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新：蔡超尘其人其事
近几年因为研究季羡林先生的周边人物，蔡超尘这个名字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偶尔在网上检索到《超尘蔡老》一文（作者俞宁），勾起笔者索隐这位老编辑的兴趣。
季羡林的同学，张中行的同事
最早关注到蔡超尘，是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中有篇《季羡林》，其中提到两人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北京大学燕园里的邻居，但他说：
可是我不敢为识荆而登门，因为我据以推断的是常情，依常情，如季先生名之高，实之重，也许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吧？就是经过同事兼老友蔡君的解释，我还是没有胆量登门。蔡君也是山东人，与季先生是中学同学，每次来看我，总要到季先生家坐一会儿。我本来可以随着蔡君去拜访，仍是常情作祟，有意而终于未能一鼓作气。蔡君才也高，而举止则慢条斯理，关于季先生，他只说中学时期，英语已经很好。这就使我想到天之生材，如季先生，努力由己，资质和机遇，总当归诸天吧?
这里提到的“蔡君”，既是张中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又是季羡林的中学同学，但没提到他的名字。
过了几年，季羡林先生投桃报李，写了一篇《我眼中的张中行》，其中不免提到了这位此时已逝的“蔡君”：
有很长一段时间，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很谈得来。每次我留他吃饭，他总说，到一位朋友家去吃，他就住在附近。现在推测起来，这“一位朋友”恐怕就是中行先生，他们俩是同事。
蔡超尘先生是山东高密人，生于1906年，比季羡林大5岁，但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上学时却晚了一届。即两人并非同班同学，而是高中校友。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进清华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蔡超尘则进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念书。季羡林和蔡超尘既然有一年的时间同校学习，交往自然不可避免。
笔者今年1月浏览孔夫子旧书网关于“蔡超尘”的资料时，买主墨笺楼商城专门提到“季羡林同窗好友、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副主任蔡超尘”，以此作为抬价的噱头。这批“蔡超尘资料”包括笔记、日记、信函、自传、履历、交代材料等。这批资料拍卖时披露的信息，对我们了解蔡超尘这位近乎隐士的老编辑颇有帮助。
笔者从墨笺楼购得蔡超尘所撰三份不同版本的“黄离在济南高中的一些情况”，虽然重点说黄离，但也说到1930年上半年济南高中学生围绕胡也频等教师开展的革命文艺活动。黄离，字得中，是蔡超尘的同级同学。蔡超尘在1968年6月7日所写的草稿中提到：
1930年春，高中新请来几位新教师，为胡也频、冯润章、楚图南等，都努力宣传普罗文学，很受学生欢迎……
那时高中有个学生自治会（管伙食、游艺活动之类），也以黄离为主要负责人，委员大概有冯仙洲、李树慈、张××（商科学生，忘其名）等，我也任过一些文书工作。当时在新教师倡导和进步同学督促之下，由学生会出面组织文学研究会，大家自由报名参加。贴标语，出墙报，开讲演会，很有生气。记得冯仙洲、许衍梁、季羡林等和我，都曾当选为文学研究会的委员。记得黄离也是当选了的，但他仍然不感兴趣，不负责任。
同学冯仙洲、许衍梁、金灿然等，对此运动都很积极……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高三的季羡林，高二的蔡超尘、冯仙洲、许衍梁、黄离，高一的李树慈、金灿然，虽然不全是同届、同班，但相互认识，大多一起参加学生会或者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在这批人中，冯仙洲（冯毅之）后来做过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山东省文联主席等，所撰作品汇成《冯毅之六十年作品选》出版；许衍梁做过济南市副市长、山东科协副主席；李树慈成为著名的戏剧作家；金灿然则做了中华书局总经理。与这些校友相比，蔡超尘的“煮字”事业不算突出，但也不是没有。
外貌不轻逸而很有才
我们先来看蔡超尘高中及以后的人生经历，墨笺楼拍卖的1968年7月4日重抄的“我的履历”显示，蔡超尘1931年从山东省立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35年毕业后到1949年前的14年间，担任过多所学校的国文教员，其中1935年冬天到1937年夏天做了近两年的《华北日报·每日文艺》副刊编辑。
1950年9月，蔡超尘到出版总署编审局担任编辑，是校友金灿然出于念旧提携所致。他在1969年3月19日写就的《我的历史》中提到，“我的老同学金灿然在北京做出版工作，我写信托金给我介绍职业。不久，金回电叫我到北京，于1950年9月初参加了出版总署编审局的教科书编辑工作。”
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成立，金灿然先后担任总署的编审局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司副司长、出版局副局长等职。其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他曾任社务委员、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以师弟身份做了蔡超尘的上级。
查《叶圣陶日记》，1951年4月29日的记载是：“午后二时，语文组开组会。王泗源主编工农中学语文教本，同人于作注及提问题各抒意见。蔡超尘、张中行二位重编高中语文，云彬助之，亦颇有进行编辑之办法谈出。”可见，蔡超尘和张中行从人教社创立不久就成了语文组的同事。
蔡超尘毕业于辅仁大学，长期担任中学国文教师，又做过编辑工作，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然胜任人教社的语文教材编辑工作。他不仅参与编辑《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而且因此担任了中学语文编辑室副主任，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到写这份“我的履历”时，蔡超尘已62岁，到了退休年龄。墨笺楼还拍卖了一份蔡超尘1968年7月重抄的“我的写作情况”，可惜只能看到一页。其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著作，连一个小册子也没有。文章也发表得很少（甚至我编辑《华北日报文艺副刊》将近两年，未给该刊写过一篇文章）。只记得1943至1945年我在昆明昆华女中教书时，曾应李何林（现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之约，在其所编《云南晚报》副刊《夜莺》上发表过几篇杂文。在此期间，又曾投稿于《扫荡报》副刊，也是杂文。笔名，多数用“石朋”，少数用“灌夫”（有剪报留稿一册，今年3月底红造、革造的同志到我家检查时取去了）。
还记得重庆解放后不久，大约是1950年四五月间，我曾投给重庆《大公报》两篇文章，题目是《精神上的地主们》（是讽刺资产阶级学风的）和《从风纪扣说起》（是斥责蒋匪帮的），是用本名发表（有底稿本，也于检查时取去）。
《超尘蔡老》的作者提到：“我觉得‘石朋’或许就是蔡老的笔名。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姑妄言之，以待知情者加以纠正。”这里就有作者关于其笔名的“自供状”。
笔者试着用“石朋”“灌夫”搜索手边能找到的《扫荡报》（昆明），结果发现了用“石朋”署名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漫谈裙带关系》（1944年11月17日第四版），一篇是《一点比喻》（1945年5月5日第四版）。笔者相信，如果把这份报纸副刊整个搜索一过，肯定能发现更多的文章。
在人教社担任语文教材编辑之余，蔡超尘也会写一些专业文章发表。张中行曾在《语文教育》一文中盛赞蔡超尘，“外貌不轻逸而很有才”“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一见如故”。
季羡林作为蔡超尘的老校友，其作品编成全集30卷出版；张中行作为他的老同事，作品编成14册出版。如果蔡超尘的老东家能将他的作品搜集一过，编成薄薄一册，也算对这位老编辑的一种纪念吧？
让笔者颇为感慨的是，如果孔夫子旧书网上的这批资料在售卖散出之前，能由蔡先生后人或者所在单位统一加以整理，必然有它的出版价值。现在这批珍贵的文档散落在各个藏家手中，合璧已是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