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编辑和他寄出的103封信
袁微子先生
袁微子写给朱雪丹的第一封信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馆里，珍藏着厚厚一摞103封书信（复制件），写信的是一位老编辑——人教社已故编审袁微子。收信的人，是浙江省小学语文名师朱雪丹。
袁微子（1913-1991年），浙江桐庐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是一位编辑家和语文教育家。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称他为“继叶圣陶、吕叔湘之后语文教育的又一代宗师”。袁微子写给朱雪丹的第一封信，是1980年9月邀请她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14省市中小学教材改革座谈会”，这时候二人尚不熟识，一个是语文教科书的主编，一个是读者和一线教师，字里行间还满是客气。
“朱雪丹同志：我们定于十月下旬请教育部出面，召开十四省市小学教材改革座谈会，座谈的内容主要交流小学语文通用教材一至三年级的试用情况和意见，交流识字、阅读、作文和基础训练等教学方面的经验，重点交流识字教学的经验。在交流的基础上，研究讨论小学教材一至三年级试用本改为正式本的方案。”（1980.9.12日信。下文无特别注明的，均引用自103封信）
香山见证师生缘
信中所提到的“小学通用教材”，是指由教育部于1977年开始组织编写的“文革”后第一套全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就是袁微子本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几乎是贯穿袁微子一生的事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浙江教育界已经有一定名望的袁微子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一两年，与他同时来出版社的，还有全国各地各个学科的近百位文化干部，都由中组部、教育部从全国选拔、征调，可谓一时之选。从1955年至1966年，袁微子一直在人教社语文一室（后来的小学语文室）从事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先后参与了“文革”之前多套全国通用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小学语文是人教社建设最早的学科之一，编辑队伍的阵容也是颇为强大的。先后有辛安亭、朱文叔、刘御、陈伯吹、蒋仲仁、陆静山等知名的专家、学者，老社长叶圣陶更是对小语教材编写有很深的造诣。袁微子在与他们的共事中受益良多。
从1977年起，年过花甲的袁微子重新回到“文革”中断多年的小学语文教材队伍，并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骨干。在教育部的统一组织下，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优秀教师一起在西苑饭店、香山饭店夜以继日地苦干三年，编写出版了“文革”之后第一套通用教材，并于1978年秋季陆续投入使用。1980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副理事长，由此成为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界实际上的领军人物。
为了获得一线教学对新教材的各类反馈意见，袁微子和同事们需要不断地开展调查研究，持续地完善教材。不负众望，这套小语教材经过多次修订，质量不断提升，一线教师也越教越顺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最为稳定的一套教材，从1978年投入使用一直到1995年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好的教材仅仅只是第一步，袁微子更加孜孜以求的，是想从根本上破解小学语文教学长期效率低下的难题。袁微子一生敬仰的老师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现在大家都说学生的语文程度不够，细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语文教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恐怕是多种原因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语文课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要训练学生的到底有哪些项目？ 这些项目的先后次序该怎么样？ ……诸如此类，现在都还不明确，因而对教学的要求也不明确，任教的老师只能各自以意为之。”
作为叶圣陶、吕叔湘等人之后语文教育的新一代领军人物，袁微子非常认可叶老关于语文教育体系不够周密的看法，自觉地承担起了“答卷人”的角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拼尽全力奔波劳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广泛团结小语教学界的同仁，一心努力构建和传播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体系”。
