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坛炒作，久已有之，大师也不能免俗。本文从大量新发现和新解密的历史资料出发，为我们揭秘现代文坛的一出好戏：这一出戏由胡适导演，胡梦华、章衣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演绎一幕热闹的双簧，连同鲁迅、周作人、闻一多等文化名人一网打尽，为汪静之《蕙的风》成名而极尽捧场，终使胡适的几位弟子跻身文坛。还有闻一多、胡梦华的相关往事，让人感慨。

民国作家参与大学形象识别设计，前有鲁迅设计北京大学校徽；后有闻一多参与设计中央大学校徽、校色、校旗、佩章，参与设计武汉大学校徽、山东大学校徽。

《蕙的风》出来，文坛上演第二场双簧，鲁迅、周作人、闻一多看戏入局，成为与台上表演者互动的看客。民国文坛的第二场双簧是对第一场双簧的模仿，只因第二场登台表演者胡梦华、章衣萍，是在校文学青年，小人物不敢公开承认，被遮蔽百年。利用档案与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互证，解开百年前的这个双簧迷局。

一

闻一多（1899—1946）与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的关系，自一九二二年始。

一九二二年八月，小荷蜻蜓，汪静之的白话新诗集《蕙的风》由胡适作序、推荐，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图书馆为安徽绩溪人汪孟邹（1878—1953）主持，继一九二〇年出版胡适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后，积极扶持白话新诗人，出版了一批新诗集。我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一书中，曾关注过闻一多与“学衡派”的关系，其中有涉及胡梦华的部分。胡适在为《蕙的风》作序时，特别强调“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但“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要有“容忍的态度”，因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

《蕙的风》出版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胡梦华（昭佐，1903—1983）就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时帮胡适整理抄写文稿）的章衣萍（洪熙、鸿熙，1901—1947）故意拿文学的“道德”说事，做出个“不道德”“不容忍”的戏局。两个绩溪后生，心有灵犀。

其中《蕙的风》中文学与道德纠缠的情结在这两首诗里：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着了，悔煞不该出家啊！

胡梦华的文学批评起点很高，他登上文坛，竟是如此开场。

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三月九日，即遭到鲁迅《估〈学衡〉》的痛打；十三日，又遭受周作人《评〈尝试集〉匡谬》对胡先骕的反击。四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梦华《评〈学衡〉》。梦华即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胡昭佐。他在文中强调：“批评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好的文章一篇就让人记得。一九三〇年七月，清华大学陈寅恪提出历史研究中要有“了解之同情”，对“古史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偏颇和局限，提出相应的修正。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了解之同情”一语的源流，来自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赫尔德。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刊出《读了〈蕙的风〉以后》，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一个批评者半年前才说过“批评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怎么会有如此快的转身？

说“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尚属“不道德的嫌疑”。说“淫业的广告”绝对是出格了，有失文学批评的底线。那么这个“淫业的广告”的批评话语，是说胡适的序吗?还是说诗集?说前者他敢吗?说后者，那胡适岂不为淫业广告做广告了?

他哪敢如此批评胡适!所以，其中必有内情。

十月三十日，章鸿熙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的“道德”判断进行反驳；十一月三日，胡梦华又以《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为题，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回应，并发出“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感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此时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梁实秋信中说：“《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有带草纸的人救急。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封致闻家驷信中，他说汪静之的艺术“粗劣”，“胡梦华底批评我也看见了，讲得有道理”。这是闻一多与东南大学关联的开始。因是私信，文字多带情感。

其中还有些闻一多不知的内情。绩溪上庄胡梦华家族与胡适家族有乡谊，是世交。胡梦华的爷爷胡宝铎任兵部主事时，与张佩纶（张爱玲的爷爷）联名将胡适的父亲胡传推荐给在吉林宁古塔做钦差的吴大澂，胡传得以入仕途。胡宝铎中进士后，在南京城南门东仿清代江南织造，以官僚资本开设经营绸缎贸易的“胡正泰缎号”，并建有胡公馆（内设绸缎机坊），胡梦华的童年即在此度过。胡梦华父亲胡文骐与胡适是好友，经营“胡正泰缎号”芜湖、安庆分店。胡文骐在胡梦华自芜湖雅各中学、安庆保罗学校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专修科时，来到南京，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与正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学的胡适见面，托胡适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鸿声）写了封推荐信，说胡梦华是自己本家，请求关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鸿声先生：

