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小平：父亲臧克家在抗战中
近日，一个老朋友把他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拍摄的照片发给了我。在一块标题为：“台儿庄大战中的部分战地记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大型题板上，父亲臧克家的名字赫然在名单第一排的第四位！我的眼眶湿润了。一时间，父亲在抗战中奔赴前线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身影，仿佛穿越了八十六载岁月风尘，站到我的眼前……
1938年，臧克家率领的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与河南“战教团”联合演出后合影。站立者右六为臧克家。
1940年5月，臧克家（右二）与碧野（左一）、姚雪垠（左二）、田涛（右一）在鄂西北前线。
一 抗战爆发前后，以诗篇警醒国人
从小生活在因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山东，父亲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26岁的父亲就在诗篇《战神已在候着你》中敲响了警钟：“敌人的手已扼住了我们的喉，/这可不容把手掩着眼说：/‘这不是一个噩梦？’//五千年的光荣，/还有民族的存，亡，/即刻要自己来决定。//扪一下胸，如果还在跳动，/好了，战神已在候着你，/去创造一个更新的生命。”
1932年3月，他又在《忧患》中愤然写道：“应当感谢我们的仇敌。/他可怜你的灵魂快锈成了泥，/用炮火叫醒你，/冲锋号鼓舞你，/把刺刀穿进你的胸，/叫你红血绞着心痛，你死了，/心里含着一个清醒。//应当感谢我们的仇敌。/他看见你的生活太不像样子，/一只手用上力，/推你到忧患里，/好让你自己去求生，/你会心和心紧靠拢，组成力，/促生命再度的向荣。”《中原的胳膀》《依旧是春天》《生命的光圈》《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父亲这一首首满怀忧患意识的爱国诗篇，在警醒国人的同时，不仅表达了对民族存亡的极大关切，而且为他人生中奔赴疆场的抗战之旅，拉开了序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和斗争中去：“抗战！抗战！/ 将敌人的脚跟，/ 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诗人们呵！/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我甘心掷上这条身子，/ 掷上一切，/ 去赢最后胜利的/ 那一份光荣。”当年这些诗句，正是他真实的心声。
该年11月，他到达战云密布的徐州。当时，中国军队集结了四十五万兵力，准备在徐州地区抗击日寇。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创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想招贤纳士，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当时曾公开张榜，点名希望“臧克家”等知名文化人士参加五战区工作。但是，面对李宗仁并没有实际工作安排的邀请，父亲更向往的是去心中久已渴望的圣地——延安。在父亲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急迫地等待延安方面消息的五六天里，五战区电告抗敌青年军团已成立。父亲决定回徐州，“我要去从军，到铜山，/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这个决定，一下子显出当时父亲急于奔赴抗战最前线做战士的渴望。
1938年1月，父亲加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从事抗战宣传工作。青年军团类似一座军事政治学校，为战争和前线培养后备力量和骨干，将他们一批批输送到抗击日寇的前线。因此，对于学员们的教学与训练，在大敌当前和大战在即的形势下，尤为重要和迫切。父亲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
二 三赴台儿庄前线，写就《津浦北线血战记》
1938年4月初，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4月6日晚，父亲应李宗仁之邀，与李宗仁、白崇禧二将军等同赴台儿庄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
在以后的八天时间里，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他三进台儿庄，深入到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一师、三十师和二十七师前沿，采访者上至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下到普通士兵和老百姓。他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紧接着，台儿庄战役，这津浦北线上中国军民歼灭日寇的大会战，经过父亲自前线归来后七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化为积淀着他的情感和爱憎的长篇战地通讯报导：《津浦北线血战记》。在这篇深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战地通讯报导中，父亲对于战略意义的分析鞭辟入里，对于战争的描写扣人心弦，细节形象生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且有着作为诗人的独特语言风格。4月14日，李宗仁将军在前线亲笔为此文题写了重要的长篇题句。
