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致杨啸书信选
按：浩然(本名梁金广)与杨啸(本名杨瑞增)在 1950 年代相识相交，时传尺素，友谊贯穿终生。二人往来书信现存 462 封，起于 1957 年，止于 2002 年，近 30 万字。 其中，杨啸致浩然的 299 封书信已在二十四卷《杨啸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版)中单独出版，浩然致杨啸书信虽已整理完毕，但尚未完整公开披露。在此，我们以《艳阳天》为专题，从中选辑出 17 封书信，以飨读者。
杨啸（左）浩然（右）
一
杨啸：
比较起来，我对你的关心是太少了，写信的被动就是很好的说明，好在你是最能体谅我的。
你最近的诗作，差不多我都找来读了。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凝练，都有很明显的进展，你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我所喜爱的，如果再多一点“激 情”，或者说气魄更高昂一些，那就更好了。我要求读过诗之后，除了得到美的享受， 也希望它能在我的心里燃烧起一股前进的力量。
你是个多面手，在这方面，我常常想和你竞赛一番。从实践看，你完全可以这样: 诗和小说并行下去。不知你如何打算?你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建议你先把它们结在一起。 更希望编好后(连同发表与未发表的都再修改一下)寄到北京来，我当第一个读者。
近来，我依然忙得厉害。你还记得吧，去年你来京，我们在深夜伙伴着灯光， 互谈计划，我曾说要写个中篇，你当时就热烈地支持我，而我当时就写了几节大纲。 后来搁下了，一直不想拿起来。今年六月底，我又拿起来了，而且一口气就支起了架子。想不到它和我心里想的距离那么远，远得有些惊人!写了几年短篇，似乎是摸了些门路，一下子拿起中篇(也许是长篇)，手不应心，简直有点儿昏昏然了。看来，不下真功夫，不花出更多的劳动是不行的。我要下决心把它起草出来， 即使失败了，也了却一桩心愿。这部小说初步定名《云火录》(原定《真金不怕火炼》不太切实)，约 15 万字，共 20 章。初步打算年底完成初稿，送出版社打字，再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1960 年出版与否，一定定稿。
因为忙这个，短篇创作就放下了，如今到处欠债，成了精神负担。有的杂志只见个题目就登预告，真让我发愁。人家好心重看你，又不能却之，真为难!朋友们劝我说:你的普及阶段应该是过去了，提高才是正课。这是有道理的。“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瓜一筐”，从 1958 年起，我一直在卖烂瓜。一方面是有客观原因，自己主观上努力不够却是主要的。
最近又跟《长江文艺》拉上关系，比起来他们是一个可以投靠的“良师”。 最近给他们写了一篇《并蒂莲》，决定发了，又去索要，打算加加工。《北京文艺》又挂上钩了，过去对他们有点意见，也算和解了，也写了一篇《月照东墙》， 都是非常之浅薄。中篇的架子支起后，一面休整，一面还债。国庆节前还打算完 成三个短篇，这样，到年底，或者早一点时间，把第三个集子送出去，就可告一 段落，那时再另打算盘。这个集子计划搞的分量重些，已有十万字，再写些，达到十五万字。第二个集子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打算换换出版社。
杂乱地写了这些，又过了半夜，太热，搁下，有时间再写。希望不断地见到 你的信，越长越好。
握手!
然
（1959 年）7月11日夜12时
另附照片一张，朴桥问你好。
二
瑞增：
今天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是最合适的了。
昨天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初稿草出来了，现在是三十三章，约十五万字。你知道，我的东西是越改越长的，估计可达二十万字，多时会伸展到 三十万字边上。
我从顺义回来，就去西山了。从 12 月 28 日正式动手，其中回家过年花去三天， 共用去十二天，每天写一万三四千字开头，较慢，过两天，路子开了，一口气就写下来了。每天坐在办公桌旁的时间十二小时之多。最后两天失眠了，大概是搞得太紧张的结果。昨天晚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马上回家，团聚一番，以志祝贺。
今天早晨主玉来了，谈半天;他和我的认识一样(他没看，只是听我从头讲一遍)，觉得这是一部“有水平”的作品，可以写成功。原拟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写时，临时跳出来的几个人倒是写出来了。写时，我的情绪很高，越写越高，直到此时，心情还是那么激动。争取把它排到第一流的长篇中去，别人不这样看， 只要被我自己批准就满足了。我是很有信心的。
这个消息迟迟没有告诉你，一则开始信心不足，一次再次向你出布告，也有些不好意思了。现在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高兴。
你一定猜想是哪个长篇了，不是《蒲公英》，而是《云火录》。这篇东西酝酿的时间较久，记得，1958 年你到北京来时，我们曾谈过，你走后，我曾起草过 一部分。1960 年又写过一次，这次才算初步完成了。
我明后天又回到西山去，住一个星期，回京过年后再去。趁热打铁，哪也不去了，什么事情也不做了。不管怎么样，一定在上半年把初稿送出去，一鼓劲，今年就可以大体定稿了。
因此，短篇小说的写作停止了，外边，除了《大公报》有一篇《一颗红五星》，《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结实的脚步》，再没什么了，干干净净，心安理得，倒也很愉快。
给《河北文学》写评《笛声》的稿子，一直不见回信。那篇东西是在我情绪不好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挑剔很多，不合理、不尽意。最后那次稿子尽管大加修改，基本调子还是未扭过来。花的时间不少，退堂鼓一个劲儿打，可是一想到你，就咬牙。不管怎么样吧，我做了我想做你需要我做，而我又能够做的事情，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我的长篇完成后，希望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一同到我的生活根据地走走，蓟县虽是家乡，可是我们去的却多是生地方。到了“根据地”，我们将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焦庄户，无论如何你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对我的创作是有重要影响的。
主玉最近可能调《红旗》工作，我正活动;《红旗》这边通了，热心调;“中少”那边开头同意，后来又反悔了，正在交涉，或者说扯皮。
这一次写长篇，主玉给了我无可估量的帮助和支持，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不是他，坐不下去的开头几天，我就要卷着铺盖行李回来了。另一方面是“家务”， 接送孩子，带孩子看病，甚至于买东西全由他包干了。唉，不写出来，对不起他。
一家人都很好，小家伙(叫秋川，这个名字如何)很可爱。承德那边该生产了吧?盼告。 如她到北京生产，我和主玉准备去看看，千万来信。朴桥对此事关心，不然，我早忘了。
很多话想说，就说这些吧。
还有，元旦给长弓写了封信，让我忘在家里，今天才发出，请代我致歉。
长篇小说的事，暂保密。
握手!