我有一本家胡昭佐君，是安庆圣公会圣保罗学校毕业的，他现来投考南高的英文专修科，我知道他的英文程度是很好的，别的功课也还好，只有三角和化学两项，他恐怕不能及格。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学生，所以很希望先生，如果他的英文及他科都还好，就这两项差些，也可准他入学，使他入学后补习此两项。我知道先生能不怪我冒昧，故写这信交给他。

胡适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史馆六四八—58，第234页）

九月开学第一天，英文专修科主任张士一将郭秉文转来的胡适推荐信，故意在课堂上展示，说：“这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临时在我校暑期学校讲课的名学者胡适之博士写给郭校长，介绍一位学生报考英文科的信。现在我们英文科录取了这位学生，但不是凭据胡博士的信。”意思是说他是依据考生成绩录取的，不是凭借胡适的推荐书，意在表达对胡适的蔑视。但张士一的这个举动，却让学校师生知晓胡梦华是胡适的本家子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为国立东南大学时，胡梦华得以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专修科转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本科。随后胡适又参加了胡梦华、吴淑贞在南京的婚礼。汪静之与胡梦华是绩溪上庄老乡，都是胡适提携的文学乡友（胡思永、胡梦华、汪静之、章衣萍四位诗人中，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胡思永、章衣萍与应修人、胡冠英、曹诚英等自杭州联名致信胡适，要求他在《努力》周报上增加文艺、思想方面的内容）。乡友胡梦华、章衣萍效仿钱玄同、刘半农巧演双簧（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新青年》第四卷三号，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刊出《文学革命之反响》；刘半农《复王敬轩书》作答），搞出这个恶作剧，老谋深算的绍兴师爷周氏兄弟，出戏入局，不知内情，把胡梦华痛打一顿（周作人署名“作人”，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报·副镌》。周树人署名“风声”，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镌》，又名《晨报附刊》）。

事实上，周作人已经敏锐感觉到其中的某些关联，只是尚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意图：

有人对我说，我的话未免太认真了。中国的惯例，凡是同乡同学同业的，因为接触太近，每容易发生私怨，后来便变成攻击嘲骂，局外人不知此中的关系，很是诧异，其实并不足为奇；譬如《学衡》派之攻击胡适之君即其一例，所以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别人的闲事。这话虽然说的也有理由，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轻信。又有人告诉我，这位胡君便是以前评过《新月集》译本，相信了广告上的话，坚持说这部诗集是给儿童读的诗的批评家；他因为太相信别人的话，前回上了泰谷儿的当，这回所以又上了汪静之的当了。我将八月份的《学灯》查了一遍，果真有那一篇文章，我也就心中释然，觉得上面的话也可以不说了；但是既然写好，而且中国的法利赛人也还多得很，可以给他们看看，所以仍旧把他发表了。

鲁迅则于“实在不明白”中，“未免万分可惜了”：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这正是批评家的任性、随意与权力，可以痛击一点，不及其他。也是《新青年》“随感录”始开“热风体”随感、杂文的文体特性。

闻一多是局外人，当然无法知其内情，两次在信中表示出对胡梦华的支持。

事实上，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的开头即埋下明线引子，说“今年一月，思永南来，带了汪君抄寄北京的诗”。这说明他们是诗友、文友，他们之间有所串通，有意对朋友的诗做出批评。随后，他在对周作人批评的反批评《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中，仍坚持“有不道德的嫌疑”说辞，因为这是胡适给的命题。同时，他又说汪静之作诗，是“未有良好的训练与模仿”。他更表达了“我这种动机，诚不免太不识时务”，“做一个‘旧派’又何妨”。这个“旧派”说辞，是当时新文学阵营对南京东南大学的普遍看法。为重印《表现的鉴赏》写序的吴俊升早在一九三五年《纪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的演讲中，曾提出“保守和前进，在促进文化上，是同等的重要”。

