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在自己主编的《新晚报》开辟出一块阵地专门登载武侠小说，这样一定会吸引很多市民购买《新晚报》。找谁写呢？罗孚认真开始考虑人选。他最后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编辑陈文统上。有时在办公室，罗孚常听到陈文统滔滔不绝地与另一位同事查良镛谈论武侠，很有些见地。他们两人常在一起“煮酒论英雄”，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谈到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朱贞木的《七杀碑》……一聊起来，两人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作为领导，罗孚以前就知道陈文统文史功底深，而且又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熟读《蜀山剑侠传》，对武侠小说颇有研究。当罗孚与陈文统商谈此事时，陈文统并不愿意，他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没写过武侠小说，自己只是喜欢看而已。而且，当时在业内一般认为登武侠小说的报纸品味不高。为了能说服罗孚，陈文统这样说道：“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回复他：“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罗孚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他告诉陈文统要以最快速度将小说名字和故事梗概告诉编辑部，编辑部将马上准备刊登预告。就这样，在比武结束第三天，1月19日《新晚报》在自己的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

预告已出，不写看来是不行的了，陈文统只得被迫当天便开始撰写小说。20 日，一篇署名“梁羽生”的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小说一共连载7 个月，在香港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龙虎斗京华》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因为有了它的连载，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梁羽生在香港也是一炮走红。《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读者反映如此强烈，罗孚又“逼着”梁羽生创作出了《草莽龙蛇传》，该小说是《龙虎斗京华》的姊妹篇，它以义和团和大刀会的兴衰为经，以上官瑾、杜真娘与丁晓、姜凤琼两对英雄儿女的爱情故事为纬，谱写了大时代的史诗中的侠骨柔情。1955年2月初，《草莽龙蛇传》连载结束后，疲于写作的梁羽生坚决跟罗孚表示要“请假”，自己需要调整一下，加之当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事务要忙，实在无暇再在《新晚报》连载写稿。

正因梁羽生的“暂休”，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师不久便横空出世。眼看《新晚报》就要在武侠小说栏目开天窗，不愿这大好局面就这样失去的罗孚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样爱读武侠小说，并常和陈文统闲聊的编辑——查良镛。于是，他故技重施去找查良镛，交涉后，罗孚胜利了。他告诉查良镛小说定于1955年2月8日连载。2月7日，为了准时拿到稿子，他专门派了位编辑在查良镛家楼下蹲守。2月8日，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在《新晚报》“天方夜谭”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天方夜谭”连载，连载了574天，直到1956年9月5日结束。《书剑恩仇录》的出现，在香江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侠狂潮。

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不断地为读者创作出众多经典“新派武侠小说”。这些新派武侠小说去掉了中国旧武侠小说的陈腐语言，用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用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使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也是梁羽生的创作巅峰期。自《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后，梁羽生又创作出《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还剑奇情录》《散花女侠》《女帝奇英传》《联剑风云录》《云海玉弓缘》《冰魄寒光剑》《大唐游侠传》《冰河洗剑录》《龙凤宝钗缘》《狂侠·天骄·魔女》《风雷震九州》等作品，其作品横跨盛唐至晚清，近千年的岁月，主要涉及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其中，《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狂侠·天骄·魔女》被视为其重要代表作。因作品太受欢迎，梁羽生当时大部分时间都是2至3部小说在不同的报纸同时连载，最高峰期即1966年至1967年时，曾有四部小说同时连载。梁羽生的小说以深厚的文史知识和古代诗词见称，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常常将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

这期间，他又被罗孚“逼着”“无奈”地写了一篇点评他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1965年底，《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想创办一本新的文学刊物《海光文艺》，为吸引观众，罗孚找到如日中天的梁羽生，希望他能写一篇评点他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这样不愁没有观众不关注这本新刊物。经不住罗孚的劝说，梁羽生开始撰写此文，最后以“佟硕之”为笔名在《海光文艺》1966年1月号-3月号，发表了一篇迄今依旧是研究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文中，梁羽生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而后他开始谈自己和金庸的不同：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随后，梁羽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表现手法“比较新”“情节变化多”，这个是要肯定的。但也有其不足，譬如“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难通，前后不照应，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节，反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在评点自己时，他首先也认为自己对“新派武侠小说”是“具有开山辟石之功”，他的作品“兼有历史小说之长”，但“水平参差不齐。”在文中，梁羽生洋洋洒洒细致地分析了自己和金庸作品其他的诸多优缺点。此文一出，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极大关注。

此后，梁羽生继续醉心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写作，其后他又创作出《慧剑心魔》《飞凤潜龙》《侠骨丹心》《瀚海雄风》《鸣镝风云录》《游剑江湖》《风云雷电》《牧野流星》《广陵剑》《弹指惊雷》《武林天骄》等诸多武侠小说。直到1983年，他创作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武当一剑》，1984年梁羽生宣布封笔。