金广
（1963年）1月10日
三
杨啸：
你来信一两天后，我便参加了北京市的文代会，这期间，小秋川害了中耳炎， 朴桥一次一次跑同仁医院，蓝天被楼下的同一个孩子，隔一天打坏了两次，头破血流，如今眉梢间的伤口还未好。你瞧，真是祸不单行，搞得我十分狼狈。
《云火录》的重写稿已在上月 18 日脱出，正着手边改边抄，打算在四月底， 完成第一稿，以便下去走走。《杏花雨》和《北京街头》完全由着人家发排了。 这当是个教训，坚持了好久，一无所胜。
我们的照片拿来了，属你照得好。你要哪一个，来信，我代你放大。
要看敬兰的事，怕是不能如愿了。
握手!
浩然（1963年）3 月 8 日
四
瑞增：
正在腾云驾雾的时候接到你的信。作家出版社没通知我，便把小说稿交给以群同志了，并带到上海。《收获》一月复刊，篇幅只有二十六万字，想增加，邮局已把订户搞好;在版面上既要有长篇、中篇，又要有短篇，而留给长篇的地盘 只有十二万字，一定要我削足适履，碍以群同志面子，又不好生硬拒绝。纠缠了好久，才动手试改，今日已改完，把爱情的线索全部删除了(正面人物的，因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字数较多)，成了 15 万字，除主要三两个人物外，其他人的来龙去脉都不能清楚了，发表出去，一定会大大败坏读者的口味。好在只改前部，作上卷发。
昨日除夕，与吉学霈一起看话剧《红色路线》，中间就感到身上不适，回来就倒下了，不太重的感冒，拼命吃药，今晨好了。一起床打碎一个玻璃杯。你看，一年的最后一天，和一年的第一天，都是有特点的。电影厂的包时同志说：“岁岁(碎碎)如意”，1964 年真会如意吗?但愿如此。
电影剧本把我缠住，一切计划都被它打乱了。现在主要任务是要我们拔高主题。再改一遍看看。吉学霈前些日子到的，这个饭店只有我们两个搞创作的，条件还好，他也正在受苦受难。
伯侠原定到天津治病，因当地医生介绍她到天津第四医院去。她怕住宿生活不便，不愿去，想到京，只好由她了。你在北京见到秋川了，小家伙到底怎么样? 还是挺黄挺瘦吗?这孩子挂我一半心，常常想念他、可怜他，怕是养不大。可是主玉对我封锁这方面的消息，闹得我更为不安。这两年我总是有点婆婆妈妈的劲头，大概是年龄大了的关系。
关于我自己的工作问题，也考虑得很多，左想右想，总觉得退职为民好。反正在《红旗》总不是长远之计，作为人家的干部，却常年游离在本职工作之外，问心有愧。回去，又得接茬请假搞长篇，你看多不像话呀!
我大概在 1 月 20 日前总可以回到北京了。只怕以群同志留我改长篇的下卷。 看情形再说吧。
你的中篇我刚接到，今晚开始看，亲手交给以群或肖岱，这样处理快些，也认真些。他们一般讲还是缺东西，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中、长篇。碰碰看，能发表一下再出单行本最好。
敬兰和孩子都好吗?大娘是否还在这里?一起问候。
敬礼!
金广（1964年）1月1日夜
1. 你写的歌词我基本满意，等与严励研究后再和你联系。
2. 你的诗稿，我一到沪便问过了，原处理这部稿子的同志已调动工作，移交给另一同志。基本决定出版，还有些细节问题，将同你商量改一下。
五
啸弟：
正落着秋雨，忽紧忽慢，忽停忽止，跟我的心情很近似。
《艳阳天》今日已上了机器。这三日内，出版社的校对、出版两科几乎是总动员，全到工厂加班，连立平老大姐也去了一整天。昨晚付型，争取国庆前印出1万本上市。十月内可出 25 万册平装，2000 册精装。因迁就装订之省工快速， 分成上下两册，共计 671 页，分一为二，也不算太薄。这件事当然可以算作喜。
昨晨主玉兄来话，要我写思想鉴定，星期六正式进行，下午便可转走关系， 那天是十九日。这件事也可以算作喜。
栾处之事，信来。情况正像我估计的那样，全出宗姓者之手，上月十七八日完， 正好一月，似已过去。冷静一想，确不算什么，只怕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并未了结。 是喜是忧?
