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玉琴：佩吉教授，您是拉美科幻研究专家，也是英语世界中拉美科幻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您的相关著作显示了您的学术发展路径：从单一国家的科幻研究到拉美地区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并进而展开科技与艺术、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学术领域在逐步拓展与深化。您能谈谈您的学术历程，并介绍您是如何走上拉美科幻研究道路的吗？

乔安娜·佩吉（以下简称佩吉）：我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划，只是跟着感觉和兴趣走。读本科时，我阅读了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的作品, 开始爱上阿根廷文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接触到里卡多·皮格利亚的作品，我对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复杂的文学世界非常着迷。博士论文以皮格利亚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为我打开了认识阿根廷文化的大门。我还对阿根廷电影很感兴趣，这也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正好契合了21世纪初兴起的探讨电影制作、虚构和纪实电影的新浪潮。之后，我开始转向思考阿根廷文学与文化中的科学观念。当然还持续了之前的研究主题，但已经开始转向研究文学、电影、图画书、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媒介文化。我还参与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更宽泛的拉美地区。每一个项目研究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探险，不断面对新鲜又具挑战的内容，不断进行新的写作尝试，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江玉琴：在《阿根廷科幻文学：物质化多元宇宙中的文本技术》中,您发现了阿根廷科幻的存在形态，并构建了阿根廷科幻文学框架。您是如何发现阿根廷文学的不同语境，并认识其独特的科幻文学发展路径？

佩吉：我做科幻文学研究前读了大量科幻作品，但我并非是从小就阅读科幻的“科幻迷”。从这方面讲，我进入科幻领域比较晚。我对科幻的定义很简单，在我看来，科幻是处理与物质世界、物质经验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处理某种幻想或超自然的问题。这涉及阿根廷的文学语境。阿根廷最发达的文类是幻想文学，幻想文学影响了其他很多文类。在我最初开始研究时，人们都认为阿根廷根本没有科幻文学这种文类。我于是提出，阿根廷实际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英语世界的科幻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也不同于阿根廷盛行的幻想文类。阿根廷科幻文学主要通过物质主义的方式介入文本和世界。幻想文学通常引导读者思考文本是否是一种景致，真实世界是否也只是一种幻象。但阿根廷科幻文学则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文本链接，那是一种扎根于物质性世界的文类，与世界共享相同的物质，受到相同力量的塑造；另外它还构建了一种将阅读视为具身活动而非仅仅脑力活动的哲学。因此，尽管在很多方面都利用了奇幻文学的主题和手法，阿根廷科幻文学依然可以被看作是与奇幻文学相对立的文类，因为它致力于理解我们嵌入其中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和文本。

江玉琴：您能根据阿根廷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阿根廷科幻小说的全貌吗？

佩吉：阿根廷并没有公认的科幻文学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阿根廷的许多科幻作家，比如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都把科幻作为一种可能性进行探索。我认为这可能勾勒出阿根廷科幻小说完全不同于奇幻文学传统的谱系。阿根廷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类形式，早在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于1865年出版的小说《倾听者可以听到》中就初见端倪。小说讲述了一个催眠的案例，但并非作为一个超自然现象，而是基于自然科学的一场实验。19世纪早期阿根廷科幻小说最重要的作家可能是爱德华多·拉迪斯劳·霍姆伯格，他是一位以进步主义立场著称的科学家。他的作品将科学和推想狂热结合，展现了因大规模移民导致的深刻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在这种语境中文学出版的权力和国家的现代化政策。

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科幻小说通常致力于探索新视觉技术的力量，正如奥拉西奥·基罗加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几部短篇小说，以及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莫雷的发明》中所展示的那样。在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及以后，阿根廷科幻文学在漫画、图画小说，以及电影中尤为兴盛，探索了威权主义威胁，以及身处欧洲文化边缘的城市生活和现代性的复杂体验。而马塞洛·科恩和保拉·奥洛伊萨拉克等当代作家则将科幻小说作为探索后人类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与生物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总的来说，阿根廷的大多数科幻小说采用的都是“软”科幻形式，它们主要关注社会或政治问题，而不是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想象新技术发展。阿根廷几代科幻作家改造了科幻这一文类的固有概念，以应对具体的阿根廷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江玉琴：您将阿根廷科幻小说描述为与后人类身份相关，是对拟像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生的社会或心理推想，这非常类似于菲利普·迪克的《尤比克》。而且您认为，阿根廷科幻还糅合了殖民主义批评、H.G.威尔斯《世界大战》的回忆，以及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中所探讨的不同形态的社会与经济体系。除此之外，阿根廷科幻还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压迫文化的敌托邦想象，这个主题也接近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看起来阿根廷科幻受到英美新浪潮科幻的综合影响。您能说说这种影响趋势背后的原因吗？