对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有这样的评价：“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八十年代后期，梁羽生移居悉尼，在那里安静地生活。当老友来访时，他也会谈起自己对武侠的看法。1994年1月，悉尼举办作家节，梁羽生和金庸都受邀参加，那时他们已十年不见。在这次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的发言中，梁羽生对在场的嘉宾讲，“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那次金庸到澳，梁羽生热情地邀请老友金庸到家中做客，当金庸来到家中，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跟金庸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梁羽生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两位古稀老人这次难得见面，最大兴趣依旧是下棋。他们一下就是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才作罢。

晚年的梁羽生，身体不是很好。他开始考虑自己珍藏一生的文学资料应如何处理。从内心而言，他希望这些资料能“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但放在哪里，他一直没想好。他有时也会与朋友谈起此事。事情到2004年开始变得明朗，他最终下定决心将自己文学资料捐赠位于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次捐赠要感谢他的老友陈丹晨先生的牵线搭桥。

2004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老朋友陈丹晨先生告知时任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定居澳大利亚的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先生已八十高龄，重病在身，他有意将其一生创作的书籍、手稿等文献资料捐回国内。陈丹晨先生与梁羽生相识20多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陈先生建议文学馆应该积极争取。文学馆领导得知此事后，马上向中国作协汇报。很快，当年11月间，几位同志就前往香港与梁先生面谈，当面表达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收藏其文学资料的意愿，并送上中国作协对梁先生的美好祝愿及真挚问候。

2004年11月23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李荣胜、刘屏、王梦晨一行三人，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总经理孙立川先生安排下，在香港港青酒店815房拜访了梁羽生夫妇。在交谈中，中国现代文学馆表达意愿，希望永久收藏梁羽生先生的文献资料，并设立“梁羽生文库”。为了这次会面，文学馆特地请花鸟画家闫品女士创作了一幅有九颗大桃的中国画《多寿图》，祝愿梁先生福寿绵长。梁先生很喜欢此件礼物，对文学馆的诚意表示感谢。通过交谈，梁羽生先生亲身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对海外作家的尊重及对征集自己文学资料的重视，并对文学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梁先生当即表示愿意将自己在悉尼家中的珍贵文献资料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此次拜访结束后不久，2004年冬，梁羽生在港拜会了自己的老师饶宗颐先生时，告知老师自己准备将绝大部分文学资料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梁羽生文库”，让自己这些珍贵的文学资料落叶归根，回归故土。饶先生听后，很是感动，他表示要亲自为“梁羽生文库”题名。没过多久，饶宗颐先生便将自己写好的“梁羽生文库”送于梁羽生。

2006年7月下旬，李荣胜带队前往悉尼接收梁羽生先生文学资料。7月26日，“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仪式在悉尼隆重举行。此次捐赠活动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澳大利亚文促会、澳洲星岛日报联合主办。李荣胜代表文学馆接受梁羽生先生的捐赠，并向梁羽生赠送编号为“〇〇五一”号的巴金铜铸手模。

此次，梁羽生先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包括他的手稿、书信、字画和珍贵藏书，以及楹联，翰墨、家具实物等珍贵文物。这表明远居海外的梁羽生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馆事业的真诚帮助与支持。

在捐赠仪式上，梁羽生先生非常激动。他说：“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化使者飞越时空，带来了祖国对他的隆情盛意。他也看到了中国对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巨大努力。他希望更多文学界的朋友支持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批文学资料抵达北京后，经过整理、登记、编目，2006年下半年，“梁羽生文库”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成立。这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唯一一位武侠小说家文库。

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和好友金庸通了最后一次电话，电话里梁羽生的声音很响亮：“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

几天后，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平静地走了。

当听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金庸悲伤不已，特写挽联悼念自己这位半个世纪的老友。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2009年2月16日，在出席“萍踪侠影归去，笔翰文心长存——一代武侠宗师梁羽生创作成就回顾”座谈会时，金庸谈到自己和梁羽生。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及历史根底深厚均不如梁羽生，自己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也只是跟在梁羽生后面。金庸说：“他中文程度比我好得多，他来指教我，我大部分都接受……多谢他。”

今年是梁羽生先生百年诞辰， 3月20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百年梁羽生·永存侠影在人间”纪念梁羽生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虽然先生已西行多年，但他为读者所创作出的那一部部的武侠经典著作，依旧让我们相信这世间虽是“江湖”，但仍然充满着“侠义”， 因为这“侠”与“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融入在我们美丽的理想与情怀之中，它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