后来，胡梦华在《青春文艺因缘忆东南——重印〈表现的鉴赏〉前言》中说：

我俩（沈按：胡梦华、吴淑贞）一致主张：诗的革新与创新，必须彻底铲除掉新旧诗体的格律，连根拔掉，不要有丝毫姑息、保留。

对于我们当时新诗的评论，我曾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我本是近视眼么，对我近同乡、绩溪八都汪静之新诗作者的作品《蕙的风》脱离现实，闭目冥想有微词。……但淑贞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她说：浪漫主义时代，少年爱情奔放泛滥，言不由衷，且不符实，信口开河，夫子自道，在所不免。不能律以客观唯物常情。文艺发展，由写实主义，而象征主义，而印象主义，以至发展为电影戏剧，记录影片，就难乎为诗人的想象构思了。我赞成并欣赏她的高见。

这里胡梦华承认自己“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我赞成并欣赏她的高见”。可见，他对汪静之的批评，是有意剑走偏锋。在汪静之受到同乡胡梦华批评时，胡适并没有发言，知情者汪静之、胡思永也没有吱声。因为胡适知胡梦华对他作序、推荐给亚东图书馆的出版诗集，断不敢做出否定之举，故意表现出的“道德”评判，一定是另有隐情——他听任几个年轻文学乡友如此互动。结果，胡梦华这个“不容忍”戏局中的“微词”，让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知名作家卷入争论，把汪静之《蕙的风》炒到热卖，让汪静之与出版方亚东图书馆偷着乐。这次事件成了继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叶绍钧、吴文祺与北京大学旁听生台静农等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群殴《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新文学阵营合力反击东南大学《学衡》杂志之后，又一次针对东南大学文化保守的批评事件。

胡梦华稍后的文章即彻底颠覆了他自己对《蕙的风》的“道德”判断式批评，有意自己“破局”。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时事新报·学灯》“论坛”分两期刊出的《英国诗人雪莱之道德观》一文中，他说“凡是做诗的人都不可以虚伪”，断然否定强加给雪莱“淫徒”的世俗偏见，五次称道雪莱是“革命家”，并表达自己对雪莱“伟大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雪莱，心向往之”。

短于观察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不以为雪莱是“淫徒”，百年沉冤，有几个能原谅他的苦衷，知道他的心曲？可怜这个为主义而牺牲的理想革命家几乎永被牺牲了。不避刀斧的革命家呀，不怕枪炮的革命家呀，杀身成仁的革命家呀，舍生取义的革命家呀，有几个能像雪莱这样为革命而革命的纯洁动机，牺牲一切名誉，地位，幸福，安宁以殉革命的主义。忍受一切讥笑丑诋以换取制度的解放，至死不悔；这是何等宽容的态度，伟大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雪莱，心向往之！

由此可见，他之前对《蕙的风》所持“道德”判断是别有用心。

风华曾与少年留，回看那年文学青年，几人不动自由恋爱弦？现实比诗歌、批评更多风情，更有故事。当时，胡适与四位家乡小诗友的关系别有一番景观：在南开中学读书的胡思永是胡适的亲侄子，暑假到杭州时，与汪静之同时爱上了女师的符竹因，两人竞争，结果在杭州，汪静之与符竹因热恋后同居；胡思永因没有得到符竹因，病情加重，不治身亡；章衣萍公开发表文章祝贺汪静之与符竹因同居；南京读书的胡梦华与同学吴淑贞由热恋到在校结婚，并拉胡适当证婚人；胡适与曹诚英在杭州婚外恋，汪静之、胡梦华、吴淑贞是见证者（胡适一九二三年七、八、九月在杭州与曹诚英婚外情发生的地方正是烟霞洞，胡适租住了和尚的客房。汪静之诗中所写“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让胡适在现实中复活。胡梦华八月十七日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一起送梁实秋登船赴美留学后，转到杭州，与吴淑贞一同拜访胡适，并在烟霞洞住下，见证了曹诚英照料胡适的情景）；而章衣萍此时更是以写情人日记、情书走上文坛。在他们中间，胡梦华故意制造出个《蕙的风》中春情与道德纠缠的案子，让文坛打斗、热闹。

更让人惊讶的是《学衡》创始人，反对五四新文化，反对胡适及白话新文学的西洋文学系主任、已有妻儿的梅光迪，一九二三年春开始与本系女学生李今英热恋（本校首批女生之一），成为中国大学的首例师生恋。据《吴宓自编年谱》第257页所示：

1923年春，学生胡昭佐（见前）即屡告宓云：“梅先生与李今英恋爱，本系同学皆知之，甚忧校内之敌人将利用此事作材料，以攻击梅先生而破坏西洋文学系，吴先生可否劝谏梅先生？宓答：此事，宓不便劝谏，亦不愿去管。”