还有一些没踪影的空虚之感，主要是想到未来。要立刻摆脱，否则有害而无益。
我还住在出版社，计划下个星期回西山，把短篇整理出来，把手边的事情了却一下，单等参加整风或“四清”。国庆后下去生活，年底归来，春季着手第二卷， 完工再“四清”，不知能否如愿。
《收获》之郭卓来，要看你的长篇，我们简单地谈了谈，她倒很感兴趣，只是要求太急，六期要用，不太可能。他们是没米下锅了。我想到长弓之长篇，不知出版情况如何?如他同意，可由我接洽先在《收获》上发一下，这对扩大影响、 从容修改等等都有利。请问问，回我一话。
主玉仍是泰然处之，他倒幸运。我真羡慕他，而他（信写至此，郭卓又来电话，问你地址，要发电报，我跟她讲，让她到内蒙来一趟，让她给你请假，冬天住上海改， 一月号发表。如能见面，不妨给《霞云岭》鼓吹一下，“想法很多”“定能提高” 等等，发表一下妙哇!有否可能?如行，十一月就得到上海，十二月初改出。我 觉得草一点不要紧。我的意见，你抽点时间，不干别的，先补充张承志。来信谈谈。 她还不走）却说我美。不管怎么样，听之任之了。
你嫂正害病，不知何病。
上海有信来吗?很惦念。
乱糟糟地写了一堆，收笔吧。
《跃马扬鞭》存我这儿吧，不用寄了。
握手!
浩然（1964 年）9 月17日下午
六
瑞增：
我从十一月十一日起，害了重感冒，拖拖拉拉直到今天。这半个月是在身心的双重痛苦下活过来的。要是没有这场天祸，《艳阳天》的下卷已经整完一遍稿了， 那该是多么轻松愉快!可现在，搁在半截上，而且是最高潮的部分还没有影子， 心里怎么能有底呢?起码在一个半月以内是没有时间搞它了。从本周起，整风全日进行 ，情绪也没了，冷下来一想，前边问题很多，原打算“通”一遍再说，可“通” 不下去了。
我于月初搬到首都剧场后楼上(与梁秉堃为邻，于是之在我下边)，这里是人艺的宿舍，条件相当好。这顶什么用呢?今晚没事，想写下去，结果白坐两小时。 索性收了，写信吧。
我们整风已进入个人阶段，每人都要轮一回，雷加带头，进行了两天，大家(多数)热情很高，只是过去不大读彼此的作品，临时找几篇传阅或读一下，印象也不深，提意见难免无力。在自报有问题作品时，我提了两篇，一篇是《泥鳅养猪记》， 一篇是《队长做媒》。前者，我想是有些问题，后者，没问题。因为编辑部有争论， 也提出，听听意见也有好处。把我放在中间，大概要到十二月中旬了。
现在我才认识到:“创作难”。从生活中抓取东西难，把它完成作品难，怎么样让它经住时间考验则更难。还有个难的，虽所谓的专业作家，往后的写作，提高自己的水平(读书、自修)的时间都很不容易多得。光阴似河水，只能流去难流回呀!我怕创作力正旺盛的段落马虎过去，而到了退落之年，倒可以为所欲为，那不就晚了吗?只能咬牙，再苦干下去，利用可得的时间，多写点东西。
王兄正在得意之时，据说，与夫人又有了小摩擦。我看，他常常跟夫人说谎话这一点，实在不妙。我已批评了他。
你近日如何?把三口老小丢在人地两生的地方，要多照顾一些。
握手!
金广（1964 年）11月25日
王栋见到书，连个收条都不打吗?
你看到三种书请买下:
一、《一千零一夜》(人文印的，不要外地印的);
二、《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三、方之:《出山》。
旧书也行。
七
瑞增：
16 日和上一封信都收到。
从 11 月 12 日起，到眼下，除了把《老支书的传闻》续篇润色了一下，几乎只字未写。看了几本书其中包括《风雷》。
长篇巨著总不如剧和电影反响来得快，包括好的坏的。好和坏，要看了才能说话，要权威有所表示才敢说话;很快看完长篇的人，大多不属于权威，而权威兴趣又在剧和电影上。有些人对《风雷》议论纷纷。我不是权威，倒敢说话，“敢” 字也出于不是“权威”之故。这是一本有“东西”的书，也是一本有“问题”的书， 好也罢，坏也罢，它不是艺术品。里边的东西，是属于生活范畴的，可惜没有经艺术家匠心提炼，很多细节、情节，甚至人物都不真实。诚你所说，语言就更糟。 然而，能让人看下去。里面的问题，不属于生活范畴，作品里写了一群坏蛋，又 陪衬了一群糊涂蛋；整部作品几乎没有树起一个可信的英雄形象；祝永康的笔墨虽多，但可以看出作者并不了解他，也不爱他；写他不是出于作家的自觉，而是被迫。
对这本书，你可以再看一遍，可是要心明眼亮。
我正看《大地的青春》。本月《鸭绿江》上发了马加与戈扬的批判文章，弦子定得相当高，我已看了 300 页，还未能与评论衔接起来。这本书，比《风雷》的文笔好，许多小地方看出作者有一点小聪明。以后，想翻《金沙洲》《水向东流》《海上渔家》等。这几本书，我过去都没有读过。如果可能，把康濯老兄的杰作《东方红》看一遍。
《文艺报》发了一篇批评张庆田《对手》的文章，值得深思。
《山东文学》发了几篇批评苗得雨《文谈诗话》的文章，很受震动。
据说，后边还有好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要揭发。不论多忙都要留意，要看，要想，要得出主见。
我们的整风仍在紧张进行。想不到我倒成了积极分子。文艺机关与《红旗》就是不同，一比较，我还是最关心政治的人。我的检查大概要在一月上旬了。不着急。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不论批人的，还是挨批的，心情都很舒畅，这是没有 想到的，这与善意和决心分不开。多方面的收获都很大。看样子，春节前结束就算快的了。至于结束后会怎么样行动，看市委的意思吧。
《艳阳天》的“收据”基本上是拿到了。不出你所料：它的影响，不是通过文字的显示，而是渗透在群众里。宣武、崇文、西城三个区，150 个左右的读者座谈了(分别三次)，评价是一致的。18 日《文艺报》和朝阳区图书馆又组织农 民座谈，包括公社书记、团干部、生产队长、贫协委员；同时《北京文艺》等报刊也派人参加了。这个会开得相当成功。几个全国性的大报刊都在组织评论，《人 民日报》约艾克恩写，《文艺报》大概要自己动手，《光明日报》也约玉兄，《文学评论》据说找到胡万春身上。这一切全不在我心上占太大的分量，一点没有， 是假话；但，这种无所谓的情绪，连我都对自己奇怪。下卷要快写、快完，但要慢出，只要一拿出去，主动权就一点也没有了。你说对吗?
