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记忆中的钱谷融先生
2011年9月10日，本文作者与钱谷融先生（右）合影
写回忆文坛前辈的文章，越是熟悉的，越不容易写。因为经常见面，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提笔追怀我敬重的钱谷融先生，就碰到了这个难题。只能就记忆所及略写数则片段，不能报先生多年来指点教诲之恩于万一也。
一
跟随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工作那么多年，先生的著作，我几乎每种都有，绝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馈赠的。他的第一本书，最薄的一本书，然而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书，即《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初版），却是我自己买的。正因为书太薄，隐在书堆之中，一时找不到，直到2002年迁入新居，大搬家，方始检出，于是赶快去请先生补签，先生坐在书桌前，大笔一挥：“子善兄哂存 钱谷融赠。”
先生题赠我书，最先称“同志”，后来改成“仁棣”“弟”，或者直接就写“子善”，但这次称“兄”了。我不胜惶恐，马上提出“抗议”：“我是学生，万万不可。”先生笑道：“侬不是我学生啊，是同事。”我当然明白，在先生心目中，改革开放前上过课的、改革开放后正式招收的硕士和博士，才是“学生”。但我1975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求学时，就听过先生开的课。那时先生讲毕，同学中有思想激进者，就嚷嚷要批判先生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们根本不知道，即便真的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也有进步的一面吗？
先生本来是想招我为硕士研究生的。1979年，他首次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是与许杰先生合招的。当时，他已当了整整38年讲师，次年才“破格”提升为教授。我得知消息，就去对先生说，我要报考。先生沉吟半晌，说：“侬现在已在大学教书，不是很好吗？许多人报考，把机会留给他们吧。”先生既已吩咐，我就没有报名。第一届硕士生入学后，第一学年我是先生和许杰先生的“助教”，也一起听课。
四年之后，形势变了，越来越讲究学历了。一次去看先生，先生又说了：“子善，侬已有不少成绩，但看来侬还是得读个学位。”为此，先生专门申请了一个“在职硕士生”招生名额，连我在内，仅两人报名。考试的结果，却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英文和政治两门竟然都没过线！英文未能过线，勉强还可找出理由，政治没有过线，至今没想明白。我可是写满试卷，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马上去见先生，先生的答复是一门不及格，可申请破格；两门不及格，就无法可想了。我知道自己让先生大大失望了，一直深以为咎。先生从此也不再提及此事。
先生不轻易表扬我，记忆中只有两三次对我的习作有所赞许。那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一本教学参考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分配我写戴望舒的《雨巷》赏析，用今天的话讲，属于文本细读的范畴。我搜索枯肠，拖到最后一个才硬着头皮交稿。书于198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天去看先生，先生说：“侬分析《雨巷》这篇写得不错。”方知先生已经读过，心中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还有一次是2004年6月，我编选出版了一本中国现当代作家散文集《猫啊，猫》，先生在《文汇报·笔会》上读到了我的编者“序”，见面时大加称赞，使我有点难为情。顺便披露一下，先生也一度养过猫。其实，先生知道我的兴趣所在，知道我走考据这一路，但从不批评，反而以欣赏的眼光加以关注，必要时才予以点拨。先生与孔子同一天生日，深谙“因材施教”之道，对门下的硕士博士生是如此，对我同样也是如此。
二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是先生亲自主持编选的一套大型新文学资料和研究丛书。从第一种《新文学的先驱：〈新青年〉〈新潮〉及其他作品选》于1985年10月出版始，到最后一种《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于2002年2月出版止，断断续续，前后历时17年之久，总共出版了15种。包括《新青年》和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莽原社、未名社、新月派、京派、中国诗歌会和九叶诗派等重要社团流派的作品选和评论资料选，还有一种陈永志先生的论著《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论浅草社、沉钟社》。就出版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史上可谓继往开来，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先生于1984年10月20日为这套丛书写了“序”。序文提纲挈领，不但揭示了对新文学“各种流派现象深入分析”的必要性，阐明了研究社团流派对于“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的重要意义，而且强调指出：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像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消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