朱雪丹当时是浙江省杭州市安吉路小学的一名教师，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浙江首批小学语文特级教师之一，已经跻身名师之列。在试教袁微子主编的小学通用教材之后，她就小学二年级的课本《蓝树叶》公开发表了一篇课堂实录，充满灵气的教学设计让人耳目一新，也让袁微子对这位“浙江小梅兰芳”（江苏省特级教师斯霞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梅兰芳”）格外瞩目。在深入了解她的教学业绩后，袁微子认为朱雪丹代表着小学教学改革新的发展方向。
“一提到浙江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我总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你，那是因为你的几个课堂教学实录使我深受启发。最近看了《浙江教育》上对你刻苦用功的介绍，印象就更深了。……总希望浙江能出一批像你一样的小学教学专家，为后一代造福，为新中国争气。”（1980.9.17）
朱雪丹没有让袁微子失望，她在1980年深秋香山召开的这次教材工作座谈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小学低年段识字教学和读写训练方面的探索经验，获得了与会者一致好评。而她也有幸见到了叶圣陶、吕叔湘等语文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以及斯霞、袁瑢、刘曼华等这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成名的语文名师，并当面向袁微子请教了很多教学困惑，得到的答复也让她茅塞顿开、如沐春风。从袁微子随后的信中，能够感受到这次会面对朱雪丹震动很大，也更加坚定了她献身小语教学事业的决心。一老一少也由此结下了“师生缘”。
“我不避浅陋地谈论小语教学的理想，你默默地听，一次两次的记着，记着，有你的笔记为凭，我感到江南有了事业上的旅伴。……我老了，别无遗产，只有一份热爱小语事业的心，而且深信不疑。寻寻觅觅，何处是芳草？ 见到聪慧的你，特别是那样执着地愿意忠于这一份事业，我怎不欢欣万分？”（1980.11.13）
也就是从这次会面后，二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书信往返。这正是改革开放后思想大解放的“黄金十年”，也是袁微子领导全国小语教育界开展教学改革轰轰烈烈的十年。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触摸到这段火热的历史。
漫步八千云月路
“我最近做了一件你要为之惊奇的事。我在王老师那个班上，上了一课，是第十册《在仙台》。不少人不是叫‘深难重’吗，还说我们在高楼里编书，主观主义，左的东西在作怪。我赌了一口气，就‘下楼’去上它一课。”（1981.5.15）
1981年5月，经过精心的准备，袁微子在北京朝阳区和平里二小上了两节公开课《在仙台》，以此来示范语文教学大纲的贯彻落实。这堂课的教学实录整理出来，发表在《人民教育》等报刊上被广大小学老师揣摩分析。实况录像也被大量复制，在全国进行传播。后来，它的影响还走出了国门，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森本正一将此作为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范例进行专题研究，做了一篇《中国小学阅读教学》的论文，在日本全国语言教学的大会上进行了宣读。袁微子也向朱雪丹表达了对日本学者治学精神的由衷感佩：
“他从我的教学中总结出五条教学原则，虽然与我的设想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治学的严谨和刻苦来。我们国家有谁研究过一篇日本人的教学实录呢，真够惭愧的。”（1983.8.19）
对于一位老人来说，这样的亲身示范毕竟只能偶尔为之。他更多的精力是奔走于全国各地的教研现场，那里有无数教师在眼巴巴地期待他，往往出一趟北京就要连轴转，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再回家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了。80年代初与袁微子共事于小语教学研究会的顾明远说：“当时正值‘文革’以后拨乱反正时期，新的教学计划和语文教材刚刚出版。新的教学计划怎么把握，新教材如何教学，大家都很迷茫，需要专家的指引，袁先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1987年春天，袁微子应邀去云南讲学，半个月内先后在大理、昆明听了很多课，做了四次学术报告，他在信中说：
“主要是听说云南语文教学一直没有上路，而且办了不少集中识字班，我想去传播一下通用教材的体系，希望也能引起老师们注意。这个目的靠了四次讲话，算是基本上有个良好的开端，据说影响相当大，要传达到全省每一位小语教师。”（1980.3.20）
游走于各地课堂一线，接触了大批一线优秀教师的探索课例，袁微子总能将观察所得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总结提炼，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推动。所以，他的讲学从来都是新意迭出、实用解渴。各地教研部门也非常重视对他讲学成果的持续利用，往往前脚刚走，后面就会根据录音将讲稿整理出来，印发到各校，组织更大范围的学习、讨论。每过两三年，也会有出版社及时将他在各地讲话进行整理、编辑，正式出版发行。
