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韩东，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小说家，他的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而近年来，他更是跨界尝试，以导演的身份在电影领域展现出了独特的才华。在202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进韩东的艺术世界，探寻他的创作之路。

环球网：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初衷吗？

韩东：我1980年代即开始文学写作，开始是写诗，深受北岛为首的“今天”诗人群的影响。1990年代写了一大批中短篇小说，2000年以后写作长篇，平均两年半一部，一共写了6部。2016到2018年，执导了一部电影、一台话剧，大约2019年下半年“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至今。其间诗歌我一直都在写，没有中断过。我越来越是一个“作品主义”者，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写出现代汉语最高标的作品，或者是我个人能写出的最好作品。

环球网：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和“新生代小说”的主要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标签的？它们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韩东：标签的存在是言说的需要，对为读者知晓具有正面影响。但就具体的写作而言，写作者不应该背负任何标签。况且“第三代”或是“新生代”都是评论界的发明，并不是我的自指。写作者需要背叛他身上的任何“标签”，甚至需要背叛熟悉他的对其写作有固定期许的读者，如此，才能有自由和新的可能。

环球网：您的作品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等多个领域，您是如何平衡和选择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的？

韩东：诗歌是我的根基，也是语言艺术最基本的着力点，当然也是最高端的形式表达。散文类写作（主要是小说写作），对我而言是日常工作。只有语言过关，散文写作才可能成为一种艺术，最好的散文或者小说在我看来是艺术品，和诗歌一样，和音乐一样。当然那是最好的，没有诗歌不成正席。就其工作方式和心理要求而言，当然是不一样的，这里就不多说了。以不同的方式、技术和心理应对不同的“体裁”，可使写作这件事变得丰富和立体。

环球网：您的诗歌风格独特，语言简练而富有力量，您能谈谈您的诗歌创作理念吗？

韩东：最重要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向自己学习，你能写出什么或者你是否能写出自己，是一条艰辛的探寻之路。简练，很可能就是我身上挥之不去的东西，一下笔就这样，或者这样我才觉得踏实。第二个概念就是多元，理解并欣赏“异于己”的东西在今天尤为重要。写作者的排他性只能落实在他的写作中，但作为一个“文学”的公民，为他者的辩护也许是更必要的。

环球网：您的诗集《诗人的诞生：韩东的诗歌课》是基于您教授学生写作诗歌的课程录音增补修订而成，您在教学过程中有哪些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心得？

韩东：不是增补和修订，准确地说，那是草稿，我全部重写了一遍。成书后我偶尔翻阅，觉得当真是深入浅出、苦口婆心——这不是自夸，是想象成一个和此书无关的读者在读这本书。继而我想到，如果我年轻学艺的阶段，能有这样的一本书那就好了。这并非是体系化的教学，没有从一到二到三到五，可说是一本一个写作者实地操作的经验之谈。写作是无法教的，但是可以学，可学而不可教的东西就需要这样的一类读物。这不矛盾。所谓可教就是一步步来，有体系有过程有目标，所谓可学就是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无体系甚至也无一个标准化的固定目标，比如在重点期刊上发表。你博采众长，我这算是一家之言，很多“家”便构成了你寻找自己独特路径的路牌。针对一般读者（不是想写诗的人）而言，《诗人的诞生》也可起到“祛魅”和“澄清”的双重作用，使之更确切也更真切地了解现代诗歌是怎么一个概念。