截至眼下，此书已印了 25 万多册。原拟年前出到 50 万册，因封面要换，张德玉同志没有按时设计出来，大概那一半的普及本出不来了。稿费新规定在我们听说之日，亦是执行之时。所得，与一个短篇集不相上下。我没有多想它。稿费再降低，作家也比别人生活水平高，特别像我这样写得多的人。我们不是为钱写作，拥护降酬；所想不通的，倒是那些写了坏书的人，因赶上了一点时间，发了“洋财”!
常来信吧。
我在害“循环性”感冒，昨日又犯了!
握手!
金广（1964 年）12月20日
杨啸（左）浩然（右）
八
瑞增：
草明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句很有感触的话，她说:我们每个人的私生活都不会是十分幸福美满的。这里边应当包括着我，而且我把它伸展开来想。家务事随着整风的尾声，纠缠在我身上了。先是小妹妹害病，接着是朴桥，昨天，又转到小 弟弟身上了。
四个月转眼间就过来了，具体说是 130 多天，这期间，不是每天都是那么紧张，几乎晚上没有会，若是以过去业余创作精神，我该做多少事情呀!可现在，只是 草了剧本大纲（《老支书的传闻》），粗粗地读了三本书，就这样过去了。
从昨日起，讨论每个人的计划，我打算今日下午谈，先把《艳》的下卷通一遍， 国庆下去参加“四清”。以后，到 1967 年底，基本在下边。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很强调“在下边”。
上个星期六光年、天翼二同志专门找我座谈了《艳》的第一卷。他们的评价比已发的评论都高。这部书基本上是过关了。可是下边要苦苦地写，而且不一定做到妙处。围绕这本书发生了许多事情，不能一一告诉你。但你放心，我没有得 意忘形，当然也不会太骄傲起来。回过头来看看这本书，问题的确相当多，要是等整风完毕再改改出版那该多好哇!王兄的评介发了，《北京日报》有一篇，你大概没见到，看看出自哪家手笔?我在《文艺报》上那个短小的讲话，代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以后，可不能上评论家的当。
我们这个星期就要各奔前程了，西山关了门，我想到一处去，离开家，就得找个环境美、空气好、又能锻炼身体的地方去。
见到了贺政民，正在苦中，我当然热心地出了些主意，他又有了劲。
长弓把长篇稿子的一部分寄来，也看了，可是下边一直未见，等我一动笔， 怕是不能细看了。很着急。这东西能看下去，有玩意，可是得大改，其中有根本 性的缺欠。我的意见不忙着拿出发表，要再大改一遍，我想可以写好。
《艳》已印到四十五万，因工厂赶不出来，计划数字还没有达到。其实，只要到了五十万，我就满足了。小弟弟一个劲的闹，就杂乱地写这些吧。
握手!
金广（1965年）2月23日
一、你们的行动计划如何，能再来北京吗?
二、王栋说从故乡回来一坐，一直等他，怎么不来？他来一下，许多话可以由他给你们转达呀!
九
瑞增：
三月八日信收到。我没有去西山，又住出版社。五日动手搞修改方案，每日可进行四章左右，估计二十日前，可搞定，以后便一章一章地搞起来——这是为 自己选了一条难道。我想，在创作上，特别是对《艳》，我应当走难道。难道才 是通向高峰的途径。苦是够苦的。今年朴桥总是害病(小病)，牵扯着我。这两天， 每日还得跑回去做两顿饭。
《艳》出版后，在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中，可说是一片叫好声了，可是我特别冷静，冷静得出奇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和想来，《艳》绝对不是我创作的顶峰，我的目标还在前边，那么，它就不会使我冲昏头脑，何况它还存在不 少缺欠呢!评论文章有几篇，遵嘱寄上。本期《北京文艺》又有两篇读者来信， 一般意见，不寄给你了。文艺理论家正处于不爱和不好发言的阶段，看来，要想 从报刊上“轰”一下，是不大可能的。够了，按它的水平，也得到了应得的肯定和报酬。
顺义有两个大队讨论这个东西，我下去参加一个，并选了选生活点。下卷完后，马上下去。到 1967 年国庆，争取都在下边度过。得稳当一点呀!你的意见很好，改出来，也是内部传看，决不出版。决定了，告长弓吧。
这次文艺整风，搞出很多使人吃惊，也使我们警惕的问题。男女问题是那样的害人啊!许多人都在这些上面跌了。革命更加深入了，对作家要求更严，对男女关系问题，不再作为一般生活问题看待，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我们可千万注意 呀!保证不在这上边犯错误;这样太无谓了。党把我们培养起来多不容易，我们自己走到这一步上多不容易，要自爱呀!要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再在修身上严格要求自己。
关于创作，我的方针是:宁可少点，也要好点，宁可慢点，但要稳点;不可急于求成，急是产生一切问题的坏根子。多与少，要看自己有没有把握，不要侥幸啊!把线放长一点，把路子拉远一点，不要把一生的路子在一年半载中就走完， 这个意见也望受到你的重视。
在为人处世上，要小心严谨，永远夹着尾巴做人;有尾巴在作品里去翘，风头在作品里去出，平时人家把自己当成个傻瓜，又有什么了不起;作品出了风头， 对党对己都有利。还有，对朋友要有选择和远近，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让旧道德起作用，得政治挂帅:不要搞到某个小圈子里去;坐在一起，说这个，说那个，抬这个，压那个，快快嘴巴，对自己有何利益可得乎?有人掉进小圈子里了，变成小集团之一员，他自己还“不知道”。
以上这些，是我这次整风的收获。也许是我的“副作用”，供你考虑，但希望你认真考虑。不光是因为我们的感情，而是因为我惜才。