袁微子深知自己对教学一线的巨大影响力，不敢有丝毫懈怠，也不敢停止思考和创新的脚步，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守住一条，不炒冷饭，不讲重复的话。所以总是在讲之前开夜车，搞得很累。”（1983.5.14）
每到一处讲学，他总是反复修改自己的讲稿直到最后一刻，方敢直面成百上千双充满希冀的眼睛。在夏日闷热的火车上，他会一直蜷身在过道上的小茶几上，连续几个小时翻查资料、整理思路，忘记了喝水和吃饭；提前到了讲课地点，他会谢绝当地的游览安排，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手持一杆红笔认真修改完善讲稿，一干就到深夜。他不忍心对求知若渴的教师群体有任何敷衍，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听课、调研的机会。
像一团火，点亮了小语教学研究的天空
在信中，袁微子多次提到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加剧了自己的衰老，视力下降、容易疲劳，牙齿坏得很厉害，但他依然无法停止脚步。
“偶尔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们，都一致劝我要‘量力而行’，该逛逛公园，在家里躺躺了。我知道这纯属好意，可丝毫减轻不了我思想上的精神负担。我如今是被客观现实推到了舞台上，不把这一幕演到推到后台决不能休止的。”（1988.3.21）
袁微子深知要改变一线语文教学长期效率低下的局面，单枪匹马绝对不行，一定要拉起一支骨干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会议、一线调研座谈，也是他不断发现和挖掘人才的过程，每当看到有中青年教师敢于突破“老框框”，勤于思考，善于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他就特别兴奋。不少一线名师主动投于他的门下，希望在他的指引下为小语事业奋斗终身，北京特级教师王秀云、浙江朱雪丹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旦确定了“师徒名分”，他也从不客气，总是像“催债”似的不断逼迫徒弟们学习教育理论、撰写教学笔记、整理课堂实录、参加科研项目、参与书稿撰写……“作业”到手，他又点灯熬夜进行认真的点评、指导、反馈。
“你乐意写点教学笔记，这是你听话的表现，好样的。但老师的要求不低，你可不许哭鼻子。写笔记，是整理自己的思想，促使自己从实际经验中提高认识的好办法。……每则笔记要有一个重点。这意思是，不妨有非重点的内容，但重点要明确。”（1983.1.6）
语文教学如何实现发展语言和发展思维的辩证统一，这是袁微子在各地讲学、研讨中与一线教师们反复探究的核心问题。80年代中期，他率领一批全国优秀教师对此开展了一次联合科研攻关。课题是“小学语文教学和儿童认知发展”，由教育部立项，研究成果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
“新安江的会议看来要在十月中旬才能开起来，浙江教育出版社为了这些论文，在人力、财力上给以大力支持，这样高的气魄、境界，使我十分感动。但愿论文质量能够好一些，为小语教学改革实验开出一条路来，便喜出望外了。”（1985.10.1）
1985年的深秋十月，袁微子带领来自全国六个省份的老师们在新安江水库边闭关半个月，一篇一篇反复修改打磨大家的课题论文。在大家的集体评点审核下，所有的稿子都经历了颠覆性的修改，每个人几乎都曾改稿到凌晨，有的改到了五六稿方才获得通过。朱雪丹还记得袁微子当时鼓励大家的话：“做学问可没有喝咖啡那么轻松！ 一篇好文章往往不是写出来，而是改出来的。做学问要舍得下功夫。年轻时，我在开明书店跟叶老学编辑，叶老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磨炼我们的。”最终，这些科研成果结集成《小学语文教学和儿童认知发展》一书出版。不少论文后来在全国性评比中都获得了大奖。更重要的是，这次学术活动被看作小学语文教学科研的真正起步，一线教师开始将实践经验上升到学术的层次，一支兼具教学实力和科研能力的队伍在全国逐步建立起来。
生命的最后十年，袁微子大力推动的另外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被称作“种子计划”或者“星火计划”。他最早关注到的，是山东省教研室举办的骨干教师“辩证唯物主义读书班”。
“我想告诉你的是，山东朱敬本同志正以省教研室名义在青岛举行辩证唯物主义读书班，参加的是骨干教师。他们打算分四步走，先请山东师大哲学系的老师讲一讲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接着骨干教师重点发言，接着看课，研究如何贯彻，最后大家写体会，我觉得这样做极好。”（1984.7.29）
受其启发，并在袁微子的积极推动下，浙江省教育厅从1984年至1990年连续举办了十期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班”（每期半年），除了面对省内的骨干教师，袁微子还推荐一部分外省市的青年教师前往受训，前后一共有350余名教师从之江畔的这所“小语黄埔军校”结业。教研班的举办理念和课程设置，无时无处不渗透着袁微子的心血。首席讲师和班主任就是朱雪丹，袁微子只要出差到杭州，也一定会抽时间亲自授课。该班没有文凭学历，不与任何待遇挂钩，学习条件很艰苦，学习任务很紧张，但所有的学员都甘之若饴、终身难忘，因为在这里是真的长本事。这些骨干们就像“种子”一样，学成回到当地，都会带动周边教学改革水平上一个台阶。袁微子亲眼见证了河北承德市小语教研水平在几年之内的快速发展，其中就有浙江教研班学员的贡献。