先生这段话说得真好，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拙见仍具有现实意义，仍不失启迪。而且这段话于我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它同时也是我四十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指南，更是对我工作的一种期待和肯定。后来，先生又主持“世纪的回响”丛书，我提出编选新月派评论家叶公超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得到先生首肯，也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先生这篇序文以《梳理新文学的真实发展线索——〈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序》为题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后来均冠于丛书每辑之首。奇怪的是，却未能收入先生的各种文集，包括搜集较为齐全的四卷本《钱谷融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初版），成了先生的集外文。以后再编先生的新文集，这篇序文不能再遗漏了。
这套丛书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到，丛书的编者除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的陈永志先生，绝大部分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同仁。我当时并未直接参与丛书的编选，但承蒙先生信任，具体负责与编者和出版社的联络工作，因此常去拜见先生，汇报丛书进度。一次，我斗胆向先生提出，能否编一本当时鲜为人知的狮吼社的作品选，可请对狮吼社有所研究的上海图书馆张伟兄来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范泉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中的“狮吼社”这一条就是张伟兄撰写的。先生马上同意了。张伟兄得知消息，大为兴奋，立即全力以赴，初选目录也是由我交先生审定的。张伟兄的书稿于1996年10月完成，六年之后才得以问世，成为这套丛书的最后一种。先生翻阅新书，再次表示编得不错，肯定此书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三
1990年秋，浙江大学成立现代诗学研究室并创刊《现代诗学》，先生为之写了《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以为贺，刊同年12月《现代诗学》卷一“名家笔谈”首篇。先生在文中表示：
我一向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与个人情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发自内心深处，直接从肺腑间流泻出来的都是诗，都有诗的意味。不但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剧也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兰姆的《伊里亚随笔》、鲁迅的《朝花夕拾》等等都是诗。研究文学决不可以忘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诗。但近年来，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中，这一点却常常有被忽视的迹象。
在我看来，先生提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之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他先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说的拓展和深化。后来先生在2010年“经典与当代：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曹禺是“诗人”，曹禺成功的剧作“没有说教”，与这个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我协助先生主编十卷本《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初版）、参与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对自己这一主张的贯彻。他坚持何其芳散文入选《画梦录》中的《墓》，首次入选吴组缃的小说《菉竹山房》，选汪曾祺小说舍《受戒》而中意《大淖纪事》，以及他在《中华现代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中首次入选张爱玲的《花凋》，等等，都显示出他的慧眼独具，体现了他的与众不同的文学品位。