关于《霞云岭》，两个月能改一遍。好，改吧。把一切乐趣和追求放到它的身上发泄吧。立个大志，毕业前改它两遍!有几点请注意:
1.写一批青年是必要的，主要写他们的成长，抵制和平演变和增长社会主义觉悟。
2. 不要牵在故事里出不来，文学的胜利，主要是人。不是给“张承志加活动”， 而是集中你全部力气，写他，散一点也不要紧。
3. 爱情的纠葛要少写，不牵扯最好。
4. 写贫下中农的群像，各类型的。张二虎等要加强笔墨，让他站住几个;张承志要是不丰满，他们可以补充不足。
整风期间，我写了个电影剧本，企图写出地富跟我们斗争的新阵势和新内容; 也想写干部的和平演变(不是主要的)，不参加劳动，怕艰苦，安于现状，追求“够意思”，实际上是这种演变的开端。林默涵同志说的一句话，值人深思:“多吃多占， 就是恢复剥削制度。”
5. 注意塑造各类型的人物，要写出特点来.
电影剧本送上，千万保密，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要让他知道。你看看我的富农和高亮、陈德禄吧。有什么意见速告我。这东西是个初稿，很浅，还要深挖和丰富。
写了一大堆，权当闲谈。
另外，在运动中，要注意吸收营养，得有所得呀!
握手!
金广
（1965年）3月11日晨
十
瑞增：
总想等出版社看了稿子，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再写信给你。可是，看样子，还没有排上去，必要时，可以写信督促一下。
我的这部稿子又改了一遍，第一次交给责任编辑看，大概要等半个月才能知底。我估计要落个“好”字是非常难的，那就一定是超过了第一卷。否则，将需 要大修大改。我准备着第二手。如果说，过去，我对它还是心中有数的话，那么， 改了几遍，把这个“数”，给改没了。不好就不出，忙什么呢!
在几番修改稿子的空隙中，又见缝插针，搞了一个四万五千字的中篇儿童故事《小枣花》，我看着还不错，今日送《收获》了。如果退回来的话，请你看看。
有人劝我少写，我依然还是那么顽固。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没必要压抑自己那火一般的创作热情。要知道，一个作家，这种热情是他的生命和灵魂，丢失了这个，那就不成为真正的作家了。我已经想好，一旦有了这么一天，我会断然 把我的笔折了，立即跟写作告别。挂一个作家的牌子，靠过去一点小名声混饭吃， 我是不干的。因为我还能通过别的途径，为党做事情，何必受这有名无实的苦闷折磨呢?
当然，从《艳阳天》开始，我的战术是有所变化的。如果说，过去是量里求质（这路子肯定走对了），那么，从今，我是质里求量。在创作道路上，没有一定的量， 就不可能有一定的质;没有量的相对增加，就不会有质的相对提高。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受骗!
昨天交了稿子，又把《小枣花》看了一遍，改了一点儿，明日帮朴桥搞搞家务，又要干别的了。干什么还没有想好，也许搞《老支书》的剧本。这当然是应付差事的，不抱希望。
昨天把长弓的新作《乌兰牧骑进行曲》看了一遍。不错。弓兄还是有才的。 就是有点粗糙，是不是有些靠才行事，而不大肯下笨功夫呢?这可是一个搞创作的致命弱点啊!
听到一个消息：以后，《收获》发表的长篇，出版书时不再给稿费，甚至说， 短篇集也免了这种照顾，顶多给一点修改费;还有，《人民日报》对于工农兵作者的东西，已经不给稿费了。希望以后过日子手头紧一点，千万不可再挂上个生活负担的包袱，够你受的了。
你的近况如何?来信谈谈，特别是又写了什么。
握手!
金广
（1965年）6月1日
去岁翠微共纸墨，今朝两地著新篇。举杯曾抒沸血志，小步再论红与专。遥遥长途追分秒，再相见时百尺竿。
寄与杨啸小弟共勉。时为 1965 年六一儿童节下午，作家出版社的小院内。
浩然
浩然
十一
瑞增：
你信中所谈，正合我意。《艳阳天》的二卷据我看虽有一定水平，但距理想的地步会很远;匆忙出版，将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决定尽力而为地修改，无论如何今年不能拿出去。
放一放，倒不是想等得一个“轰动”，不会的，我的作品，过去没有“轰动” 过，以后也不会。我看透了，也想通了。过去曾因没有得到表面上的“轰动”， 没有太多的评论烦恼过——这一点你了解，现在想来，实在太幼稚了。从《北京 街头》到《艳阳天》的出版，我看到另一种“轰动”。这种“轰动”没有形成文字， 也没有印在报刊上，但是它挂在许多读者的嘴上，留在许多读者的心里。这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实实在在的“轰动”。我们以后的创作活动，应当追求后者，而轻视前者。只要自己的作品对党的当前工作，对革命现阶段的运动起了点滴作用， 我们就应当满足、高兴而幸福了。因为它变成了响当当的物质。空得其虚名而流芳千古，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奋斗目标是:我的作品伴着我同时代的建设者们，一块走下去，攀上来， 随他们老死而消亡，千万别逝在他们前边。如果我不会早死的话，那么，我的影响， 会等着跟我的肉体一块离开这个世界，那就很好了。
你也许会觉得我在发牢骚吧?是的，过去，我是觉得我的名气远远没有接近我的实际。现在我知道了，所谓“名”，就是一个作家的活动对现实斗争起到的实际效果。
甘心情愿当一名无名小卒吧!但一定要是“卒”，端枪上阵，真拼真杀。
也许我现在的想法和看法都错了，可是，我的确是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共产党 员作家的正确态度。那就请你批判吧，或者，你把我这些话记下，几年或几十年 之后，来检验我和我的想法、看法!