一九二三年胡思永去世后，其诗作103首，由同乡程仰之辑录为《胡思永的遗诗》，于一九二四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序言中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胡思永因失恋，病情加重，一命呜呼。事后，胡适见到汪静之时，有意提出要见见能要了侄儿胡思永命的符竹因，符竹因颇难为情，避而不见。

这是苏轼“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的场景，更是“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戏局。

胡适命题，胡梦华答卷，引出周氏兄弟判卷，自然而然，表面看并无破绽。

绍兴师爷游刃于官场，徽商经营的是市场。如今绍兴师爷转战文坛，虽说刀笔锋利，所向披靡，但在徽商的局中，不免变成了帮着吆喝的看客。看似来砸场，实际成了帮场。闻一多是局外人，他当时并没有介入打斗现场，他的书信也是后来编全集时才公开并为人知。

由上面叙事，我把胡梦华、章衣萍演双簧的这个“局”理出一个明线：

章衣萍一九二〇年在南京半工半读，到南京高师听顾实文学课时结识绩溪学子胡梦华；

汪静之将诗集寄给胡适，请求作序；

到北大旁听，在胡家做抄写工作的章衣萍、从南开中学到北京休假的胡思永看了汪诗；

胡思永一九二二年初到南京时将汪诗带给绩溪乡友胡梦华看；

汪静之与胡思永、章衣萍三个绩溪诗友一九二二年暑假在杭州相聚，谈新诗，追女生；

《蕙的风》一九二二年八月在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刊行；

胡适序言中抛个“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假设命题;

胡梦华成为“有人”，接命题作文，因为他是西洋文学系写批评的科班生；

胡梦华愿打，汪静之愿挨；

章衣萍回应；

引在北京的周氏兄弟出场看戏；

闻一多在美国的私信中表态；

胡梦华借谈雪莱自己“破局”。

以上是我的后见之明。

这一“局”下来，汪静之、胡梦华、章衣萍皆登上文坛。其中汪静之成为“湖畔社”的著名诗人，章衣萍成为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语丝社”成员，胡梦华成为年轻的文学批评者。胡适是背后最重要的人梯，更是导演。

六个绩溪人玩的这个“局”，真正验证了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

得陇望蜀，胡梦华又单摆下一明局，让南北两所大学旧、新学人交锋，煞是热闹。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胡梦华与同班同学吴淑贞在南京花牌楼中国青年会举行新式婚礼。胡适此时在南京讲学，应邀做证婚人。梅光迪、楼光来为男女双方介绍人，老师杨杏佛、柳诒徵、吴宓、李思纯到场。胡梦华的同学徐书简主持。也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场面，使北京大学《新青年》派的胡适与东南大学《学衡》派的梅、吴、柳有了一次当面交锋的时机。胡梦华说，在青年会这个婚礼喜堂上：

吾家博士适之叔展出文学革命观点，梅、吴二师提出希腊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示当时名遍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罗素二博士，未必青胜于蓝，更不足言后来居上。接着柳师还提出子不学的孟轲助阵，适之叔单枪匹马，陷入重围；杏佛师拔刀相助，雄辩滔滔。事后，淑贞与我研究，认为他们雄辩引经据典，俱有根底，给我们婚仪添了佳话。吾家博士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的话，展开新风气。迪生老师坚持白话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则是不朽之论。

这是民国在校大学生的第一场现代婚礼。

有清一代，与“无湘不成军”相映成趣的是“无徽不成镇”，更有徽班进京，聚满汉于一席，会宫廷市井于一声。

五四运动前后，一八八六年进士、大总统徐世昌文治，皖系军人武威。皖人陈独秀、胡适之得以携《新青年》进北大，登高顺风。这是民国最自由的年代。

“无徽不成镇”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立店铺、做生意，“盐商”“朝奉”（当铺管事）使乡村变为小市镇。而当铺之盛，往往需要盘活资金，“朝奉”设局，拿典当拍卖，聚积人气，坐地起价。六个绩溪人玩的这个局，就是徽商当铺拿典当拍卖时常演的戏。胡适玩的把戏随后就被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两个教授看穿。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针对梅光迪去世一事写道：“其喜欢批评胡适之，亦以适之好标榜，而迪生则痛恶宣传与广告也。”自中央大学到台湾大学任教的徐子明，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胡适与国运》小册子中，说胡适是用“徽州人的生意的手段”经营自己事业。