“在杭州学习过的老师，有位黄志民，她这次做了一课《找骆驼》，很有点特色。几次在杭州学习的有好几批，有的回来任教导主任，有的任教研员，也有的仍当教师，进步都很大。”（1988.5.15）
全国亿万小学生的恩师
尽管袁微子从没有承认自己对家乡浙江的小语教育有“偏爱”之心，但客观来说，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学术历程”，与浙江这片土地的交融是更为密切的。由于袁微子调任北京之前，曾在浙江杭州初级中学、杭州师范学校都任教过，也在省文教厅任过职，所以几代浙江语文人要么是他同事，要么是他学生辈，渊源都颇深。尤其是当1979年浙江开始恢复评选特级教师，罗云仙、朱雪丹、程玲、邵起凤、林眉云等一批中青年骨干涌现出来，正好也是袁微子急需一线合作伙伴的时候，大家迅速携起手来。其中，朱雪丹与袁微子之间的师徒情谊更是一段无比感人的教坛佳话。朱雪丹本身已是浙江小语界的佼佼者，但她谨遵师训，努力突破自己，埋头学习钻研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从试教、整理课堂实录到分析教学情况，两年中整整写出27本教学笔记。这些笔记都随信寄给袁微子，他都一一细看，并作了很多批注，如“老框框”“又是一个老框框”“教学改革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好”“好极了”……除了朱雪丹，还有一大批浙江小语名师都受到过袁微子不同程度的点拨和教诲，譬如杭州安吉路小学、东园巷小学、天长小学等名校，都曾有袁微子长期蹲点指导的实验项目。家乡有这样一批好学上进的优秀教师，一群积极主动、满怀改革热情的校长、教育局长、厅长，袁微子自然是“举贤不避亲”，把这片土地作为践行自己教育理想的最佳“试验场”，几乎每年都会来浙江亲临指导。而浙江老师只要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也尽量抽空到沙滩后街袁微子的家中进行拜访、汇报和叙谈。
浙江人对自己的小学语文教育是“引以为豪”的，逐渐出现了浙派语文、浙派名师的说法，他们认为浙派语文是有“教统”的。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派小语的开创者而言，大家都首推从浙江走出去的袁微子先生。整个80年代，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浙江的农村、山区、城市和海岛，不仅亲自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小语名师，还直接促成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浙派名师风格的形成和发展。1988年深秋，袁微子以75岁高龄再赴浙江讲学，在杭州授课完毕，又奔赴黄岩、宁波等地。旅途漫长艰辛、饥寒交迫，极度疲惫之下心脏病突发，本该急速回北京救治休养，可他为了完成对宁波教育界的承诺，坚持带病在宁波作完学术报告。当他返回杭州时，两腿连迈步都十分困难，需要两个小伙子架着才能挪动。回京经过多方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但自此以后，他只能卧床静养，连下楼都变成了奢望，直至两年后病逝。可以说，他的学术之旅实际上是在家乡浙江划上了句号。他最后留给浙江教育界的衰弱背影让人心疼不已，那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形象至今还常常被人追忆。
1987年，74岁的袁微子离职休养，不再担任出版社的行政职务。按理说，年迈多病的他可以好好歇一歇，颐养天年了。但在儿子袁放的眼中，父亲离休前后没有什么变化。他几乎每天都抱着一摞材料去办公室，又抱着一摞材料回家，晚上还是对着一摞材料忙碌。
“父亲常说，编辑就是作者背后的裁缝。（教材）每句课文每个词都记录着父亲一生追寻的足迹。（各地师生）给父亲的信如钱塘潮一般，每天都是一批，甚至信封上只写北京和父亲的名字就能收到。父亲一直每信必复，连孩子的来信也认真回复。”
在高强度的伏案工作和不停歇的书信交流中，袁微子却一直没有时间系统整理自己的学说体系，除了一系列散篇论文和学术讲稿合集外，他没能留下一部学术著作。他舍不得把有限的时间来为自己干“私活”，宁肯用自己的笔给与他相识不相识的小学老师、教研员甚至小学生回信，为他们答疑解惑，探讨课本使用中发现的问题，乐此不疲。
时代在发展，教育要创新。1991年5月，当袁微子去世之时，饱含他多年心血主编的新一套人教版义务教育小学教材正在投入实验。这套教材延续1978年以来小学通用教材的优点和长处，同时极大汲取了十余年来一线教学改革、实践的优秀成果。这套志在面向21世纪的小语教材受到了一线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在全国超过80%以上的学校持久使用，直到2005年左右彻底“退役”，惠及了上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人因此将袁微子称之为“全国亿万小学生的恩师”，这是对一位从业近40年的教材老编辑最高的赞誉，他当之无愧！
2013年，朱雪丹将自己精心收藏的103封书信原件捐赠给浙江桐庐县档案馆。桐庐是袁微子的家乡。她说，这份编辑和读者之间的宝贵记忆，应该属于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