北京的“四清”要提前，7 月初就集中学习，我可能推迟几天，比如到 8 月初。 这都不要紧，哪天说下去，哪天就走。我得投入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要不然， 总是在书房里呆下去，危险呀!
你们怎么样?毕业的时间定了吗?
全国业余文学作者会议 9 月开，6 月开筹备会，好多材料到了北京，从小道知晓一点儿，对我们也有重要参考作用。一领导说:“过去刘绍棠是我们的教训，现阶段万国儒是我们的教训。”(大意)我们要争取永远不当“教训”而当“经验”。
又胡说了一大堆，打住吧。
起晌之后，主玉来了，又一同到住处，他走后，我就给你写这封信。如果这 会儿你在跟前，我想，又得聊到天亮。
握手!
金广（1965 年）6 月13 日
还有一件事儿忘了告诉你。一月前，栾光远写一七千字的长信，谈当地组织要她暂放长篇搞别的工作，信中介绍了她的苦闷和全部情况。前天，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中宣部了。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我的看法。这件事我考虑再三， 作为共产党员，我觉得应当如此而行，后果如何我就不去想它了。在信中，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让她搞下去，文艺组织具体帮助，二是让她参加这次会议。你看我办的对吗?
广又及
十二
瑞增：
《艳》的二卷出版社已看完，6 月27日便谈了意见。他们认为超过了一卷，只是有关右派下乡问题“吃不准”;实际上只有一章，删去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听完意见，又想了几天，就动手修理;因为想早一点排出校样，好听听别人的意见， 顾不上全改，只是小修补，许多章都来不及再看一下。上个星期交了上册，约有 20 万字，十七八号就排出来了;这几天正改下册，问题稍大些，再花三天时间， 也要把它突击完毕，月底就全排出来了。我这次决定参加“四清”，领导说看了样子， 如果问题不大，就改完付印再下去;如果问题较大，就放放。不论什么样，我还 是希望放一放，“四清”回来再说。趁排字和征求意见的空隙，我要到抚宁住两天， 而后到长春;抚宁访问一个老贫农，长春修改剧本，20 日动身，半个月后回来， 此事还没有和出版社说，汤汝雁同志已等我多时了。
主玉兄这次也下去“四清”，我很为他高兴。昨天晚上约郭澄清(他在给“中青”扩充《社迷》为中篇七万字)、姜树茂(青岛人，写四七年海上渔民斗争长篇)、 张英(与我同室住，上海人，写电业工人长篇)和玉兄谈了一次，对当前创作问题、 稿费问题扯了许多。如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对工农作者已不发 稿费，送一些书，对于作家，最高者每千字六元，短篇集根本不给稿费了。郭之《公社的人们》只得九十几块钱。北京一名为范以本者，得二十五元稿费，退到作协，大受推崇。我倒不以为然。工人可以，农民作者灯油恐怕也打不起了。
到出版社来写长篇者十来个人，多是历史题材，农村的只有我，没有别人。 依我看，几年内写农村生活的长篇也不易过关。不论写什么题材者，水平都很低， 有拔苗助长之感。最近出版的《激流飞渡》倒可一读，我看不错。
我觉得你不必凑这个热闹，长不了。因为你不是新人了，人家不会把你划在那个栏里;越是这样，越应当鼓足劲儿，求个高质量。出版社哪年都出书，给人 留下印象的还是好书。拿写农村生活的长篇说吧，你想想，出了那么多，还能印 的有几部呢?你的第一部长篇，出来之后，应当打响。要打响，晚点没有什么， 早了，可是马马虎虎，一晃而过，不是更可惜吗?题材会不会被人家走在前头， 我看主要看人物。得写人，写了人，自己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霞云岭》在 题材上说已经不少了，《山村新人》写修渠的，方立的《长林坡》也是。因此， 我倒想，决心下一番苦功夫，写“特殊”的人。在题材上再大破大立。要大破大立， 就得到生活里去，摸点新东西。我敢肯定，你这次下去，保证跟你过去下去，完 全不会一样了;只要在下边不要总想写东西，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生活，交几个 朋友，让这几个朋友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子，你爱上他，让他做你的后盾，再写时， 心里才能有底子。这一点，在写《艳》的时候我深有感触。在你说来，生活是多 么重要啊!过去你也下乡，恐怕急着写，影响了深入，同时经验不足，也有所影响。 要想不让新人超过去，得先来个两过硬，一是生活，二是思想水平。
如果下去后，春节能回来，下去是好的;如果马上得到时间，也可以从容地写，写写，下去走走，再写写，就马上动手。我也是春节回来，那时，我们还可以一块儿去写。
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吧。总的一句话，得立大志，不急躁，拿出高标准的东西是上策。
贺的长篇，上卷大概只印了两次，如今有十万册压在书店卖不出去，最近要印下卷，书店不接，出版社也不敢出，因为改动较大，不好办。这件事儿我还不敢告诉他。如今稿子已入了库，何时把压书卖了才能出。你说这好吗?还有我， 如果《艳》1960 年写出来，或者 1963 年就出了，那该是什么样呢?