一九二六年八月，经清华学校同学、新月社好友张嘉铸（禹九）推荐，闻一多被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张嘉森（君劢）聘为教授兼训导长。但好景不长，一学期下来，学校即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停课闭校。三月三十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上海特别市党部委任陈望道、刘大白二人为接收政治大学委员。因政治动荡，政治大学无法继续办学，位于吴淞的校舍，自六月始，逐步移交给新办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原政治大学部分教员受聘于由东南大学改制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八月，闻一多溯水而行，被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尽管闻一多在南京任教时间较短（1927年8月—1928年7月），但这一年间，他的文学活动有三件可记：参与新创刊《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的组稿、编辑工作；出版第二部新诗集《死水》；发现、培养了两位新月派诗人陈梦家、方玮德。

陈梦家、方玮德是一九二七年九月考入第四中山大学的。陈梦家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七年冬曾到闻一多家中第一次拜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闻一多在致朱湘、饶梦侃信中说：“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梦家、玮德合著的《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中写道：“陈梦家与方玮德又同作《悔与回》长诗，曾印为单行本，传诵一时。其诗热情奔放，笔势回旋，有一气呵成之妙，也算得新诗中的杰作。”

据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所示，这一年闻一多的绘画创作有多种：为徐志摩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徐志摩、沈性仁合译詹姆士·司蒂芬的《玛丽玛丽》绘制封面；为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绘制扉页插图；为《死水》设计封面、版式；为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绘制封面。

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开放的档案，显示了闻一多在南京一年的重要活动，以及在昆明被刺杀后相关的事情。这里只展示与南京有关的部分。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张乃燕宣誓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他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是留学英国、瑞士的化学博士，对欧洲历史却情有独钟，著《欧洲大战史》。他上任后，故作高深，执行新的教授薪俸标准：国际著名学者才能被聘为教授，学校一律将原有的教授聘为副教授（在其他学校已经是教授的，也如此聘用，而实际薪俸相当于教授，即全校执行名副薪正），薪酬标准仍执行最高大洋300元，等级差为20元。兼任系主任者为大洋320元，兼任院长者大洋340元。

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张乃燕校长，并不喜弄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给他的政治权力，此时要推行民主议事、教授治校。这就让闻一多赶上了。

十月二十日，第四中山大学高教部致函各院院长：查本校校务会亟应成立，至各院教授代表推举办法案，经由校址酌定，每院就专任教授讲师中选出一人；在十五人以上者得加选一人。

就闻一多当选为校务会议教授代表一事，二十一日，汤用彤致函高等教育部部长王星拱，报告闻一多在文学院共计十一人投票中，以得五票为最多数，当选为文学院教授代表，宗白华当选为哲学院教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

十月二十二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公布校务会议委员及专任教员名单。

十月三十一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举行第四十次筹备会议，程时煃、刘藻彬、汤用彤、郑宗海、周仁、萧纯锦、胡刚复等参加，胡刚复为会议主席。讨论胡刚复提议组织校徽、校色、校章、校歌委员会等事项，决议成立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推定周仁、李毅士、闻一多、吕凤子、刘福泰为委员，周仁为召集人。

十一月四日，第四中山大学秘书处“除分函外，用特录案函”致周仁、李毅士、闻一多、刘福泰、吕凤子，通报校第四十次筹备会议决定推四位先生为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委员，周仁为召集人。

这种属于校方的规定行为，通常是集体创作。

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委员中，李毅士（祖鸿，1886—1942），先留学日本，一年后转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美术系学习绘画，四年后又接受留学生公费进入格拉斯哥大学物理系。他用西法画中国历史画，此时为教育学院艺术科西画教授、主任。吕凤子（1886—1959）是原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为美术教育家，他着力在中国山水、花鸟、人物画上，尤以人物画见长。李、吕是闻一多的老师辈。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科罗拉多、纽约三所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此时他虽为外文系主任，从事英文教学，但因其特殊的教育经历，被选任委员。刘福泰留学美国，为著名建筑学家。周仁为冶金学家、陶瓷学家。