在生活书店张仲实、邹韬奋先生的亲自主持下，5月初，《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由该书店以最快件赶印出版。除正文之外，书中还收入了数十张真实生动的战地照片、台儿庄战役示意图和几位指挥战役的高级将领的照片及题词，再加上以战时地图为该书封面的设计，使它成为当时最及时的抗战激励书。父亲在此书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
“我写这本小书，没有一点别的念头，除了想把个人在前方眼看耳闻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血的事实向大家来个忠实的报告。有几段是谈战局经过的实况，有几段是战场惨状的素描，此外，一些零星有关抗战的材料，我也很珍重审慎地把它穿插起来，作为枝叶呈现给亲爱的读者，叫置身后方的同胞们读罢它，掩起书本来，默想一下敌人的凶狠，劫后的残灰，无家可归的灾民的惨状以及前线上士兵们英武敢死的精神，而悲愤交集，热血澎湃，来一个深切的自省。如果叫不起这样的反应，那便是我失败了。一个胜利的消息传到后方，大家都鼓舞欢腾，不知争取这个胜利，得多少血，多少肉！单凭想象是不行的，想象填进事实的模型永没有个恰巧，战地给人一个新东西看，而且会使一切人心地放宽，精神健强，希望年轻体壮的朋友们到那里去。……临沂的血战是初次胜利的火花，台儿庄的血战是胜利的火把，它将继续着燃烧——燃烧遍所有的失地。”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而父亲的这本在当时迅速真实地报道台儿庄战役的书，问世即受到欢迎，很快再版。74年后的2012年2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庆贺80华诞而出版的“三联经典文库”中，选入并再版了《津浦北线血战记》。出版者在“本书出版说明”中，用“忠实记录了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读来惊心动魄”来形容它。此书是父亲抗战时期重要代表作之一。
三 抗战诗集《从军行》，半个世纪后仍为人们所熟记
1938年6月，父亲的第一本抗战诗集《从军行》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收入了他1937年7月到1938年4月创作的14首诗。打开诗集封面，几行醒目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诗人们啊！/请放开你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的诗句将哑然无声！”在“时津浦北线正展开空前的血战”的4月7日的灯下，父亲在《自序》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和愿望：“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距离血肉纷飞的火线不远的这地方，在极度慷慨与悲壮的情绪下，编就了这样一本薄薄的诗集。当我重读它一遍的时候，真有点不安与抱愧，把这样薄弱的东西呈献给这样仍为人们大时代中的读者。时代太伟大了。神圣的民族抗战，不但将使中国死里得生，而且会使它另变一个新的模样。现在，每个中国人，都在血泊里拼命地挣扎，都在受着炮火的洗礼，都在苦难中磨练着自己，都在为祖国做英勇的斗争。中国正在扮演着一幕伟大的历史剧。前线上战士壮烈的牺牲；沦陷了的国土上同胞们被惨杀的血迹；流亡道路中的难民的眼泪；遍地民众为保卫家乡而作的血战；青年男女为国忘身的伟大精神……刺着我的眼睛，刺着我的心。使我兴奋，使我止不住悲壮的热泪。同时，汉奸的无耻，颓废者的荒唐与堕落，又使我多么愤恨！……我这样愿望着：把自己的身子永远放在前方，叫眼睛，叫这颗心，被一些真切的血肉的现实，牵动着。这样，或者可以使得诗句逐着行动向前跨进一步。”
收入诗集《从军行》的诗篇，描述着父亲奔赴战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这本跳动着抗战旋律的诗集，许多读者数十年后还能背诵出当年那些名篇名句。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与一位当年的战友久别重逢。两个老人紧紧拥抱。那位年过八旬的客人激动而高声地背诵起《从军行》中《兵车向前方开》里的诗句，一字不差：“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我在场的妹妹立刻感动得热泪盈眶。
四 组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救亡图存
1938年7月1日，由父亲牵头组建的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父亲任团长，于黑丁任副团长，团员有：田涛、邹荻帆、田一文、鲁夫、伍禾、武智仁、李石锋、张克刚（柯岗）、胡小翔、郑桂文、梅丽莎、曾克。文化工作团直属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他率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宣传和文学创作活动，号召民众特别是青年走上对敌斗争第一线。直到1939年春被迫解散。