因为出版社知道我与你的关系，摸出来的底，也不会超出他们信中所说。我再试试。
我身体还好。晚上一般不工作了。买了个电视，回来看看，或者和人聊聊天。夏天总是吃得少，不过顺口了，也还不少吃。
《老支书的传闻》也发排了。《小枣花》《收获》退了，说是前边突出了主人公，贬了别人。明年我可能只写一个中篇，酝酿另一个长篇，多在下边。
再补充一点，你是写还是下去，等出版社的意见下来再定。如果他们比较热，又能顺利地得到时间，就改，改一遍，你找我下去跑上几天，反正我在郊区，回头再改。总之要不厌其烦。因为我也怕“四清”拖住你。当然，四五个月一转眼 也就过去了。
最近在干什么?写写短东西，把新出版的书看看吧。
握手!
广（1965 年）7 月14日
十三
杨啸：
《艳阳天》二卷排出一部分来了，二十日可以排出一半。我有两份样子，想把其中一份，陆续地寄给你，请把第一个印象，也就是跟第一卷比较着谈谈印象，告诉我。
这份样子，请你替我保存，等修改时，我还要用。
我二十日到抚宁县，二十三四日到长春，八月十日回京。有事可写信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转我。
握手!
浩然（1965 年）7月18日
如果王栋有时间，求他看看更好。
十四
瑞增小弟：
这封信是在豆腐巷六号、弓兄隔壁那没有多少阳光的房间里写的。也许，要经过三番周折才能落到你的手上。
接到你那封信，看时的印象是一个字儿，看后还是一个字儿，越想越是那个字儿:“好”。你对文学、对生活有独到的、高明的见解，对我的，还得加上个 “透”字。不过，我还得告诉你，你给我掠走了整整半个工作日。韩小乐那个大差错，几十个人看都没有发觉，而让你给揪出来了。这一段已改出，并大加渲染， 好不容易才扭转过来。感谢你吧，要不然，这个丑可丢的不小，印到纸上，挖不掉，抹不去，能不抱憾终生吗!
在动笔之前，我闹了几天情绪。农民的、基层干部的、《红旗》的和文联领导的意见都谈完了，闹半天，出版社又改了终审人(韦去“四清”)，而且还没有看完。最要紧的还是出版社的意见呀，他们不把底儿亮出一点来，我怎么改。 一生气玩了几天。玩得真苦，一苦就“觉悟”了。不能生气，生气是害自己哪。 九月七日迁至这里，九月九日动笔，又苦了两天，之后，劲头一下子就来了——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比的。
我要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儿着了火，稿纸 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增写了四章，已改到 176 页(本日上午);下午王致远同 志来谈意见，如果没有摧毁性的，很可能顺利下去了。我是决定拼死活了!
你在大学里苦修了五年，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这五年的价值和含义;你学了好多东西，也写了好多东西，在文学事业上，在这里你跨出了第一步——这是蓬 蓬勃勃，而又结结实实的第一步。你空着手进去的，带着五本书出来的。当然， 远不止于此。思想上、艺术上，以及作为一个新社会的作家所不可缺少的经验、 教训，直接、间接也得到了不少——这些，都为你编织成一个最大、最结实的箩筛: 接受生活吧，筛下细白的面粉，供给你的读者。
摆在你面前的是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 关于这点，我有许多想法，等以后再说，如今倒很希望你来京改《霞云岭》， 把它完结，以便来个新的开始。不知你回盟后，能否要求一下。
弓兄是非常得意的，前几天准备“夹着尾巴逃跑了”，最近“百花”之《乌兰牧骑进行曲》、“作家”之长篇，接连被主审者点头了，一个儿童中篇又脱稿， 月底全可大功告竣，届时就变成“翘着尾巴扭走了”。
你到家里安排一下就来吧。要不要这里再催盟里一下?
握手!
金广（1965 年）9月16日匆草
《少年文艺》我还没有找到，等到出版社看看有没有。
杨啸（左）浩然（右）
十五
瑞增：
一阵忙乱过去了，又一阵忙乱要开始——一会儿，出版社的负责人许觉民同志要跟我谈《艳》三卷的终审意见。如果很好改的话，当然了却为佳;问题较大，那就放一放。《收获》连三并四地电话、电报来催要原稿。可是明年第二期才能发表; 发后又不能改了(出版社打成纸型等候)，我就不想发了。如今我只有一个想法， 让这部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上月下旬，也就是二卷付排后，我到郊区去选点，领导让我自己找一个合适 的地方参加“四清”。跑了几个地方，其中两个村子最合适:一个是怀柔县的西茶坞，另一个是同一县的得田沟。两个地方我都看了。前者是大平原，离县城十几里地，回家方便，生活水平高，县委书记在那儿蹲点，对我的照顾也会周到。 后者是深山区，出了万里长城还有近八十里路，五十几户人家，遍布五六条山沟，九里长;其穷困程度，还是头一次见识:早上七点喝一顿粥，就去刨山;下午四五点再喝二次粥，接着开会至深夜。很多小孩子都没有棉衣穿，那种寒冷的程度，更是没有经受过的。可是，人们干劲非常足，性格非常可爱，材料非常丰富。
为了从里边选一个容身之处，我做了许久的思想斗争:对群众贫困的同情心，对朴实、有干劲的社员的热爱，以及向自然界的斗争和建设前景的吸引，我的心，跟得田沟贴在一块儿了。大学王杰的运动和青年创作会议上周扬同志的报告，鼓动了我。我决心要吃大苦、耐大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掘取最新最美的东西去!因为怕回到北京以后后悔，我把行李、刷牙用品、手电等等，全留在得田沟了。
我没有后悔，决心更坚定了，劲头儿更大了。如果现在见了面，你会发现，我的精神境界起了变化;有点像少年时期参加解放战争的样子。真的，我变得年轻了，也好似天真了许多。这也使我很高兴。此时的心境，在纸上很难说清楚， 留着，等见了面再谈吧。
你的情况怎么样?千万要扎扎实实地生活呀!既然已经这样行动了，就要有所得。对你来说，最缺乏的是实际斗争;同时，又要锻炼在实际斗争中吸收东西的本领。这跟政治水平、思想觉悟是分不开的呀!对自己要有革命的精神，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欠，又勇于为提高自己而拼杀。我想，你如今的任务不是写出多少作品的问题，而是铺底子:思想底子、生活底子。铺得厚了，以后自然会写得多，写得好。“创作需要才华”，这不能否认，但，同时又得加一句:“创作需要思想和生活。”
......