环球网：您如何看待当代诗歌的发展和现状？您认为现代诗歌应该具备哪些元素和特质？

韩东：我说过，一个时代的诗歌也就是几个人的事，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出了几个大诗人，就是诗歌的辉煌时代，没有就是贫瘠的时代。至于从普及的角度说，现代诗歌的读者似乎比前几年多一些，畅销文学不谈，就严肃作品而言，这几年诗集的销售要强于小说，这可能和网络阅读有关吧。诗歌短小、直接，便于网络阅读，较好的效果延伸到纸质出版。至于说到现代诗歌具体有哪些特质，我认为首先是自由，脱离了格律的羁绊，诗歌似乎怎么写都可以——这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展开。现代诗歌可以做各种尝试，无论是样式还是本质都充斥着自由。有的诗人惧怕自由，急于用一些教条将自己的写作方式加以固定，并推而广之，便是愧对自由，也毁坏了多元。自由、多元、个人化，我以为这些即是现代诗歌的特征，也是特质。

环球网：除了文学创作外，您还尝试了电影和话剧的导演工作，这些跨界尝试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韩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我看来都可以统一在创作这个概念里，都是一种写作。常年伏案也需要换一换脑筋，换一个角度认识自己的工作。我没有跨界，更没有转型，文学仍然是我的“本职工作”。

环球网：您认为文学、电影和话剧这三种艺术形式在表达上有何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您在未来的创作中是否还会继续尝试跨界合作？

韩东：不同之处就不说了。相同的，都是做作品，都是某种“艺术工作”，当然各自都有它的专业性，工作方式甚至南辕北辙。当导演，还不完全是一个做作品的问题，需要和各种社会层面的因素交往，我拍了一部电影，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总觉得不拍下一部就浪费了。当然，如果有机会再拍电影或者做话剧，我感兴趣的还是创作部分，至于“制片人”的工作在我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可交与专业的人去做。

环球网：除了您自己的作品外，您还有哪些书籍推荐给您的读者们阅读？为什么？

韩东：好书很多，一时无从说起，就推荐我手头在读的安妮·卡森的套装诗集《红的自传》和《丈夫之美》。安妮·卡森是一位仪式感很强的诗人，繁文缛节很多，所以一开始读她我很不耐烦。但读进去后，通过她设置的那些“拒绝”或者“诱惑”后，你的确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她设置了多重而繁琐的机关，但并非是一个骗局（在不少人那里就是一个骗局）。安妮·卡森的“主体”完全由叙述构成，有的地方甚至朴素到野蛮，好极了。再推荐一本去年读过的，李硕的《孔子大历史》，比他的那本顶级畅销的《翦商》还要好。

环球网：您平时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籍？能否推荐一些您认为值得一读的作品？

韩东：各种书都读，比较杂，一般都是碰上的。年轻时代翻译小说读得比较多，属于正餐。对我影响至深的当然是西蒙娜·薇依，她的《重负与神恩》，我读了无数遍。诗人中我最喜欢的是R.S.托马斯。太多的天才、大师、不朽者，说不完的。说一个比较冷门的吧（在爱好读旅行记的人那里也许不冷门），日本河口慧海的《西藏密行》，简朴之极，也惊心动魄之极，但读下去需要很大的耐心——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浮躁的时代，基本无人读书。

环球网：在您的阅读经历中，是否有一些特别印象深刻或对您影响深远的书籍？能否谈一下您的感受和启示？

韩东：总之，我比较喜欢读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读物。科普作品一度我也喜欢读。影响我的书籍和作家有很多，的确无法开列，大家可以看《诗人的诞生：韩东的诗歌课》中的附加书单，那里有部分我读过的书。

环球网：您在未来的创作中有哪些新的尝试或挑战？您希望突破哪些方面的限制或困境？

韩东：挑战很多，一直存在。小说和诗歌写作中有一些方式和心理上的问题和考验，是无法向外人道的。对我来说，就是设想某种奥秘的存在，然后尽量深入去触摸。如果能写出一两篇超越天花板的作品就足矣，其余所写都算作过程中的习作。数量的积累对我而言不具有意义，问题仅仅在于质量，在于某一个高点。至于外部的限制当然有很多，比如，我年轻时代出版过的小说今天未必就能出版，所以，我一直想着挤出时间写一点无法发表的作品。“抽屉文学”在未来可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