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委员中，闻一多最年轻，设计校徽、校色、校章的具体工作，多由他承担。

十一月十一日，各院系选定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竺可桢、段子燮、孟宪承、高君珊、王琎、何鲁、吴有训、张士一、张天才、萧纯锦、蔡堡、徐善祥、张景钺、龚贤明、叶元龙、闻一多、宗白华、沈履、郭须静、常宗会、张谟实、卢恩绪、张峻、陈清华、蔡翘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务会举行临时会议，萧纯锦、龚贤明、何鲁、段调元、张景钺、周仁、蔡翘、常宗会、吴有训、沈履、孟宪承、胡刚复、杨孝述、楼光来、叶元龙等参加，胡刚复为会议主席，讨论议定校内各委员会条例及办法，计有政治训育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其中出版委员会额定七人，公推孟宪承（召集人）、闻一多、钱宝琮、杨孝述、徐凤石、时昭沄、萧纯锦为委员。这与闻一多参与《新月》及新月书店的组稿、编辑工作有很大关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华民国大学院训令：以大学委员会之决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

三月三十一日，江苏大学举行第七次校务会议，胡刚复、常宗会、张天才、郑宗海、龚贤明、楼光来、汤用彤、王季梁、蔡堡、程与松、周仁、萧纯锦、刘藻彬等参加，胡刚复为会议主席，会议审定：

校徽采用紫金山图，圈内加校铭，校铭暂定为“止于至善”四字。

校色定紫与金。

校旗仿照党旗中用校徽，外加江苏大学四字。

佩章改用紫、金两色。

民国每个大学要有自己的校徽、校色、校旗、佩章、校歌等标志，是从外国学来的。

校徽、校色、校旗、佩章是学校的形象展示，与画家的独立个性创作不同，前者通常是由四个环节组合完成：画家绘制后入选、专业专家委员认定、学校校务委员会议议定、厂家工艺制作完成。第七次校务会议记录显示校徽采用刘福泰、李毅士、周仁三位先生所定之紫金山图，图内加校铭。校铭定为“止于至善”四字。校色定紫与金。校旗仿照国民党旗中用校徽，外加“江苏大学”四字。佩章照吕凤子显示所定方式，但改用紫、金两色。这里没有显示具体的设计者，只说“所定”人。五位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委员中，四位是“所定”人，唯独没有说绘制者是谁。根据闻一多当时设计图书封面，随后设计武汉大学校徽、山东大学校徽的实际工作情形，我推断：闻一多作为最年轻的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委员，自然是具体的操画笔者，是绘制人。因为不可能是他的四位老师辈具体操笔。他是“四个环节组合”中的第一环。同时也可以说，闻一多在台下、幕后。

五月十一日，国民政府批准江苏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校徽、校色、校章图案沿用，只是将“江苏大学”四字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六字。

八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邀请闻一多服务梓里，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水长东，闻一多再次沿江逆行，离开南京。与此同时，胡梦华被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助教，讲授本科英文、预科英文。这个教职是系主任闻一多离任前给胡梦华确认、落实的。

国民政府教育部及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档案显示抗战胜利后闻一多、鲁迅好友许寿裳被刺杀的详细情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在昆明做《最后一次讲演》后，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中央大学信，请为闻一多出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曾在中央大学文学院任教证明，以便为闻一多家属申请抚恤金。十月八日，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回复清华大学信，为闻一多一九二七年八月起，至一九二八年七月曾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出示了证明书。

在由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的历史沿革中，校色紫与金一直沿用，随后又制定了校声。

民国有校色、校声的学校，唯这所大学。档案显示，有绘画专长的诗人、学者闻一多，是集体创作校徽、校色、校旗、佩章的重要成员。

人生苦短，一个文学教授给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学生以及自己立身的大学留下了什么？

知否？更行，更远！

回不去的从前。

官至河北省代主席的胡梦华在解放军天津围城时，送出家属，说自己留下是为了安顿、保护天津市民。这固然是责任担当，但也有“表演”成分。当年“太不识务”弄双簧，活生生演成了喜剧。这一次冷冰冰演成了悲剧。

一九四九年，胡梦华随陈长捷守城，海河冰上走，城陷沦为阶下囚。文人从政，雪白雪红，换来后半生伤别离恨，风中悲鸣。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唐·包佶）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出，让闻一多复活在“闻一多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