《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一文手稿共五页，并非一气呵成。先生反复推敲，多处修改。且举一例，上述“都有诗的意味”和“不但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之间，原来还有一段：“诗，虽然必须是个人情致的表现，不能不打上作者个人的印记。但个人的一切，都与时代、社会有关，因此，诗、文学作品，又必然是要反映社会的风貌，体现时代的特色。”但最后，先生把这段话删去了，可见先生之慎重，也耐人寻味。三年前，一次与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负责人闲聊，始知该馆还未入藏一份先生手稿，这是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先生可是2014年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啊。于是，我把这份手稿捐赠上海图书馆，自以为是对先生的一个有意义的纪念。
四
1990年中期，承校方开恩，我分得华东师范大学二村8号底层中的一间小房，距先生89号寓所仅隔一条林荫小道。从先生楼上餐厅朝北窗户朝下望，就可见到我的房间。这样，我就更可随时向先生请安了。先生傍晚从附近长风公园散步归来，到我窗外叫一声“子善”，我也可马上出来陪先生聊上几句。但先生细心，知道我住在四户杂居、煤卫公用的一个单元里，很局促，从来不进单元找我。
一次先生电召，几分钟后，我就坐在他的书房里了。原来，主持《上海文学》编务的周介人先生致电先生，请教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有无一位名叫余虹的“女作家”。先生说：“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侬弄文学史料，今天考考侬，知道这个余虹吗？”我想了半天，只能如实报告先生：“我也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不等于没有，能否请周先生提供更多的线索，以便查考。先生笑道：“今天找侬，这事还真的与侬有关。”先生告诉我，周先生收到一篇投稿小说，作者已有文名，小说写的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位“女作家”余虹。文中还出现了吴福辉兄和我的名字，写我俩帮助作者“寻找”“女作家”余虹，云云。所以，周先生向先生求证。我这才明白“女作家”余虹是这位小说作者的虚构，难怪先生不知道而“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这篇题为《近年余虹研究》的小说因为写进了两个真人的名字，假假真真，周先生担心惹出麻烦，最后退了稿。小说后刊于云南《大家》1995年第2期。吴福辉兄得知先生此次又“考”我，用上海话说：“钱先生介有趣。”
一连很多年，先生每周有好几个下午要下象棋。对手大都是殷国明兄，殷兄忙时，他指导的博士生也会替代。师生下棋，互不相让，煞是好玩。我也常去，但只观战，从不参战。先生好几次问要不也来一盘？我的水平差到没有水平，绝不敢丢丑。不过有一次，先生战局告急，我忍不住从旁出了个主意，先生扬起头：“噢，侬还是会下的。”殷兄忍不住偷笑。后来，先生对我定下新规矩：有事先谈事，没事就观棋，不想看了随时可以走，茶水自便，来去自由。
不消说，如先生一人在家，我去，他定要自己或吩咐保姆倒茶。更早些，杨先生身体好时，有时是她倒茶。也当然，我决不会让先生倒，保姆不在，我就自己倒。再后来，就自己冲咖啡。这种时候，师生对座，清茶或浓咖啡一杯，随意聊天，在我正是受教的大好时机。问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旧人旧事，先生总是有问必答，侃侃而谈，许多是我闻所未闻，也远远想不到的。先生回忆当年与老师伍叔傥随意闲谈：“谈话都是即兴式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和范围。既有谈论诗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全凭一时的意，纵意所如，真是其乐无穷。”这种情形得以在先生与我之间再现，也真是幸何如之。
五
伍叔傥（1897—1968）是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求学时的老师，师生关系密切。先生晚年曾接连撰写《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我的大学时代》等文，深切怀念这位他极为敬重的师长。先生坦陈，伍叔傥“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尤其伍叔傥的“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先生这话毫不夸张，是出自肺腑的真实之言，不妨举例说明。
先生从不想当“官”，哪怕是当“学术官”。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就有聘请先生出任校图书馆馆长之议，先生婉拒了。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1987年10月，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成都举行的第四届年会上选举先生为副会长，这当然是众望所归，但先生不愿担任。据说王瑶先生最后说：“你不当，那我也不当了。”先生才勉为其难。
两年后，王瑶先生在苏州参加四届第二次理事会后来沪，不幸病逝。1990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杭州召开，我跟随先生参加，这也是我首次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会议期间，一位学会副会长找到我，对我说：“这次年会要产生新会长，论资历论成就，钱先生和田仲济先生等学界前辈都能当，但学会设在北京，如会长在京，更利于开展工作。”他委托我把这层意思婉言转达先生。我吃了一惊，马上向他表示：“我是后辈，又首次参会，实不宜转达这样重要的话。但以我对先生的了解，如您直接面告先生，交流看法，应无问题。”后来他是否与先生谈了，我不知道。但最后的结果，严家炎先生荣任学会新会长。严先生很尊重先生，先生也一直与严先生合作无间。