八日给你写信，写到这里，责任编辑谢思洁同志找我去谈意见（对三卷）， 马上放下。一个星期过来了，又是一阵拼杀。现在想接着写，情绪已经接不上头了， 只好收住，快点给你寄去。
对三卷的意见谈的也不多，可是不小:抢粮的气氛浓了，这个问题，今天才算初步解决，但不知能否让人家满意。反正，二十日我就要走了。
过两天再写一封信给你，谈点别的。
主玉兄“四清”地点是广西省灵川县老街公社排边村“四清”工作队。得便给他写个信，常向我问你的地址，我也是好久没给他写信了。
握手!
浩然（1965年）12月13日
十六
瑞增：
近月来，遇到了一连串的事情，搞得我精神十分不好，身体也很糟。五一节回家度假，得知电影剧本暂时停拍，要求上中下三卷合为一部片子。这样工程就大了。摄制组从乡下调回，汤也停工了。九日回到公社，当晚接北京你嫂电话，说唐山来了电话，我那哥哥病危。第二日赶回北京，十一日奔林西第三医院;行前心思一动，把小秋川带上了。到那里的第二天，一杯茶水倒在小家伙的脚上，急中无智，用袜子给他一擦，连皮撸掉，当晚又发炎化脓，十二日抱着他赶回到北京，又连着跑了两天医院。看样子，起码半个月也下不了炕。苦了孩子，也苦了朴桥，十五日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得田沟。又连续开了两夜会。昨晚突然又拉又吐。今日才好些......这一连串的事情，花了许多钱，这当然是小事，可是财去人也未安呀!
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搞得热火朝天，而我却游离在外边，心里很焦灼。要批判的作品都在那儿排着队，许多作家都很紧张。
我倒没紧张，但心里很沉很没底。用今天的眼光检查自己过去的作品，有些是有问题的;而最要紧的是，以后怎么写?在生活中，创作的欲望常常萌起，只能压下去。看样子，我还得到外地(如内蒙)参加一期“四清”。这样，66、67 两年是不能考虑写作了。这对我来说，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时期。
你知道吧，今年是我创作生活的十周年。1956 年 8 月写出《喜鹊登枝》，11月发表的。应当有一个新的开始呀!
《艳》之三卷，因出版社不同意《收获》分两期发表(怕影响出书时间)， 只发了二分之一强(他们说是三分之二)。据出版社讲，6 月15日左右，书可以到书店了，只怕出版的那一部分引出意外。有几天很担心，后来一想:不能出更好， 过几年好好改改再出，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我们这里的运动 6 月底可能结束。回去一定得再搞整风。接着就得准备下期“四 清”了。
这便是我的情况。调子很低，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吧?对未来，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不服气，也不死心，不写出几部真正好的作品来，死不甘心。只要身体不垮，坚决干下去。
你信中所谈之事，真是意外。知人知面难知心哪。近来我很少与文艺界的人来往。这方面的朋友多了没有好处，互相间不会有好的、有利于进步的帮助，只能带来麻烦，增加许多负担。还是多花些时间，多跟农民交交朋友对我们有益。 文艺界是复杂的，因为人复杂，得时刻小心。你回到基层，跳出文艺界，太好了。 那件事既已过去，也不必挂在心上;即使没过去，也没什么了不起。
说一遭，还是得发奋图强。先在思想改造方面发愤，让自己越来越红，而且是红到底。不这样是没有前途的;然后在创作上发愤，为写出好的、真正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作品。两者又是互为作用的。“要写革命书，先做革命人”，这句话 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好好在下边生活、改造吧。愿你早日解决党籍问题，别的不急。
王栋同志曾寄到北京两信，长弓也写了一信，都没有回信。如今跟我通信的只有你、玉兄和胡万春了，倒也安定。
得便常写个信来，简单些也好。
握手!
金广（1966年）5月19日
十七
杨啸：
......
前几天接到一位朋友信，说中央有关部门正一批批研究公开发行一些已出版(“文化大革命”前)的书，而且是从儿童文学开始的。如今已批准了两批，第一批有长弓的《红柳》和我的《红林和半斤芝麻》，一共是七种;第二批有你的《老贫农和小山子》《草原上的鹰》和我的《“小管家”任少正》《翠泉》。因为这件事引起，我对已印好了，在仓库压了三年多的《艳阳天》三卷又萌发了公开发 行的希望。但愿它不要变成灰烬和纸浆。
另外，上海《解放日报》已恢复了副刊。据说曾打算办刊物，因领导还没有精力抓而先办起副刊。那几个类似我们的作家，也因徐景贤指示“现在要多出产品，少出作品”，而在工厂埋头劳动。
握手!
浩然
（1970 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