从祖国天南海北会聚而来的14位成员，凭着两条腿，沐雨餐风，冒盛暑，冲严寒。野外的荒村、村头的破庙，都是他们的安身之所。有时还要冒着敌人追击的危险。每到一地，他们都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出墙报、演小戏、唱救亡歌曲、朗诵抗战诗篇并创作文艺作品，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还要走村入户，开展个别谈话和家庭访问。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忘我的工作和牺牲，随着他们走过的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变作万千人誓死抗敌的意志和心头不灭的记忆。事隔66年之后，著名作家贺敬之先生在2004年2月6日的文章《悼念臧克家同志》中，曾深情地回忆起抗日战争中那段难以忘怀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克家同志是1938年，当时我14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中原大地。在鄂西北均县小城的一所从山东流亡出来的战时中学的操场上，在成百上千的同学的包围中，作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的33岁的臧克家，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向同学们做抗日救亡的演讲。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声中/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很快，整个诗篇随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这段充满情感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父亲，作为一名抗日救亡战斗者的身姿。同时，在紧张劳累的宣传工作和徒步远征之余，他们依然坚守着另一个战场——文学创作的阵地。文化工作团团员、作家曾克到了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为了不影响别人，常常蒙住被子，打着手电深夜写作的情景。这些抗战作品，同样真实地记录着父亲“永远是战士”的人生——“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在武汉商定，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区抗日救亡宣传。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我父亲，都是其中的一员。父亲负责军队抗战文化工作，两个月后又当选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及宜昌分会总务股股长。1939年3月，父亲的另一本抗战诗集《泥沼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五 “文艺人从军部队”的战地之行，在距敌人近二百米的前沿阵地
1939年4月，随（县）枣（阳）战役又打响了消灭日寇的枪声。已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的父亲和姚雪垠、孙陵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出发到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并参加随枣战役。父亲深入在此作战的广西部队84军的173师，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了山头距敌人近二百米的前沿阵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敌寇的大炮飞机向这儿倾泻了三千余发炮弹，半小时前与父亲并肩作战于阵地的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父亲说：我的生命是从炮弹里漏下来的，敌人的机关枪也不曾使我战栗！
此行归来后，父亲在给《文艺阵地》编者的信中，这样描写这次战地之行：“弟同雪垠、孙陵两兄到随枣前线作战地文艺工作，到前线后即分三组。弟到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从军、师、团、营、连部直到第一线，距敌只二百米，鸡犬歌吹之声相闻。弟系卅日夜去的，敌于次日黎明即大举进犯，一日之内发炮至三千余发之多，为沪战后最烈之炮火。弟于炮火中跑出，身边落多颗，幸而不死！回程至枣阳，敌人突冲至，几被包围，往新野、邓县……急行八日两夜，始脱险。敌人在后面仅距三十里。弟现已到河口，将来或再到安徽去看看敌人后方的各种情况……”记录这次战地之行，父亲写了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随枣行》一书中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曾被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选做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9年8月至10月，父亲再次远征。