浙江瑞安是伍叔傥先生的故乡，瑞安现属温州市。因此，自新世纪初起，我的友人沈迦兄和方韶毅兄就起意合作，为“温州文献”丛书编订《伍叔傥集》，经过数年海内外锐意穷搜，终于大功告成。他们知道先生是伍叔傥的高足，拟向先生求“序”。于是，我陪同沈兄拜访先生，先生一口答应。当时先生已届鲐背之年，仍欣然命笔，于2010年9月10日完成了这篇感人的“序”。先生在“序”中首次透露，他大学毕业到交通大学任教，正是伍叔傥先生的大力举荐，并再一次在文中表示：“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对他的思慕中。”这篇“序”先刊于我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我为能够刊发先生晚年新作而感到荣幸。一年之后，《伍叔傥集》问世，仍然是9月10日，沈兄、方兄和另一位温州地方文献专家卢礼阳兄专程来沪向先生恭呈样书，仍然是我陪同。先生拿到这部厚重的诗文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比他自己出了新书还要高兴。
2011年9月10日，钱谷融先生在家翻阅《伍叔傥集》伍叔傥先生以擅长旧诗闻名于古典文学教育界，他的旧体诗集《暮远楼自选诗》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68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华国学会印行线装本，这个初版本我一直没有找到。但我后来在台北得到了学海出版社十年后出版的港版影印本，带回两本，一本奉赠先生，先生很开心。为写此文，我找出这本小册，先生当年翻阅时的专注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且从中抄录一首《读〈世说新语〉》，因先生对《世说新语》也情有独钟，终生喜爱：
魏末盛风流，嵇阮为之唱。心谓竹林游，殆已齐得丧。
过江益相扇，片言见微尚。王刘最标奇，赏玩令神畅。
不有临川王，胜谭将安仰。静夜观古今，我情乐闲旷。
弥觉昔贤高，龌龊实无状。安得千载上，相与共揖让。
六
先生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他年长的许杰、施蛰存、徐中玉诸位教授都很尊敬。在我当许杰先生助手期间，先生数次提醒我，要多向许先生请教，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先生与徐中玉先生是《文艺理论研究》双主编，但先生不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只推荐他认为好的应该发表的文稿，不消说，先生推荐的，徐先生照发不误。先生晚年又经常与徐先生联袂出席各种学术和文化活动，都能互相很好“配合”。我不止一次亲眼见到，在徐先生讲话之后，轮到先生发言，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先生就说：“徐先生讲得很全面，很深刻，我都赞成，没有什么要补充了。”于是，会议顺利结束，皆大欢喜。
先生特别推重施蛰存先生。他1957年3月发表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报告会，主持人就是施先生，这是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后来，他主编《中华现代文选》，入选施先生的短篇《名片》，这又是独特的学术眼光。施先生晚年，我成了两位前辈之间的“信使”，把施先生的近况报告给先生，又把先生的近况告诉施先生，因我在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期间，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施先生，问施先生有什么事要交办。2002年秋，先生说很久没见施先生了，很想念，拟去拜访，于是由我陪同，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到了施寓。由于施先生重听，无法电话预约，我们是不速之客。我陪先生进入施先生二楼那间书房兼会客室兼卧室兼饭厅的朝南房间，施先生见到先生突然来到，似很高兴。两位老人家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不复记忆。幸好，先生在2003年端午节写的《施蛰存先生》一文中留下了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和陈子善兄同去看他，见一人木然地坐在方桌旁，意兴寥落，毫无昔日神采。且耳朵聋得厉害，无法对话，只能进行笔谈。我尽量用过去一些共同经历的琐事来引起他的兴趣，但他似乎虽然很能理解我的用心，却总还是唤不回往日的热情。我和子善坐了片刻，不得不站起来告辞，心头不禁有些凄然。