佩吉：科幻中有很多普遍性的主题。阿根廷文学总体上是有意识通过文本展开与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对话。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很难追溯其中清晰的痕迹。我在著作中使用的方法是，呈现阿根廷科幻如何在19世纪勾画阿根廷文学。

尤其是，阿根廷文学传统镶嵌在与欧洲文学和北美文学的对话中，从这个层面来看，它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因为有时阿根廷作家本身就在对欧洲发生的事情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回应。很多阿根廷作家会长时间待在欧洲，更多当代作家喜欢将欧洲生活写进书里。他们本身也混迹在欧洲各种文学社群中，比如巴黎、巴塞罗那或者欧洲其他城市的文学社群。这让他们的写作成为一种实验。比如博尔赫斯在很多作品中就融合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风格，有些甚至是对乔伊斯作品的重写。但当然它是从不同时代、不同的语境并联合很多其他因素展开的一种重写。

江玉琴：参照美国科幻史中对科幻创作的分期，在拉美科幻文学史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黄金时代、新浪潮时代或赛博朋克时代的划分？

佩吉：实际上，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拉美科幻中始终存在一种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话。比如提到赛博朋克、蒸汽朋克、新浪潮等科幻文类的时候，拉美科幻都有体现。但在拉美科幻中，有些科幻形式来自不同的文类。因此我感兴趣的是与阿根廷19世纪文学产生关联性的文学形式，很多科幻文学则来源于与某些更早时期探讨科学、现代性、进步等观念相关的文类，他们也可以归类为科幻文学。如果要说拉美科幻的差异性，我想阿根廷科幻具有一种混合传统，这在拉美其他很多地方也存在。

江玉琴：图画小说通常被归类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拉美科幻为什么特别盛行以图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

佩吉：科幻类别在拉美的图画小说中特别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拉美地区较少科幻电影，科幻电影需要高预算和科技加持，很多导演不太擅长把握这些技术。原因之二是图画小说制作相对比较便宜。现在，学术研究界对图像小说的兴趣非常浓厚，因为图画小说是一种极具多才多艺和创意的文学体裁，作者可以将文本和图像创造性地结合，这也挑战了对文本和图画关系的传统认知。

江玉琴：您如何理解拉美图画小说中的后人类特色？

佩吉：拉美图画小说对物质主体的浓厚兴趣，也成为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探索的一部分。批判性后人文主义质询人类对被动的、惰性物质所具有的优越性和主体立场。很多图画小说还探讨了不同形式的文本和媒介的主体性，比如技术怎样与我们交织在一起，并为我们创造可以生活的世界。当传统图书出版发行不稳定的时候，这些图画就开始以各种电子形式和文类方式在市场上出现。它们穿行在二十一世纪复杂的媒介生态中，并给出它们对人类与技术新关系的理解。

江玉琴：您提到，霍尔赫·巴拉迪特和奥特加用赛博格想象重构原住民神话，复活了智利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您能谈谈智利文学中的幻想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吗？您如何看待这种以赛博格想象重构原住民神话的做法？

佩吉：他们的作品非常丰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入。我认为用赛博格想象的方式来重构原住民神话非常有意义，他们将原住民文化从“落后”“原始”的范畴中移除，因为这种概念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是以阿根廷本土的方式来理解技术现代化，而非将本土认知与技术现代化分离，更不是将原住民认知方式看作是前现代的产物，或者将两种文化进行对立。他们会在作品中探讨，如果智利的自由主义没有获得胜利，国家会怎样。他们对现代性持这样一种批判性观点：既承认现代性国家的独特性，但也要充分认识到它是建立在殖民剥削基础上的。

江玉琴：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希望您可以将更多的拉美科幻研究成果带向世界。

[本次访谈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赛博格叙事与21世纪科幻诗学建构”（22BZW175）的阶段性成果]

对谈者简介：

江玉琴：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数字人文、后人文主义与科幻文学研究。

乔安娜·佩吉（Joanna Page）：剑桥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艺术、社科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专长于拉美科学与文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