他与姚雪垠等人，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到安徽敌后采访，了解、反映当地的抗战情况，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何伟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并将此行写成长诗《淮上吟》和通讯《淮上三千里》。《淮上吟》开创了他诗歌创作中“报告长诗”的先河，在探索中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朱自清先生曾在1941年9月2日给作家牧野的信中谈道：“臧克家先生的《淮上吟》很不错，比喻特别新鲜有意味。”），它同样是父亲抗战时期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同年12月，父亲再赴前线，于正阳深入刚反正的王月高部。他冒着日寇的炮火，在战地上与官兵共度元旦。他在写于1940年1月11日的120余行的诗篇《我们走完了1939年——给孙陵、雪垠》中这样写道：“我们飞舞 / 在战争的风前，/ 我们拧动时代的轮齿 / 旋转，/ 我们用五千里的征程 / 送走了1939年。”
1940年，父亲与碧野、田涛、姚雪垠结成战斗集体，随五战区与日寇厮杀于鄂西北战场，又随部队转入武当山、古均州和汉江上游的郧阳城，并在荆山、汉水之间大举歼灭日本王牌军……
这些艰苦紧张激烈的战斗岁月，被父亲和战友们深深地镌刻在心间，至死不曾忘却。
六 与抗日将领们结下友谊为他们写下纪念篇章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6月，父亲反映抗战实况的《随枣行》一书，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不送审原稿”为由，“暂停发行”。由于国、共两党摩擦加剧，父亲于1940年10月辞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之职，应三十军军长池峰城之邀，到该军任参议。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三十军之友”的父亲，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但1941年五六月间，他又被孙连仲下了“逐客令”。该年12月，他从三十一集团军参议职上，被调至该集团军所属的三一出版社任副社长。在河南寺庄出版社驻地，父亲开始创作抗战长诗《范筑先》（后改名为《古树的花朵》），直到1942年2月8日竣稿。这部用心血写就的、全面抗战以来第一部五千行长诗，真实生动地刻画出抗日英雄范筑先为抗击日寇“誓死不渡黄河”，与祖国山河共存亡，最终在聊城以身殉国的光辉形象。全诗风格深沉、凝练，笔法跌宕多姿，为中国长篇叙事诗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年7月，他被迫离开了坚守五年之久的抗战正面战场，与母亲郑曼一起从寺庄徒步千余里，于8月中旬到达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开始了新的创作与战斗生活。
从1938年1月正式加入第五战区的工作，到1942年7月被迫离开三一出版社，父亲在坚守抗战正面战场的五年中，尽心竭力地投入这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抵御外侵的伟大战争。他曾在写于1942年的长篇回忆录《我的诗生活》中这样写道：
冬天，我冒着冰刀似的寒冷，骑着大马在风雪吹打着的战地上奔驰，我到过查山，这几次被敌人拿去又夺了回来的今战场；我在鲁寨同士兵们一道在战壕里过旧年，大炮是我们的火鞭。我驰马平昌关，敌人的大炮从老鸦山上把炮弹打落到我的身后身前。我曾在信阳前线深入刚反正过来的彭子文部，同他们一道住了两三天，谈了两三夜。凭这，我才敢写我的《向祖国》，因为我不但听到，而且见到，不但见到，他们的生活、处境、表情，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五年的抗战经历中，父亲结识了李宗仁、池峰城、张华堂、黄樵松、钟毅、丁行等抗日爱国将领，并与其中一些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些抗战英雄和殉国烈士，后来都是他诗、文歌颂和缅怀的对象。父亲曾在写于1947年的长篇回忆录《生活和诗的历程——续<我的诗生活>》中，这样写道：“我们曾经用我们的墨笔，记述他们用血造成的故事；我们曾经用我们的歌词和诗句歌颂过他们，鼓舞过他们，娱乐过他们；我们曾经和他们一道历险，一道随着战争前进或后退；我们曾经以我们的心打进他们的心里去。”这份深厚的情感，被父亲牢记了大半生，直至1991年，耄耋之年的父亲还为这些抗日英雄和抗战故地题词、赋诗，足见他对于这些结识于抗日战场上的抗战将士们的深情厚谊，对这段人生经历的不灭记忆。
抗战期间，父亲共出版了诗集（包括长诗）13本，战地通讯报道集2本，散文集2本。在这些作品中，父亲运用诗歌（包括长诗）、通讯报道、散文、随笔、小说等文学手段，多方位、多侧面地构建着抗战正面战场的多彩画卷。笔触涉及军事、政治、文化、思想、前线后方、军民关系、干部培养、青年妇女儿童……对于正面战场的腐败和阴暗面，他也同样揭露抨击，毫不留情。父亲投身抗战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创作的抗战作品，是他整个人生和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抗战文学宝库和中国文学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写于2024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