1993年，在《王礼锡诗文集》发布会上，左起：陈子善、冯英子、徐中玉、钱谷融先生的“凄然”，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告辞出来，站在施寓弄堂口，我正要扬手招出租，先生提出他要自己走一走，让我乘公交车先回家。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马上表示不行。但先生执意不肯，无奈只能听从。回到家后不放心，致电先生寓所，得知先生也已平安回寓，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应该是先生与施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晚年，虽有众多学生陪侍左右，但我觉得先生还是寂寞的。先生能谈得来的学界同道，除了本校这几位前辈，还有北京王瑶先生、西安霍松林先生、南京程千帆先生、广州吴宏聪先生、上海贾植芳先生和王元化先生……先生与他们的年龄相差最多不超过十岁，都是同代人，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坎坷人生遭遇，在学术上也常交流切磋或密切合作，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就有幸多次亲历先生与南北二王、贾、吴诸位前辈的聊天。90年代初程千帆先生书赠先生的旧体诗，先生还专门给我看过。而他们先后在先生之前远行，先生能不伤感吗？有时与我谈及，总感慨不已。人们都知道先生爱读《世说新语》，案头常备书就是《世说新语》，但为什么爱读？魏晋名士重友情，恐怕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吧？“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鲁迅《哭范爱农》句），读先生忆念王瑶、王元化等先生的真情文字，我就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七在先生的客厅兼书房里，长期以来悬挂着王元化先生手书的一副对联：“收百世阙文，采千载遗韵。”中间则挂着俞云阶先生画的先生油画像，真可谓中西合璧。对联是晋代陆机名文《文赋》中的句子，元化先生用来形容老友的文采风流，自然再贴切不过。记得对联刚挂出，我就见到了，与先生谈及，先生明确表示，他喜欢元化先生的字。
先生自己不常写字，不像他的老领导许杰先生晚年经常挥毫。我只见过他的一条横幅“文学是人学”，写得很有气势。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唐金海兄举办书法展览，请先生题写了书法集的书名。而且，我为学生编的一本书，也请先生题了签。
我的首届硕士生周伟红是南社首批会员朱梁任（1873—1932）的外曾孙女，她花了很大工夫，编成了一本搜罗颇为齐全的《朱梁任纪念文集》，列入“中华南社文化”书系出版，拟请先生题签以光篇幅，托我设法。我告诉她，先生已经95岁高龄，能不能写，我不敢说，你自己对他说吧。于是，我带她在一个下午拜访先生。先生正在卧室观看电视，记得是京剧（或昆曲）演出。先生平时喜听评弹，喜看京昆，这是江南一带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雅好。我俩进室，先生就关了电视，与我们聊起天来。这天他精神很好，知道了伟红的来意，马上应允：“好，现在就写。”他老人家起身到对面餐厅的饭桌旁，我帮着铺开纸，他执笔蘸墨，一挥而就，笔力酣畅。伟红千恩万谢，满载而去。
可惜由于整套书系统一规格，先生的题签未能放在封面上，而改放在扉页上，读者如不打开书阅读，不会知道为这本书题签的是钱谷融先生。《朱梁任纪念文集》2014年9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先生一共题过几个签，但这应该是先生所题的最后一部书名了。还应补充的是，这本书的“序”是我写的，这也是我们师生三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别有意义的合作。
《朱梁任纪念文集》扉页钱谷融先生题签大概自90年代末起，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上午，我都要到先生家拜年。先到先生家，再去近在咫尺的徐中玉先生家。中文系齐森华、陈晓芬、谭帆等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同仁则先去徐先生家，再到先生家。我们每年都会在先生家会合，谈天说地一阵，再各奔东西，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雷打不动的规矩，而先生也每年都兴致勃勃，与我们这些后辈欢谈。
不料2017年春节，我因感冒发烧，无法出门，只能致电先生拜年。该年9月28日，先生就飘然远行了。这天正是先生虚岁一百岁的生日，下午在华山医院的情景，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我和万燕、“倪大红”倪文尖等先生的高足先后来到华山病房向先生恭祝百年大寿，先生却已在输氧，在与病魔搏斗。傍晚时分，我们悄然离开。我给先生拉上了窗帘，让先生能好好入睡。不料晚饭后就接到电话，先生于九时零八分逝世，走得安稳。他老人家这一睡，与我们永别了。我与先生的公子钱震来兄同岁。10月1日，我在万分悲痛中拟了这样一副挽联：“不算导师更是导师，不是父亲胜似父亲。”不计工拙，只为聊以表达我的深切哀思。
我不才，先生生前只对他的《散淡人生》一书出版发表过一点感想，而今又只能写下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零零碎碎的回忆。然而，先生的道德文章，先生的智者风度，先生的散淡人生，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在共和国文艺理论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价值，先生的鲁迅研究、曹禺研究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早就已有而且还会继续有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进行探讨，对此我深信不疑。
谨以此文纪念钱谷融先生诞辰10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